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的產業集群理論綜述(下)
陳柳欽
四、評述
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研究為解釋經濟活動的集聚和擴散現象提供了新的視角、理論、方法和工具。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抓住了導致產業集聚的最為本質的經濟力量──收益遞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兩個地區在自然條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歷史事件)導致產業開始在其中一個地方集聚,由于經濟力量的收益遞增作用,在地區間交易成本沒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場的條件下,就可能導致產業的集聚。克魯格曼等人所倡導的新經濟地理學豐富了國際經濟學研究中有關跨國企業的區位選址問題。他們提出的規模經濟、外部經濟具有很強的前瞻性,以規模經濟、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假設條件來研究區域經濟問題比新古典經濟學更接近現實。克魯格曼的壟斷競爭模型在融合傳統經濟地理學理論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多種影響因素,如收益遞增、組織理論、向心力和離心力等的作用,證明了低運輸成本、高制造業比例和規模有利于區域集聚的形成。新經濟地理的關鍵貢獻在于建構了清晰、嚴謹、精致的模型,打破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中生產要素不能流動而商品貿易又無成本的不實際假設,為經濟活動的空間研究提供了一個主流經濟學的標準分析框架,使經濟集聚與區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主流經濟學關注的中心;特別是利用理性決策和簡潔的一般均衡來模型化分散和集聚、或向心力和離心之間的均衡問題。運用這些分析工具,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處理收益遞增、貿易成本、遷移以及與投入產出。通過這些努力,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力圖把新經濟地理學帶入主流經濟學的殿堂。
新經濟地理學
將傳統的貿易理論所強調的趨同力量與20世紀50 年代以來的發展經濟學家所描述的趨異力量融入到一個共同的分析框架內。這樣做的好處在于它使得我們可以將趨同力量與趨異力量與微觀經濟狀況結合起來。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與經濟一體化過程相關的基本傾向,以及區域政策可以怎樣地影響這些傾向。新經濟地理學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對集聚現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設下對現象背后的內在機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經濟源于報酬遞增以及產業集聚隨運輸成本非線性變化乃是新經濟地理學的根本創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經濟導致集聚”的循環論證。新經濟地理學站在經濟全球化視野下重新考察了國家和區域的經濟發展問題,具有一定的政策含義。
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和發展,同樣也引發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來檢驗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因素對于產業集聚的影響。但是,這些實證研究卻相對比較忽視經濟政策的作用。當然,這并不是說經濟地理學完全忽視了經濟政策對于產業集聚的影響,確切地說,在新經濟地理學中,由于非常強調如歷史事件之類的偶然因素在收益遞增機制的作用下對產業集聚的影響,經濟政策的變化對某個具體的地區而言,就可以被視為導致其工業集聚的偶然事件。
克魯格曼將產業集群整體作為研究對象,未能深入到產業集群內部深入探討影響產業集群演進機制的微觀要素,也未能深入剖析產業集群發展模式與區域創新能力及其本地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克魯格曼比較強調大型公司的內部增長和組織間能量化的市場聯系,而忽視了公司活動所產生的難以量化的非物質聯系(如信息、技術聯系)和非正式聯系(如人際關系間基于信任的聯系)。同時,克魯格曼的新模型忽略了交易費用對產業集群的影響。如果區域內交易費用很高,即使植入新的產業或企業,也難以形成集群。他認為產業集聚空間格局的形成及鎖定效應,是經濟活動收益遞增和運輸成本相互作用的產物。另外,新經濟地理學強調市場規模經濟而忽視技術外溢在區域經濟聚集中的作用,因此,它不能解釋技術在促進產業增長、區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中的作用。
新經濟地理學在把經濟地理學納入主流經濟學過程中應用最多的無疑是數學模型,這是主流經濟學家最擅長的工具。克魯格曼認為經濟地理學在時代中迷失了方向主要是缺失數學模型所致,“最終,我們會借助巧妙的模型把空間問題納入到經濟學中來”,“問題是沒有什么可以取代模型,我們一直都在借助簡化的模型思考問題”。他認為復興經濟地理學首要的是重建數學模型的權威。但是,新經濟地理學研究的空間聚集模型及區域收斂模型陷入空間均衡及穩態的數學分析之中,存在空間研究的模糊性。
盡管新經濟地理學家知道區位、區域和場所常常代表某種經濟景觀中抽象的點或其他的形狀,而文化、社會、制度、歷史等重要因素卻被排除在模型之外,很少或沒有找出一個實際的區域規模,在這個區域規模上分析收斂問題,沒有得出不同的空間規模是否具有不同的趨于收斂趨勢的結論。新經濟地理學家忽視區域在社會、文化機構及制度等方面的差異,甚至區域間產業結構的差異也被認為是次要的。不同的社會、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在各地經濟活動中起著重要作用,新經濟地理學者們雖然也承認制度、文化、社會因素在產業集聚過程中的重要性,但因為很難將這些因素納入數學模型,對它們進行“精確的”分析,新經濟地理學家就不充分考慮這些因素,既沒有討論是否存在用以分析趨同的合適區域層級,也沒有分析確定區域趨同中各種不同趨勢是否有可能出現于各種不同的空間層級。因此,新經濟地理學在分析產業集群的社會文化根植性時,很難說能夠比較精確地、客觀地進行分析。正像克魯格曼所說的,如何給社會、知識和文化分析一個堅實的微觀基礎是這個一般理論研究方向的關鍵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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