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百年，地理的變化大約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地區開發走上了“全域性開發”的道路，一是地區中有了新的模式出現。

這些正是給我們留下的遺產，也是今天“化”的“立腳基石”。

但是在“虛妄史觀”和“if”的支配下（如假設李自成能坐穩江山，或不要早早達到四億人口，就會如何如何），這些似乎都沒有什么意義，甚至未曾發生才好。因而歷史也不免遭到扭曲（在這里是指清史而言），或出現某些“盲點”和“斷裂”。

例如，拿明代“地圖”與清代相比，無論在疆域（相差數百萬平方公里，一半以上的國土面積）、耕地（相差六七億畝，大約一半左右的農耕面積）、還是人口上（相差三億人，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二），差距都是巨大而明顯的。這些恐怕都是人們熟知的史實，但它在人文和經濟地理方面還有什么意義？又和以后的歷史有著什么關系？對此，我們還有不少應當思考。

一

中國的版圖，在秦漢之際已是相當遼闊，特別是內地省份，與今天似也不惶多讓。因此很容易使人產生誤解，以為土地開發也早就弗遠無屆，走上了一條迅速開發和“均平發展”的道路。實際的情況卻可能不是這樣。到明代末年（從以后的統計數字上看），中國還有一半耕地沒有開墾，就是一個重要的史實。一方面，中國很早就進入人口密集型的精耕農業，另一方面，它的土地開發，走的卻是“成熟”一片（即把它作成精耕農業），再開發一片的道路（這和人們潛意識中美國式短時間內迅速“撒向全國”是不一樣的）。這一個過程，至少從漢到清，就走了很長時間（由是我們也可把漢代和清代的歷史重新銜接起來）。<1>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再來觀察近代經濟地理的變化。借助于人口分布圖，可以明顯看出，明代的中國經濟的重心，是太偏重于東部運河沿線了（即南北直隸、山東、浙江等“基本經濟區”）。從人口統計中可以看出，三分之二的人口分布在東部地區（上述省份加上江西、福建），其他省份只占有全國三分之一的人口。據史書記載，直到明代后期，淮河流域和湖廣等地仍屬“地廣人稀”、“曠莽之墟”，<2> 更不用說東北和西南地區了。

這一切在清代獲得了極大的改變。在民國年間新的耕地統計中，絕大多數都是前代開墾的（民國耕地增加很少，主要集中在東北等地），其中清代占了將近一半。原屬落后地區的湖北、湖南、四川，在清代成為最重要的糧食生產區和輸出地區，同時獲得顯著發展的還有廣東，以及東北和等地。

舉例來說，四川在明代的人口比重，只占全國的百分之二（1393年，2.4％），到清代則發展到全國的十分之一（1851年，10.4％）。東部與西部的比重，由明代的2∶1，改變為清代的1∶1 。中南和西南地區所占比重，也由百分之十九，上升到三十四。<3>

這可以被稱為國土的“全域性開發”，是清人的最大成就之一。它奠定了今日中國耕地的基礎，相比之下，明代則差得很遠（且不談西部和北部邊疆地區）。

進而言之，沒有清人的努力，當十九世紀面臨外敵入侵之時，中國的西、北部邊疆固然會呈現完全不同的態勢（對比明、清兩代的疆域圖），二十世紀的對日抗戰，也將無法想象（如果沒有對西南地區的開發）。

由此可見歷史的發生，自有它的，并不憑依人們的喜怒愛憎，它也由此而取得它應有的歷史地位。

二

清代中國的成就又不限于土地的“全域性開發”，也許更重要的，是出現了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在中國早期歷史里，糧食是一項最重要的產品。因為沒有充分的糧食供給，中國古代文明就無從建立、發展和繁榮。在很長時間里，中國各地區糧食都供給有余，其主要問題是如何尋求和擴大產品的銷路。糧食生產的這種情況，只是到近幾百年才發生變化。

到清代，隨著人口的迅速增加和耕地的全域性開發，人們必須考慮，在耕地不再增加、投入也幾近飽和的情況下，如何擴大生產可能性的邊界，和進一步發展生產。為此，如何安排糧食和其他作物的生產，就更為嚴重和有了新的含義，它已不再可以任意為之，而成為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不少地方都在原有的糧食生產之外，發展了新的優勢產品。例如在清代四川，蠶桑的發展，使它成為全國幾大產區之一，每歲獲利不下數百萬金；棉花棉布，在與湖北輸入品競爭的同時，可以銷往云南、貴州，或千里以外；隆昌、容昌麻布，販至京師，遍及各省；紅花則遠銷江南，煙草可銷售湖廣、河南，它們的收益都遠遠超過了糧食種植。四川就這樣提高了它的生產階梯，能夠在長時間內養育全國十分之一的人口，成為中國人口第一大省。<4>

四川盆地的發展已顯示出一種新的模式，但是它還不夠典型。最典型的例子也許還屬廣東。

古云“東粵自來多谷”，一向作為中國稻谷主產區的廣東，到了清代，卻變成了稻谷的大量輸入地區。據說康熙雍正年間，廣東一歲所產米石，僅支半年有余，即豐收而乞糶于廣西者猶不下一二百萬石；民國年間，每年輸入糧食平均為一千二百多萬擔。<5> 廣東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農業，遂走上了一條主要致力于蠶桑、塘魚、果品、甘蔗等生產以至“民富而米少”的道路。

例如，在南海縣九江鄉，明末清初已是魚塘十之八，田十之二，力農本務無幾。其鄉地如棋盤，周回三十里，黑脈者堤，方格者池塘，池塘養魚，堤以樹桑。所產魚苗，販往兩粵郡邑以至豫章、楚、閩，并從外地購回米谷。據稱九江利賴多藉魚苗，次蠶桑，次禾稻，次園眼，次芋。糧食生產只能位于魚、桑之后，占據一個次要的位置。但是這樣一個地位也不能長久保持。乾嘉以后，民多改業桑魚，無田可植，幾乎全部地土都改為基塘，不再生產稻谷。道光年間，九江鄉落為南海冠，男女二十余萬，日需谷二千余石。正合人均日食一升之數，說明其所需米谷幾乎全部需從外輸入。綜計一年所需，可達70－80萬石之多！<6>

與九江為鄰的順德縣龍山，鄉田原倍于塘，乾嘉之際以田入歉薄，皆棄田筑塘。故村田不及百頃，民舍外皆塘。每歲魚價以數萬計；而蠶凡八熟，所售絲價，每一墟期輒以萬計。龍山人口，嘉慶初年通計不下十余萬人，其口食盡仰給于他鄉。咸、同之時，全鄉只剩有民田數十畝。與之相鄰的順德縣龍江鄉，道光年間也是舊有稻田，今皆變為基塘；鄉無耕稼，而四方谷米云集，<7> 全部依賴外來谷米。

與九江隔江相望的鶴山縣坡山、維敦等地，亦幾于無地不桑，無人不蠶。而魚利最饒，常舟載而鬻諸省會。<8>

綜計上述以九江為中心的基塘區人口，在道光年間當不下50－60萬人，每年需輸入的米谷，約為200萬石。這當是一個很大的數值。

在珠江三角洲地區，九江四周不過是桑基魚塘區的一小部分，在清代，這一區域還包括西起西江西岸，高明、鶴山的沿江地帶，東經南海，以至順德整個南部地區，南到新會、香山北部，這樣一個寬廣的地區。根據現代衛星象片等量測，在1980年左右，珠江三角洲上桑基魚塘的總面積為1172平方公里，<9> 約占三角洲總面積的10％，總耕地面積的22％。應當指出，這一數字與清代所達到的水平尚有不小的差距。我國著名的傳統產品蠶絲生產中，粵絲從清末以來便占有三分之一的產量，其絕大部分即為三角洲所產。珠江三角洲以小得多的面積能與長江三角洲的蠶絲產量相抗衡，足以說明其產量之豐富與產區之集中。

在魚、桑之外，還存在大片的果品種植和果基魚塘，象順德陳村周圍四十里及從南海平洲東接番禺大石，又至增城沙貝“蔽虧百里”的荔枝、龍眼產區，番禺、增城、東莞“連崗接阜”、“動以千頃計”的甘蔗產區，以及香山、新會等地數十里相連的柑、桔，和成圍成頃的蒲葵產區，無疑也是不種或很少種植稻谷的。在順德縣，據光緒年間估計，已是禾田多變基塘，“蒔禾之地不及十一”。<10>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出如下幾點∶1）糧食生產在珠江三角洲已不占主業的地位，而只是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不少地方已經不種或很少種植糧食作物；2）與之同步發生的，是養蠶、飼魚以及各種果木和經濟作物栽培，已成為該地的主業和經濟的重心，在一些地方甚至成為農業的唯一出產。這里我們尚未計入農村經濟中傳統的部分。<11>

廣東珠江三角洲為什么會發生這一轉變，它的原因是什么？對此，我們應從一個更大的區域范圍來作考察。

在宋代，廣東及其毗鄰地區廣西、湖南、江西等地都是盛產稻米的地方，并有不少剩余可以運銷其他省區。如廣西生齒不蕃，需谷不多，故谷賤莫甚，只得銷往廣東等地。<12> 在這種情況下，廣東、廣西等地區的經濟將如何發展？看來其可能的途徑，一是找到米谷銷路，從而擴大其生產；另一個就是抓住時機，實現經濟結構的轉變。明清時期廣東經濟的變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在歷史上一個很長的時期之內，粵、桂、湘、贛諸地的米谷就在互相爭奪市場，互相沖擊，各自生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壓抑。這可能也是我國中南地區很長時期發展遲滯的一個原因。不過，他們現在面對的已不僅是如何擴大產品銷路，而是如何使經濟進入一個新階梯的問題了。不錯，無論是江西、湖南還是廣西，在米谷這一主產作物之外，并不是沒有其他可以獲利的生產，我們往往在各地都能看到這類記載，他們勢必也曾程度不等地開展過這樣一些經營，或說在較低的水平上調整了自己的生產結構。但是，他們誰也沒有廣東珠江三角洲的優勢突出，和感受到問題的尖銳，并像歷史事實表明的那樣，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實現了經濟結構的大幅度調整。

當面臨上述各方面壓力時，廣東珠江三角洲既擁有較高的機會成本和廣闊的發展可能，就要放棄米谷，而去從事收益較高的其他經營。大量將稻田改為魚塘、蠶桑、果木、甘蔗、蒲葵等現象，就是這樣發生的。珠江三角洲從糧食開始，逐步退出若干生產經營，使農業逐步向較高層次，向經濟上更能獲益和幾乎獨具優勢的品類發展，從而實現了農業結構的轉變，并終于使它成為一個“繁盛甲于中國”的省份。<13> 這，就是近幾百年廣東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的歷程。我們地區經濟，不能不把它放在一個較大的區域環境和較長的歷史背景之中，否則就難以充分了解該地區經濟發展的確切含義。

清代廣東的上述轉變，是否由于本省生產能力不足以應付本地的需求，從而“被迫”做出的一個反應？這種看法也不一定正確。事實上，追求本省糧食自給，在廣東并不是不能做到，但這樣就會喪失了結構調整的良機，導致收入水平的下降；而一些地方糧食的自給，也未必能始終保證。<14> 在人地比率越來越低的情況下，這并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珠江三角洲農業的這一發展，不僅對其自身，也給周圍地區帶來益處。它擴大了對糧食等初級產品的需求，從而使廣西等地的生產優勢得以發揮，促進了該地區經濟的發展。如廣西從歷代統計人口不到200萬人，昔日“土曠人稀多棄地”的狀態，到清代發展到近千萬人口；并到清代后期，仍汲汲于謀求米谷輸出的擴大。<15> 另一方面，在從廣西輸入米谷、木、牛等產品的同時，廣東也供給廣西果品、糖、鹽、鐵器、陶瓷和各種紡織品。這樣就建立起一種區域間各自發揮優勢的經濟交流關系。<16>

廣東及其毗鄰地區的發展，已具有不僅局限于小區域內的更大意義。當時實現了經濟較高發展的地區，除廣東珠江三角洲和四川盆地外，還有江南長江三角洲，以及華東、華北、華中棉區中心地帶等一些地方。地方雖然不多，但意義十分重大。

三

如果說清代的廣東珠江三角洲可以作為新發展模式的一個典型，那么，另一種模式的典型就非江南長江三角洲莫屬了。

在清代中國，一方面，以農家手工為主的傳統工業走上了一條廣泛而分散的發展道路，以滿足當時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工業需求；另一方面，在江南長江三角洲出現了一個相對集中的，以工業產值為主要收入的“傳統工業區”。可惜，這一事實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人們多把眼光集中到了江南地區的其他問題，而忽略了它在中國經濟史中的基本含義。

從地區發展的角度觀察，近幾千年，中國的主要經濟區先是在西部關中一帶，然后逐漸向東、向南移動。這樣一些地區被稱為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它們大體具備這樣一些特征，即糧產豐富，經濟繁榮，人口稠密，并能提供國家財政收入的很大部分。在很長時期里中央政府都設立在這種區域之內，古代史上那些國都東遷、西遷的故事，可以說都與基本經濟區的演變密切相關。

但在宋代以后，中央政府與基本經濟區開始分立，南方的經濟地位也開始超過北方，并逐漸取得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地位。在這中間處于關鍵位置的，恰是江南長江三角洲。到明代以后，處于全盛期的江南開始顯現出與舊有基本經濟區的不同發展形式，并導致出一系列的后果。

豐富的糧產，曾是江南成為基本經濟區的一個主要原因。北宋以后，據稱京師漕粟多出東南，而江浙居其大半，南宋時更有了“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17> 從此江南就成為中國稻谷的主產區之一。但江南的經濟發展是否就依靠著糧食生產呢？不，并不是的，因為正在明清時期江南發展到全盛之時，其糧食生產的地位開始下降，并從外地成百成千萬石地輸入糧食。因此可以肯定，在早期的一個發展階段之后，糧食生產并沒有在江南的發展中起到帶動的作用。在江南經濟中起到這種帶動作用的，不是糧食，而是其他產業，特別是棉花種植和棉紡織業。它所帶來的，也不是地區性的，而是引發了全國經濟面貌和經濟結構的演變。

中國棉花生產，早期只存在于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離中國經濟的中心地帶相當遼遠，對中國農村經濟結構也不發生影響。以后棉花在中國廣泛傳布，直至今日成為世界第一大棉產國，大約是自宋代開始，“關、陜、閩、廣，首得其利”；<18> 到宋代末年，開始傳入江南松江一帶。從此，江南棉花種植就與棉紡織業緊密地結合起來，并能“兢相作為，轉貨他郡”，<19> 帶有較強的商品性質。這種商品性是棉業從始即具有的一大特點，它貫穿和影響了棉業的整個歷史。

到明代，夙以“佳禾一穰江淮為之康”著稱的松江地區的糧食生產，就逐步為棉作所取代。棉花種植不但在長江南岸（如嘉定縣、太倉州等地）大為擴展，也伸展到北岸。明代末年，今日中國的三大棉區（華東、華中和華北棉區）的雛形，已初步形成。<20> 其中江南棉區更是“鶴立雞群”，獨居首位。

這樣江南就成為首屈一指的棉布產區，銷路幾乎遍及各省。如嘉定棉布，販至杭、歙、清、濟，遠及薊、遼、山、陜；上海標布，俱走秦、晉、京、邊，另一部分中機布，則走湖廣、江西、兩廣諸路；松江府更以俗務紡織，“為天下第一”，綾布二物，“衣被天下”。<21> 當時，華北、華中以及西南的棉紡織業還比較落后，華南閩、廣等地雖善紡織，但多局限于本地市場，因此唯有江南一枝獨秀，面對各地的巨大需求，頗有應接不暇之勢。

明代江南棉業的特殊地位，顯示出明代中國棉業的發展尚不充分，以及當時的經濟重心太過偏于東南。這種局面遲早要發生改變。明清鼎革之后，中國棉業的基本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北方由于本地紡織業的發展，已不像過去那樣依賴江南的棉織品，江北山東等地的棉花也不再輸往江南；除山東外，江南棉業丟掉的還有湖廣、江西、兩廣等市場；<22> 并形成了棉紡織品山東銷東北、湖北銷西南，以及廣東銷廣西的新局面。但不久之后，江南的貿易之手又伸到了陜西、山西、河南、河北以至東北等地。由于其后中國人口的大幅度增長，江南棉業仍保有極廣大的市場，其地位雖不及明代，但仍居全國第一的位置。

為滿足各地的需要，清代江蘇棉區擴展到包括松江府、太倉州、蘇州和常州二府沿江地帶，以及通州和海門大部在內的廣大地區。在南起金山，西至江陰，北到如皋，東瀕大海的地區之內，據記載，大約十分之七的耕地都種植了棉花。如果考慮到當地棉稻輪作，“七分棉花三分稻”的習慣，<23> 這就可以說是一個幾近于單一種植的棉產區。其面積，據民國初年測算約為九百萬畝，約占全國棉田總面積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24>

江南地區生產的棉布，據估計每年大約不會下于一萬萬匹“小土布”之譜。如果以一匹土布值銀二錢，江南棉布的總收入將達到二千萬兩白銀。這樣一種地區的存在，在當時中國還只獨此一家。

在整個江南地區，同等面積棉花與稻谷的收益相比，是相差不多的。如果我們只看農田生產的收入，就難以理解農民何以會改糧為棉，也會因廣東珠江三角洲具有土地利用的較高水平，而產生江南較之不如之感。但是若注意到江南農作只是一種原料生產，是為當地的農家手工業生產服務的，江南經濟的重心是在“工”而不在“農”，便會得出不同的想法和結論。而這一點，正是江南與以往各“基本經濟區”的最大不同之處。也可以說，如若沒有棉業的發展，江南的先進地位也許早就難以保持。

為什么說江南經濟的重心在“工”而不在“農”？又為什么說江南地區已成為一個“傳統工業區”？這不僅是因為江南棉區農民收入的實現形式，主要是賣布所得（即工業產品價值）；如果將其收入中農業部分與工業部分加以區別和比較，也會得出相應的結論。

據紀載，明末動亂以前棉花每擔值銀一兩六七錢，每斤約合一分七厘；棉布每匹約值銀一錢五六分至二錢以下，再以三斤棉花織一匹布計，就可得出每匹布中工業和農業收入的比重∶它們在明末分別為一錢二分和五分左右，即總收入中工業部分約占百分之七十，農業部分占百分之三十，前者約為后者的二點四倍。清代康熙二十三年以后，花價布價趨于穩定。是年上白好花每擔值銀一兩三四錢，棉布恢復到每匹一錢四分到二錢上下的水平。總收入中工業部分大約達到農業的三倍。乾隆三十年，常熟縣沙頭里大布細者每匹二百六十文左右，同一時期鄰邑昭文棉價每擔不出三千，<25> 總收入中工業部分約為農業的一點九倍。

再從農民整體經濟生活來看，江南許多諸如“竭終歲之耕，不足供二三月費”，“寒暑不輟，紗布為務”，“男子耕獲所入輸官償息外，未卒歲室已罄（俗有六十日財主之稱），其衣食全賴女紅”的紀載，<26> 都可表明，江南棉區農民的一大半收入是依靠棉紡織等手工業勞動所得；如上所述，其工業收入約為農業部分的二倍以上。

棉作區以外，在江南地區的西南部即蘇州、常州地區還有大面積的稻作地帶，那里的情況是怎樣的呢？事實上，他們在“地利”之外，也是要依靠“力作之利”的。<27> 例如其中大部分州縣都程度不等地紡棉織布，最著名的有無錫、金匱和蘇州附郭三縣；其絲織業更是歷史悠久，名聲素著，主要集中在蘇州、吳江、震澤等地；太倉、鎮洋、靖江、金壇等地則是著名的麻織品產地。

在紡織業以外，江南傳統工業還包括很多的。江蘇地方志中，“物產”之內往往列有“工作之屬”一項，這在其他省區是相當罕見的。例如，常州府酒作以無錫最擅名，窯作則屬宜興，無錫磚瓦盛行于數百里內外，金匱鐵器最佳。蘇州府男子多工藝事，各有專家，精工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織紉刺繡，工巧百出。<28> 此外較著名的還有釀酒、織席、土木、營建、造船、造紙及刻書等等，不勝枚舉。

江南傳統工業的這一發展，在過去也并非無人察覺。如明末徐光啟曾指出∶松江府“壤地廣袤不過百里而遙，……所徭共百萬之賦，三百年而尚存視息者，全賴此一機一杼而已。非獨松也，蘇（蘇州）、杭（杭州）、常（常州）、鎮（鎮江）之幣帛枲苧，嘉（嘉興）、湖（湖州府）之絲纊，皆恃此女紅末業，……若求諸畝之收，則必不可辦。”<29>

明清時期還有一些人也指出，太湖沿岸，人浮于田，“以是仰貿易工作為生”；大江以南，民習耕種，“且能手藝營生”；今人口眾多，東南地窄，“則棄農，業工商”；農人皆不專仰食于田，“謀生之方不出一途”；所出百貨非地產，“以其出于力也”。<30> 都對江南傳統工業的發展做出了相當的指陳。

綜上所述，清代十八世紀中葉，在長江三角洲上千萬農民的生產經營中，傳統工業部分已遠遠超出了其農業部分；在這里，農村工業已不是什么“副業”，而是主業和正業；這樣的農民，亦工亦農，與其稱之為“農民”，還不如稱之為兼營農業的“工人”，更為貼切。正是因為這樣一些理由，我們稱這一地區為“傳統工業區”，而不再簡單地把它與其他農作區等同看待。它的出現，在地域上不能離開江南長江三角洲，在時間上也離不開清代。換句話說，如果忽略了清代江南，就可能“失去”了這樣一個發展的類型，從而無法完整地刻畫出中國傳統經濟發展的整個序列。

另一方面，到明代中葉，“蘇湖熟天下足”已逐漸為“湖廣熟天下足”所取代；江南由原來的稻米輸出區，一變而為輸入地區。<31> 這成為江南與以前基本經濟區的又一個重大不同。隨著它的進一步發展，一個新的經濟格局開始形成。

到清代，在江南大量輸出棉紡織品和其他工業產品的同時，長江中上游、華北及東北等地將大量糧食及其他初級產品輸往江南。僅以長江水路而言，十八世紀初葉每年運往東南沿海的食米，據估計約在1600—2700萬石之間；十九世紀中葉，按時人馮桂芬的觀察，每年數達3000—4000萬石之多。<32> 這樣棉花棉布的集中產區（如江蘇），就能以其產品與糧食的優勢產區（如長江中上游省份），進行跨省區的互相交換。同時或稍后，相似的現象也發生在珠江流域（通過珠江水系），以及華北與華南之間（通過運河和沿海航運等）。

到十八世紀，這種跨區域比較優勢互換的格局終于形成。這，是以前歷朝都沒有過的。它可以在不增加耕地、肥料甚至任何投入的情況下，僅僅依靠布局的調整，進一步擴大生產可能性的邊界和提高的整體收入。這是在耕地的“全域性開發”之外，清代經濟發展的另一個主要成就。

尤應指出，這一經濟格局與中國現代的經濟發展有著切近的接續關系。它到今天也沒有“過時”。近百年出現的機器工業和現代城市的巨大發展，也未使之發生大的改變；而且，不管這種交流是否曾被人為割斷，一旦“放開”，類似的局面就會再現和復興。

進而言之，正是它及其背后的制度性因素，構成了中國當代改革的歷史依托，<33> 和現代發展的真正基礎。注釋：

1.與許倬云教授的談話，1987年9月，美國匹茲堡；另見許倬云∶《漢代的農業》。

2.見張瀚∶《松窗夢語》卷1、卷4，謝肇浙∶《五雜俎》卷4，于慎行∶《轂山筆麈》卷11、12。

3.以上參見高王凌∶“明清時期的耕地面積”和“明清時期的人口”，《清史》1992∶3、1994∶3。

4.參見高王凌∶“關于清代四川農業的”，《平準學刊》，第一輯，1985。

5.廣東巡撫楊文乾奏，見雍正5年2月乙丑諭，《世宗實錄》卷53；《朱批諭旨》，雍正8年4月20日鄂爾泰奏；《廣東概況》，1935年；吳傳鈞∶《中國經濟地理》等。

6.《廣東新語》卷22，順治《九江鄉志》卷2，《九江儒林鄉志》卷3、卷4。

7.嘉慶《龍山鄉志》卷4，民國《龍山鄉志》；道光《龍江志略》卷1。

8.道光《鶴山縣志》卷2。

9.任美鍔主編《中國地理綱要》，1982年修訂版，頁256。

10.民國《順德縣續志》卷1。

11.著名者如粵紗，為嶺外、京華、東西二洋所貴；大良麻布，通貿江浙，歲取數千金；新會麻布遠銷江、浙、漢口、四川等地，……見《廣東新語》卷15，羅天尺∶《五山志林》卷7，道光《新會縣志》卷2等。

12.周去非∶《嶺外代答》卷4；葉適∶《水心文集》卷1。

13.何如璋∶《復粵督張振軒制軍書》，見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三聯書店，1957，頁472。

14.例如到光緒年間，新會“勻計每口得田不足一畝，一畝之入歲以谷三百斤為率，是每口僅得半年之食”，《新會縣鄉土志》卷9。

15.《清史稿·韓良輔傳》；梁方仲編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甲表82、86等；何如璋∶《復粵督張振軒制軍書》。

16.以上參見高王凌∶“傳統模式的突破──清代廣東經濟的發展”，《清史研究》1993∶3。

17.衛涇∶《后樂集》卷13《論圍田札子》；紹熙《吳郡志》卷第50《雜志》。

18.丘浚∶《大學衍義補》卷22《治國平天下之要·治國用·貢賦之常》。

19.陶宗儀∶《輟耕錄》卷24。

20.徐光啟∶《農政全書》卷35《木棉》。

21.萬歷《嘉定縣志》卷6《物產》；葉夢珠∶《閱世編》卷7；正德《松江府志》卷4《風俗》。

22.褚華∶《木棉譜》；葉夢珠∶《閱世編》卷7。

23.光緒《羅店鎮志》卷1《風俗》。

24.參見許道夫∶《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棉花表1。

25.見葉夢珠∶《閱世編》卷7；乾隆《沙頭里志》卷2；鄭光祖∶《一斑錄雜述》6《棉花價》。

26.嘉慶《石岡廣福合志》卷1《風俗》；光緒《南匯縣志》卷20《風俗》，參前志。

27.黃卬∶《錫金識小錄》卷1。

28.康熙《常州府志》卷之10《物產》；乾隆《金匱縣志》卷11《物產》；乾隆《元和縣志》卷10《風俗》；乾隆《吳縣志》卷之23《物產》。

29.徐光啟∶《農政全書》卷35。

30.見張海珊∶“積谷會議”，《皇朝經世文編》卷39；高晉∶“請海疆禾棉兼種疏”，《皇朝經世文編》卷37；包世臣∶《庚辰雜著》，《齊民四術》卷2；雍正《常昭合志》卷4《風俗》；嘉靖《常熟縣志》卷4《食貨志》。以上參見高王凌∶“關于清代的江蘇經濟”（《清史研究集》第8集，1997）。

31.見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中譯本序言”，《中國經濟史研究》1984∶3；吳應箕∶《樓山堂集》卷10。

32.見王業鍵∶《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的演進》，頁14，臺北，1981。

33.參見高王凌∶“中國改革的依托”（1987，未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