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藤田(Fujita)[1]、克魯格曼(Krugman)[2]、維納布斯(Venables)[3] 和蒲格(Puga)[4] 等以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壟斷競爭模型(以下簡稱D-S模型)[5] 為基礎，用不完全競爭、報酬遞增和市場外部性(亦稱金錢外部性)等理念構建新的經濟地理模型，掀起了一場“新經濟地理學”革命[6]。由此產生的一系列最新研究成果被聯合國、世界銀行、WTO以及各國政府廣泛用于指導貿易和發展政策與實踐。對于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淵源和發展過程，國內已有學者陸續進行過系統介紹[7～14]。也有學者開始結合中國的案例展開新經濟地理學領域的理論和實證研究[15～19]。但是，由于涉及非線性演化和復雜的數學演算，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相比，新經濟地理學展示出較多的理論難點；此外，經濟學與地理學界的門戶之隔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有關學術討論和溝通的不便甚至誤解。一些觀點對新經濟地理學的某些理論缺陷從各個不同視角展開了批判[20～22]，還有一些觀點則強調在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之間存在根本對立[23，24]。 為了增進對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解和研究，近年來，楊開忠教授連續幾年邀請作為新經濟地理學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藤田(Fujita)教授在北京大學面向全國舉辦新經濟地理學研討講座，北京大學及其他高校的許多青年教師和相關專業的研究生積極參加，密切跟蹤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前沿。本文擬對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進行比較，對一些重大理論假設、研究方法與特點進行簡要分析，力求通過討論廓清對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之異同的正確認識，并以此為基礎闡述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之間的聯系和區別，以期推動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研究與應用以及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領域的學術交流。

1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淵源

要理解新經濟地理學，首先必須弄清楚它的理論淵源。新經濟地理學革命其實是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最新發展及其在經濟地理學領域的傳播和擴散。將新經濟地理學置于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它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聯系與區別。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經典的《國富論》中曾經論證，以分工方式從事的生產明顯地表現出規模報酬遞增的性質。20世紀20年代，揚格[26] 通過對斯密定理“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進行天才性的闡發，提出“分工一般地取決于分工”(即后人所稱的揚格定理)，揚格的這句話成為揭示報酬遞增內在根本機制的點睛之筆。然而，長期以來，建立在報酬不變技術假定之上的傳統新古典經濟理論一直處于統治地位，斯密和揚格基于勞動分工的報酬遞增思想卻幾乎被人遺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嚴密的數學邏輯將張伯侖壟斷競爭模型形式化，在壟斷競爭的框架下研究報酬遞增，激發了經濟學界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發了貿易和增長理論研究領域的革命，導致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的迅速成長。D-S模型以嚴格的數學邏輯演繹了斯密—揚格定理：導致經濟進步的報酬遞增源于分工和交換的演進所產生的動態正反饋機制，分工導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場規模的擴大，而市場規模的擴大又為進一步分工開辟了空間，分工既是經濟進步的原因又是其結果。如果說新貿易理論研究的是揚格定理中所隱含的市場結構與規模的演變，新增長理論揭示的是揚格定理中所闡發的增長邏輯，則新經濟地理學是溝通揚格定理中的市場演變與增長邏輯的橋梁。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可以被視為D-S模型的空間版本[15]。“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貢獻在于它將傳統的貿易理論所強調的趨同力量與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發展經濟學家所描述的趨異力量融入到一個共同的分析框架內。這樣做的好處在于它使得我們可以將趨同力量與趨異力量與微觀經濟狀況結合起來。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與經濟一體化過程相關的基本傾向，以及區域政策可以怎樣地影響這些傾向”[27]。

2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不同理論假設及其后果

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一個最顯著的差別，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競爭、報酬遞增和多樣化需求假設，而后者采用完全競爭、報酬不變(或報酬遞減)和同質需求的新古典假設。傳統經濟地理學認為，在區域之間不存在基本差異的情況下，運輸成本的存在將導致經濟活動沿空間均勻散布，運輸成本的變化對廠商區位抉擇的影響是線性單調的，這從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來的阿朗索模型可見一斑。然而，傳統經濟地理學無法清楚地解釋現實世界的經濟活動集聚現象。20世紀初馬歇爾(Marshall)[28] 用“外部經濟”這一說法籠統地解釋經濟集聚。這種外部經濟表現為廠商層次的規模報酬不變，而社會性的報酬遞增。廠商和產業之間存在的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與市場規模之間形成“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式的互動，從而導致經濟活動的積聚。 在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用外部經濟和產業聯系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產業集聚，但是，人們卻不清楚這種外部經濟源于何方。新經濟地理學的長處恰恰在于它能夠解釋傳統經濟地理學所不能解釋的問題。 采用D-S壟斷競爭框架的新經濟地理學講述的是一個包含2個部門(農業部門和制造業部門)的具有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經濟的故事。這里，農業部門的特點是完全競爭和報酬不變(或報酬遞減)，生產單一、同質的產品；制造業部門的特點為壟斷競爭和報酬遞增，生產大量的細分產品。作為經濟中的需求方的消費者喜好多樣化消費，而消費品的生產具有廠商層次上的遞增報酬或規模經濟。資源的有限性導致多樣化消費與專業化生產的報酬遞增之間的兩難沖突。如果經濟規模(人口)或可用資源增加，則有更大的市場空間來平衡上述沖突，專業化生產的報酬遞增和多樣化消費可以同時兼得。壟斷競爭的性質決定了在一個市場中每一品種只由一個廠商專業化生產[29]。 在新經濟地理學中，宏觀層次的外部經濟有其確定的來源或微觀基礎：廠商層次的報酬遞增通過產業聯系轉化為市場范圍的外部經濟[30，31]。 前面說到，在報酬不變的條件下，運輸成本的存在將導致經濟活動沿空間均勻散布，經濟體將被分割為分立的市場。而在報酬遞增的條件下，運輸成本對市場產生的分割效應卻是非線性的，運輸成本的變化通過影響產業聯系所產生的向心力與運輸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導致的離心力之間的微妙平衡，導致多樣化消費與報酬遞增的兩難沖突的微妙變化。在運輸成本的高端，廠商享有的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將隨產品或投入品運輸距離的增加而迅速衰減。廠商集聚在狹小的地理空間雖可以享受相當強的后向聯系，卻很難取得遠方市場的前向聯系，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饋效應)難以壓倒源于空間距離的運輸成本所形成的離心力(或負反饋效應)。就地供應市場的需要促使廠商將生產活動分布在不同的市場區域，每個區域只有有限的廠商以報酬遞增的方式生產有限的品種，區域專業化和產業積聚無從發生，市場空間格局表現為高度分隔。 隨著運輸成本下降到中間段，運輸成本對市場可達性構成的制約大大減弱。一方面，廠商集聚在狹小的地理空間仍然可以享有相當強的后向聯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廠商享有的前向聯系水平顯著上升。在運輸成本下降到某一臨界值時，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饋效應)足以壓倒源于空間距離的運輸成本所形成的離心力(或負反饋效應)。每一家廠商在權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產情形下的總的經營成本之后，會發現集聚生產情形下的總成本節約高于分散經營情形下的總成本節約，專業化生產和集聚因此發生，高度分隔的市場趨向于一體化。 當運輸成本極低時，運輸成本對市場可達性的影響極弱，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不再顯著。遠離積聚地可以使廠商避過對不可流動的要素(如土地)的競爭，由此而產生的成本節約甚至可以超額補償因遠離積聚地而導致的采購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運輸成本極低的情況下，產業集聚又再次變得不可持續，經濟活動再次趨向于沿地理空間擴散。

3內生與外生之分

傳統經濟地理學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無論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還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們在研究城市和經濟集聚時都將其視為事先給定；齊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級體系時同樣假定城市及其等級是外生給定的。米爾斯(Mills)[38] 和亨德遜(Henderson)[39] 的城市經濟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經濟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場潛能模型和普萊德(Pred)[41] 動態化的經濟基礎系數模型同樣如此。總之，傳統經濟地理學無法解釋城市和集聚，也無法說明外部經濟由何而來，它只能通過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異來說明城市和生產結構上的差異——它一開始就假定有市場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區域的存在，但并沒有說明為什么會出現這一大小差異，特別是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國家、地區或城市會發展出非常不同的生產結構；它也并沒有說明為什么一個部門的廠商趨向于群集在一起，導致區域專業化[42]。 相反，新經濟地理學模型是內生性的，它們不需要通過外生差異(如山脈、河流、海港等自然條件的利弊)來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通過報酬遞增、運輸成本、產業聯系及市場外部性之間動態、非線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內生出經濟活動沿地理空間依倒U形軌跡演化的規律，即使是從原本非常相似的國家、地區或城市也可以內生出這樣的規律。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還可以通過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和區域之間內生的工資差異來解釋產業向不同地區或國家的漸次擴散[9]。

傳統經濟地理學所使用的馬歇爾“外部經濟”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稱的“技術外部經濟”與“市場外部經濟(亦稱金錢外部經濟)”[43]。馬歇爾對外部經濟和集聚之間的聯系分3種情形做過解釋：①產業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當地廠商以更低的成本專門化地生產更多種類的面向特定產業的非貿易投入品；②通過將相同產業的廠商集聚在同一個地方，一個產業中心可以實現對面向有專門技能的產業工人的勞動市場的匯聚(pooling)，而勞動市場的匯聚對廠商和工人都有益處；③產業的集聚便于信息的傳播，產生技術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顯然，馬歇爾論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歸于西托夫斯基所稱的“市場外部經濟”，情形③即為“技術外部經濟”。 新經濟地理學特別強調和關心“市場外部經濟”，大多數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場外部經濟”基礎上的。作為新經濟地理學代表人之一的克魯格曼[44] 認為，技術創新并非是驅動產業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場外部經濟”推進的產業集聚卻相當普遍；此外，技術和知識溢出是無形的，難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術狀況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設。因此，新經濟地理學將建模的重點放在“市場外部經濟”之上。但并不能據此得出新經濟地理學否定技術外部性存在，只將外部經濟局限于市場外部經濟的狹窄范圍的結論。

5對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釋力

盡管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都試圖用循環累積因果關系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和城市的產生，但二者對循環累積因果關系背后的驅動因素的解釋是不同的。在傳統經濟地理學那里，驅動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是所謂的“外部經濟”，但產生“外部經濟”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東西，人們卻不得而知。不過，有了容納“外部經濟”的“黑箱”，至少可以將由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產生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形式化[6]。 新經濟地理學則認為，一個下游產業要對上游產業產生后向聯系，在它們之間光有買方—賣方關系是不夠的，還必須存在這樣的情形：即下游產業產出的增加，通過擴大它所使用的中間產品的市場，將導致上游產業以更為有效的規模從事生產。類似地，只有在上游生產部門產出的增加允許下游產業更為有效地生產的情況下，下游產業才會享有前向聯系[31]。因此，新經濟地理學假定外部性是有單個廠商層次上的規模經濟參與的市場交互作用的結果，新經濟地理學所關注的外部經濟主要是在微觀層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市場外部性，單個廠商層次的報酬遞增通過市場外部性與產業間聯系觸發循環累積因果關系[30]：市場規模的擴大促進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和產品細分，擴大的市場支持更多新的廠商以更低的成本規模專業化生產細分產品，增加的市場外部性對更多的廠商形成吸引，從而激活“市場擴張—生產專業化/產品細分—外部經濟加強—分工深化/廠商集聚—市場擴張”的累積循環過程[9]。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內生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強度與運輸成本之間存在非線性的關系：在中等大小的運輸成本下，會產生較強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在較高與較低的運輸成本下，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卻都表現得比較弱。

6內生不對稱性

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存在決定了新經濟地理學模型的內生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對于運輸成本表現出同樣的敏感性。以兩區域模型為例[6]：假定存在2個外界條件(人口規模、技術、自然環境等)完全相同的區域。在較高的運輸成本下，后向聯系強但前向聯系弱，總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弱，區域專業化無從發生，產業將在兩區域內平均分布；在運輸成本的中間段，后向聯系并不明顯減弱，而前向聯系顯著增強，總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強，區域專業化和積聚由此發生；當運輸成本進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區位的后向聯系與前向聯系都不再表現出顯著的差異，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反倒變弱，積聚變得不可維持，廠商重新選擇分散化的區位決策。 在其他以“技術外部性”為基礎而建立的模型中，也會出現內生不對稱性。但是，由此類模型生出的不對稱性并不像在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的那樣表現出對運輸成本的敏感性。

7歷史、預期、路徑依賴和鎖定

采用報酬不變假設的傳統經濟地理學預測經濟空間是一個線性、和諧、穩定和均衡的系統。但是，現實中的經濟卻遠非如此。新經濟地理學向經濟系統中加入報酬遞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積聚和擴散機理。但是，報酬遞增律的引入導致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出現多種均衡狀態。如在兩區域模型中，我們知道，當運輸成本降到足夠低時，制造業將在2個完全相同的區域中的某個區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討論的2個區域的一切外部條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體在哪個區域發生，卻不是事先能夠確定的。這時候，歷史偶然因素將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亞瑟(Arthur)在討論廠商的區位決策時注意到的，在存在報酬遞增和外部經濟的情況下，如果第一家廠商純粹出于地理偏好來選擇生產區位，則第二家廠商的區位決策不僅僅是出于同樣的考慮，與第一家廠商為鄰而獲得的益處亦不能從后者的考慮之中排除。以后的廠商關于生產的區位決策過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個區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區位吸引了更多的廠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廠商。亞瑟的研究表明，產業活動的空間集聚亦遵循路徑依賴原理：在報酬遞增的條件下，一旦經濟活動隨機選擇一個特定的路徑，除非發生大的反方向擾動，這一選擇可能將被鎖定，經濟將繼續保持在先前的路徑上運行[45]。換言之，一旦有外部沖擊在兩個完全相同的區域之間造成任何微小差異，這種差異都將因循環累積的正反饋機制而放大。 既然歷史偶然因素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經濟活動在2個事先完全相同的區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發生實際的外部沖擊，單是經濟成分的個人預期也足以構成影響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第一驅動力”。換言之，給定累積循環因果效應的存在，眾多微觀經濟分子的共同預期具有自我實現的傾向。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任何短期沖擊或預期變化都會有其長期后果。但是，克魯格曼指出，相對而言，歷史事件和預期變化對于大尺度的“核心—周邊”演進問題(如美國“陽光帶”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長作用，因為資本和勞動在大尺度的空間范圍的流動實在比較緩慢；對于較小尺度的空間經濟演化(如單個城市或大一點的區域的興衰)、歷史事件和預期變化的確可以對其產生重要影響[44]。

8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缺陷

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研究為解釋經濟活動的集聚和擴散現象提供了新的視角、理論、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術與新知識的發展一樣，新經濟地理學在理論及其應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關的評論文章對新經濟地理學本身的缺陷從多種視角展開了批判，地理學界對它的抨擊則尤為激烈。有些觀點表現出獨立的學術研判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有些觀點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達的主觀判斷多于客觀論證。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2002年4月，顧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學》上曾撰寫《“新經濟地理學”與“地理經濟學”》一文，展望“西方經濟學與地理學融合的新趨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僅僅過了4個月)，同樣的作者又在《地理學報》上縱論“新經濟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的分異與對立”[24]。流行的對新經濟地理學缺陷的批判概括起來主要有： 新經濟地理學用高深數學所建立的模型，不過是地理學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識地拋棄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結論并無特別的新意，經驗應用更是奇缺[22]。 “新經濟地理學”在經驗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幾年前就出現的經濟地理學更詳細和全面的工作；同時，支撐“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及認識論基礎不足。這表現在：①就區域集聚而言，經濟學家很難做出超過地理學家的研究成就；②就報酬遞增與空間集聚而言，“新經濟地理學”沒有意識到技術對經濟過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經濟地理學”空間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認識論上的局限性；④從主流經濟學的角度看，“新經濟地理學”模糊了許多經濟學、地理學概念；⑤就“新經濟地理學”本身而言，區域的概念也存在著問題[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經濟地理學的“要脈”，尚有待實踐檢驗。不過，在未見石祖葆[22] 和顧朝林等[24] 對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淵源、根本假設及其方法論做深入解剖的情況下，聽到“新經濟地理學結論并無特別的新意”和“就區域集聚而言，經濟學家很難做出超過地理學家的研究成就”的斷言，不免讓人感到有失嚴肅和嚴謹。新經濟地理學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對集聚現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設下對現象背后的內在機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經濟源于報酬遞增以及產業集聚隨運輸成本非線性變化乃是新經濟地理學的根本創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經濟導致集聚”的循環論證。此外，對經濟地理問題的科學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經濟學家與地理學家之間分一個上下高低；而說“新經濟地理學家的視野狹窄，與傳統經濟地理學家之間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脫不去主觀偏頗之嫌了。至于新經濟地理學為何不將技術創新和擴散因素納入研究范圍，克魯格曼其實早有解釋。“新經濟地理學”在成型之初，已經預見到需要就實證檢驗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家如蒲格(Puga)[46]、戴維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漢森(Hanson)[49～51] 等其實早就進行過大量的實證，而且越來越多的人對實證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有關理論與實證研究成果被聯合國、世界銀行、WTO以及各國政府廣泛用于指導貿易和發展政策與實踐。因此，說新經濟地理學“過于偏重數學模型”、“缺乏經驗研究的證實”以及“理論與政策實踐相關性弱”[22]，無異于對新經濟地理學領域的研究現狀視而不見。 不過，我們注意到，經濟活動在空間的集聚和擴散是一個時斷時續、時快時慢且時間跨度相當長的過程。對新經濟地理學的動態數學模型本身的嚴密邏輯自然毋庸置疑，其中的每一個參數都可以設置得恰到好處，演算和模擬結果在理論上也許無懈可擊。但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模型中的不變參數在現實世界中卻是可變的，如果研究的時間跨度有10年、20年、50年乃至1個世紀的話，有關參數的變化可能會相當大。比方說，“核心—周邊”模型中的制造業工人的份額，國際專業化模型中的制成品在消費中所占的份額和中間投入在Cobb-Douglas生產函數中所占的份額，區域專業化模型涉及的投入產出矩陣中的相關參數以及消費者對制成品的偏好強度(或制成品之間的替代彈性)等，在長期之內并非固定不變，而由模型計算出的對稱結構的破壞點和集聚狀態的支持點的臨界值對這些參數的變化極為敏感。因此，如何實現數學模型的嚴密邏輯與現實世界的演變路徑之間的和諧，的確是新經濟地理學必須正視的一項挑戰。

9結論

上述分析表明，新經濟地理學革命是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延續及其在經濟地理學領域的最新發展。新經濟地理學是溝通貿易理論與增長理論的橋梁。通過向經濟地理學引入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理念，借助分工/專業化生產與多樣化消費之間的兩難沖突與運輸成本及其變化對這一對矛盾的非線性作用，新經濟地理學可以在繼承經濟地理學研究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層次地解釋外部經濟的微觀基礎和驅動經濟活動空間集聚與擴散的內在動力。新經濟地理學對報酬遞增條件下“市場擴張—生產專業化/產品細分—外部經濟加強—分工深化/廠商集聚—市場擴張”的累積循環過程的深度演繹構成對斯密—揚格定理的完整注解。報酬遞增與運輸成本及其變化的結合使得新經濟地理學能夠科學地揭示倒U形的產業集聚/擴散和長期增長規律。新經濟地理學不僅建立了貿易和增長理論的直接聯系，而且將貿易和增長相輔相生的機制以及變化的貿易成本對貿易、增長、專業化和分工的非線性影響都完全動態化。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新經濟地理學不僅構成對貿易和增長理論的重要補充，而且構成對傳統經濟地理學的重要補充，是對傳統經濟地理理論的繼承、發展和完善。雖然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各自基于不同的理論假設，各自在研究方法上有不同的特點，但是，它們有著共同的研究對象，其研究內容在很大程度上交叉重疊，研究結果即使有可能表現出不同，相輔相成、相互印證之處亦會不少。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之間其實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更沒有必要將這兩種理論對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