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陸續出版了幾部介紹晚清時期西方人在文化活動的專著，特別是與地有關的西人書籍在中國境內譯寫、傳播與的著作問世，如：鄒振環著《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郭雙林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還有王立新從近代基督新教傳教士在華和教育活動與中國化關系角度出發，而撰著的《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一書，其中也涉及到西方地理學思想在中國的影響。這幾部大著較前人更為詳細地疏理了自19世紀以來在中國翻譯的西人地理學著述，使我們對那段中外文化交流的與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特別是鄒振環著《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詳盡地占有材料。讀罷此書，產生一些個人不成熟的想法，寫于下以期就教于方家。

一、文化傳播的歷程與形式

人類社會的文化有著隨時間延展而傳承與更新的歷程，人類社會的文化又是以區域來分別各自的特色。學術界早就把目光投向了歷史時期大區域之間人類社會文化傳播的形式與路徑的，近幾十年來，除了關注語言在文化傳遞中所表達的認知與先導，更十分強調地理視野和地理學思想在文化傳導中所起的作用。地理知識是與人類的“空間知覺”同時產生的，人類正是靠著自身感官對生存環境的視覺、觸覺、聽覺和動覺的感應與思維，才對地理空間獲得了抽象的觀念。在學術研究趨向跨學科與邊緣探索的當今，無所不在的地理學漸漸在研究領域中被賦予了特別重要的地位。在這樣一股學術潮流的涌動下，鄒振環的《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一書，盡管取材僅僅是1815至1911年不足一個世紀的時段，而且是最使國人痛切的喪權辱國之際，但是書中展示的內容卻讓讀者真切地感受到那個西方地理學譯著向東方的傳播，不但是對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的啟蒙，甚至具有使整個中國社會愚昧開塞的偉力。正是因為這一視角的選取，使這部書在正統觀念導向下就顯得不同凡響。 現代考古學與人類學的研究表明：亞歐大陸板塊兩端的人員往來遠自史前時期就開始了，幾乎是與文明社會的出現同步，人員的往來也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傳播與交融。對明清之際以前東西方交往的研究熱點是橫穿亞歐大陸的陸路，“絲綢之路”、“草原之路”之名早為學術界內外所熟悉，學者關注的是傳遞于東西陸路沿途的物質文明，以及通過表現在文物上的文字、形象、宗教信仰、紋飾等文化表象及所傳遞的精神財富。對亞歐大陸地理大勢和陸路交通線沿途地理狀況的描述從公元前五世紀古希臘的歷史學家希羅多德開始，就不斷有文字資料問世。先是中亞腹地的游牧民族作為中介，向亞歐大陸的兩端傳遞著文明的接力棒，以后大陸兩端的住民自己也開始了親歷。中國人自己不斷從亞洲東部向西探索，這些先驅者帶回的地理知識使自視為天下之中的“中國人”逐步將視野拓展到隴山（六盤山）以西、……大河以西、……大漠沙海以西、……天山以西、……熱海（伊塞克湖）以西……，古代中國的中，不斷出現隴右、河西、西域這樣一些大地域帶方向性的地理概念和相關的地名。再遠的地方可能因“重譯”之難，只好用“極西”、“泰西”這樣一些字眼來籠統地指代。先驅者地理知識的渲染，終于使中國人對天下的見解打開了封閉之門。不過，亞歐大陸陸地上的交往，并沒有克服或改變中國人“天圓地方”、“天下之中”和“華夷”、“五服”的保守觀念。也就是說僅以描述大洲陸地為主要內容的地理書籍并不能開啟人類的睿智，也不會明曉大地本是球形。中國人曾有過鄭和的七次下西洋遠航，那時候西方人也還弄不清地球是方的、平的、還是圓的，因此，無論對東方人還是西方人的知識水平當時都是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可是鄭和及其同伴卻未能予國人或世界以驚世駭俗的地理觀方面的影響。大約100年后，隨著歐洲人不斷的遠航，地球的概念和近代地理學的知識才逐漸影響人類社會，并習染歐洲以外。這說明只是當人類有了遠洋航海的實踐，而且這個實踐多少應帶有探討大地與海洋組成的寰宇是否為球體的主動意識，人類的行為才能升華為科學的認識。 如果按時間的長短、文化交流的規模與對中國人影響之大小來統計，一般來說，中國歷史上有三次值得一提的中國文化與域外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第一次碰撞交融是漢唐之間，主要是上文提到的亞歐陸上的交往。當時亞歐大陸兩端的人們都具有主動向外、向遠方開拓的進取精神，文化的交流是雙向的。其影響是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古以前的中國人不再封閉，天下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九州”。 第二次碰撞交流發生在明末清初，也就是16世紀末到17世紀耶穌會士的東來，他們不僅帶來基督教義，還有科學、西方與，特別是利瑪竇（Matteo Ricci）《坤輿萬國全圖》、畢方濟（Sambiasi， Francesco）和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的兩種《坤輿全圖》，以及艾儒略（Giulios Aleni）《職方外紀》等地圖或書籍，將西方人對地球、世界地理等科學的認識帶給中國人，對中國人世界地理觀念的更新本應產生深刻的影響。但是由于天主教廷不許信教的中國人拜祭祖先，交流成了單向的接受，引起中國人的不滿，持續100多年的交流被中斷了。新地理知識的傳播只在少數官僚和知識精英中獲得了反響，遠未深入到一般中國百姓的常識中。鄒振環認為：由于當時的中國人“不能充分認識到地理學漢文西書的意義及其價值，因而也沒有人能對耶穌會士所介紹的地理學知識作深一層的學術研究，因此就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應戰，這部分異質知識點無法有序地聯成知識線，更談不上建立文化認識上的‘地理臺階’。而‘地理臺階’恰恰正是知識結構產生變動的重要的基礎。不能建立這一‘地理臺階’，對異域文化的認識就無法踏上物質技術的層面，進而深入社會規范和心理認知的層面。”（53—54頁）在這里，作者特別強調了地理學在西學東漸過程中所起的先導作用，以往國內學術界對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的研究似乎沒有能夠對地理學新知識點的引入以應有的重視。 第三次中西文化的交流就是鄒振環書中關注的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這段時期，但是這一次雙方的地位不同了，西方科學思想與文化是隨著炮艦叩開中國的大門而以強勢輸入，中國人已經不太可能像前一次那樣當傳統習俗和國民尊嚴被抑制時，靠皇帝的權力能夠再將西人驅逐出境。所以，這第三次中西文化交流更帶有單向傳導的色彩。20世紀以來，由于中國歷史情勢的變化，反帝、反侵略、反民族壓迫、反封建統治在現今中國學生的歷史教科書中成為主旋律，那個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或者說西方科學知識的輸入反而被人為地淡化了。

二、中國詞匯中的外來因素

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中有許多外來因素的影響，尤其從19世紀開始漢語的外來詞匯越來越多，這恐怕就是第三次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果。意大利羅馬大學東方研究所的馬西尼（Federico Masini）教授幾年前曾出版了新著《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該書力圖從語言學角度，“對現代漢語的形成是始自‘五四運動’的這一傳統觀點，進行重新評價。”（作者譯著序，漢語大辭典出版社，上海，1997年）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國大陸對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在推進新文化和啟蒙中國社會的作用一直評價甚高，當然，我們絕不能對“五四”愛國運動的功績有絲毫的抹殺；在于這種“傳統觀點”和“主流思想”的絕對領導地位與宣傳會給人們以某種程度的誤導。現時的人們可能以為中國人的世界觀念是從20世紀初對民族屈辱的自強意識中萌生的，而完全忽視作為中國人世界觀念源頭之一的西方近代地理學的傳入。特別是當今社會，歷史學已經在市場大潮的沖擊下“斯文掃地”，年輕人困于“歷史是什么？”這樣的疑惑和經濟的誘惑力，自感歷史于就業沒有太直接的聯系，而滿足于中學歷史教科書的傳統觀點和結論。很少有人注意或承認19世紀中國在列強欺侮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同時，隨著西方人的到來，特別是被“傳統觀點”和“主流思想”不齒的那些傳教士卻用關于世界地理的新知識開啟了中國人的眼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沖突、反目與融合，在文明社會永遠是一對孿生兄弟，中年以上經歷過“十年動亂”的人總不會忘記“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背誦的一句話：“我們應該時刻注意在一種主要傾向之下掩蓋著的另一種傾向”。對待中國近代史的問題，是否不應忘記這個教誨。那就是應當關注一個多世紀以前當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武力侵略的同時，西方文化傳播的正面影響與中西文化交融的傾向和方式。 現代漢語詞匯中外來因素的影響是受到中外學者較多關切的一個研究視角，1999年底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邀請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高田時雄教授來北京大學訪問講學。高田教授是國際漢語言史學術界頗有勁力的中年學者，在東方比較語言學方面有很深的造詣。他作的兩次學術報告：（1）《金楷理小傳》、（2）《洋涇浜的成立》，其內容皆與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有關。 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 1839-1914）是19世紀與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齊名的三位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從事譯書工作的外國人，但是因材料不足，到為止對金楷理尚無專題研究。高田時雄教授發掘出五種有關金楷理的新材料，即：(1)意大利熱內亞Chiossone東方美術館收藏的金楷理藏書和未定譯稿；(2)美國浸禮會歷史協會所藏金楷理書信（1868-1870）；(3)美國羅切斯特大學公告（Bulletin of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General Catalogue 1850-1928）；(4)《駐德使館檔案鈔》(吳相湘編，中國史學叢書36，臺北，1966)；(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出使德國設領外交檔案。終于搞清了金楷理的生平事跡。金楷理出生于德國，自1869年末開始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從事翻譯西文書，并在附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