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題目，心里幾經躊躇。是不是對先生大不敬？先生不是偉大的思想家嗎？怎么能說缺乏思想呢？

誠然，先生作品里是有思想的。《阿 Q 正傳》把中國農民的愚昧麻木刻劃得入木三分，在世界文學史上都是罕見的。阿 Q 成了共名，精神勝利法也成了專名。先生的如椽巨筆，不僅給我們留下了中國封建帝制結束時代的社會生活畫面，而且忠實記錄了生死轉換關頭古老民族的心路歷程。在新世紀門口，清醒地揭示了農民革命無出路的歷史真實。象毛澤東一樣，魯迅是最了解農村和農民的。

農民之中最悲慘的是婦女。祥林嫂的命運，是封建禮教壓迫下最底層的一半中國人命運的縮影。先生的深刻不僅在于勾畫出了一半中國人生活無保證，精神無依靠，人生無出路的真相，而且在于揭示了這個 “ 人人有責任，個個非兇手 ” 的禮教社會乃是窒息生命，摧殘人性的無形殺手。邏輯的結論，便是改變這些人的命運，必須改變這個社會。

面對苦難重重的愚昧農民，最能體現先生赤子熱誠和歷史胸懷的作品是《藥》。《藥》中華夏兩家的故事真實地揭示了華夏民族的歷史命運：在改變舊事物的過程中，新事物只能成為舊事物的殉葬品。希望不能說沒有，然而太渺茫。 “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 。古老民族的新命運，在求索的漫漫長途中，才依稀可辨。小說非常真實，也非常沉重，沉重的現實造成了沉重的作品。不是作家發現了生活的真理，而是生活的真實表現了生活的真理。療救華夏民族于危亡的藥，不能說先生已經找到了。但他有找到的信心，他在喚起人們尋找的熱情。

先生的信心和熱情是生活給他的。長大后，幼年閏土丟失了，但在閏土的兒子身上，幼年閏土又復活了。上一輩的友誼被等級社會吞食了，人的天性又使下一輩人成了朋友。雖然劃船看戲的孩子們長大后會變成閏土，變成阿 Q ，變成祥林嫂，但在兒童時代，他們還是一樣的熱情、豪放、能干、快樂。青年就是希望。心里充滿著對農民真誠祝福和熱情關懷的魯迅，不斷為自己心愛的農民兄弟吶喊。這是一個文學家的本色，魯迅用吶喊和關愛把它發展到了極致，魯迅不是革命家，不能象孫中山、毛澤東那樣，提出 “ 耕者有其田 ” ， “ 平均地權 ” ， “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 ， “ 打土豪，分田地 ” 這樣的綱領口號；他也不是思想家，不能像猶太先知，歐文和托爾斯泰那樣，設計出使農民擁有土地的方案和為了不使農民再度分化，失去土地，淪入貧困而應走的合作化集體化道路，不以惡抗惡的解放道路。他只是文學家，生活的記錄者，社會的觀察者，歷史的吶喊者。但正唯如此，魯迅才是中國偉大的文學家。

中國的問題就是農民問題。抓住了農民問題，就等于抓住了中國問題。以文學家現身的魯迅先生出手不凡，一鳴驚人，開篇就抓住了中國問題的關鍵。循此以往，深入思考農民問題，深入思考解決農民問題的方法和途徑，可以為中國歷史的發展找到一條全新的道路，因而能為中國造就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可惜的是，除了凋敝的農村和苦難的農民外，先生看不到中國的希望之所在。城市的繁榮是畸形的，城市是消費的天堂，而不是生產的中心。《一件小事》說起來不小，使先生看到了工人的淳樸高尚，但實在又是一件小事。先生看到的并不是鍛造現代社會基礎的新式的產業工人，而是為上流社會服務的舊式體力勞動者。

中國社會的主流，從鴉片戰爭開始，就是一個尖銳的近代化、現代化的問題，而近代化、現代化就是工業化。農民問題只能在工業化，即近代化、現代化的過程中才能解決。然而，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中國近代化、現代化舉步維艱，建樹甚微，生活很難讓先生看清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偉大的現實主義在造就先生偉大的同時，也嚴重限制了先生領悟中國近代化、現代化的歷史呼喚。限制先生眼光的還有教育。先生從小受中國傳統教育，濡染之深，淪肌浹髓，他后來憤恨地要青年人不讀或少讀中國書，要把中國青年從傳統文化中搶救出來，就是鑒于自己受到的這種揮之不去，如夢魘纏身般的影響。縱觀先生一生，少有大志，以身許國，“我以我血薦軒轅”，棄醫學文，入同盟會，《吶喊》《彷徨》，《南腔北調》，都是在聽將令，都是為做戰士，骨子里起作用的仍是“治國平天下”的老精神。而問題是，舊時代“治國平天下”，那個“國”，那個“天下”是明確的，“治”和“平”的方法也是現成的，信奉者堅定信念，身體力行就可以了。新時代則不那么簡單，舊的“國”，舊的“天下”顯然過時了，新的“國”，新的“天下”是什么？在哪里？需要人們去尋找，去思考。如果這個問題不先搞清楚，倉促上陣，求“治”求“平”，創新也可能成為守舊，前進也可能成為倒退。對象不同了，方法也應不一樣，舊的“治”“平”之道，顯然也要更新。應天順民，以有道罰無道，三尺寶劍定天下，一條軍棍打四百座軍州的老辦法必須拋棄。不然的話，“搶到天下的便是王，搶不到天下的便是賊”，“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舊鬼魂，便會在逐鹿中原，流血飄櫓的舊方法中復活。如何走辯論的道路，投票的道路，憲法的道路，議會的道路，一句話，和平的道路，需要思考，需要摸索。而“修齊治平”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潛滋暗長，把先生早早推向了行動的方向，而不是思考的道路。戰斗取代了思想，戰士取代了智者。 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的傳統思想已成過街老鼠，就是魯迅先生自己，也在自覺主動地跟傳統思想劃清界限。為什么先生最終還會成為傳統的俘虜、傳統的犧牲品呢？出了上文提到的教育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學習環境的原因。近代以來，人類社會的基礎民主自由思想和制度，起源于歐美。日本脫亞入歐，變法更新，把民主自由當作富國強兵的手段，移植到東方專制傳統的老干上，雖然也開花結果了，但跟歐美把民主自由當作目的已大異其趣。結果也不一樣，日本雖富強但領導不了世界，日本只是世界現代化的受益者，而不是世界現代化的推動者。魯迅先生在日本變法成功，走向富強的關頭留學日本，日本人因方法得當而崛起的事實，中國變法因方法不當而失敗的教訓，使方法重于目的，過程就是一切的思想氛圍嚴重影響了先生的思想方法，使先生失去了思考新思想、新制度的動力和熱情。方法成了訴求的唯一對象，革命成了中興的唯一選擇，“治國平天下”的幽靈就這樣悄然復活。“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塑造的正是“治”“平”戰士的藝術范型，閃現的是戰術使用的堅定，而不是戰略思考的深刻，是“技”的聰明，而不是“道”的智慧。單單留日的學生大抵都有這個重方法、重行動的毛病，跟留歐美的學生從民主自由這個根本上思考中國的問題，形成鮮明對比。昔人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于中，得其下矣。中國留日留美學生的不同，是又一個歷史驗證。

所以，魯迅先生在辛亥革命和大革命之間的革命低潮時期，對中國農民和中國命運進行的深入思考，旋即被逐漸高漲的革命浪潮所中斷。“強國保種”的緊迫形勢，“治國平天下”的傳統信念，正確方法可保成功的日本經驗，決定了魯迅先生在國家命運決戰關頭，不能不在短兵相接的戰場上挺身而出，民族的苦難在呼喚他，學生的鮮血在呼喚他，做人的良知在呼喚他。這是十分可惜的。先生再沒有可能把農民的苦難跟中國的現代化聯系起來考慮，再也沒有可能把中國的命運和中國的現代化結合起來考慮。這一欠缺十分嚴重，因為再沒有人能接續思考，來完成中華民族這一歷史重任。以致過了快一個世紀，進入了新的千年以后，大陸上仍然是，“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三農問題嚴重影響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改革開放的現代化進程，仍然無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因為農民的苦難歷朝歷代都有文人墨客為之吶喊呼號，農民的翻身解放歷史上有很多英雄豪杰為之奮斗拼命，對社會的黑暗和丑惡，歷代不少疾惡如仇、舍生取義的志士仁人，拍案而起，與之抗爭。跟他們相比，先生并不過于深刻。現代化才能救中國、救農民的歷史課題，才是先生超越前人的制高點。因為忙于實際的戰斗，先生放棄了對這個思想制高點的占領和擴展，只顧趴在壕塹里向迎面而來的敵人猛烈開火。也許作為戰士，先生是勇敢的，但作為思想家，先生是欠缺的。文學是文學家安身立命之所，是文學家表現自己和世界的工具，也是文學家認識自己和世界的工具。作為偉大的文學家，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幾年中，自動放棄了文學創作，自愿把書齋改成了堡壘，因而不但失去了表現世界的機會，也失去了認識世界的機會。

比如，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國艱難地走向統一，艱難地開始向現代化邁進的時期，可是在先生眼里，除了國民黨的內戰，暴政，殺人，賣國外，一無成就可言；除了推翻國民黨政權以外，一無工作可做。就認識水平而言，實際上魯迅已不如茅盾。茅盾在《子夜》中還正確表現了那個時代是封建主義要死，資本主義方生的時代，是中國在希望與失望中前進的時代。先生的認識甚至還不如一介武夫張學良。張學良因為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對日本進攻的不抵抗主義而舉行兵諫，逮捕了蔣介石。據說是看了蔣的日記，了解到蔣進行現代化建設的計劃和苦心后，張學良才決定釋放蔣介石，并決定親自護送蔣介石返回。當然，魯迅不可能看到蔣介石的日記，但他即使看到了蔣氏日記，能認可現代化建設嗎？

作為文學家，現實主義決定了他需要現實的教育，但作為思想家，豈能只看到眼見的，只聽到耳聞的。思想家的思想，應該穿透歷史的塵霧，看到社會問題的本質和走向。思想家的思想，應該透過事物的現象看到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像德國的工人領袖羅莎·盧森堡，雖被關在監獄中，卻能洞見蘇維埃大會上領袖一呼，萬眾激昂的弊端，并敢于提出尖銳的批評與嚴重的警告。由于列寧的反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反擊，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反擊，羅莎.盧森堡的聲音被塵封在歷史中。然而，歷史最后證明羅莎.盧森堡是正確的。這才是思想家的本色和天職。相形之下，到過蘇聯，目睹十月革命現實的人，如中國的瞿秋白，美國的里德等，一味忘情謳歌，熱情投入，激情雖可敬，精神雖可嘉，但談不到有思想。同是到過蘇聯，與眾多贊美者不同，紀德透過蘇聯生活的表象，看到生活的本質，直言不諱地進行批評，雖遭譴責，歷史卻證明真理在這位法國作家手里。同樣情況還有羅曼.羅蘭，雖然大作家迫于形勢，把自己的真實意見藏了起來，公開說了很多違心的話，贊美斯大林治下的蘇聯，但五十年后出版的《莫斯科日記》，證明了大作家不愧為大作家，他也是能透過現象看到事物的本質，對蘇聯的弊端也很清楚。看透事物的本質，不被假象迷惑，這才是思想家，尤其是大思想家。對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批判，對斯大林和蘇聯成就的由衷贊美，都說明，魯迅并不屬于思想家的行列。

跟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也一樣，由于反蔣的共同立場，共產黨把魯迅看作摯友，方志敏犧牲前，將遺作托人轉交給他，瞿秋白跟他肩并肩用雜文進行戰斗。魯迅也把共產黨看作中國的希望，每月資助左聯三十個大洋的行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條幅，配合文化反圍剿的斗爭，就是證明。雖然他也看出了領袖人物身上的山大王氣，雖然在左聯跟共產黨領導周揚等專制專橫進行了不妥協的抵制和斗爭，可惜的是，先生并未看到專制專橫幼芽將要發展成制度，并未看到產生專制專橫的體系和組織，只看成個人作風問題。因而，魯迅的硬骨頭是對形而下的具體敵人的搏斗，而不是對形而上的荒謬理念的普遍抗爭。戰斗范圍有限，取得的意義也有限。舊的不好，他已看到了，他對舊政府、舊制度的批判是有充分理由的，是堅定不移的。然而，必須一切推倒，重新再來嗎？新的一定比舊的好嗎？答案應該是不肯定的。由于智慧和生活的局限，人類一直尚未創造出最好的制度和政府，這是人類的遺憾，也是人類的現實。邱吉爾說，民主制度是最不壞的制度，無奈之情溢于言表。雅各賓派人物圣茹斯特甚至對革命作了這樣的表述，“一個民族僅有一個危險的敵人：他的政府”。然而，魯迅由于傳統的“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的革命觀和進化論、階級論的影響，卻認為新的一定比舊的好，全力以赴為新的誕生而沖鋒陷陣。而沒有深入思考，所謂造反派，也很可能是項羽、劉邦類人物，看到秦始皇儀仗，不由豪氣沖天，壯志凌云，“大丈夫當如此”，“彼可取而代也”。作的是“替天行道”。“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美夢，爭的并不是對錯好壞，真理正義，公正平等，而是你干還是我干，你當家還是我當家。革命造反很可能還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農民革命的宿命，也是現代化的大敵。所以，當魯迅先生鼎力相助的共產黨取得巨大勝利，趕走國民黨，建立新國家的時候，先生的戰功也得到巨大的肯定，成了文化革命的旗手，成了新時代的圣人。當共產黨建立的新制度新政府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的災難，延誤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的時候，先生頭上的光環便也消失了，甚至被人目為錯誤的幫兇，予以聲討。

魯迅不是錯誤的幫兇，毛澤東對魯迅的推崇只是出于帝王權術和鞏固自己政治地位的宣傳需要，是對魯迅的利用，既不是心心相通，又不是愛慕敬重。他私下給人說的心里話，魯迅如果活到現在，或者在監獄中繼續寫作，或者明智的一言不發，便泄露了天機，也就是說，如果活到解放后，魯迅只能成為應制頌圣的郭沫若，或抗圣違命的胡風。先生早逝，是其大幸，如果活著，怕難免鐵窗生涯。說魯迅是幫兇，于理不順，也與事不符。但魯迅也不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因為偉大的革命家也必然是偉大的思想家，不是思想家，就談不上偉大的革命家。這是其一。其二是，被魯迅痛斥力拒的國民黨被趕到臺灣后，厲行改革，率先邁入現代化社會，走進民主時代，從右邊證明了當年先生的政治判斷和政治選擇是不對的。被魯迅先生看好力助的共產黨勝利上臺后，迫害知識分子，榨取農民兄弟，誅殺革命同志，鎮壓人民群眾，阻擋了大陸的現代化進程，阻擋了大陸民主化進程，先進的夢想變成了落后的現實，從左邊證明了當年先生的政治判斷和政治選擇是不對的。思想的平庸必然帶來實踐的失敗。實踐證明，先生不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而是一個失敗的革命者。

先生的失敗對我們有重要的警示意義：應該做一個戰士還是思想家？應該做一個馴服工具，無條件服從；還是做一個人格獨立，思想自由的理性人，自主選擇？先生是自愿選擇了前者的，國人的很大部分也曾選擇了前者。實踐的結果卻證明了這種選擇于國無益，于人無益，于己無益，非但無益，而且有害，有大害。現代化的曙光已照耀在祖國大地上，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正在向現代民主社會高歌猛進。要促進中國現代化民主化大業順利發展，要保證中國現代化民主化大業不致中途夭折，國人必須自覺地選擇做有思想的戰士，做人格獨立，思想自由的理性人。魯迅先生傾盡其畢生的心血和精力，為中華民族的覺醒，為中國的富強吶喊拼搏。他倒在了民族崛起的戰場上，國家前進的征途中，雖然沒有形成一座高山，光照世界和中國，但畢竟填平了民族前進的大道，國家富強的坦途，有助于中國人成為有思想的戰士，有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的理性人。這也許就是魯迅先生對中國的歷史意義，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貢獻吧。

總之，魯迅先生作為文學家是偉大的，作為思想家是欠缺的，作為革命家是失敗的。

我們從小就看魯迅先生的書，可以說是吸吮著先生的乳汁長大的，先生的精神既是我們成長的動力，又是我們前進的羈絆，批判先生可說是一種弒父情結。東方圣人有《春秋》責備賢者的遺訓，西方哲人有“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明示。如果我們說出的有真理，尚乞能見諒于海內外炎黃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