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社會教育運動；鄉村社會變遷；陜甘寧邊區

[論文摘要]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教育運動，包括消滅文盲、改良衛生、反對巫術、勞動教育與“二流子”改造等內容。這一教育實踐不僅改變了鄉村社會的關系網絡，而且改變了人們的認知、情感和意識。農民生活的中心由此從自家的場院轉移到黨所期望的集體行動框架中，從而為黨的政治動員奠定了最廣泛的社會基礎。

20世紀20年代以來，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中國的西北地區開始活躍著革命的力量。但此時“陜西共產主義運動僅集中在學生和知識分子小圈子里，與工人和農民隔絕。”隨著中央紅軍的北遷和中共戰略重點轉向陜北，這一格局很快被打破。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革命政權在這里構建了一個全新的社會秩序。這是一系列革命戰略和政策實施的結果。本文選擇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社會教育運動作為研究視角和切人點，來剖析這一區域社會生活所發生的變遷過程。

一、革命前的社會生態

陜甘寧邊區地處“五路襟吼、邊睡之郡”的“秦地要區”。這一區域因處在陜甘盆地，向有“山高河低、無由灌溉”的特點。在冬季朔風強勁時，風沙蔽天。獨特的地形風貌造就了西北地區特殊的居所結構—當地人稱之為“土窯”。民國以來，陜甘軍閥割據稱雄，這里一度成為中國土地最貧窮、地方最荒涼和人口最稀少的區域之一。

這是一個典型的封閉世界。傳統習俗主導著老百姓的生活:“一年四季吃冷水、常不洗臉不洗手，作飯不洗米，上炕不拖鞋”，“他們不愿剪指甲，剃頭發。這里留辮子的人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婦女中沒有剪短發的，很多人還纏足。這里的習俗還規定女子不能陪客人吃飯，她們“除了家庭縫紉造飯外，不事他事。’，在文化教育上這里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個角落”。除了少數地主、官吏、商人，幾乎沒有人識字。文盲達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學校稀少，知識分子更是鳳毛麟角。由于生存條件惡劣，這里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很低。一項統計顯示，在共產黨進人陜北以前，邊區一些地方成人的死亡率是3%，而嬰兒的死亡率高達60% 。在這樣的狀態下，老百姓們普遍相信神和巫術的力量.它被當作可以治病的權威.因而存民眾中享有普遍信仰，尤其“在缺乏衛生設備的鄉村，幾乎包辦了民間的‘醫藥”，。“生病請巫神，不許說小孩子胖，有老毛病醫治不好，或女人不生孩子，就要忌口或背上掛上一塊布符。吃飯先敬神”。各種禁忌和習俗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巫婆神漢成為人們倚賴的對象。人們關注的也只是“自己那四面泥墻的小田地”，對思想、人類、文明并無興趣。革命的力量進駐到這里時，面對的正是這樣一塊貧窮、封閉和被人遺忘的地方。

二、社會教育運動與革命改造

作為共產黨進行社會改造的重要手段之一，社會教育運動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時期就已有相當的發展。隨著中共戰略根據地的北上轉移，從長征中走過來的老戰士將江西蘇區的經驗和模式在陜北擴展開來，從而使這一江西時期更多停留在文本里的“工農教育”路線在延安具有了充分實踐的空間。由于這一路線強調大眾教育而非精英教育，掃除文盲、傳播日常生活的基本技能成為其主要訴求。

(一)普及教育，消滅文盲

1937年4月，特區教育委員會提出“普及教育，，的口號，要求“掃除一切教育上的壟斷和畸形發展”，給予“每個特區人民受教育的機會”。為了迅速改變老百姓的思想狀態，邊區政府在1939年制定了《普及教育三年計劃草案》，提出強迫教育制度，來督促老百姓參加。一些區縣利用自上而「的組織力式，利用各種辦法來強制民眾參與，包括限制人身白由(扭送基干班受訓、接受組織批評等)和實物處罰(罰錢、罰油、罰柴禾等)等力.式。

1944年，為了適應陜北分散的鄉村環境和老百姓“照顧門戶”的需要，共產黨在社教運動中開始實行“民辦公助”形式。具體來說，就是要求每村都有一個民辦的村學。各村通過村學組織來開辦冬學、夜校、識字組、讀報組等。在課程的內容設定、教員的聘用、資金的籌措、學習時間的長短等以需要和實用為原則。比如從當地農諺、春聯、歌詞或報紙中選擇教學內容，教他們如何種菜、紡織以及記賬、寫信、寫路條、寫契約、打算盤;避開生產時間、靈活采用集中或分散的方式進行等。這些舉措直接針對成年農民而設計，容易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因而受到鄉村社會民眾的歡迎。

(二)改良衛生，反對巫術

倡揚良好的衛生習慣，以科學方法接生，降低死亡率，促進民眾身心健康是邊區社會教育運動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黨在邊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進行這一教育和改造工作。比如進行普遍的清潔衛生教育，從身體、衣著、住宅、飲食、便溺等各個方面規定了詳細的衛生細則:不喝生水，食物防蠅，滅蠅滅蛆，修好井水窖，人畜分居，修廁所，開大窗，通煙筒，勤灑掃洗浴洗衣曬被等，以其改變人們舊的生活習俗，形成新的衛生習慣;還特別對家庭婦女進行婦嬰衛生方面的教育和指導，讓婦女了解衛生常識，以新生法接生，從而減少因不衛生而導致的嬰兒死亡;同時，在各地開設衛生門診，派醫療隊下鄉巡回醫療，培養醫護人員，包括會新法接生的助產婦，改造巫神等;衛生教育普及很快成為邊區群眾文化運動的第一等任務，“救命第一”、“衛生第一”就是當時最響亮的口號之一。

在提倡講衛生，用科學方法治病之外，邊區也進行了破除和改革其他舊習俗的努力，包括禁煙、禁賭、提倡放足、破除買賣婚姻等。比如在許多新秧歌劇中，直接以老百姓身邊發生的故事、熟悉的人物作題材，采用當地的語言來創作或改編唱詞和劇本，像《買賣婚姻》、《小姑賢》、《算卦》、《神蟲》和《回娘家》等劇作就將當地老百姓婚姻生活中的童養媳制度、家庭生活中的家長制作法以及算卦敬神之類的舊習俗在舞臺上展示出來，讓那些頑固的堅持舊習俗的角色當眾出丑，從而批判和譴責這些舊習俗。另一方面，將革新者塑造成代表正義和真理的高大形象，讓老百姓在看戲中改進生活方式、廢除不良習慣或轉變看法。為開展反迷信運動，邊區政府還發起反巫神運動和巫神坦白運動。“向群眾暴露他們的罪惡，用群眾的力量來斗爭他，感化他，使他改邪歸正，好好重新參加勞動，重新作一個對社會有用的好公民。”邊區還展開了推廣模范醫生—崔岳瑞的運動，以巫神的敲詐害命和醫生的治病救人的事實提高老百姓的覺悟，選擇正確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三)勞動教育與“二流子”改造

在社教運動中，對勞動和生產的關注源于當時邊區為克服物質匾乏和生存危機而開展的大生產運動。但也因此在邊區樹立起對勞動和勞動者的尊重。隨著對“二流子”改造工作的開展，這一目標和訴求更加明顯。為了強制“二流子”們的思想和行為轉變過來，邊區社會的各種力量都被調動起來。比如讓小學生勸說他們身邊的“二流子”戒煙戒賭，督促他們參加生產，變成好人;在黑板報、墻報等大眾媒介上公開“二流子”們的惡性，或者報道“二流子”轉變為勞動英雄的事跡，讓其他“二流子”受到震動以改邪歸正;或者讓那些因受到感化而轉變過來的“二流子”到冬學里來做講演，講述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自己所受的待遇，借以勸導其他“二流子”們參加勞動改造。

三、鄉村社會的激蕩與變遷

革命政權在邊區進行的社會教育運動和改革計劃給鄉村社會帶來一股清新的空氣。不僅鄉村社會出現了許多新的事物，新的訊息，人們的社會生活觀念、生活模式以及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也在悄然發生著某些變化。集體主義的革命新觀念在民眾中也慢慢擴散開來。

(一)“村民公約”

在1943年5月19日的《解放日報》上，刊登了一則來自綏德縣延家川二鄉張家村“村民公約”，其內容如下:

一、全村人，勤生產，豐衣足食，生活美滿。

二、不吸煙，不賭錢，人人務正，沒個懶漢。

三、不吵嘴，不撕斗，鄰里和睦，互相親善。

四、多上糞，仔細按，人畜變工，大家方便。

五、秋翻地，鋤四遍，龍口奪食，搶收夏田。

六、婆姨們，多紡線，不買布匹，自織自穿。

七、多栽樹，多植棉，禾苗樹木，不許糟踐。

八、識字班，好好辦，不誤生產，又把書念。

九、抗工屬，優待遍，吃的又飽，穿的也暖。

十、公家事，認真干，公糧公款，交納在先。

一十一、生產事，議員管，服從檢查，接受意見。

十二、好公約，要實現，誰不遵守，大家懲辦。

這些公約大多以通俗易懂，簡潔明了的語言來表達，使老百姓一看就明白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隨著這些新的公約、生活制度進人鄉村社會，變工、生產、支前、讀報、識字、衛生等行動便成為農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新規范的大眾化和鄉村化彌合了鄉村社會精英和普通民眾的鴻溝，進而為開展鄉村社會集體化運動奠定了基礎。 (二)“新式家庭會議”

1944年，《解放日報》連續登載了幾則有關家庭生活的報道。其中一個報道是這樣的:一個曾經實行家長制的舊家庭，由于內部不團結，家庭成員生產情緒低。后來，在政府人員的幫助下，全家訂立了生產計劃，組織起來進行家庭改造。結果，家庭生活走向民主化:家庭實行會議制度，在家長決定家務事時征求全家人的同意。在生產上則實行家庭內部分工，各盡所能。他們還實行節約和獎勵制度，因而全家親密又團結。文章最后將這個家庭譽為“新民主主義農民進步家庭中優秀的典型”。

在這些類似的報道中，我們注意到，改造舊式家庭的直接目的是促進生產，推動邊區經濟發展。在當時邊區物質條件困難的情況下，這一點更為迫切。但同時，以家庭民主化為基礎的新型家庭關系模式對鄉村社會的秩序和改造帶來了重要影響。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調整和改變了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家庭會議開得好，婆媳和睦了，兩口子不吵架，打罵孩子的現象也少見了。”這種立竿見影的效果又進一步加深了鄉村民眾對共產黨的認識。另一方面，家庭民主化的推行使得家庭成員包括婦女、兒童在家庭會議上都可以參與，可以發言和討論。換言之，對邊區社會的改造而言，家庭會議更為深層的意義可能還在于它“造成了一種智識活動和自由發問的空氣”。它教會了人們如何組織、開會和討論。許多新的信息、觀點可以通過這一關系網絡來傳播、加工，然后得到理解。這是一個重要起點，它提供了一個政治啟蒙和實驗的場地。

(三)組織化的鄉村生活

在社會教育運動開展的過程中，邊區社會律市起廣泛的大眾教育組織，如小學、冬學、村學、識字組、夜校、民教館、讀報組、黑板報、秧歌隊、衛律小組等。這些文教組織和經濟組織(如農會、減租會、變工隊、婦紡小組、合作社、運輸隊)、軍事組織(如自衛軍、民兵、少先隊及兒童團)將邊區社會民眾納人一個組織化的生活世界。

在這個生活世界，戰斗、生產與教育融合為一體。由于個體處在社會關系網絡中，新的信息、觀點不僅會在那些最先受到感化的個體那里引起共鳴，隨后也會通過各種組織和關系網絡來傳播和加工。因此，其他的群體或多或少也都會卷人其中。換言之，通過這些組織和關系網絡，鄉村民眾的心理和意識被重新塑造，對于這一過程的意義和價值，毛澤東曾深刻洞察:“這種生產團體，一經成為習慣，不但生產量大增，各種創造都出來了，政治也會提高，文化也會進步，衛生也會講究，流氓也會改造，風俗也會改變。”在這一過程中，農民不僅獲得知識上的增長，也增強了對黨的號召、政策的了解和理解，從而強化了對黨的權威的接受和認可:“凡是有好的讀報組和黑板報的地方，那里對政府政策法令和上級號召就容易貫徹，生產衛生教育各項工作就容易開展，而且可以少開多少會，凡是有好的通訊組織的地方，那里工作的情況和經驗就容易了解，而且干部在政治和文化上就能得到迅速的進步。”在這種團體生活中，老百姓的眼光開始突破家庭的小天地，他們開始與國家政治聯系起來。“使那些與世隔絕的鄉村感受到了社會政治變革的浪潮”。

四、結語

社會教育運動的基本訴求是掃除文盲，推廣農業生產和衛生保健的科學知識，并改造舊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進而提高鄉村民眾的抗戰熱情。通過教育機會的大規模增加、基本醫療衛生設施的普及，以及形式多樣的民間文化，并輔之以豐富多樣的組織形式、各種靈活機動的方針策略，黨的文教工作者在鄉村社會掀起識字掃盲、學習新知識、改造舊習俗的社會變革熱潮。這一浪潮推動了鄉村社會的改造和變革過程，擴展了共產黨在鄉村社會的影響，推進了中國革命的進程。

首先，社會教育運動改變了邊區原有的社會關系結構，建構起普通民眾，尤其是農民的革命主體地位。正如毛澤東所說:“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④在邊區開展大規模的識字運動，開展普遍的民眾教育和開辦許多訓練班，所有這些，都被用來加強群眾自己的至上權威服務⑤。這是一個新的群眾時代。鄉村社會民眾在教育、文化等領域傳統的邊緣性地位的變化，是共產黨對鄉村社會農民的主體性建構的重要步驟之一。農民成為黨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理論和實踐中，馬克思主義的主題已然變奏。瞿秋白、毛澤東等革命領袖一貫強調要建立一個革命的文化，因為中國是個缺乏現代無產階級革命主體的落后農業國家，必須創造一個革命主體。社會教育運動在鄉村社會的展開成功地實現了這一點。

其次，社會教育運動塑造了鄉村社會民眾新的價值觀和認同感。對于處在落后封閉狀態的邊區農民而言，共產黨進行的各項社會改革運動無疑于一場啟蒙的過程。共產黨不僅將許多新的事物、觀念和制度引人鄉村社會，還清除了常年積累在他們身上的舊習俗和風氣。一套新的革命話語和價值觀在邊區鄉村民眾中逐漸傳播和擴散，一種新的文化和哲學逐漸扎根于大眾意識。當這些莊戶人在黨的宣傳與號召下履行這些規范，當這些新的行為規范、道德標準日益滲透于鄉村民眾日常生活的時候，他們事實上已在接受共產黨所傳遞的一套話語體系和價值觀，接受共產黨所宣導的理想和信仰。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黨的權威體系在鄉村社會中逐步得到確立與鞏固。正如李孝梯所說，清末的啟蒙者破除迷信，批判權威，伸張女權，攻擊惡俗，基本上秉持的是一種自發的精神，少有政治力量介人。而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則是一種有組織的行動，內容也和現實政治有更緊密的聯系。正因為如此，共產黨的影響力就更為深刻和有效。共產黨從思想、文化著手，使鄉村社會經歷著巨大的社會結構變遷，進而改變了鄉村民眾的世界觀和價值體系，為新秩序的確立及鞏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