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正式組織；社會網絡；政治動員

[論文摘要]本文以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中國共產黨開展的社會教育運動為例，闡釋了正式組織和社會關系網絡在黨的群眾動員中所發揮的功能及其互補作用。為了有效地動員民眾，中國共產黨首先以正式組織為起點，將動員對象最大范圍地吸納進來。在正式組織的框架下，以“革命道德”標準確定各個不同的群體在組織中的位置。在尋求行為一致、目標認同的基礎上，黨利用非正式組織來推動和促進集體行動，將湮沒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選擇激活。

1935年秋，隨著中共長征落腳陜北，陜北成為中國革命新的起點。中國共產黨在這里進行著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革命和改造工作，力圖使共產黨的影響滲透到鄉村社會每一個角落，以便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打下基礎。而一種社會秩序基礎的穩固性在于創造有效的社會關系。正如社會學家所揭示的，有效的社會關系網絡不但帶來了行動動員的條件，也提供了適當的環境以形塑特定的世界觀和生活態度。中國共產黨在陜北鄉村社會的諸多舉措，正是通過鄉村社會再組織化的過程，在邊區鄉村民眾中間建立起新的社會組織和社會網絡，來塑造一個慣于集體行動的鄉村社會，從而為黨的群眾動員提供結構性的條件。本文即以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中共開展的社會教育運動為例，闡釋正式組織和非正式組織在中共群眾動員中的作用。

一、正式組織的建立與鄉村社會的組織化

將社會各群體組織起來是共產黨的一貫工作方針。1939年，毛澤東在《組織起來》一文中明確指出，“把群眾力量組織起來，這是一種方針”。據一項統計，在陜甘寧邊區，各類群眾團體達25個之多。概括起來，在邊區，一個普通的鄉村社會大致可以分為3類群眾性組織，一類是群眾性的經濟組織，如農會、減租會、變工隊或扎工隊、婦紡小組、合作社、運輸隊等;一類是群眾性的文化教育組織，如小學、冬學、村學、識字組、夜校、民教館、讀報組、黑板報、秧歌隊、衛生小組等;一類是群眾性的軍事組織，如自衛軍、民兵、少先隊及兒童團等。眾多的組織將鄉村各個不同的群體吸納進來。經常的情形是一個農民可能參加七、八個組織，盡管許多人在有些組織中只是掛個名而已。

這些組織在黨的領導下產生，為執行黨的政策展開工作。因此，盡管這3類組織性質不同、功能各異，但在人員構成上彼此交叉、重疊，使農民個體與組織都帶有多重性特征。比如，在組織變工隊時，往往先利用學校、讀報小組在群眾中進行宣傳、醞釀，號召農民組織起來;在開展社會教育運動過程中，也會借助生產組織來進行。經常的做法是直接將變工隊、婦紡小組等生產單位變成識字小組、讀報小組，利用生產之暇進行識字掃盲的社教工作。而自衛軍組織也被認為是“最便利于進行社教活動的場所”。許多地方的民兵組、擔架組同時也是識字組、讀報組。在邊區，每個小學的學生都要參加當地少先隊，而教員則成為自衛軍、少先隊的文化政治教員，經常去給他們教字或政治課。李公樸在華北就觀察到，在青年抗日先鋒隊中，兒童團里，婦女自衛隊里經常有人報告時事，或是講解當前重要的政治問題。他評論說，這并不是什么別的工作，而正是沒有折扣的教育工作。

在社教運動開展的實踐中，農民還發明出一種叫做“變工教學”的方式，將識字與生產的勞動力進行交換，使識字與生產兩不誤。1944年，《解放日報》就登載了這樣的事例:在米脂縣印斗區第七鄉高家溝村，由于村子貧困而又分散，全村僅有村民高懷山讀過4年書，全村人幾乎都是文盲，鄉里的指示經常被耽誤。因此，當地民眾便想出了“變工教學”辦法，設立民眾學校，由教員承擔教育全村娃娃的任務，教員的地則由眾人分工合作來負責。教員還組織成立婦女識字班、變工隊讀報組，這樣既不耽誤生產又開展了學習運動，兩頭不誤。

在組織化的方針之下，邊區社會的民眾很快被納入到各種組織中去。“各業工人百分之九十五加人了工會，農民全體加入了農民會，邊區青年絕大多數加人了青年救國會，邊區婦女百分之七十以上加人了婦女救國會”。在社會教育運動中，據稱，在建立新延安之后，僅僅五六個月的時間，文盲和半文盲全數的二分之一以上便已經過著有組織的教育生活了。在黨的領導下，組織化的生產、生活成為社會民眾所熟悉的狀態。這正是黨所期待的。毛澤東在關于農民被組織到勞動互助合作社問題上曾有這樣評論:“這種生產團體，一經成為習慣，不但生產量大增，各種創造都出來了，政治也會提高，文化也會進步，衛生也會講究，流氓也會改造，風俗也會改變。”因此，正如外界人士所觀察到的，真正的權力并不屬于選舉出來的議會或政府，而屬于革命本身的機構，即群眾團體，如青年團、婦女會、農民協會等。這些群眾組織的革命職能即在于提供一種手段，或創造一種氣氛，使新政權能夠扎根、成長。換言之，這些組織抑或組織化了的民眾是革命進程中的一環。盡管這一環可能只是革命奠基工作中的一部分，但這種集體勞動、合作互助方式“使那些與世隔絕的鄉村感受到了社會政治變革的浪潮”，從而為鄉村社會的變革與發展提供了動力。

二、組織框架下的鄉村社會分層

如果說，“組織起來”是黨的群眾工作方針之起始點，那么，接下來的工作步驟即是在群眾內部劃分類型，對他們進行歸類定位。毛澤東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一文對這一工作方法作了明確指示。他指出，任何有群眾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后的三部分人。根據這一“三分法”，鄉村社會的群體被劃分為積極分子(如英雄模范)、落后分子(如二流子、巫神等)、中間分子等類型。隨后的工作即是針對不同類型采取不同的態度和策略，從而實現以分進合擊的方式改造并整合所有群體，并將他們納人革命航道的目標。

首先，對積極分子，如英雄模范、優秀典型等，黨給予充分的禮遇。他們是黨所倚賴的對象，因為黨的政策之推行與貫徹需要他們的首先響應、率先行動并組織其他人隨后跟進。毛澤東總結說，勞動英雄的作用就體現在帶頭作用、骨干作用和橋梁作用。因此，他高度重視通過活生生的榜樣對民眾的示范和引導。為了推動生產運動和減租減息運動的開展，毛澤東要求各級黨委“應即根據中央土地政策和當地情況發出指示，并親手檢查幾個鄉村，發現模范，推動他處。同時，應在報紙上發表關于減租的社論和關于減租的模范經驗的報道”;他批評說，“不把陜甘寧邊區一些農業勞動英雄的模范勞動方法(勞動互助，多犁多鋤多上糞)推行于各地……是錯誤的”。他出席邊區的各種勞動英雄大會，和各個領域的模范們交談，頒發獎章，表揚他們。

其次，對落后分子的問題上，則是打擊和改造雙管齊下。如為了推進“二流子”改造工作，黨的各級組織者首先對二流子進行了歸類劃分。完全無業而靠不良行為為生者，如巫神娟妓、販賣鴉片煙的，是正式的二流子;有正當職業而兼靠不良行為維持生活者，是半二流子;如只有不良嗜好，就不能算二流子。查清了這些，然后將他們編成二流子小組，采用不同的方式區別對待。對于巫神等落后分子，也先對他們所犯錯誤程度輕重進行劃分，采取不同處置方式，“巫神之以酷刑治病死亡者，應以法究辦。至于一般的反迷信活動，則應依靠青年站的覺悟與自愿進行之，以免與群眾相對立”。

再次，對于中間分子，包括舊社會遺留分子，比如舊紳士、地主、商人、知識分子等，也包括那些在態度上游移不決、處于冷漠或觀望態度的廣大中間化民眾，黨的政策傾向于改造和教育。以社會教育為例，在對待私塾先生、民間教育家問題上，黨的政策一方面是團結他們，充分發揮他們在掃除文盲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則施以新的教育和改造，幫助他們提高。同時對他們即使是微小的改變和進步，也加以表揚。

顯然，這種社會分層不同于傳統鄉村社區以士紳與大眾二元格局為基礎的劃分，而代之以“革命道德”對鄉村民眾進行的重新劃分。“革命道德”在鄉村社會設置了一種選擇性機制，凡是對革命貢獻大的，對革命工作積極的，就是值得肯定的，是依賴對象。反之，則是否定的，被批判對象。依據不同的群體類型，對其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態度，或是激勵他們、幫助他們;或是改造他們、糾正他們。這是一個聯合和排除的雙向過程，既可以劃分出那些被認可的行為規范，也可擯棄那些為革命所不容的意識和行為。通過這種劃分，黨的精英試圖使民眾知道，什么樣的行為是正確的，什么樣的行為是得到鼓勵的。正是這樣一種“革命道德”的設置，使民眾分散的選擇或力量得以集中，同時也為使他們的目光從個人的天地聚集到革命的動員目標提供了明確的方向。

三、社會關系網絡下的群眾動員

為了形成持續的動員力量，還需要更加耐心和細致的工作環節，這就是作為非正式組織的社會關系網絡。這一舉措主要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互動和頻繁溝通來傳遞信息，傳播革命，并以積極分子的范例來引導民眾接受和認同革命，從而把同情革命的旁觀者吸收到革命中來。

人際互動的第一支力量就是鄉村社會的兒童，尤其是上學的小學生們。1942年2月1日，邊區政府發布《陜甘寧邊區小學規程》。這一文件指出，小學學生應于課外參加破除迷信、講究衛生等項宣傳和社會教育及生產勞動，以補助其課內學習……邊區各小學應利用假期、星期天、課外活動等機會，參加社會活動，如進行抗戰宣傳，幫助自衛軍放哨、送信、探消息、查路條、捉漢奸，參加春耕秋收、優待抗屬、動員新兵、讀報、掃盲等。在有關冬學的經驗總結中也指出，“我們應把平時的小學教育和普通的社會教育聯系起來。采取適當辦法來(進行)普遍的社會教育和訓練小學生，提高每個小學生的責任心，將他們培養成為社會教育、家庭教育的傳播者，即訓練與實行小先生制，經過他們來影響與教育他們成年、老年或失學的父、母、伯、叔、兄、嫂、姐、妹等，將抗戰知識廣泛深人的傳達到廣大民眾中去。”負責社會教育的組織機構—各縣三科和社教指導團也都被明確要求每逢市鎮大的集會都要領導小學生到會舉行識字教育宣傳工作，或小學組織宣傳隊，每禮拜到附近鄉村去宣傳識字教育工作，并在市鎮交通要道張貼關于識字的標語。。

在邊區社教運動的開展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圖景:在教育廳下發冬學計劃到各鄉后，各鄉的小學就開始了冬學宣傳周，小學生跑到家家戶戶作深人的冬學宣傳。“娃娃兒童勸著爸爸媽媽讀書，常成為最有力的動員方式”。“每個小先生都是清潔衛生、婦女紡織、勞動生產的宣傳與組織者。小先生們教給每一個婦女兒童要好好勞動生產。”⑥綏德六區有個安家婆姨不講衛生，徽得不愿生產，坤元(小學生)整天給她講二流子變英雄等實際例子，現在安家婆姨家里常打掃好讓坤元檢查，幾天來捻了一斤多好線賣了。這些小學生還幫助區上做事:區上每開會，他們便是基本隊伍，去唱歌、表演秧歌，分頭去動員到會的人。讀報時他們也參加，還動員自己的爸媽去聽報。他們還分工進行街道和家庭的衛生檢查工作函。各學校還配有宣傳隊組織，每逢禮拜日到農村去進行宣傳。宣傳的內容均聯系到抗戰動員工作;還宣傳禁煙，幫助軍隊放哨，檢查路條、盤問逃兵、優待抗屬、給她們挑水砍柴。還有的小學生督促家庭努力生產，勸說父親戒煙，或說服二流子父親轉變。他們成為“學校和家庭的一個爭辯的橋梁，情報的傳達者和分析者”函。他們如同共產黨進人鄉村的導管，活躍在家庭、近鄰和鄉村社區。 人際互動的另一支中堅力量是地方干部，比如勞動英雄、變工隊長、婦紡組長等。在社教運動中，通常的做法是讓這些人首先站出來說話，宣傳識字的好處，然后讓他們推動和組織所在地的識字運動，成為其中的核心人物。如華池城壕村勞動英雄張振財，不但自己識字，而且領導全村的識字運動。華池白馬廟勞動英雄石懷玉除了自己學字，“還推動和領導變工隊的讀報組和識字組”。慶陽三十里鋪的社火頭黃潤努力自修，編寫新社火劇本，描寫減租斗爭、防奸斗爭、識字運動、合作社方針等新事物，還推動隴東分區的民間新秧歌運動。在米脂高家溝，村民推舉全村唯一識字的高懷山當教員，自辦、自管、自教。學制分全日班、半日班，還有攔羊娃的早班，不固定年限，能寫會算就可以畢業。“學校同時也是本村文化建設中心，成立了變工隊員讀報識字組，婦女紡織識字組，并與村、鄉政府配合，開展衛生運動和文化活動。”這些人從社會基層產生，來自于普通民眾。他們實際上成為一個村、一個區縣的群眾領袖者。他們表現積極，被譽為“新型文化戰士”，在民眾中擁有一定的威望。作為共產黨開展工作的支點，他們支撐著革命運動的基本構架。

此外，還有一種人際互動的重要力量是由黨直接選派的外來干部。在社教運動中，就是公派教員。比如在延安楊家灣，首先是教員到村里，幫助群眾修理紡車，與群眾建立感情和聯系;隨后教員進行家訪，了解群眾意見。在適應地方方言和生活需要的基礎上編著教材，開設語文、算術、衛生、常識、習字等課程。還教兒童學寫便條，學珠算、記帳，“教育兒童民主與遵守紀律的習慣”，“講禮貌、團結友愛，講究衛生，尊重父母，家庭和睦的道德風尚”等。在教員的組織和領導下，這里還開展成人教育，推動全村衛生運動。在志丹縣七區一鄉則形成以教員為中心的巡回式學校。其特點是選定4個較大的村子作為巡回教學范圍，教員每天輪教兩個村子。教員輪到哪個村子，就將學生集合在一起教學。這樣既解決了就地上學的問題又不誤生產@。作為社會教育運動的主要承擔者和黨組織的權威代表，教員的工作不僅直接關系到這一運動的成敗，在某種程度上也關系到革命政權在鄉村社會的影響力和控制力，關系到鄉村民眾對新秩序接受和認同的程度。因此他們看起來就像是各農家的常年顧問。“如分布在每一個角落的文化據點，把延安的號令貫注到一家一家去。”。

四、討論與結論

綜上所述，為了有效地動員民眾，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一整套的群眾工作方式，即首先以正式組織為起點，將動員對象最大范圍地吸納進來。黨在鄉村社會塑造了一個新的空間環境，將動員對象置于一個新的組織化的場景之中。這一組織化政策把相似的群體—無論是基于生產上的互助，還是生活上的合作而相似—集中在同一生態環境下。這樣的生態環境加強了各組織之間、各群體之間的聯系，將鄉村社會納人到一個巨大的組織化的關系網絡中。因此，這種特殊的生態環境不僅促進了組織和網絡的形成，也有利于增強人與人之間的凝聚力。“農民們經過集體勞動和組織化的生活，不僅使生產力得到發展，生活得到改善，人與人的關系也起了變化……他們不獨對經濟有了興趣，對政治文化生活同樣有了興趣……合作社是組織人民經濟生活的核心，同時對農村中其他各種政治、武裝的工作，起配合和推動作用。”同時，以集體、互助方式組織起來的鄉村社會為黨的各項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新的活動場所，比如學校。大多數的革命活動和黨的工作都通過這里傳達、完成。它區別于鄉村社會傳統的宗廟祠堂、祭臺神壇，開創了一個大眾化的、廣闊的、革命化的公共空間。正是這些公共空間提供了更多動員民眾、聯絡情感的巨大舞臺。此外，這種組織化改變了鄉村社會人群的分布狀態和聚集模式，促進了人際交往和融合。顯然，這里的正式組織成為一種重要的動員資源。

在正式組織的框架下，還需要確定一個共同奮斗的目標和方向。因此接下來的工作便是以“革命道德”標準確定各個不同的群體在這個組織中的位置。它將對人的行為選擇進行限定，也包含了對人們行為的塑造。因為這樣的劃分與歸類極大地縮小了他們自我選擇的空間和領域。在相互關系密切的群體內，意識形態或文化規范會使封閉的群體內成員之間出現模仿、跟進行為。再加上號召中心的存在，社會成員之間的這種相互感染，相互影響會日益強化。群體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模仿，甚至通過對某些群體動用強制性手段，會使目標更加凝練、集中，會產生更多的認同感。“變工隊使農活干得更愉快，更有效率，同時由于創造了新的集體主義精神，使他們對克服眾所周知的農民的個人主義和氏族性質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換言之，隨著農民被組織化的程度提高，農民集體化的傾向逐漸顯著，已然引起若干心理上的變革。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當以農民為主體的根據地民眾被充分地組織和武裝起來之后，他們便在戰爭的特殊環境下，生活于現代社會的次生政治團體(即為了明確的社會目的自覺地組織起來的、形成科層結構的團體)之中，并通過這種團體與國家政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這種團體生活中，他們的眼光開始突破家庭的小天地，他們開始普遍地形成強烈的政治認同，公民意識和國家觀念也迅速長成。”

在尋求行為一致、目標認同的基礎上，還需要將湮沒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選擇激活。因此，還需要更進一步的工作，這就是利用非正式組織，即社會關系網絡來推動和促進。以生活和工作環境為基礎的人際關系網絡，成為可資利用的動員手段。這里的關鍵是信息的交換與傳播。通過同一居住和活動空間下的人際交往和相互接觸，經過交談、討論、解釋和評價，革命的信息被理解并隨后被運用，從而能吸引更多的人參加進來。新的觀點、信息首先在那些最先受到感化的鄉村民眾那里引起共鳴，而后在非正式圈子、初級群體和朋友網絡中傳播和加工。由于農民處在復雜場域中，因此，其他的群體或多或少也都會卷人其中。在這一過程中，集體信仰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建構和重建，整個鄉村社會也日益趨向同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