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湖湘文化源遠流長。澧縣“彭頭山文化遺址”和“城頭山文化遺址”的出土，用鐵的事實證實，湖南洞庭湖地區(qū)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搖籃之一，很多方面比黃河流域還早。屈原就是先秦湖湘文化集大成者。他不僅是位偉大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而且是位偉大人民教育家。本刊將全面介紹屈原從事教育方面的業(yè)績，以拋磚引玉，望能引起專家學者對這方面注意和研究。

屈原(約公元前343年－277年)，名平，字原，又名“靈均”，戰(zhàn)國時期楚國屈地（今湖南洞庭湖地區(qū)漢壽）人①，出身于當時楚國昭、屈、景“三閭”中的屈氏家族。該家族始祖是楚武王之子屈瑕，曾任“武王之督”（即楚軍總司令），被封為莫敖，其后代有屈重、屈到、屈建、屈蕩、屈申、屈生，一直到戰(zhàn)國時期屈宜臼等，都襲封為“莫敖”，其“莫敖”的封號是楚武王所封的具有諸侯性質的侯爵，其封地在今湖南洞庭地區(qū)。屈原的父親屈，為屈氏家族宗子，襲封為侯爵，曾任楚國大將軍，楚懷王十七年春，在秦楚漢中之戰(zhàn)中戰(zhàn)死。屈氏家族的發(fā)展歷史和父親屈②為國捐軀，對屈原思想產(chǎn)生很大影響。屈原二十歲左右，以“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著稱，就任楚懷王左徒，為了振興楚國，力主“奉先功以昭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的“變法”，“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外交上采取聯(lián)齊抗秦路線，很快開創(chuàng)楚國的新局面，戰(zhàn)勝魏國，楚懷王因此成為東山“六國之長”。由于，屈原的“變法”中提出“屬貞臣”、“舉賢授能”的用人政策，觸及了楚國“嗣宗職”的貴族賴以生存的特權，同時對外引起秦國恐慌，于是國內(nèi)外反動勢力“共譖屈原”③，致使“變法”失敗，屈原也因此被迫辭掉左徒之職并遭到各種迫害。楚懷王十七年，屈在秦楚漢中之戰(zhàn)中戰(zhàn)死，屈原“嗣宗職”，為屈氏家族宗子，襲封為侯，并任楚國的三閭大夫。公元前278年，秦國攻占楚國首都郢，接著又進攻楚國戰(zhàn)略后方“糧倉”洞庭湖地區(qū)，即屈氏家族封地。屈原率領屈氏家族軍民進行英勇抗戰(zhàn)，因寡不敵眾而失敗，于公元前277年自投汨羅江而死，以身殉國。

屈原是我國先秦時期最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學者和愛國主義詩人，集楚文化之大成者。他為振興祖國和捍衛(wèi)祖國而奮斗一生中，長期從事教育活動，為楚國培養(yǎng)大批優(yōu)秀人才。因而，他又是我國先秦時期卓有建樹的最偉大的人民教育家。因此，他深受我國和全世界人民的敬愛。1954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列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作品很多。據(jù)《史記》載：他曾為楚懷王“發(fā)號令”、“草擬憲令”，應寫下很多政論文，可能是由于戰(zhàn)火而毀，后保存在漢代劉向編集的《楚辭》中，就有二十六篇:《離騷》、《九歌》(11章)、《天問》、《九章》(九篇)、《遠游》、《卜居》、《漁父》、《招魂》等。

屈原在思想上，是一位偉大的樸素唯物主義者。他生活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我國奴隸制社會崩潰瓦解的時代。奴隸主貴族統(tǒng)治賴以生存的“天命觀”、“天授論”，遭到一些進步思想家的批判。當時，楚國思想家老子率先創(chuàng)立了“道”的概念，用“道”完全取代“上帝”，并提出萬物是“陰陽變化”所形成的樸素辯證思想。屈原繼承和發(fā)展了他前輩思想的精華，認識到萬事萬物都是由事物內(nèi)部“陰陽”兩種物質“三合”而成的，歷史是不斷進步的。所以，他不但不相信“上帝”，而且將“上帝”當作一切腐敗黑暗勢力的象征，進行口誅筆伐。如在《招魂》中，詩人借巫咸之口說：“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些。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可見，屈原筆下奴隸主貴族頂禮膜拜的“上帝”，實際上是一切罪惡的罪魁禍首。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全面向上帝挑戰(zhàn)，標志著人類思想真正從“天命觀”的枷鎖下解放出來的第一聲春雷。還有，屈原筆下寫到許多神靈，其中大體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楚國傳說的祖先神，屈原對他們生前為民族為國家所作的貢獻，進行極力歌頌。如《九歌》就是如此。第二類，是對壓迫殘害民眾的兇神惡煞的猛烈批判，如《招魂》中的上帝及其“土伯”之輩；《天問》中的“伯強”等等。第三類，是當作自己的仆役，如《離騷》中的“詔西皇使涉予”。所謂“西皇”是指秦國祖先神白帝。又如，“前望舒使先驅兮，后飛廉使奔屬”；“雷師先余以來具”；“吾令帝閽開關”等，其中“望舒”即月神，“飛廉”即風神。“雷師”即雷神，“帝閽”即為上帝守門之神。這些在“天命觀”者眼中，必須頂禮膜拜的神靈，現(xiàn)在卻成為詩人“上下求索”的侍從差役似的角色。由此可見，屈原是一位徹底的無神論者。這種樸素唯物主義思想，還表現(xiàn)在對歷史研究方面。屈原作品中提到許多歷史人物。不管是自己國家的，還是外國的，乃至敵對國家，甚至對自己國家造成極力災難的人物，例如“奮伐荊楚”的殷武，屈原卻不為感情所左右，而是根據(jù)他對其本國歷史發(fā)展的貢獻，還加以客觀評價。其歷史唯物的態(tài)度是十分可敬的。更為可貴的是，他發(fā)現(xiàn)和肯定人民在國家政治生活和歷史發(fā)展中的巨大作用。如，《離騷》中說“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瞻前而顧后兮，相觀民之計極”。這里，屈原將“民德”、“民之計極”，視為左右“皇天”的“錯輔”力量，實際上是“人定勝天”的思想。特別是他深刻看到了人民中婦女在人類社會進步中“半邊天”的作用，在《九歌》中，屈原歌頌的前九位祖先神中，女神就占了四位。這是我國乃至世界古代思想家中，無人可以媲美。因此，屈原堪稱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同時，屈原還是一位愛國愛民的政治家。他生活在戰(zhàn)國中晚期，楚國當時仍是“宗法制”為主體的國家，朝廷長期由“嗣宗職”的大貴族世家把持，相互爭權奪利，“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斂諸百姓”，加上連年戰(zhàn)爭，郢都“食貴于玉，薪貴于桂”④，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國勢日益衰敗。當時，秦國在推行商鞅變法后，迅度強大起來而“欲吞并諸侯”，出現(xiàn)了“橫則秦帝，從則楚王”，秦楚兩國斗爭進入你死我活的階段。屈原雖然出身王族中屈氏家族，在國難當頭之際，為了振興楚國，改善人民生活，力主推行“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的“變法”，開展“外結強鄰”的外交，實現(xiàn)國泰民安理想。由于，楚國的反動貴族，與秦國反楚勢力勾結，“共譖屈原”，致使變法失敗，屈原本人也遭到各種迫害。盡管身處逆境之中，屈原仍然關心自己人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堅持與人民同艱苦、與祖國共患難，并拿起自己的筆，以詩歌作武器，以教育為陣地，猛烈地揭露批判腐敗朝廷的禍國殃民的罪行，甚至痛斥楚王為“壅君”。屈原這種忠誠的愛民愛國的思想和實踐，深受人民的崇敬，成為中華民族之魂。二千年多來，年年“端午節(jié)”成為人民紀念自己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詩人的屈原節(jié)。這更是中外古代如群星燦爛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家中，無人可以媲美。憙

一、屈原的教育實踐

屈原作為戰(zhàn)國時代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學者和偉大愛國主義詩人，在所從事的振興楚國的政治斗爭中，在推行“國富強而法立”的“變法”過程中，在為實現(xiàn)“屬貞臣而日”的“美政”奮斗中，非常重視教育，并長期從事教育實踐活動。只是后來研究者深受“獨尊儒術”的影響，錯誤地將屈原當作一介書生，主要研究他的詩歌“章句”，對他的哲學、政治思想，特別他所從事的教育卻無人問津。如果，我們深入研究，仍然可以發(fā)現(xiàn)屈原從事的教育實踐活動。憘

1、“左徒”是太傅的別稱憖

屈原在楚懷王的初期，擔任楚國朝廷的“左徒”。《史記·屈原列傳》載：屈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楚國的官職，與其他國家的官職的名稱多有不同，如“主政之官”，楚國叫令尹，其他大多數(shù)國家叫相。至于“左徒”，《史記》中記載了楚國有兩個重要人物擔任過此職。這就是屈原和他以后的春申君黃歇。《楚世家》載：楚襄王二十七年，楚“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為質于秦。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這里說的“左徒”是指黃歇。《春申君列傳》載：楚襄王二十七“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于秦”。楚襄王三十六年，“頃襄王病”。黃歇謀求秦昭王放太子歸楚，準備接任楚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秦昭王很了解楚國的政治，他這里說的“楚太子之傅”就是指左徒黃歇，其中的“傅”，應是《楚世家》中楚成王太子商臣“告其傅潘崇”，楚“平王召其（太子建）傅”中的“傅”，是指太傅。據(jù)此，可以確定“左徒”就是太傅。又因為，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太傅”，既是太子的老師，又是朝廷的重臣，位列三公，其重要職責之一就是制定或修改國家法令，如《左傳·成公十八年》載：晉悼公“使士渥濁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屈原在《惜往日》中，回顧自己任左徒時立法的情形時說：“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詩人這里反復提到“明法度”和“立法”，正是說自己履行左徒即太傅的職責。《屈原列傳》也明確記載了這點。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這里說的“出號令”、“造為憲令”，都是指頒發(fā)或制定國家政令法律。還有，太傅是未來國王的老師，關系國家未來命運的大事，所以國王都很重視，并規(guī)定明確的任職條件，如一定是王族成員、國王非常信任、而且具有德才兼?zhèn)涞葪l件。所以，《國語·晉語》載：“君(晉悼公)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宣惠于教也，使為太傅”。《春申君列傳》載：“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頃襄王以歇為辯。”屈原任左徒更具有這些條件。《屈原列傳》載：“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司馬遷有關“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等記述，正說明屈原任左徒即太傅的任職條件。據(jù)此，屈原任左徒即太傅，應是可以肯定的。在當時歷史時期，這一官職，是國家最高的教育長官，不僅擔負教育太子的重任，而且負責制立國家法令，包括教育的法令。他的教育思想和活動，在當時影響整個楚國，屈原在《惜往日》中提到“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他所寫的“受命詔以昭時”的法令，早已遺失，但是“奉先功以照下”的作品，仍然保持下來，《九歌》就是這類作品的代表作。憘

2、“三閭大夫”是王族的教育長官

屈原《漁父》載：漁父問屈原：“子非三閭大夫歟？”這充分說明，屈原在楚國朝廷擔任過“三閭大夫”官職。王逸在《離騷》題“序”中說：“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⑤這里的“序”，本義是中堂東西兩旁的墻。《說文》：“序，東西墻也”，亦指東西廂，后引申為學校。《孟子·滕文公上》：“設為詳、序、學、校以教之。詳者養(yǎng)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詳，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禮記·學記》：“家有塾，黨有詳，術（遂）有序。”所以，后來將“詳序”概稱學校或教育事業(yè)。“譜”，指按照事物類別或系統(tǒng)編成的表冊，如《史記·三代世表》曰：“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張守節(jié)正義：“譜，布也，列其事也。”后來，“譜”又引申為指古代記述氏族世系的書籍。如，《史記·太史公自序》：“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屬”，是族、類的意思。所“序其譜屬”，就是教授楚國王族及其各家族的歷史。因此，王逸說的“三閭大夫之職”，實際上是教育的官職。這里的“三閭”，主要指當時楚國的昭、屈、景等三大家族為代表的公族（即王族）。《莊子·庚桑楚》：“是三者雖異，公族也。崐昭景也，著戴也；甲氏（屈氏）也，著封也。非一也。”這說明，楚國的“三閭”，類似春秋時代的魯國的“三恒”，晉國的“三晉”這樣的大家族。因此，楚國的“三閭大夫”，應類似晉國的“公族大夫”。《國語·晉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惠，荀會文敏，也果敢，無忌鎮(zhèn)靜，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惠者教之，使文敏者導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zhèn)靜者修之。”《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悼公即于朝”，使“荀家、荀會、欒、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其儉孝弟”。根據(jù)上述記載，公族大夫的職責，也是非常重要。一是，教育對象是“膏梁之性難正”的“卿之子弟”；二是，教育目標是“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三是，擔任此職者，必須具有“惠”、“文敏”、“果敢”、“鎮(zhèn)靜”等品格的“公族”中重要成員。四是，此職非常高貴，所以欒伯還“請族公大夫”。可見，楚國的“三閭”，其地位與晉國當年公族應基本相當，而且楚國“三閭大夫”是由一人擔任，晉國公族大夫是四人擔任，因此楚國“三閭大夫”，比晉國公族大夫更重要和顯貴。但是，“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的基本職責，應是一致的。屈原《離騷》開頭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這正是王逸所說的“序其譜屬”的一例。因此屈原任“三閭大夫”應是楚國王族最高教育長官。憘

3、屈原作品中有關他本人從事教育的記載憖

屈原熱心教育，精心為國家培養(yǎng)人才，在他的作品中經(jīng)常談到自己從事教育的情況。如：

(1)《離騷》中說：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

冀枝葉之峻茂兮，愿時乎吾將刈。”

這里的 “滋” 、“樹”、“畦”、“雜”、“冀”等動詞，表示耕耘，引申為培育；“蘭”、“蕙”、“留夷”、“揭東”、“杜衡”、“芳芷”等芳草，代指優(yōu)秀人才。“九畹”、“百畝”極言其多和廣。這充分說明，屈原任左徒期間，曾大辦教育。還有，《惜誦》中說：

“木蘭以矯蕙兮，鑿申椒以為糧，

播江離與滋菊兮，愿春日以為糗芳。”

《惜誦》是屈原被放后的作品。這里，詩人用“木蘭”、“蕙”、“申椒”等芳草香木象征“糧”，用“ ”、“矯”、“鑿”等動詞，表示自己堅持刻苦學習和求索；又用“江離”、“菊”等芳草，象征品質高潔芬香的優(yōu)秀人才，用“播”、“滋”等辛勤耕耘動作，表現(xiàn)自己辛勤培養(yǎng)優(yōu)秀人才。“春日”，應是指朝廷接受屈原的“美政”的時候，“糗芳”，精美芳香食品。如，《書·費誓》：“峙乃糗糧”。所以，“愿春日以為糗芳”，希望自己所“播江離與滋菊”，成為祖國美好春天的“糗芳”，也是說自己從事的教育事業(yè)。

(2)屈原《漁父》詩，記載作者與漁父一次“學術討論”。詩中漁父是一位以漁業(yè)為生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屬于儒家亞圣孟子說的“勞力者”的“小人”之列。這次圍繞身處“濁世”中的人生態(tài)度問題展開的討論過程中，漁父由原先主張“圣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即隨波逐俗的態(tài)度，后在屈原的感染和教育下，改變?yōu)椤皽胬酥疂豳猓梢藻嶙恪保馑际羌词埂皾崾馈保惨吹糇陨砟_上臟東西，保持自身清潔。這充分說明漁父在屈原思想教育下的轉變。詩中的描寫漁父“莞爾而笑”，“遂去，不復與言”等態(tài)度，說明漁父對屈原的觀點認同和折服。

(3)屈原《卜居》，記載屈原找太卜，圍繞“竭智盡忠，而蔽障于讒”的問題，進行一次討論。詩中的“太卜”，《周禮》載：其職責為“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兇，以詔救政”。他既是位朝廷從事占卜的最高長官，當然也是楚國占卜的專家，更是宣傳和捍衛(wèi)“天命觀”總代表。屈原選擇這樣人物，宣傳“無神論”，教育“天命觀”者，其意義具有典型性。更為重要的是，屈原利用自己特殊社會地位和影響，運用自身“竭智盡忠，而蔽障于讒”，和當時朝廷“讒人高張賢士無名”的大量事實，教育這位“太卜”。開始這位太卜“乃端策拂龜”，擺開占卜架勢，聽到屈原的宣傳教育之后，態(tài)度完全變了，“詹尹乃釋策而謝”。這里的“釋策”即是放下原先“端策拂龜”，“謝”是道歉賠禮的意思。更有意思的是詹尹最后說的那段話：“夫尺有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shù)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這里，詹尹作為國家的最高占卜的長官和專家，尚且承認“神有所不通”，也就承認了“上帝萬能”之說的虛偽性，可見屈原對他的宣傳教育效果是非常可觀。

總之，屈原作品多處談到他本人的教育活動，并做到“有求必教”，如《漁父》，甚至找上門去作宣傳教育，如《卜居》，足見屈原的教育熱情之高，至于對他身邊的學生態(tài)度，更可想而知。憘

4、歷史文獻中有關屈原學生的記載憖

屈原除了擔任教育官職的同時，歷史文獻中，還記載了屈原的學生。

⑴宋玉《九辯》中記載：

“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桉而學誦。

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

獨耿介而不隨兮，愿慕先圣之遺教。……

竊慕詩人之遺風兮，愿托志乎素餐。”

這里“壓桉”中“桉”，通案，書桌，“壓桉”即伏案苦學；“學誦”，學習詩歌創(chuàng)作；“先圣”，“詩人”，均指屈原，其最好證據(jù)就是《九辯》本身，全詩是摹仿屈原《離騷》等作品進行再創(chuàng)作的，甚至該詩中很多語句都是來自屈原作品，如“何時俗之工巧”，“獨耿介而不隨”，就是如此。這正是宋玉自己說的“愿慕先圣之遺教”、“竊慕詩人之遺風”的具體表現(xiàn)。

⑵《史記·屈原列傳》載：“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 這里的 “祖屈原” 中的 “祖”，是學習效法的意思，含有師承關系。據(jù)此，宋玉、唐勒、景差應是屈原的學生。王逸《楚辭章句》為《九辯》所作題“序”中說：“《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這更證明宋玉是屈原的高足。還有景差，王逸《楚辭章句》為《大招》所作題“序”中說：“《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王夫之《楚辭通釋》考證說：“昭、屈、景為楚三族，屈子舊所管理，（景差）受教而知深，哀其誓死，而欲招之。”王夫之該說可信。《大招》與屈原寫的《招魂》，結構相似，內(nèi)容上也是“外陳四方之惡，內(nèi)崇楚國之美”；表明《大招》是師法《招魂》之作。但是，《大招》在內(nèi)容上只寫到東西南北四方之惡，沒寫到天上地下之險，后一部分大寫豪杰執(zhí)政，選賢任能，又有明顯粉飾朝廷之意。這正如司馬遷說的“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的現(xiàn)象，應是一致的。據(jù)此，景差是屈原的學生，也應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唐勒，《漢書·藝文志》載，有其楚賦四篇，說明他確是文學高手，《史記》將他列在宋玉、景差之間，也應同宋玉、景差一樣是屈原的學生。

⑶《戰(zhàn)國策·楚策》中《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記載：“上柱國子良入見”，為楚襄王處理與齊國關系，提出“與之（給齊國土地），信；攻之，武”的策略，并獲得成功。這里的上柱國子良，就是屈署。“上國柱”是楚國最高功爵，按楚國當時制度，屈原被放后，屈署是代表屈氏家族進入朝廷任上柱國的。根據(jù)楚國當時“嫡長制”，屈署應是屈原的長子。當然他也就是屈原父傳子業(yè)的學生，從他提出處理楚與齊、秦的策略，說明屈署也是政治高手。

⑷《史記·楚世家》載：楚國考烈王將軍景陽，率軍抗秦救趙，“威服諸侯”。這位景陽是當時景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據(jù)王夫之“昭、屈、景為楚三族，屈子舊所管理”之說，景陽和景差一樣，也應是屈原任三閭大夫時期的學生。

總之，屈原曾擔任過“左徒”（即太傅），“三閭大夫”等楚國最高的教育長官，長期從事教育，為楚國培養(yǎng)一大批杰出人才，其學生肯定不比孔丘“賢者七十，子弟三千”的學生少，更重要的是，還培養(yǎng)一批象宋玉、唐勒、景差、屈署、景陽等在當時文化、政治、軍事各方面具有重大影響的優(yōu)秀人才，其成就顯然比孔丘大得多。只是后來歷代封建統(tǒng)治強力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專制政策，為了確保儒術“獨尊”地位，當然必須將比孔丘偉大得多的屈原“罷黜”教育家的行列，當然也就將屈原的教育活動和培養(yǎng)的學生“罷黜”干凈而后快。應該承認，二千多年的封建統(tǒng)治者處心積慮，所推行“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文化專制的愚民政策，是取得很大“成功”，封建統(tǒng)治者尊奉為“大成至圣先師”的孔丘，現(xiàn)在仍然有人改頭換面奉為“偉大教育家”，而屈原這位真正偉大教育家卻無人問津，甚至屈原家鄉(xiāng)人民也無人知曉，就充分說明這點。 （黃露生執(zhí)筆）

注釋： ①黃露生《屈原出生于湖南漢壽》(《武陵學刊》1997年3期)。 ②黃露生《屈原的父親是屈》。(《第一師范學報》1998年1期)。 ③劉向《新序·節(jié)士》。 ④《戰(zhàn)國策·楚策》。 ⑤本書有關引讓王逸的之見，均出自《楚辭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