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爾斯 《正義論》

有關資料顯示，上個世紀90年代至今全國各地開發區遍地開花、大學城肆意圈地擴張，全國每年流失耕地1000萬畝以上，人為征占500萬畝，按人均2畝耕地計算，在過去的13年間全國失地農民數量起碼達6500萬人次。目前大多數失地農民都是屬于沒有文化、沒有資金、沒有技能的“弱勢群體”，在人才市場上的競爭力較差，他們的生活和生存也許在短期內賴于征地補償金不會出現很大的問題，但是，從長遠來看，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尚未達到“福利國”的水準的背景下，失地農民的生活尚處于低保甚至是無保的情況下，如果政府不能充分重視失地農民的“失業”問題，不能及時解決數量龐大的失地農民的“再就業”問題，那幺我們的小康之路將陷于空談。

在沿海地區，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因征地造成農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就業沒有著落的事件時有發生。在一些地方，強制性征地、克扣法定補償、推諉就業安置等問題，須引起高度重視。

那幺，作為政府應該為這些因為社會的更大多數人的更大幸福而放棄自己的生產資料的“失地農民”補償些什幺，難道僅僅是“一腳踢”的經濟補償就可以完成政府對于他們的正義的責任和義務了嗎？

1浙江省紹興縣積極探索被征地農民的培訓就業問題，以提高被征地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幫助掌握一技之長、增強就業能力為出發點，提出了“ 學校出‘菜單’，企業下‘訂單’，政府來‘埋單’”的被征地農民培訓就業新思路，化就業壓力為資源優勢。

隨著城市化建設的不斷推進，紹興縣近幾年來被征地農民的數量不斷增加，就業壓力越來越大。由于被征地農民相對而言年齡偏大、文化偏低、缺少技能，失去土地后的就業難度增大。另一方面，又由于紹興快速發展的民營經濟，有許多企業缺少擁有一技之長的工人，就業難與招工難的矛盾更趨突出。為破解這一難題，縣就業管理部門通過深入調查，了解和掌握被征地農民的文化、年齡結構和就業意向，提出了加強農村人力資源開發，實現城鄉統籌就業的思路，并充分利用縣域內各類培訓教育資源，有針對性地加快被征地農民的技能培訓。具體方法是先由學校根據被征地農民的擇業意向和企業用工需求提出專業培訓計劃，再由企業和學校簽訂培訓用工協議，其培訓費用由政府、企業共同負擔。被征地農民憑政府免費提供的職業技能培訓券自愿“點菜”參加各個專業的技能培訓，經考試合格后發給相應的職業技能證書，然后到相關企業應聘上崗。

過去，我們的培訓往往只停留在“為了培訓而培訓”的意義上，政府部門對于失地農民的培訓更多的是把它作為一項“政績工程”來對待的，光是注重參加培訓的數量，而很少關注培訓的質量以及培訓的最終目的的完成情況，這不僅造成了嚴重的人力、財力的浪費，也無法完成培訓的實際目的——幫助、解決失地農民的再就業問題。畢竟，培訓只是一種手段，手段是為目的服務的，培訓的目的還是要歸結到幫助、解決失地農民的再就業問題上來。也就是一個培訓的有效性問題。那幺怎幺樣的培訓才是有效的?應該怎幺做才能達到培訓的“成本——收益分析”最優？另外，具體到失地農民的再就業培訓上來，培訓的費用應該由誰來支付才是合理的？

紹興的這套“學校出‘菜單’，企業下‘訂單’，政府來‘埋單’”的關于失地農民再就業培訓模式的創新在于：

培訓——以個人努力為關鍵：

通過“學校出‘菜單’”保證了培訓的科學性，從而保證了培訓的質量，同時通過個人努力培養自立、自強意識，在轉變身份的同時相應地改變其意識，為他們提供一個“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基礎條件。畢竟要解決好失地農民的生存問題，使失地農民真正從失地中獲得自身更大的利益，尤其是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僅僅靠有限的補償和社會保障是遠遠達不到的，畢竟再多的補償也是有限的，如果不能給失地農民一條“細水長流式”的出路，那再多的補償帶來的只能式坐吃山空后更大的無奈。從我國和甚至是如美國、西歐等的一些所謂的“福利國家”目前的現狀來看，在我們可以看見的將來，那種理想狀態的福利國家僅僅是好比柏拉圖勾勒的“理想國”而已，只有自己動手才能豐衣足食，才能“跳出農門”，做一個真正意義的“城里人”。

培訓——以企業需求為導向：

通過“企業下‘訂單’”，真正做到了培訓，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你市場需要什幺要的人，我就按你的要求給你培訓人，解決了培訓的盲目性問題，從而減少了培訓資源的浪費，使得每一單培訓從“成本——收益分析”上都達到最優。這種針對性極強的培訓方式能夠在較短的時間里，“生產出”企業你需要的人，既能為失地農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又同時能解決新建工廠、企業的燃眉之急。但是必須強調的是培訓是務實的，決不能讓培訓淪為華而不實的政績工程，要明確培訓的目的，明晰目的和手段的關系。試想，如果你培訓出來的是企業不需要的人，那幺即使政府通過行政壓力等非制度性的強制手段對他們進行安置就業硬是塞進了該企業，可是在企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的黃金率的絕對力量下，那些人終究在該企業待不久，或者讓企業產生了后怕，以后在接收類似情況的失地農民的時候抱著“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漏過一個”的經驗而對以失地農民為轉移的勞動力形成可“隱性歧視”。因此，培訓應當做到真正以企業需求為導向。

培訓——以政府扶持為后盾：

通過“政府來‘埋單’”確保了每一個失地農民在接受就業培訓上都擁有了平等的機會，從而在最大限度上保證了每個失地農民都有平等的參加再就業的可能。“反正是政府出錢，不參加白不參加”，這就能間接鼓勵失地農民提高自身的競爭力。理想的好政府形式必須滿足一個根本標準，即“增進社會利益的總量”。不僅增進人民的福利，而且促進人民的美德和智能。政府通過多失地農民再就業培訓的扶持，不僅符合羅爾斯社會公正理論里的2“最大最小原則”，“增進社會利益的總量”，而且通過與失地農民個人的努力，“促進人民的美德和智能”。通過政府這只手，“盡量平等地分配社會合作所產生地利益和負擔，堅持各種職務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開放。通過對再就業培訓的扶持為3“消除出發點方面的不平等”提供可能性。另外對于某些不愿意承擔相應地社會責任地企業，政府可以通過采取合理的行政手段加以干預——為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失地農民實施聲援。另外政府掌握了較多的信息資源，可以大大解決用人單位與尋求再就業機會的失地農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4．培訓機制的建立有利于減少在再就業安置中的不公正現象。由于每個失地農民都擁有同等地參加培訓的機會，那幺由于腐敗造成的競爭差異就沒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這還能間接對失地農民努力提高自身組織形成一種激勵。

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了一點：這種快餐式的培訓方式僅僅是一種短期行為，他們與那些經過長期的、系統的、多方位的培訓教化出來的人相比還是有較大的弱勢的。強針對性、目標性同時也帶來勞動力就業選擇的局限性。我們還要考慮到如果企業的發展方向在以后的某一時候發生轉變，那幺那些“安需生產出來”的勞動力應該何去何從？這是客觀方面的因素導致的。另外還有企業主觀方面的因素，在征地的時候由于企業迫于政府、失地農民以及社會的壓力，不得不在解決失地農民就業問題上進行妥協。那幺我們不得不考慮到一旦企業達到目的（獲得土地）以后，會不會找出這樣那樣的理由來“找茬”，最終導致企業事先承諾的幫助解決失地農民再就業問題僅僅是走過場。

因此，筆者認為，在這套“學校出‘菜單’，企業下‘訂單’，政府來‘埋單’”的關于失地農民再就業培訓模式的基礎上我們還要輔之以一種長期的學習、培訓機制，先通過這種最快、最經濟的培訓方式讓失地農民盡快“有崗可上”，可是現在“有崗可上”了并不表示就可以高枕無憂了，我們還要清醒地意識到暗藏的“隱患”，并及早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那幺輔之以一種長期的學習、培訓機制就是一項很好的措施。

另一方面，政府在與用地企業簽訂征地協議的時候要注明企業在幫助解決失地農民就業問題上的責任和義務，并且要用一種長期的眼光來規定。比如規定要幾個月內如沒有特別的理由不得辭退等。

我們不是為了培訓而培訓，對失地農民的再就業培訓不應該僅僅是一項政績工程，只有最終能解決失地農民再就業問題的培訓才是有效的培訓，畢竟培訓只是一種手段，培訓不是一個終結，幫助失地農民再就業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政府的政策措施只有真正落實到操作層面上來才是切實有效的，才能保證城市化長期平穩的發展，才能保證政府的合法性基礎。

理想的好政府形式必須滿足一個根本標準，即“增進社會利益的總量”。不僅增進人民的福利，而且促進人民的美德和智能。雖然我們不可能一步達到理想地好政府地狀態，但是我們現在能做的、應該做的就是盡力向理想靠近。

（美）約翰·羅爾斯著 《正義論》 荷懷宏等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8.3

陳慶云著 《公共政策分析》 中國經濟出版社 2000。10

張國慶主編 《行政管理學概論》（第二版）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8

張國慶著 《現代公共政策導論》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9

樓培敏主編 《中國城市化：農民、土地與城市發展》 中國經濟出版社 2004。4

陸學藝著 《“三農論”：當代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研究》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11

林語堂著 《中國人》（全譯本） 學林出版社 郝志東、沈益洪譯 2版 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