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大戰，曹操“檣櫓灰飛煙滅”而敗走華容道，途中三笑孔明、周郎智謀不足，未在險要暗設伏兵。然而這一笑笑出趙子龍，二笑笑出張翼德，幸虧將士拼死抵擋才逃脫性命；三笑卻笑出了關云長——曹操無奈只得親自哀求關羽放行。念及舊日恩情，關羽義釋曹操，一代梟雄才得以回歸江陵。

諸葛亮料事如神，卻用關羽把守最后一道關口，導致煮熟的鴨子飛掉，這令許多古人今人扼腕嘆息——然而另有說辭卻是：諸葛亮放走了曹操。

曹操、劉備、孫權三雄之中，劉備勢力最為薄弱而曹操最強；并且曹操還“挾天子以令諸侯”，具有政統上的“正宗”優勢。曹操一除，孫權自可用全部力量絞殺劉備，而此時的劉皇叔無絲毫還手之力，只能引頸待戮。因而惟有曹操才能牽制孫權，使孫有所顧忌而不得不聯劉抗曹——對于劉備而言，此時的曹操可敗而絕對不可死。

然而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卻不能不給世人演出一出戲，要讓戲逼真又不出絲毫破綻，就必須連自己人也要蒙在鼓里。于是，神機妙算的孔明自然選擇了關羽——只可惜了關羽至死都沒明就里，認為欠軍師的不殺之恩——這卻也成就了關羽的義薄云天之名。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更富顛覆性的說辭是諸葛孔明同樣被人放了一馬，而這卻是源于孔明妖魅思維般的“空城計”。

馬謖拒諫失守街亭，蜀軍門戶洞開，魏軍十五萬直取蜀軍指揮部西城。西城僅余二千五百老弱殘兵，孔明令偃旗息鼓，大開城門。司馬懿兵臨城下，但見眾老軍旁若無人，于城門之下低頭灑掃；諸葛亮神情自若，于城門之上焚香操琴——清風左持寶劍，明月右執麈尾——何等祥和平靜，卻又似乎充滿殺機。于是乎這樣一座空城，嚇得司馬懿后軍做前軍，前軍作后軍望風而逃。

“官方”的答案是：司馬懿認為“亮平生謹慎，不曾弄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我兵若進，中其計也，宜速退”；而諸葛亮正是利用了司馬懿的認知誤區——“此人料吾生平謹慎，必不弄險；見如此模樣，疑有伏兵，所以退去”。

然而，另類的推理卻是，諸葛亮彈琴退仲達，是因為仲達老狐貍同樣妖魅般的思維——司馬懿前來就是為了取西城，那有不攻的道理？如此狡猾的狐貍諜報工作也絕對不會差到哪里去。唯一的解釋就是司馬懿并不是沒有看出這是一座空城，借此天賜良機除掉諸葛亮，就基本等同于滅亡蜀國；而三國鼎立的力量均衡一旦被打破，滅吳就只能是個時間問題。然而司馬懿深知狡兔盡走狗烹、飛鳥絕良弓藏的道理，在自身羽翼尚未豐滿之前，除去諸葛孔明這個魏國的心腹大患之時，也基本上就是他司馬懿的死期到來之日——特別是自己一直備受魏主猜忌，就在不久前還因蜀國的反間計被削去兵權，魏國形勢危急才不得不請其復出。

因而，有了諸葛亮這位強大的對手，才有司馬懿生存的必要，也才有司馬懿日后發家的資本——諸葛亮也正是勘透了這一點，所以并不忌諱向司馬懿攤牌。

因而，空城計，是專屬于孔明和司馬懿的博弈經典。這場兩個智者在將近2000年前的聯袂演出，演繹出如此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讓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也不得不嘆為觀止。

現代“三國演義”對“均衡論”的妙用

2004年4月6日，朗訊以存在涉嫌違犯美國《反海外腐敗法》（FCPA）的內部管理不力行為為由，解雇其中國區包括總裁、首席運營官、財務經理以及銷售經理在內的4名高級管理人員。

FCPA——這是一部旨在限制美國公司和個人賄賂國外政府官員行為并對在美公開交易公司的財會制度做出規定的法律。法案對適用范圍界定得非常明晰：行賄的對象是外國政府官員。很顯然，在經意不經意間，朗訊中國事件的第一指向是某些中國政府官員。按照媒體的表述，朗訊遇到了“已經嚴重到無法在公司內部加以解決的問題”，在這種半遮半掩、欲語還休的曖昧態度中，卻清晰地傳遞出這樣一個信息：一旦朗訊不能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和解而進入訴訟狀態的話，聯邦法院有可能會強制披露行賄細節，這樣涉嫌收受賄賂的人員將難以隱藏——如此，即使美國不享有司法管轄權，中國政府的相關涉嫌受賄人員，也會因中國《刑法》中對此的具體規定而難脫法律制裁；并且，《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也承諾了此種情況下國與國之間進行司法合作以及協助的責任。

媒體還透漏出這樣一種可能，這就是中國目前的主要電信運營商如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中國移動等都是在美國上市，FCPA因之可以對其進行司法裁定。朗訊中國事件一旦波及到這幾家公司，一個可以預見的嚴重后果是，公司以及內部相關人員不僅可能遭到美國證監會的嚴厲處罰，并且可能面臨股民集體訴訟的困境。

如是，朗訊中國賄賂事件已不啻于一柄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隱綽之間，我們明顯感受到的是一種對中國政府、電信運營商以及相關企業的沉重壓力，或者說是對一種幾近訛詐的隱憂——從某種程度而言，這種壓力已足以影響到我們某些政策的出臺以及走向。

看一看移動通信兩大統領陣營，我們就會明白許多——歐洲是GSM的策源地，而美國則是CDMA的大本營。陣營雙方雖然互有滲透，但都難以打破目前勢均力敵的基本平衡。在博弈雙方實力均衡的情況下，中國的3G取向將是決定天平倒向的重要砝碼。

美國高通在CDMA 450MHz技術上擁有超過90%的知識產權，而朗訊公司則擁有450MHz頻段CDMA的全套解決方案——4月22日，也就是在朗訊中國事件后不久，中美商貿會談的結果，是中國做出實質性讓步——中方同意在關于本國采用何種第三代移動通訊（3G）技術標準問題上采取技術中立立場，即允許運營商自行選擇3G標準，這意味著信息產業部已經松動了對CDMA450的管制——而我們對信息產業部于去年3月份和8月份連續頒布的兩條CDMA450封殺令應該仍然記憶猶新。

高通朗訊們在歐洲GSM陣營撕開了一道道口子之后，此次中美商貿會談的結果便基本決定了歐美未來博弈的最終結局。在這場由美國人導演的“揮淚斬馬謖”“捉放曹”“空城計”連環中，我們再次體會到了“均衡”思維于戰略的意義。

“均衡”思維下的“管理失效”

歷史無時無刻不向我們或陰或明地昭示力量平衡的重要，陰陽學說更是將其發展到了極至，這種思維于是也就同樣體現于我們本土企業管理之中——據說某通信設備巨頭設置了八、九位副總的初衷，就是因為其領袖深諳其中三味。

就管理思維而言，我們所在意的是管理者對力量平衡的誤讀以及曲解——有些老總正是希望通過或明或暗促成、鼓勵下屬的爭斗，進而通過平衡各方利益關系從而實現對全局的控制，達到獨裁甚至“毒”裁的目的，并將此理解為領導力。

我們看到，這已經成為許多本土管理者“辦公室政治學”的“不傳之秘”。而通過我長期企業工作中的親身感受，它的“秘技”之一，就是人為制造信息不對稱的環境。

經濟學上的“信息不對稱”源于英文Asymmetry Information（Incomplete Information ），它的真實含義是“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對稱是生活中的常態，信息完全則幾乎是一種不可能存在的事情——然而當這種信息的不對稱是人為刻意制造出來時，事情就完全另當別論了。

諸葛亮沒有告訴關羽真相，才有了捉放曹以及關羽后來的自咎及感恩于軍師；正是所有的人都蒙在鼓里，才有了孔明與司馬懿在“空城計”合作上的默契；正是朗訊對行賄事件含糊其辭的表述，才讓事件本身具有了無比的威懾力——這種信息不對稱就是當權者利用自己的權力人為剝奪了公眾（部屬）的知情權，而造就的對真實信息壟斷控制的相對優勢——問題是，諸葛亮是為了國家，而司馬懿完全是出于個人的私利考慮，朗訊卻是自身利益與美國利益的統一；并且，我們看到，這種行為往往與故意曲解與誤導信息聯系在一起，因而它的本質是反溝通的，也就更接近甚至等同于企業內部的“愚民”行為——“愚”者自然受制于“智”者。然而如果是在私欲的驅動之下，這樣的企業之“智”能達到什么層次也就可想而知。

其“秘技”之二，就是在企業中潛移默化出一套潛規則。公開的規章制度具有剛性的約束力——失去了彈性，均衡就往往難以達成。因而在制度之外，必須形成另外一套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游戲規則——正是這套潛規則讓諸葛亮與司馬懿達成了如此的默契，進而產生敵對狀態下的相互信任——當權者明白，水至清則無魚，也就失卻了所有的韻味；因而唯有將水攪渾，自身具有的信息相對優勢才能體現出來，才能得以在混沌與無序中把握涌動的暗流。

理性分析這種“均衡”，我們就不能不提及博弈論中的經典對局——“囚徒困境”。

這場博弈講的是兩個被指控共同犯罪的囚徒被檢察官分隔提審。囚徒明白，如果他們都不坦白，因證據不足，兩人將會被釋放；如果兩人都坦白，兩人都會因罪判監。然而兩人卻被告知如果一人坦白，另一個不坦白，坦白的人將被釋放并獲得賞金，而抗拒者將被判重刑且被罰款。由于誰都不知道對方的選擇，博弈的結果就是兩人相互背叛，共同選擇坦白。

在一個信息不對稱的環境下，由于人為的非公正規則設局（潛規則），博弈雙方不得不放棄了最佳選擇，而同時選擇了背叛——這里的問題在于，囚徒并不指望通過背叛來獲得“最大利益”，而是為了避免可能的“最大損失”。具體到管理思維，這就會使其整體的戰略追求下降到很低的層次，并且難以良性配置人力資源產生應有的群聚效應，1+1<2的情形將不可避免——當某人因為不守信用而獲得了更大的利益（或者說避免了最大損失），其他人為了獲取競爭優勢也會放棄守信——這樣的結果就是最終所有人都會變得誠信全無——公眾對于團隊的信心將徹底崩潰，這將導致完全的“管理失效”。

因而，這種對“均衡”的追求實在是對領導力的一種曲解，一個典型的東方權術陷阱——在一家山頭林立的公司是不可能有真正的長遠戰略目標與共同利益可言的，它使成熟的商規難以張揚，而傳統文化中的糟粕被催化得無以復加。曾誕生過孫子、張良、諸葛亮這些權謀天才的古老國度，有著煌煌數千冊兵書謀略的五千年文明，最終沒能擋住區區幾艘堅船幾門利炮，這不能不讓我們深思。

“管理失效”的破解：源于制度的信息完全透明

因而，這種“均衡”的打破，就需要必要信息的完全透明，因而這就需要制度保障下的溝通體系，以確保真實的信息不僅僅為少數“智”者所心知肚明；并且，以制度的剛性徹底絞殺潛規則于企業、社會之中——通過對過程的標準控制來達至結果的唯一，這樣我們可能會從此失去那些權謀陰影下的所謂成果，得到的卻是陽光下的枝茂葉盛。

（此案例摘自珠海出版社 趙波 著《陷阱——中國企業案例啟示錄》） ，《陷阱--中國企業案例啟示錄》是這樣一本幾乎完全不同于國內以往案例寫作的新書--它通過作者在其職業生涯中親身經歷的二十幾個案例的條件與過程分析，重在探討一種解決企業現實問題的思維路徑與技巧方法。案例在內容選擇及結構安排上主要側重于企業文化、人力資源、政府公關、危機公關、營銷、知識產權、客戶關系管理、投融資、戰略、商業欺詐、論壇組織、有效溝通、組織行為、人文生態等企業界人士普遍關心的熱門話題，力求宏觀與微觀并重、企業外部環境與企業內部因素并重、東方智慧與西方文化并重，希望讀者通盤閱讀后能夠對企業經營有一個較為完備的整體性認知提升；并且在寫作過程中時時注意東西方管理思維以及技術的差異性比較--這些案例很多的觀點完全不同于國內媒體及許多經營管理"專家"眾口一詞的看法--這絕不是故弄玄虛，刻意追求與眾不同，而是作者希冀通過嚴謹的實證推演，糾正普遍性的錯誤認知以及探討問題根源所在--作者所努力希冀達到的目的之一，就是讓企業經營管理界的"南瓜"不再蒙人。作為珠海出版社2005重點推介的管理圖書，《陷阱--中國企業案例啟示錄》將參加最近在天津舉辦的全國書展，并于近期向全國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