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20世紀以來，關于《三國演義》中曹操形象的研究，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其研究內容，主要涉及曹操形象的審美認識價值、“為曹操翻案”，以及《三國演義》的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異等；近20年來，研究者則主要運用新的理論視角來透視、解讀曹操形象，這有效地拓展了曹操形象研究的審美空間。不過，回顧百年來的曹操形象研究，雖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也由此引發了一些耐人深思的問題。 【關鍵詞】 《三國演義》/曹操形象/研究回顧/存在問題

曹操形象是《三國演義》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關于這一課題的研究，如從上個世紀初算起，迄今已歷百年。百年來，研究者曾就曹操形象的審美認識價值、“為曹操翻案”，以及《三國演義》的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異等問題，展開過比較熱烈的討論，發表了許多頗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今天，重新梳理這些研究成果，不僅有助于加深對《三國演義》中的曹操與歷史人物曹操的理解和認識，有助于推動《三國演義》研究的進一步開展，而且對于如何正確地研究、評價歷史小說中的人物形象等，也是不乏啟迪意義的。

一、20世紀初至新中國成立前的曹操形象研究 這一時期的《三國演義》研究逐漸經歷了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型，這種轉型涉及了文學觀念、思維方式、研究方法，以及表述方式等諸多方面；表現在對曹操形象的研究上，學者們雖承傳統批評之余緒，尚不脫比經附史式的道德評點模式，但已開始嘗試運用西方的美學理論來分析、評價曹操等人物形象。例如，冥飛的《古今小說評林》即以現實主義的美學原則為依據，指出《三國演義》“極力尊崇關云長，然寫來不免有剛愎自用之失；寫孔明亦是極力推崇，然借風、乞壽、袖占八卦、羽扇一揮回風返火等事，適成為踏罡步斗之道士，殊與賢相身份不合矣。……綜觀全書，倒是曹操寫的最好。蓋奸雄之為物，實在是曠世而不一見者。劉先主奸而不雄，孫伯符雄而不奸，兼之者獨一曹操耳。……書中寫曹操，有使人愛慕處，如刺董卓、贖文姬等事是也；有使人痛恨處，如殺董妃、弒伏后等事是也；有使人佩服處，如哭郭嘉、祭典韋，以愧勵眾謀士及眾將，借督糧官之頭，以止軍人之謗等事是也。又曹操之機警處、狠毒處、變詐處，均有過人者；即其豪邁處、風雅處，亦非常人所能及者。蓋煮酒論英雄及橫槊賦詩等事，皆其獨有千古者也”。[1]（P132）這段評論就通過關云長、孔明與曹操形象塑造的得失比較，較為具體地揭示了曹操形象的真實性、典型性和復雜性，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胡適也指出《三國演義》并沒有將曹操簡單化：“平心而論，《三國演義》之褒劉而貶曹，不過是承習鑿齒、朱熹的議論，替他推波助瀾，并非獨抒己見。況此書于曹孟德，亦非一味丑詆。如白門樓殺呂布一段，寫曹操人品實高于劉備百倍。此外寫曹操用人之明，御將之能，皆遠過于劉備、諸葛亮”。[2]魯迅則指出《三國演義》的缺點之一是將人物簡單化、絕對化了，它“寫好的人，簡直一點壞處都沒有；而寫不好的人，又是一點好處都沒有。其實這在事實上是不對的，因為一個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壞。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處；而劉備、關羽等，也不能說毫無可議，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觀方面寫去，往往成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不過，魯迅又指出，從客觀效果上講，“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3]顯然，魯迅也是基于現實主義的美學思想，以真實性、典型性等審美標準來評論曹操等人物形象，才作出這些精辟的論斷的。 而李辰東則針對胡適《三國演義序》對《三國演義》所作的否定性評價，圍繞著人物塑造，以曹操等為例，通過《三國演義》與《三國志》的比較，指出作者在塑造人物時采用了歪曲、改正、選擇、增加、夸張、捏造、附會史實等多種手法，并沒有“拘守歷史的故事太嚴”，“想象力太少，創造力薄弱”，當然也不是“搜羅一切竹頭木屑，破爛銅鐵，不肯遺漏一點”。此外，李氏還探討了羅貫中改塑歷史人物性格的動因，指出作者是站在平民的立場上來寫作的，“他的同情心當然也放在平民身上，于是平民建立的帝國自然成了正統，而貴族出身的曹操孫權必然成了奸賊”。[4]這些評論無疑是切合實際的，也較富有啟發性。

二、新中國成立后至70年代的曹操形象研究 建國以后，《三國演義》的研究，則比較側重于探討作品的思想內涵。學者們多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致力于探討作品中對人民有認識和教育意義的東西，而分析和評價曹操形象，也是旨在發掘其所包含的思想意蘊和認識價值。例如，顧學頡即認為，《三國演義》中的曹操是一個“有權謀，多機變的“奸雄”，他多疑善忌，口是心非，奸詐兇殘，損人利己，集中地表現了反動統治階級欺詐殘暴的特性。[5]陳涌亦認為，曹操在《三國演義》中被成功地表現為一個有著無窮的貪欲和權勢欲的封建階級的陰謀家和野心家，他是一個在文學上不朽的否定典型，可以歸入世界文學中最成功的典型人物的行列。[6]周立波則進一步指出，雖然“曹操在羅貫中眼里是個否定的典型。他在許多篇章里，把曹操寫成了一個偏狹、自私、兇狠和毒辣的暴君”，但是“曹操的才略，在小說里，還是特別鮮亮地顯露出來了”。[7]顧肇倉（即顧學頡）還特別強調了曹操形象具有的認識價值：“作者把這些統治階級的罪惡，形象地、概括地集中在曹操這個人物身上，把他塑造成為一個統治階級的化身，以便更明顯更有力地揭露和鞭笞他們；以便人民更清楚地認識和憎恨他們。人民在曹操這個典型人物的身上，認識了統治者的重要方面”。[8]這樣的分析、評論，可以說代表了當時學術界對于曹操形象研究的主要思路和價值取向；盡管在今天看來這一研究思路和取向未免狹隘了，研究模式也較為單一（主要是社會政治批評模式），但是它們對于正確地把握曹操形象的精神實質，還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富有成效的。 到了1959年春天，學術界就如何評價曹操，還展開了熱烈的爭鳴。爭鳴是由郭沫若借新編歷史劇《蔡文姬》和新編京劇《赤壁之戰》為曹操翻案引起的。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報》發表了《談蔡文姬的胡茄十八拍》，稱曹操是民族英雄，但是“自《三國演義》風行以后，差不多連三歲的小孩子都把曹操當成壞人，當成一個粉臉的奸臣，實在是歷史上的一大歪曲。”1959年2月19日，翦伯贊也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一文，認為《三國演義》作者在否定曹操的過程中可以說盡了文學的能事，“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說的那樣壞，那樣愚蠢無能，但是為了宣傳封建正統主義的歷史觀，他就肆意地歪曲歷史，貶斥曹操。他不僅把三國的歷史寫成了滑稽劇，而且還讓后來的人把他寫的滑稽劇當作三國的歷史”。1959年3月23日，郭沫若又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替曹操翻案》，承認《三國演義》是一部好書，但認為“它所反映的是封建意識，我們更沒有辦法來否認。藝術真實性和歷史真實性是不能夠判然分開的，我們所要求的藝術真實性是要在歷史真實性的基礎上而加以發揚。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時，他是根據封建意識來評價三國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據他所見到的歷史真實性來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們的意識不同了，真是‘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了！羅貫中所見到的歷史真實性成了問題，因而《三國演義》的藝術真實性也就失掉了基礎”。 引人注意的是，郭文之中引用的“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的詩句，乃本自于毛澤東《浪淘沙·北戴河》詞的下片：“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該詞對曹操的文治武功顯然是肯定的。實際上，早在郭沫若、翦伯贊為曹操翻案之前，毛澤東于1954年就已說過：“曹操是個了不起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個了不起的詩人”，“說曹操是白臉奸臣，那是封建正統觀念所制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9]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武漢召開的座談會上還指出《三國演義》與《三國志》對曹操的評價不同，前者是把曹操當作奸臣來描寫的，而后者則把曹操當作正面的歷史人物來記述，說曹操是“非常之人”和“超世之杰”。可是因為前者通俗、生動，加上舊有的三國戲多是以《三國演義》為藍本編造的，所以曹操在舊戲舞臺上就是一個白臉奸臣。“說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統觀念制造的冤案”，“現在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我們黨是講真理的黨，凡是錯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10]（P145）由此可見，郭、翦為曹操翻案，與毛澤東欣賞曹操并要求為曹操翻案是有著直接關系的。 不過，對于郭、翦二老的意見，當即就有不少學者表示異議。劉知漸即認為羅氏并未完全歪曲歷史上的曹操，“歷史人物的曹操，本來就是一個殘暴的、自私自利的極端利己主義者，陳壽《三國志》沒有替他掩飾；裴松之《三國志注》所引用的材料，也沒有替他掩飾；魏晉以至北宋的‘帝魏寇蜀’派論者都沒有替他掩飾”。因之，民間藝人在平話和戲曲中就根據一些歷史事實，按照“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的觀點把曹操的殘暴、陰險、狡詐加以夸張，以表達人民對暴君的憎惡，而羅貫中則“吸取了平話和戲曲的藝術養料，參考了更多的歷史素材，寫出了曹操的軍事才能，寫出了這位極端利己主義者心靈深處的丑惡本質，更典型更集中地暴露了統治階級中所謂‘雄才大略’的英雄的真實面貌”。[11]李希凡也指出：“對于替歷史人物曹操翻案，我沒有什么意見，作為一名杰出的封建統治者，曹操在三國時代確實起了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應該使人們認清曹操在歷史上的真面目。但是，對于把作為文學形象的曹操和歷史人物的曹操徑直地等同起來，以至擴展到全盤否定《三國演義》……我是不能同意的。”因為，文學作品的歷史真實，“并非指的是歷史事實的內容，它是更為廣泛地包括著作者本人生活時代的歷史內容”，《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固然與歷史人物曹操不大一致，“卻并不違背他所處環境的真實，在這一形象里，作者進行了廣泛的概括，集中了封建階級政治家的多方面的品質特點……。為曹操翻案的同志，盡可以為歷史人物的曹操翻案，卻不可能為《三國演義》里這個反映了、概括了封建政治家多方面品質特點的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翻案。因為他已經不是那個真實的歷史人物，而是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概括性的藝術典型了。”[12]袁世碩也認為替曹操翻案，“這就把作為歷史人物的曹操的評價問題和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的評價問題，完全混為一談了”，“對于三國時代的曹操，應該還他以完整的本來的面目。但是，《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卻有著另外的意義和價值。它是曹操那一類的人物——封建時代的統治者、政治家的品質和精神面貌的特定側面的更概括、更集中、更本質、更典型的藝術反映”。因此，肯定歷史人物曹操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就不一定非打倒《三國演義》不可。[13]另外，蘇興也指出：“歷史真實不等于史實，站在史學家立場指責藝術作品違反史實，這本身就不科學”，“《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的曹操是封建社會政治家的一種典型，典型化程度之所以高，是羅貫中藝術的筆鋒創造的，一方面這曹操不是歷史上的曹操，一方面正因為他不是歷史上的曹操，才使得他成為封建社會政治家即剝削階級陰謀家、野心家（奸雄）中具有最大代表性的藝術典型。”[14] 這場關于如何評價曹操的爭鳴，不僅有助于全面、正確地認識、評價歷史人物，而且也促使許多學者對《三國演義》的材料來源、曹操形象的塑造，以及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討。引人思索的是，郭沫若一生寫過多本歷史劇，曾主張以“失事求是”為歷史文學的創作原則，因此誰會真的相信他竟連歷史與小說的區別都分不清呢？看來他當時為曹操翻案確有上述所言的非學術因素的影響；同時，恐怕也是基于現實的考慮，即《三國演義》在過去人民生活中的影響的確是太大了，而一般讀者又多習慣于以讀史的眼光來讀《三國演義》，認為歷史上的曹操就像小說中所寫的那樣，因此要使人們正確地認識歷史上的曹操，就必須向人們指出《三國演義》中的曹操是對歷史上的曹操的歪曲，應該恢復歷史上的曹操的本來面目。當然，“翻案”也與郭沫若所持的“藝術真實須得跟歷史真實合拍的原則”有關。20年后，有人在對這場“翻案”進行總結時即指出其局限性：“其一，客觀上沒有劃清史學與非史學的界限”，“其二，郭老等人給歷史文學定下了一個藝術真實須得跟歷史真實合拍的原則”，并以此來苛求《三國演義》，這給《三國演義》研究帶來了一定的消極的影響。[15] “文化大革命”中，在極“左”思潮的煽惑下，《三國演義》和其他古典文學作品統統被當作封建主義的“四舊”打入冷宮。1974年，“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大搞所謂“評法批儒”，《三國演義》又被指責為有明顯的尊儒反法的思想而再遭厄運。報刊上發表的近30篇文章，幾乎異口同聲地誣指《三國演義》有一條儒法斗爭的線索貫穿著，《三國演義》之所以丑化、攻擊、誹謗曹操，而僅僅在于曹操是個法家，等等。這些文章肆意歪曲《三國演義》，把曹操形象研究納入了“四人幫”儒法斗爭的軌道，致使《三國演義》研究特別是其中的曹操形象研究被引向了歧途。

三、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曹操形象研究 十年動亂過后，學術界為了清理“評法批儒”所造成的混亂，又重新探討了對曹操形象的評價問題。一些論者繼續就50年代后期為曹操“翻案”的問題展開了一些討論；有的論者則發現了《三國演義》的不同版本中對曹操形象的處理是有所不同的，還有的論者則運用了新的理論視角對曹操形象加以詮釋，都提出了不少富有啟迪性的新見解。 （一）關于為曹操“翻案”的問題

四、百年來曹操形象研究引發的幾點思考 回顧百年來的曹操形象研究，雖然取得了如上所述的頗為不俗的成就，但也由此引發了一些耐人深思的問題，這些問題有的已在上文略作評議，有的則不易置評。簡言之： 其一，用現實主義的美學標準，諸如真實性、典型性等，來評價《三國演義》中的曹操等人物，是否完全適當？20世紀80年中后期，曾有不少學者圍繞《三國演義》中的人物是不是“類型化典型”發生過爭議。雖然他們的學術觀點不同，但運用的基本上是西方現實主義的典型理論。既然如此，我們就有必要追問一下，《三國演義》是不是運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創作出來的；如果不是，那么又怎能簡單地運用典型理論來評騭《三國演義》中的人物呢？ 其二，評價歷史小說中的人物與其他類型小說中的人物，是否應有所區別？曾有學者用“熊貓是熊，但必須像貓”來譬喻《三國演義》的藝術特質，其意思是說，歷史小說是小說，但必須與歷史相像。據此，歷史小說中的人物雖然是藝術形象，但也必須與歷史人物相像。替曹操翻案的學者，其主要依據就是，《三國演義》中的曹操與歷史人物曹操不大相符。而反對翻案的學者，則強調歷史與小說的區別，認為歷史小說有權利對歷史人物進行藝術變形；可這樣也就產生了這種變形是否應該有個“度”的問題，以及歷史小說中的人物與其他類型小說中的人物是否應有所區別的問題，若有區別，那么評價標準是否也應有所不同？ 其三，歷史小說人物塑造的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問題。什么是歷史真實？歷史真實與歷史事實是什么關系？什么是藝術真實？它與歷史真實、歷史事實的關系又是怎樣的？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這一理論命題的提出，對于研究《三國演義》以及其他歷史小說的指導意義究竟何在？這恐怕不是只言片語能夠說清楚的問題。按照郭沫若的觀點，古代歷史小說家羅貫中是根據他所理解的歷史真實去塑造曹操形象的，但是以今天的意識、眼光來看，也就是以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歷史真實來衡量羅貫中所理解的歷史真實，那么羅貫中的歷史真實就成了問題，因而他創造的藝術真實也就失去了基礎。如果照他這樣以今例古，那么所有古代歷史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是不符合今天的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標準的，因而都是可以翻案的，只要我們想給誰翻案，就可以給誰翻案。如此這般，豈不是有些荒謬、滑稽了嗎？ 其四，“兩種版本，兩個曹操”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問題。筆者曾看到一篇題為《明反曹，暗反劉》的文章，論者羅列了《三國演義》中某些客觀上似乎可以反映劉備虛偽、狡詐的細枝末節，通過深文周納的分析后，指出羅貫中并不真心“擁劉”，他的骨子里是“反劉”的，他認真地揭示了劉備的偽詐和殘忍。這種看法似乎并不符合羅貫中的主觀創作意圖，也不符合絕大多數讀者的閱讀感受。究其原因，就在于論者人為地割裂了人物與文本主旨、情節、環境、語境，以及其他人物等多重的具體關系，孤立地分析人物的言行，以至于主觀臆斷，用矛盾的次要方面掩蓋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而得出以偏概全的結論。這種情況是否也存在于“兩種版本，兩個曹操”的研究方法中？這是值得思考的。 其五，建國以后至六七十年代，研究者多喜歡用階級論、人性論等觀點來定性、評價曹操形象，這種理論、方法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表現在哪里？這個問題實際上牽涉到對50～70年代國內古代小說研究成果的客觀、公正的評價問題，因而也是值得我們認真加以反思的。 以上這些問題，無疑多是令人困惑的學術難題，雖然并不易解決，不過列舉出來，對于促進、深化《三國演義》乃至其他歷史小說中的人物研究，應該是不無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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