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和向天時、地利的轉換

諸葛家族和司馬家族都深深懂得，僅靠人和是成不了氣候的，必須將它轉化成天時和地利，但他們選擇的道路卻完全不同。諸葛亮是先借助劉關張之人和打造屬于自己的西蜀地利和漢統天時，在此基礎上再利用自己的超人智謀折服天下，建立諸葛王朝。與諸葛亮以“三顧茅廬”大造聲勢形成對比的是，司馬懿只低調在曹魏謀了一個主簿之職。他前面幾次嘗試著給曹操出謀劃策，還都沒被理會。直到另一主簿楊修被殺后才逐漸受寵。而此后曹操由于智囊喪盡，也就只好信任于他了，盡管夢里也曾生過“三馬同槽”的憂慮。曹操的這一轉念之差便讓司馬懿輕松坐享了曹丕皇帝這一天時。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曹魏再衰敗也比劉蜀要強大許多。而且他還有“大國正統”這一新概念，具有比漢室正統更合潮流的號召力。也就是說當諸葛亮的身心和他的天時暮氣沉沉的時候，司馬懿和他的天還剛剛破曉。

表面看來，司馬懿更注重于地利和天時，實際不能這樣理解，而且也不能認為他是后發制人。他的地利、天時都是通過從司馬徽舉重若輕的“核子”能量轉化而來的，只是比諸葛亮發力更隱秘、更陰柔而已。豈不知早在諸葛亮之前司馬徽就開始行動了，他花費畢生精力才培養、結交了一大批賢士。比如他的學生或者說朋友程昱早就出現在了曹操身邊。沒有程昱又哪會引出諸葛亮呢？只能說司馬的人和是比諸葛先行一步、技高一籌。這一招便決定了諸葛亮只能如孫悟空一樣，始終都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司馬懿的成功表明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事在人為。

所以諸葛亮“不得其時”并不是指他出山時間早晚的問題，是輸在了起跑線上，而且每項指標都比司馬家族遜色。司馬徽指的就是這種大時氣。就像劉備只有縣令之才一樣，諸葛亮也只有“三分”、立蜀之才。而司馬集團由于眼光更遠，境界更高，所以說是“慧”，即真正的安天下之才。這種差異也如同用史學之識不能解讀高級文學一樣。他們往往不是想從《紅樓夢》里尋找對應的歷史，就是從《三國演義》中尋找對應的非歷史，始終只能在低層次游走。

七、諸葛亮的局限與司馬氏的深邃

諸葛集團之所以“不得其時”，究其根源還在于他們有儒家氣太重的先天不足，儒法混的革新尚不徹底。須知在亂世之中，一切勝利都須依靠天時、地利、人和的綜合實力，摻不得半點“務虛”的儒術。在三國鼎立新的形勢下，諸葛亮即便收復南方，蜀國也還是沒有取得天下一半以上的優勢，“三強”也只能勉強處于中間位置。更何況行百里半九十，后面統一“三國”的困難會越來越大，對手會越來越強。看看司馬氏后來滅羸弱的蜀、吳都消耗了多少兵將和時間啊，更何況弱蜀要滅強魏呢？而寄希望于外國支援只能是一場豪賭，天下須靠自己一寸一寸地打。但諸葛亮由于儒士的稚氣未脫，所以他當初選擇了劉備，后來又相信了虛空的威名。實際上輿論和嘲諷只能罵死懦弱的王朗、曹真，罵不死強者司馬懿。諸葛亮是只能看到關羽依靠義與勇威震不了陸遜，不能看到自己依靠智商也嚇不走司馬懿。

諸葛亮的意識局限表現在實戰上就是從戰略進攻到戰略防守轉換得太早太急了。即從“外儒內法”的逆取到“外法內儒”的順守轉換得太早太急了。平定南方原本只是收復蜀國的另一部分疆土而已，但諸葛亮卻給它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不但想通過“七擒七縱”的仁與義恩服孟獲，還想以“七戰七捷”的勇與智威服魏、吳。沒想到事與愿違。

諸葛亮的意識局限表現在形勢判斷上則是以靜態的眼光看待問題。當初他在“隆中”時向劉備說：“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若論在當時，或許也存在這種恩服或威服的可能性，因為劉備的漢室正統還很有感召力，比如劉秀就做到了“光武中興”。但在三足鼎立之后，尤其是大魏皇帝登基之后，這塊牌子就淪落為明日黃花了。司馬氏則預見到了這一變化，他們選擇了曹魏。

靜態思維的另一個表現是他沒有想到江山代有人才出。當初魏和吳雖然都沒有能與自己過招的謀士，可以“舌戰群儒”，可以生擒曹操，但是若干年之后就不一定了，而且真正的高人往往都在最后出來搶占勝利果實。但諸葛亮顯然已辨不清這一等級的高人了：他們平日甘居人下，經常嘲笑自己無能，對別人卻不吝溢美之詞；他們只在乎結果，不在乎過程，關鍵時刻把握機會，一戰成功。好為人師的諸葛亮是直到遇上姜維才驚訝地發現這世上還有能識破自己玄機的人。豈不知姜維在司馬懿和陸遜面前還相差甚遠。諸葛亮以為當年幫助自己滅掉關羽的司馬懿和陸遜只配給自己抬轎子，不曾料到他們還有掀轎子的能力。須知創新的本質是不斷創新，不能片刻固守，時間會讓一切新事物落伍。人就是人，不是神，自己能想到的，別人也很可能會想到。

所以諸葛亮沒有將儒法混的分水嶺確定在全中國的高度，只達到蜀國一半以上的優勢就轉攻為守了(另一半是南方)。這一戰略失誤便直接導致了他后來的剛愎自用、一蹶不振。

第一，他過早暴露出了王霸之心。他在“鳳雛”龐統和主子劉備死后，認為天下已經非己莫屬了，所以便大張旗鼓親自南征，提前撈取政治資本和社會認同。他要向世人重新證明自己，不僅擅長智謀，還是仁義勇智的全才；不僅能協助別人打天下，還能親自以更先進的理念“王化”他人。不料這一私意卻被司馬懿當成把柄，在祁山以他“有反心”狠狠地戲弄了一回。

這里需要解釋的是，司馬懿選擇曹魏并不就是偏重于法家，而是剛好處于國家高度的儒法轉折點，當他掌權時魏國已進入新正統，并且國力也具備了全中國一半以上的優勢。他則在戰略上可以由攻轉防了，事實上他也是這樣做的。

第二，不該在平南時運用磨磨蹭蹭的攻心戰術。單就對付孟獲這一個弱敵而言，用攻心之策應該說是正確的，但這樣做卻會因小失大，在更強悍的敵人還沒有吞沒之前不能在這里消耗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打敗弱者既起不到鍛煉自身隊伍的作用，又起不到嚇唬強者的作用。相反司馬氏則意識到了戰略的攻防轉換須逐漸進行，不能操之過急。也就是說在戰略防守的同時還應根據實際情況靈活使用戰術進攻。比如他在平定燕王公孫淵時就是速戰速決、干凈利落。比如在羊祜做了漫長的攻心戰之后，杜預就擔心吳國會出新人，希望抓住機會盡快滅吳。比如司馬炎直到最后才給曹奐、劉禪、孫皓三個皇帝都封侯，并讓其“善終”，不是此前他們對曹芳、曹髦使用的外儒內法的兇悍手腕。

第三，他將攻心術作了怪異的改裝。為了起到威懾魏、吳的作用，他一廂情愿地希望防守型的攻心術也能兼具進攻性。結果卻變得面目猙獰。他在改良的過程中違背了攻心戰的基本原則。一是攻心應主攻對方的民心，而不應只攻對方的王心。孔明始終沒有看到一個簡單的事實，孟獲最后的歸降并不是像他自己說的“知仁義”、“知羞恥”，而是彈盡糧絕、無援可求了。所謂攻城不攻心，后果卻是未攻心反攻城，讓南方遭浩劫，烏戈國滅種，民心盡失。二是攻心意圖不能顯露在外。也就是說即便是“七擒七縱”也不能明縱，要暗縱。明縱會挫傷己方的銳氣，激起對手更頑強的反抗。譬如當年華容道放走曹操的暗縱術就很成功，讓他從此畏懼關羽和自己。假設那時候也來個三擒三縱，情況就會很糟糕，劉備也就難有后來的喘息之機（當然華容道更不能殺曹操）。三是人的思維有定勢，戰術、智謀具有隱蔽性，決不能在次要戰爭中提前預泄。但此時的孔明卻因為試圖以自己的智謀臣服天下，所以他為了確保七戰全勝，就將自己的全部本事都顯擺出來了。結果是威服不成，反讓司馬懿知根知底，這又是諸葛亮沒有看到的另一個事實。

所以我們說北伐之前諸葛亮在南方就已經中了貪功小人馬謖的毒箭，就像當初關羽因傲慢而中了曹仁的毒箭一樣。之后他的智慧就從深謀遠慮走向了專注于雕蟲小技。可見一顆雜念叢生的心是把握不了攻心之微奧的。相反，謙遜的司馬懿則運用得游刃有余。

此后，諸葛亮雖然沒有忘記秦川、荊州兩條線路應當雙管齊下，但卻被南方一時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就像關羽因“水淹七軍”而忘記了東吳后患一樣。于是他在荊州配合沒有保證的情況下倉促北伐了。

這期間另有一件可怕的事情就是由于諸葛亮意得志滿，加之身邊沒有兄弟幫襯，所以他為了在有生之年給諸葛均鋪平道路，便采取了提前清剿劉備殘余勢力的行動。諸葛亮當時是認為即便沒有他們，也能依靠自己的名字、木偶以及自己強力鉗制的幾個二流反將如魏延、李嚴、馬謖、孟達等人打遍天下（他們屬于有機會就反的法家）。在他看來先行清剿還有利于諸葛家族將來憑借蓋世之功理所當然地獲得禪讓。于是乎，原本以人和著稱的西蜀便逐漸只剩他一己之人和了。人和與天時在他這里變成了互為消長，直至同時消亡的關系。相反，司馬氏手下的新人是一茬接一茬，一代勝一代。他們即便是想清除異己，也都是先耗盡他們的能量再說，比如鄧艾、鐘會等。人和、天時在他們那里是互相促進、同時強大的關系。

由于平南后的諸葛亮已完全沉迷于馬謖拙劣的攻心術了，所以后來明知司馬懿“深有謀略”，也沒有先用強大的攻勢正面對攻，將司馬懿連同曹魏整體打垮，就像當初用火燒赤壁大破曹操一樣。竟然只用了軟弱無力的攻心術使司馬懿蒙冤（諸葛亮原本是想要強攻，被馬謖勸住）。豈不知司馬懿才是正宗的攻心高手，怎會讓你得手呢？他此時也正好樂得賦閑在家，以等待更好的機會。正因為司馬懿當初就已經識破了馬謖對他施用的君臣離間計，所以他后來一聽說馬謖的名字就搖頭（劉備的托孤之言不可能傳到他的耳朵里）。相反，諸葛亮以為馬謖的離間計還不算太壞，可稱得上是司馬懿的克星，所以便派他去鎮守街亭了。不曾想到堂堂的諸葛亮也像曹爽一樣被司馬懿的退避術給“賺”了。事實證明，攻心術只能用來對付弱者，對付強者則會遭攔截、回擊。

以上可見，諸葛亮在思想創新、軍事才能和心理素質方面都不及司馬氏，確實不足以安天下。我們不要替他惋惜，也不要替他做任何假設，他敗在司馬徽與司馬懿的手下是必然的結果，并非是某一步棋走錯了，即便是正面打擊，他也不是司馬懿的對手。他的眼光和能力決定了他只能止步于五丈原。事實上希望“只手補天”的諸葛亮即使后來超水平發揮，發明再離奇的武器與“法術”，拼盡最后一滴血也沒有絲毫撼動閑庭信步的司馬氏。表面看來司馬懿個人創造能力不及諸葛亮，實際上他是不愿挖空心思、耗費生命去設想一些沒有決定意義的新武器和小計謀，那樣做很可能會打亂整個家族的接力賽計劃，正像他所說的：“小不忍則亂大謀。”

以前我們都認為諸葛亮比司馬懿技高一籌，或者是棋逢對手，作者為了迎合正統儒家的需要也極力夸贊他。但羅貫中的真實評價卻是司馬懿要高他一個數量級，而且越到后面懸殊越大。所有交手從來沒有失敗過。所謂失敗都是巧妙的暗縱術。他承襲了司馬徽的通靈慧性（或可謂情商），將孔明的心思完全摸透。不過也是因為孔明過早顯露了自己，“七擒七縱”對應于“六敗祁山”。司馬懿的智慧來源于學習。這里面玄機無限，筆者另文再證。

八、諸葛亮的最后覺醒

諸葛亮終究是諸葛亮，不是馬謖、曹爽，他是一個有前胸也有后背的英雄，是一個知進退的智者。上方谷火燒司馬父子失敗之后，他便承認了不是司馬氏的對手，認識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注意，這句話不是他宿命的回歸，相反是他人和意識的重新覺醒。他看到了人和不是一個的人和，而是全體將士的人和。它才是真正的成事之“天”。人和不能只有質量沒有數量。試想，火燒赤壁時，曹操也沒被燒死，但為什么在茫茫曠野中也能將他抓住呢？是因為那時有充裕的精兵良將可供調遣。但現在卻連一個鎮守谷口的上將都沒有了，過分依賴了火攻、地勢和天時。天有不測之風云，怎能完全確定不會有雨呢？天時的可靠性當然不如人和。火燒赤壁時不也是以為會刮三天風，沒有料到中途的雨嗎？但是，如果有足夠的勇將，即使上方谷有雨又何妨？只要將司馬父子引進來不就夠了嗎？相反，如果沒有一夫當關的上將，那么再大的火，也是燒不死精誠團結、有勇有謀的司馬父子的，他們不缺火里逃生的能力，身上也沒有綁藤甲，大不了還是丟盔棄袍。你不是神仙，我們也不是臭皮匠，司馬懿當時就是依仗他們的人和優勢才敢于三父子同進這一“死亡谷”的。別忘了他同樣也善于觀察天文、地理。在他們之間，比的就是對“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語的理解深度。

司馬懿在祁山連續使用六次暗縱術之后，終于將孔明的斗志和他的民心消磨殆盡。此后，作為戰神的諸葛亮還有一點點不服輸，嘗試著送女衣罵司馬懿，結果卻遭對方反唇相譏。這時，江郎才盡的他便徹底賓服了，他決定暗中放棄戰斗，以便快速成全司馬天下，減少人們的戰亂之苦。為什么可以這樣判斷呢？一是他選擇了威脅小的五丈原扎營，而不是威脅最大的武功山。他并不非不懂地理，當初選斜谷棄子午主要是為了顯能。二是他不想延壽。禳星完全是受姜維之勸才勉強為之，期間他也不抱成功的希望，所以違背禳星的規矩仍舊繁忙地工作。在魏延踏滅燈之后，他說：“此吾命當絕，非文長之過也。”他感覺自己已經到了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而他之所以要禳星主要是為了讓魏延的本性完全暴露，成為“全民公敵”。三是他臨終時將自己的權力分解，不讓繼承者有太強的攻擊力，并且還在人事安排上故意將能力和職位顛倒，以逼死可能違背自己的意志而給司馬或蜀國制造更多麻煩的魏延、楊儀。四是彌留之際當李福問到“文偉(費祎)之后，誰當繼者？”孔明便不答了。這不是他沒有氣力了，他是一個事無巨細都要安排的人，怎么會不答呢？原因是他預感到彼時的蜀國也就差不多消亡了。五是“定軍山顯圣”時他的靈魂對鐘會說：“雖漢祚已衰，天命難違，然兩川生靈，橫罹兵革，誠可憐憫。汝入境之后，萬勿妄殺生靈。”這里是用隱諱的手段表現他的真實內心。

這一系列做法都反映他在零比六失敗之后與孟獲相反，真正是“知仁義”，“知羞恥”了。但諸葛亮為什么仍要用“替補”姜維勉強支撐“垃圾時間”呢？一則可以用這位忠實的儒將抹去自己曾經有過的“異志”和目前的退避之心。這樣做客觀上還可以讓司馬氏強者彌強。二則不成功便成仁。退保自己“賢相”之名以及蜀漢的國家榮譽。此后的蜀國果然就在有限的掙扎之后便歸降了。孔明的確是太聰明了，既能在“三顧”時進得禮禮面面、轟轟烈烈，又能在五丈原退得清清白白、悠悠長長；既能“大夢先覺”地預見成功，又能“天命難違”地預見失敗。諸葛亮雖然沒有用“儒法混”得到他想要的誘人的“結果”，但卻用它展現了自己同樣也看重的美妙的“過程”。在這一點上他與司馬氏可謂平分秋色。

諸葛亮的暗降說明他對自己所犯的錯誤有了深刻的反思，對司馬氏的高超智慧也有了真切的認識。雖然此時對他個人而言，醒悟得是太晚了，但相對于整個大中國來說還是不早不晚、恰到好處。畢竟戰爭的目的是為了競選、磨礪出最后的強者，如果當初他就看到了自己與司馬氏的懸殊，放棄競爭，那么強者就鍛煉不出來。另一方面，如果強者已經比出來了，那么戰爭也就沒有必要繼續了。是非成敗雖然都是相對的，但最終還是應以大中國利益的得失作為評價的標準。而在這一標準下，諸葛亮的成功與失敗都有著積極的意義。可以說，他這一理智的“妥協”不但讓他的人格獲得了修復與提升，而且還成就了他一生最大的功德。

九、諸葛亮是忠國家不忠劉氏

首先，我們應該認識到無論諸葛亮當初如何心懷異心，如何殺滅“忠義”，如何獨斷專行，最后又如何消極怠戰，都不能說他是蜀國的逆臣。他恰恰是忠于蜀國的，他反的只是落后的漢室及其殘余勢力。當初他滅劉璋是為了用新政解救西川人民，后來讓劉禪歸降則又是為了更大程度地解救蜀國人民。盡管諸葛亮沒有將自己的哲學創新提升到國家高度，但他心中裝著的卻是全中國人的福祉。他認為司馬稱王更符合自然之理，所有弱者都應當歸順他們。而且他對自己曾經不得不采用的逆取手段常常抱愧不已，對“三顧之恩”和“托孤之重”是念念不忘，“定軍山顯圣”一次更是揭示了他恤民愛民、大仁大義的本質。可以說，他生前殺生靈和死后勸對方不殺生靈都是為了使整個國家能快速地安定、發展。他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實際是對人民說的，對渾噩無知的劉后主不過是敷衍而已。諸葛亮在個人感情與國家利益之間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后者。

此前有人以孔明好戰而認其為歷史罪魁，實在是一種誤解。豈不知在不能進行舜禹和平禪讓，又不能做拉票競選的時代，你不好戰有人好戰，甚至濫殺無辜。再或者就是閉關自守等待外族人吞沒。相比而言，能夠想出辦法減小朝代更替陣痛的人，能夠將華夏民族推向新的階段的人就是英雄。最后的成功者畢竟只有一個，而社會的前進卻需要無數人的努力，又豈能以成敗而論之？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中的“三國”可能有罪人，但進入到《三國演義》中的人卻都是英雄，沒有一個罪人，他們都是國家從無限離散到無限聚合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鏈條，只是大小輕重不同罷了。強大的晉朝就是踏著他們的血肉，聚集他們的能量才建立起來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諸葛亮之所以不能統一全國，就是因為他總想用最少的代價獲得最大的勝利，盡量不戰而屈人之兵。當初在“隆中”就將流血傷亡的預算做得太小了。與其說他目光短淺、驕傲自得，毋寧說他是過于理想、仁慈了。而且從生理上說他后來之所以會出現創新遲滯、思維靜態，主要還是因為在立蜀、平南過程中能量損耗太大了，生命的旺盛期已經過去。司馬氏是早就換人了，但兩鬢添霜的他卻只能繼續依靠經驗負重前行。

諸葛亮由于兄弟間的配合被人提防、阻斷，所以他不得不一個人跑得更快更多，憑一條伏龍之力獨擋司馬徽和司馬懿兩條巨龍，以至于透支生命、折減陽壽。然而，也正是這一逆境使他成為了“三國”統一進程中心血付出最多的英雄，并且只有他超出人的能力極限而進入了神界，寫他發明世間并不存在的“木牛流馬”就是一例。如果說司馬獲得的是“三國五方”團體冠軍的話，那么他應該是個人冠軍。

古人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但對于諸葛亮來說，一生只要能承前啟后地消滅弱者，烘托出自己悅服的強者，那么即便失敗又有什么遺憾呢？一個被自己欣賞的強者戰勝的人不應該有遺憾。正因為他對生命已經無怨無悔、無欲無求，所以他囑咐死后“不用墻垣磚石，亦不用一切祭物”。

雖在五方集團中只有諸葛家族沒有獲得實際的地盤和帝位，但并非是他們能力不及，是“三國”這一時代太偉大了，思維活躍、英雄輩出。這也正是羅貫中認為三國歷史值得“演義”的價值所在。從另一個角度說，正是失敗才給諸葛亮帶來了最后的醒悟，而又是醒悟使他成為了“五方”中永恒的精神圣者，不但彌補了過去的缺點，而且也沒有在未來像司馬氏一樣，陷入王朝從強盛到戰亂的終極輪回。而更讓司馬氏意想不到的是，諸葛亮的八陣圖、連駑（改進型）、木牛流馬等創造發明還成為了后來人類科技發展的方向。羅貫中為了彌補這位敢于推陳出新、敢于承認失敗的英雄的缺憾，便在自己的精神王國里給他留給下了最大的地盤和最高的位置。世間是公平的，正所謂：帝王匆匆百十年，小說草草千古事。

遺憾的是歷史并不總是這樣精彩，流金歲月一去不復返。自從“三國”之后，思想意識便鮮有新的突破，朝代長期只能在原地治亂循環。劉關張的“異姓”只能合而打天下，不能分而守疆土；諸葛氏的“異國”只能促成“三分”，不能統一全國；而司馬氏的“異世”也只能統一天下，不能改變塵世盛與空的無常。所以作者又感慨道：“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鼎足三分已成夢，后人憑吊空牢騷。”于是他便寫下了這部意在召喚和孕育新時代英雄的《三國演義》。

……

十、《三國演義》只有先統一才能啟迪新思維

根據上述理念和結構，不但能對《三國演義》的內在本質做出精確的掃描和透析，還可將它每一“回”每一行的文字都統一起來，筆者為此寫下了很多文稿，至今沒有遇到任何大的障礙。龐加萊猜想說：在一個封閉的三維空間里，假如每條封閉的曲線都能收縮成一點，這個空間一定是一個圓球。比較而言，《三國演義》就是這樣一個對不規則的歷史進行了修整的圓球空間。原來羅貫中早已用文學的方式將這一猜想在精神世界里模擬出來了。實際上，以追尋真理為使命的《三國演義》能帶給人類的靈感又何止于此。只要我們先將《三國演義》的立意本旨統一，就一定能夠啟迪出更多新思想，進入更高層面的紛爭。好一個藏龍臥虎的中國古代呀，超重量級天才時有出沒。假如我們后人能從他們手中取過接力棒，勇往直前，那將是我社稷齊天之洪福也。

《三國演義》，初出云霧的你感覺還好嗎？21世紀中國的陽光是否比過去更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