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 歷史上東原即山東東平。從《三國演義》多種明刊本署名等情況看，其作者為“東原羅貫中”即山東東平人；《三國演義》、《水滸傳》也有多處內(nèi)證共同表明其作者羅貫中為“東原”人，而非“太原人”。近百年來被抬得很高的“太原說”不能成立。 【關鍵詞】 三國演義/羅貫中/東平人

《尚書·禹貢》：“東原底平。”鄭玄注謂東原“即今之東平郡”。清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進一步說明：“東原，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及濟南府泰安州之西南境也。”今本《辭海》釋“東原”說：“據(jù)鄭玄注，即漢東平郡地，相當于今山東東平、汶上、寧陽一帶。”所以，作為地域之稱，東原即山東東平。 東平在漢代以后建置屢變，或稱國，或稱郡、府、州、路等，從來是魯西南重鎮(zhèn)；隋唐以后，東平因地跨京杭大運河兩岸，為商旅必經(jīng)駐足之地，經(jīng)濟文化格外發(fā)達；至金、元二代，人文薈萃，更成為文化名區(qū)，出了許多文學家，如高文秀、王繼學、顧仲清、趙良弼、陳彥時、張壽卿、張時起、李顯卿、張好古等，皆一時名家，近世有“東原作家群”之稱。其中擅長水滸戲的高文秀甚至有“小（關）漢卿”之譽，而最杰出的代表，則是《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

一

《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名本，字貫中。他是山東東平人有文獻的根據(jù)。首先，今見明刊《三國演義》有多種版本署名“東原羅貫中”，如最早版本之一，刊于嘉靖27年（戊申，1548）的葉逢春本題“東原羅本貫中編次”；其次，今見明刊《三國演義》最早的序文，即嘉靖壬午（嘉靖元年，1522）刊《三國志通俗演義》首載別號庸愚子的金華人蔣大器所寫的序中稱“東原羅貫中”是該書作者。這篇序寫于明弘治甲寅(1494)年間，序稱“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1]，比今見錄載它的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要早28年，說明早在明弘治甲寅之前，《三國演義》已經(jīng)成書并流行于世。這兩種最早的版本以不同方式表明其作者為“東原羅貫中”，后出各版本均無異辭，使我們可以相信，《三國演義》作者為“東原羅貫中”，至少是明清出版界公認的事實。 有的學者認為，這些刊本題“東原羅貫中編次”類字樣，是根據(jù)最早羅貫中本人的題署，這至多是一種可能，或說可能性很小。但是，至少可以相信，當時刻書、寫序的人，不會沒有根據(jù)地把這樣一部大書歸于某個人名下。至于有人認為可能是書商托名牟利，就更沒有道理。古代雖有托名著書、刻書的風氣，但是，所托之人必是先已有了名氣，才可以收到托名牟利之效。而據(jù)現(xiàn)有資料可知，在《三國演義》之前，羅貫中并沒有成名。以羅貫中為《三國演義》作者的托名完全不合邏輯，而《三國演義》“東原羅貫中”的題署不會是任何意義上的偽托。總之，以平常心度之，當時刻書、寫序的人以《三國演義》的作者為羅貫中，必有當代文化人值得相信的理由，后世不可以也不應當隨便懷疑它。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三國演義》兩種嘉靖本雖是今存最早的版本，卻沒有一部是作者原本，而且難以確定它們之間是否有直接的關系。上已提及兩種嘉靖本《三國演義》為“東原羅貫中”所著的方式不同：壬午本“東原羅貫中”字樣出現(xiàn)在序中而題署無“東原”，葉逢春本“東原羅貫中”出現(xiàn)在題署中而不載庸愚子的序。這個重要的不同可使我們大致認定，后出葉逢春本的題署并不源于壬午本，兩種嘉靖本以《三國演義》的作者為“東原羅貫中”各自有據(jù)。也就是說，在嘉靖本之前，至少有兩種以上的資料線索表明《三國演義》的作者為“東原羅貫中”，從而后世無論從何處看，都只能把它作為同一“東原羅貫中”的作品，這大概是《三國演義》版本不止一個系統(tǒng)的多種明刊本都署“東原羅貫中”類字樣而從無異說的原因。總之，《三國演義》作者“東原羅貫中”不僅有可見最早版本的證明，而且這種證明又是來自不同方面的互證，后世就更加不可以也不應當隨便懷疑它。 最后，除了《三國演義》，還有《水滸傳》（115回本）、《隋唐兩朝志傳》、《殘?zhí)莆宕穫鳌贰ⅰ度炱窖齻鳌返人牟啃≌f也署名羅貫中。這四種小說除《殘?zhí)莆宕穫鳌凡活}羅貫中籍貫，其他也均題“東原羅貫中編輯”類字樣。一般公認羅貫中是《水滸傳》的作者或作者之一，《水滸傳》各版本中獨有115回本《水滸傳》題“東原羅貫中編輯”，以羅貫中為“東原”人，也不會完全沒有根據(jù)。至于《殘?zhí)莆宕穫鳌放c《三遂平妖傳》有托名羅氏的可能，但為其托名的人也是以羅貫中為“東原”人，說明這四種小說作“東原羅貫中”的署名即使不盡可信，卻都能從不同角度間接地起到旁證作用，加強《三國演義》作者為“東原羅貫中”的可信性。 當然，明人記載中也有說羅貫中是“錢塘人”、“杭人”、“越人”即浙江杭州人的，也有說他是“廬陵人”即今江西吉安人的，但是皆晚出，而且其口氣似據(jù)傳聞，比較“東原羅貫中”有《三國演義》等書版本的說明，并不足信。同時在上個世紀20年代之前，小說的地位還不夠高甚至很低，很少有人在意羅貫中是哪里人，因而諸說并存，并沒有什么爭論。但在那時，多數(shù)讀者因《三國演義》而知道其作者羅貫中，自然大都以他為“東原”人。但是，到了1931年，古典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的研究受到學界空前重視。當時有趙斐云、鄭振鐸、馬隅卿三位學者訪書寧波天一閣，合抄明藍格抄本《錄鬼簿》公諸于世。其中《錄鬼簿續(xù)編》所載“羅貫中”條是這樣寫的： 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終。 《風云會》（趙太祖龍虎風云會）、《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連環(huán)諫》（忠正孝子連環(huán)諫） 這條資料被當時乃至今日眾多學者認作20世紀有關《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生平資料的唯一重大發(fā)現(xiàn)。近百年來各種文學史、小說史著作凡涉及羅貫中生平的，大都以此為據(jù)，棄多種明刊本“東原羅貫中”的題署等于不顧，稱羅貫中為“太原人”，進而推論其生卒年等等。這就是《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籍貫“太原說”的由來。它不僅使包括“東原羅貫中”說在內(nèi)其他諸說受到極大排斥，而且也給社會文化造成一定影響。最突出的是去年報載山西太原列《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入“三晉文哲壁”，弄出把《三國演義》開篇“滾滾長江東逝水”的詞鐫為羅貫中所作的笑話[2]。

二

除了以上版本、歷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以外，關于《三國演義》的作者為“東原羅貫中”而不是“羅貫中，太原人”，我們還可以從羅著《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小說的文本風格及具體內(nèi)容方面找到內(nèi)證。當然，這是難得的，也未必十分可靠，但是結合已有研究，我們認為以下四例值得注意： 一是從《三國演義》、《水滸傳》諸書風格看，《三國演義》作者不可能是“羅貫中，太原人”。我的理由是，這位太原羅貫中“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是一位浪跡江湖的詩人氣質很重的文學家。他可以以詩筆為戲曲——也確實是一位戲曲家，卻好像很難成為一個以史筆為小說的演義家——《錄鬼簿續(xù)編》“羅貫中”條也正是沒有他寫作《三國演義》等小說的記載。此原因無他，大概史與詩的分野或界限，即使到了野史小說與樂府、隱語以及戲曲同屬文學的范疇而更為接近的地步，其在風格手法也有很大區(qū)別甚至難以兼容的地方。所以，古代作者于詩、戲曲與小說（特別是歷史小說）很少兼擅。象吳偉業(yè)的戲曲，李漁的小說，其實都與他們各自擅長的詩歌、戲曲是兩樣文字，一副筆墨。而《三國演義》、《水滸傳》并非不具詩意，很多描寫也可以說有戲劇性的，但其總體風格毋寧說是史筆。所以與《紅樓夢》不同，書中沒有或者極少作者自撰的詩文，而多引“史官曰”、“后人有詩嘆曰”或沿用書場的韻語，也不甚依賴戲曲家常用的誤會與巧合等構造情節(jié)，更看不出作者有刻意顯揚文才的表現(xiàn)。而如果《三國演義》的作者象吳偉業(yè)、李漁那樣是一位詩人或戲曲家，恐怕少不了“傳詩”之想，總要忍不住自己“嘆曰”一番。總之，就作者性情、文筆風格而論，筆者寧肯相信“據(jù)正史，采小說”寫作《三國演義》的羅貫中是那位“有志圖王”的羅貫中——他當是一位史家作風很重的人，而不敢相信那位詩人氣質很重的“太原人”羅貫中是《三國演義》的作者。 附帶說到，作家總是就其所熟悉的題材進行創(chuàng)作，如果這位“羅貫中，太原人”是一位戲曲家而且還是《三國演義》作者的話，那么他至少應該寫有一部三國戲曲，或者在他的戲曲中有與三國相關的內(nèi)容、語辭等。但是，我們還未見有研究者舉出這方面的證明來。這豈不是說，不僅《錄鬼簿續(xù)編》沒有載他寫有《三國演義》，而且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三國題材根本就不沾邊？ 二是已故著名學者王利器先生為“東原說”所找出的根據(jù)之一：“我之認定羅貫中必是東平（即東原）人，還是從《水滸傳》得到一些消息的。《水滸全傳》有一個東平太守陳文昭，是這個話本中唯一精心描寫的好官，東平既然是羅貫中父母之邦，而陳文昭又是趙寶峰的門人，也即是羅貫中的同學，把這個好官陳文昭說成是東平太守，我看也是出于羅貫中精心安排的。”[6]這是一個有趣的發(fā)現(xiàn)，也啟發(fā)了新的思路。以至于信從《三國演義》作者為“羅貫中，太原人”的研究者，也發(fā)現(xiàn)了于己說有利的論據(jù)，如所舉《三國演義》寫得最成功的人物關羽是山西解州人之類，卻實在不能說明問題。因為關羽作為“武圣人”，決不是只有太原人才崇拜他。倒是另有學者為“太原說”找出的根據(jù)之一，即發(fā)現(xiàn)繁本百回本《水滸傳》第99回顧大嫂“封授東源縣君”，以為羅若是東原人的話，就不該把“東原”錯為“東源”。但是，在我們看來，卻相反地成為《三國演義》作者為“東原羅貫中”的又一內(nèi)證。 三是正如發(fā)現(xiàn)者所指出，上引“封授東源縣君”中“‘東源’二字，在簡本中，或同……或作‘東原’（例如115回本）”，這使我們很容易想到“東源”的“源”字是“原”字在傳抄翻刻過程中的音訛，“東原縣君”才是作者原文。其間道理也并不復雜：我們知道，《水滸傳》極少虛構郡縣地名，而歷史上雖無“東源縣”，卻有“東原”地，并且是載在《書經(jīng)》的。所以，雖然古代稱“東原”的地方也有一些，甚至《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21《諸葛亮六出祁山》則還提到陜西渭水之濱的“東原”，小字注說“地名”，但是《水滸傳》寫山東事，我們只能相信“東原縣”是作者據(jù)《尚書·禹貢》古“東原”之稱的捏造。按照例一舉王利器先生所開辟的思路，顧大嫂在《水滸傳》中是最后活下來的唯一女將，作者因《尚書》“東原”而捏造出一個“東原縣”來，為顧大嫂結末“封授”為“君”之稱，也應該不是無所謂的安排；而可以作這樣的推斷：羅貫中若果為山西太原人，就難得想到為顧大嫂封一個“東源（原）縣君”；而只有在“東原羅貫中”筆下，這個“女將一員，顧大嫂，封授東源（原）縣君”的設計才合乎情理。 第四個內(nèi)證是東原即山東東平與泰安臨近，今東平為今山東省泰安市屬縣，《水滸傳》第73至第74回寫那位在泰安州東岳廟前設擂，“自號擎天柱，口出大言”，后來被燕青“攛下獻臺來”的任原，倒是“太原府人氏”。這當然不是作者有意褒貶這兩大名區(qū)。但是，可以看出作者對臨近東平的泰安州東岳廟至少是熟悉的，而對“太原”并無“故土”情結。進一步，又把《水滸傳》（120回本）行文中一回稱“太原府”，一回稱“太原縣”，而對“東平”一例稱“東平府”的情況相比較，可知作者對“東平府”和“太原府”熟悉、認知乃至熱情的程度是很不一樣的。這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對“東原”有某種“故土”情結呢？ 以上四點作為“東原羅貫中”的內(nèi)證，各自來看，有的還可以說比較牽強。但是，合而觀之，就不能不承認《三國演義》、《水滸傳》的作者不像是“羅貫中，太原人”；他在小說中對東原（東平）情有獨鐘的諸多表現(xiàn)，與各版本“東原羅貫中”的題署與記載相印證，說明《三國演義》作者為“東原羅貫中”是可信的。 當然，《水滸傳》成書過程漫長，前后文本變化很大，而今存可據(jù)考者已經(jīng)不多。因此，我們不能認為上述四例一定都是羅貫中所為。但是，即使如此，也仍然不能根本動搖“東原羅貫中”的可信性。因為，極端的情況雖然并不完全排除，但是，在確認此書為羅貫中所著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研究者對羅氏籍貫一般只在“東原”或“太原”二者之間選擇，在這種情況下，上述四例中只要有任何一例可靠，特別后三例中那怕只有一例是《水滸傳》的編定者羅貫中親筆所為，也足以說明他不是山西太原人，而是東原即山東東平人。 總之，在對《三國演義》作者籍貫作了盡可能詳盡的“內(nèi)查外調”之后，我們只能尊重多種明刊本“東原羅貫中”的古傳，而不能信從據(jù)《錄鬼簿續(xù)編》“羅貫中，太原人”斷《三國演義》作者為太原人羅貫中的新說。進而近百年來各種教科書與傳媒幾乎無不以“羅貫中，太原人”為定論，客觀上封殺了“東原羅貫中”等其他諸說的偏頗，也應當盡快修正為以有版本為據(jù)的“東原羅貫中”說為主、諸說并存的客觀表述上來。若不得已而簡言之，自應以《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是東原（今山東東平、汶上、寧陽一帶）人為是。至于杭州、廬陵，則應該是他南下后的客籍。而《錄鬼簿續(xù)編》所謂“羅貫中，太原人”只是一位優(yōu)秀戲曲家，還不能說他與《三國演義》有任何實質性的聯(lián)系，從而這條資料能否用于《三國演義》的研究也還不確定，只能懸置或存疑——目前看來，《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籍貫“太原說”完全是想像力的產(chǎn)物。 盡管如此，從最徹底的意義上說，《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東原說”還不是最后的結論。但是，在這類問題上，研究者不能更起古人而問之，從來能做到的，不過言之有據(jù)，言之成理；信所當信，疑所當疑。在這個意義上，羅貫中籍貫“東原說”就是這一學術問題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