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的經濟思想與政治思想和社會理想緊密聯系，并且反映其政治思想和社會理想。總體說來，孔子的經濟思想主要包括：藏富于民與利民的思想，經濟活動服從道德規范的重義輕利思想，社會可持續發展觀中的尚儉思想和先富后教思想。孔子的經濟思想對于解決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一些問題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孔子；經濟思想；利民；重義輕利；尚儉

經濟全球化是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新趨勢，它不僅需要雄厚的經濟資源作后盾，而且也需要思想文化資源的大力支持。孔子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在歷史上曾起過巨大的作用，在今天對于人類擺脫資源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對于孔子經濟思想的研究，姚電、涂平榮（2007）認為，孔子積極入世的參政情懷和濟世抱負決定了他必然關注社會的經濟改革和發展。他特別提出貿易自由、“信”以生利的交換倫理觀；依“名”配財、“不患寡而患不均”分配倫理觀；“戒奢尚儉”的消費倫理觀等內容 [1]。唐明貴（2008）認為，孔子思想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其中的義利思想、和的思想以及誠信思想仍具有可資借鑒的價值 。劉丹忱（2008）發現，孔子的義利觀是其德治方略中經濟主張的理論基礎，他認為人們的欲利和求富觀念乃人性所在，但“利”應受“義”制約，應義主利從、重義輕利 。雷永強（2009）提出孔子的“仁”學體系中有著豐富的經濟倫理思想內涵。他積極入世，關注社會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提出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二分、“富國而教”的生產勞動倫理觀；貿易自由、“尚義守信”的交換倫理觀；“不患寡而患不均”、依“名、位”配財的分配倫理觀；節用崇儉而“度于禮”的消費倫理觀 。 本文在以上學者理論的基礎上，認為孔子的經濟思想與政治思想和社會理想緊密聯系，并且反映其政治思想和社會理想。總體說來，孔子的經濟思想主要包括：藏富于民與利民的思想，經濟活動服從道德規范的重義輕利思想，社會可持續發展觀中的尚儉思想和先富后教思想。孔子的經濟思想對于解決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一些問題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藏富于民與利民的思想 孔子所處的春秋末年，是一個社會劇烈變動的時期，從經濟上看，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土地私有制的出現。原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全歸王室所有，公元前594年，魯國“初稅畝”制度，反映出土地已經開始私有。人們用各種手段來擴大對土地的占有，結果就出現了諸侯富于周天子，私家富于公室的情形。《左傳·哀公》有這樣的記載：季氏要用田賦制度增加賦稅，使冉有征求孔子的意見，孔子主張“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但是冉有仍舊聽從季氏，實行田賦制度聚斂。孔子不滿冉有這樣的行為，評論說：“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并且不承認冉有是自己的徒弟：“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孔子認為，財富集中危害極大，“財聚則民散”，財產過于集中，而百姓就要散失，國家就有滅亡的危險，“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 孔子盛贊富有天下而自己卻不獨自占有的舜和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泰伯》），贊揚均分財富的“博拖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是圣人之德，提出了對后世影響很大的分配主張：“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孔子認為，財富不應該集中于諸侯天子中，而應該使人民富裕。《論語·顏淵》中說：“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憂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若關于“百姓足”的看法，體現了儒家“藏富于民”的一貫思想。有若提出十抽一的稅率，與孔子反對統治者對百姓進行貪得無厭的搜刮，特別是反對那些“苛政猛于虎”的暴君，主張薄斂輕稅的思想也是相吻合的。孔子在《論語·堯曰》中進一步把“百姓足”的觀點發展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并且認為這是以達到“惠而不費”，作為“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的第一美。 二、經濟活動服從道德規范的義利觀 孔子的經濟思想還體現在他的義利觀中，雖然“子罕言利”[10]，但在孔子為數不多的言利的記載中，還是可以看出孔子義利觀的兩層含義： 第一層是指孔子的義利觀不是單一的，而是一個體系，他對于不同的對象有不同的價值要求，這就是“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孔子是說，君子應該明白，通曉義，在價值取向上先義后利，而小人即普通百姓是講求物質利益的。儒家道德人格的模型是“君子”，對于君子來說，仁義道德是其生命的價值所在，是至關重要的東西，仁義道德也就成為他們至上的追求。在《論語》中，有多處對君子先義的行為有要求，比如“君子以義為上”[11]，“君子以義為質”[12]，“見義不為，無勇也”[13]。而小人，即普通百姓是講求物質利益的，“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14]，小人不同于君子的根本之處，在于他們不是以仁義道德為做人之根本，他們暗于仁義，卻明于財利。 第二層是指如何取舍和對待利。《論語·子罕》中說：“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述而》也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可見，對于財利，儒家不同于道家采取完全排斥、絕對輕賤的態度，在符合某種原則的前提下，儒家也是看重財利的，其原則就是“義”，以“義”作為財利取舍的準繩。“欲富貴而惡貧賤”，雖是“人之常情”，但不符合于“義”的財利，君子是堅決不取的，即“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系馬千駟，弗視也”[15]，如果符合于“義”，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16]。可見，儒家并不是不要利，只不過他們是用“義”這樣一種尺度限定了一個取利的范圍，求取的是義中之利。孔子還以“義”作為求取利祿的途徑，不僅把“義”作為財利面前決定取舍的尺度，而且把“義”作為迂回取利的手段。《論語·子路》有樊遲請學稼一條，“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認為，君子只要講禮、講義、講信，天下的老百姓就會歸順他們，供他們役使，供養他們食物。這樣義就轉化為利了。孔子認為，參與生產勞動，追求物質生活需要的滿足，這些并不是構成君子人格的本質內容，君子必然淡視和疏遠這一類經濟活動。與任何人一樣，君子也不能離開物質資料而生存。物質資料的取得離不開生產勞動，而生產勞動只能由普通老百姓承擔。孔子看來，稼與圃只能是小人之事，作為君子根本不應去考慮這類事務。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17]就是這個道理。儒家總是以道德的和政治的眼光看待問題。一切事物的取舍、褒貶、揚抑，皆取決于它們是否符合儒家所確立的道德律令和政治準則。雖然經濟對于人們生命的維持、延續、發展是須臾不可離開的，但在儒家那里，它沒有成為凌駕于道德和政治之上的首要任務。經濟與道德、政治之間，在儒家那里是一種頭足倒置的關系。經濟生活往往被看做是由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決定的，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只有在遵循他們給定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規則時才具有價值。 三、社會可持續發展觀中的尚儉思想和先富后教思想 孔子提倡節儉，反對奢侈。孔子所說的節儉，包括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節儉財產物用，減少資金支出；另一方面又反對奢侈浪費。孔子認為治理好一個國家，節約財物，減少支出是很必要的。有一次，齊景公向孔子請教如何治理國家，孔子直截了當地回答說：“政在節約”[18]。孔子一生都過著儉樸的生活，不賞繁華，“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19]，而且要求有道德情操的人“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20]。對于“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21]的顏回大加贊賞，而對“志于道，恥惡衣惡食”和“士而懷居”[22]的“士”則顯得不屑一顧。儒家的儉是以禮、義為其存在前提的，或者說，儉是“義”這種道德規范在消費領域的具體表現。一方面，儉是保持“義”這種道德節操的手段。與處理財利關系時碰到的問題一樣，儒家看到了“義”與物質生活享受之間的矛盾。為了獲得或保持君子的道德人格，才寧愿生活在清貧之中，即所謂“不義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另一方面，儉又不能有損于禮義。比如，子貢因為魯君廢了每月初一祭告祖廟的禮就想索性省去祭告時所用的一只羊，孔子卻不同意。 從社會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孔子主張“先富后教”[23]。認為在解決吃飯問題后，抓教育就成為頭等大事，主張“有教無類”[12]，普及教育，通過教育手段提高全體人民的素質，從而使社會持續穩定的發展。 四、對孔子經濟思想的評價 1.孔子的經濟思想有嚴重抑制經濟發展的一面，其抑制作用主要表現在：首先，孔子經濟思想弱化了經濟主體。儒家把生產活動的主體界定為非道德的小人，這種小人給社會以這樣一種反面示范作用：在思想上使人們對生產勞動產生輕賤，在行動上引導了人們盡量逃離生產勞動。在這種

情況下，人們讀書、學習知識，不是為服務于生產，促進經濟發展，而是將其作為逃離生產勞動的一種途徑。這樣，就把知識與生產勞動遠遠地隔離開來，把有抱負創事業的人統統引向生產領域之外，生產勞動就只能由那些缺乏知識的低素質的人來從事。其次，沒有驅動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機制。經濟的迅速發展，離不開有效的內在動力機制，即離不開利益的刺激作用。儒家的經濟規范沒有哪一條能夠作為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源，卻多可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屏障。儉，淡化了人們的取利之心；義、禮則捆綁了人們的取利之手。一個人擺脫了利益誘惑，必然輕視經濟事務；一個民族擺脫了利益誘惑，必然使社會經濟的發展陷于癱瘓。孔子經濟思想雖然未能使中華民族每一個成員擺脫利益誘惑，但卻使很大一批人向著這個方向努力。 孔子經濟思想也給經濟的發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間。它雖然有阻滯經濟發展的作用，但它并沒有將經濟發展的手腳緊緊捆死。生產勞動雖然為君子所不齒，趨于財利雖然不合于君子的道德追求，但對于小人來說，這些卻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儒家在君子的道德圈外給經濟活動留下了一定的空間，并把君子之外從事生產勞動的小人視為經濟活動的合理主體。孔子經濟思想也有個別促進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仁作為統治者經濟政策的規范，要求統治者一方面關心和重視老百姓的生產，另一方面減輕對老百姓的剝削，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生產的發展，對經濟發展具有積極影響。 孔子經濟思想的當代價值。（1）孔子的利民思想在以往各個朝代都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只是在社會劇烈變革的時候，統治階級打出的所謂的“愛民”的一面旗幟，如李澤厚所說只是緩和社會矛盾的“解毒劑”而已。而在當代，中國共產黨吸收了傳統文化的精華，最廣泛的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繼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之后，又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適應時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動綱領和大政方針，折射民生亮點，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處處體現著中國共產黨對人民幸福安康的深切關注，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眺望，一幅百姓美好生活的新圖景清晰顯現：更加豐富的小康內涵、更加注重全民共享、更加均等化的公共服務、更多活力激發財富創造、更有保障的基本文化權益、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可以說，黨的利民愛民思想超越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2）我們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存在一些市場監管不到位，法律約束不足的情況，如近年來出現的“三聚氰胺”、“地溝油”、“毒大米”等個別事件，都是個別經濟主體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鉆制度空子的典型。孔子的義利觀要求經濟生活符合道德規范，這是對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過程中道德層面的一種有益補充。（3）孔子的尚儉思想符合“低碳”生活的要求。低碳生活就是指生活作息時所耗用的能量要盡力減少，從而減低碳，特別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從而減少對大氣的污染，減緩生態惡化。雖然在孔子的時代，尚儉只能減少財產物用，減少資金支出，但儉是“義”這種道德規范在消費領域的具體表現，儉是保持“義”這種道德節操的手段。如果我們能意識到尚儉是一種節約，節約也是一種創造，從日常生活的一點一滴開始注意節約，“低碳”的要求就能落到實處。

： [1]姚電，涂平榮.孔子經濟倫理思想探微[J].江西社會科學，2007，(2):60-63. 唐明貴.孔子思想:經濟全球化可資借鑒的思想文化資源[J].中共濟南市委黨校學報，2008，(2):51-55. 劉丹忱.略論孔子德治思想體系中的經濟觀[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8，(6):120-124. 雷永強.孔子的經濟倫理思想及其當代價值[J].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5):31-34. 大學章句[G]//朱熹.四書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15-16. 論語·先進[G]//朱熹.四書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191-192. 王制篇[G]//安小蘭.荀子.北京:中華書局，2007：12. 論語·季氏[G]//朱熹.四書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260. 檀公下篇[G]//胡平生，陳美蘭.禮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12. [10]論語·子罕[G]//朱熹.四書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163. [11]論語·陽貨[G]//朱熹.四書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278. [12]論語·衛靈公[G]//朱熹.四書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258. [13]論語·為政[G]//朱熹.四書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85. [14]論語·里仁[G]//朱熹.四書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108. [15]孟子·萬章上[G]//朱熹.四書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458. [16]孟子·滕文公下[G]//朱熹.四書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397. [17]孟子·滕文公上[G]//朱熹.四書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385. [18]韓兆琦，譯注.仲尼世家Vol(4) [G]//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 [19]論語·述而[G]//朱熹.四書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144. [20]論語·學而[G]//朱熹.四書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72. [21]論語·雍也[G]//朱熹.四書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128. [22]論語·憲問[G]//朱熹.四書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228. [23]論語·子路[G]//朱熹.四書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