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中國古代的文人文學具有明顯的社會政治色彩，毫無疑問，這與文人集群的特點息息相關，因為孕育了他們的士階層具有以社會政治參與為核心的綜合價值特性。但是在東漢中后期，與士階層的政治消極相一致，文人及其寫作活動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非政治化色彩，即是私人性的增強。由此，與士人以出處進退為兩端的完整的人生形態相適應，文人文學也建立起了由入世和出世、經邦濟世和個人自娛所構成的豐滿的傳統。

“士”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社會政治—文化階層。作為中國古代社會中一個集中掌握著書面文化知識的重要階層，春秋晚期以降，“士”就通過孔子提出了“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的全面的人格理想，認可了稍早些的以“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為表述的人生目標，從而建立起了一個主要由道德、政治、文化所結構成的綜合性的價值傳統。

這種價值的綜合性在漢代更進一步為國家制度所強化，并發展為士人的存在現實。中國的士大夫無疑兼具了國家行政官員、知識和道德的教育者、文化的創造者，而且這些角色往往同時在他們身上存在著。他們的文學和人生無疑也顯現出與社會政治不同層次的關系狀況及矛盾。

在文學充分發展和獨立之前，對文學作品特征的一定認識，比如詩與個人心志的關系、詩與時代的關系、詩之于人的感化作用、詩文的語言修飾性等等，事實上早已經產生了，只是這些認識都并不是將文學單獨來觀察的結果。同樣，對文學的期待很早就有，不過不是從較為單一的文學審美角度出發的。漢代儒生在對先秦的文化思想、社會歷史資料加以繼承的基礎上，對以《詩經》為代表的詩歌傳統及其價值、功用等進行了總結，從而提出了系統的詩學理論。這個理論突出地肯定詩歌具有巨大的社會政治影響力，“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他們對文學的肯定和借助，他們提出的期許與設計的方向，其實大都是由以社會政治為核心的文明綜合體出發得出的結論。

不僅一般漢代士大夫，即使一些重要的文人，他們面對文學時的出發點經常也是社會政治的，他們的文學立場只是局部的。這最集中地體現于大賦——漢代文學體裁中規模最大、社會聲譽最高、被認為最易見才學的樣式中。揚雄在以預備官員的身份接近了政治中心后，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他就連續奏上了《甘泉賦》等四篇大賦以諷勸。與漢初較為自由的夸飾與鋪陳不同，揚雄的這些大賦專以諷諫立意謀篇。后來，班固、張衡等人又繼續努力，設法在以鋪采文、宏衍巨麗為其美學特質和基本風貌的大賦體式中，增加更適于政教宣傳的內容和手段。由《兩都賦》和《二京賦》可以看出，史證、議論的篇幅顯著增加了，在正面呈現聲教、典章、制度之美的同時，作者都相應地采取了盡可能理性、謹慎、適度的筆法。他們意識到，為了順利實現其諷諫動機，防止“勸百諷一”，“勸而不止”的閱讀效果發生，作者就必須削弱大賦語言的華美，以便使其表達具有充分的明確性。

毫無疑問，漢賦之走向政教化，或者兩漢的著名文人、學者極力為賦尋找一套經典式的理論，賦予漢賦以《詩》的勸諭諷諫的政教精神和功用價值，決不是因為他們對漢賦的文學特性缺乏感受、認識。美感對于賦來說雖然是必需的，但卻并不被認為是不受限抑的，因為美本身并不具有充分的獨立性，也就缺乏可以盡情施展、充分發揮的資格。華美的語言、動人的描述固然是為人所喜愛的，但其真正的價值卻在于，可藉此而達到委婉柔和地感化人、教育人的效果，也就是“主文而譎諫”。揚雄認為賦“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于使人不能加”（《漢書·揚雄傳》）的特點，不僅無助，而且妨害了文人正當的政治諷諫責任的有效實現，因此，它完全不值得去從事。以政教標準審視賦，班固也發現，“其后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漢書·藝文志》），漢賦名家幾乎無人能夠協調審美與政教的責任。

當天下的治理被看作是第一義的，當盡責于政治被看作士人崇高的義務時，務為有益于治就必然成為衡量所有文化創造物的標尺，而對政教職能的重視不能不導致審美價值的第二位性和屈從性。從這個角度上說，中國文學的獨立發展不可能不以文人社會政治責任意識的淡化為必要前提。

人生閑暇與寫作的發展

歷史的復雜在于，盡管揚雄、班固、張衡等人努力使漢賦政教化，但恰恰是他們開啟了文學寫作的新方向，即把文學寫作這一種實際上無助于仕途的活動，看作人生重要的滿足。可以說，那以社會政治為核心的綜合性的價值體系悄然發生了破裂。

被視作“文人”之士不僅善于藝術性地使用文字，同時，他們與一般也具有文學修養、文章才能的士大夫的區別，還在于他們通常以較多的精力投入于此。漢代著名的文人往往在文學創作之中傾注了極大的心血。《西京雜記》卷二載，司馬相如作

《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 關”，“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后成”。桓譚《新論·祛蔽》記載揚雄寫作《甘泉賦》，由于他用思過苦，以至賦成而患病一年。據《后漢書·張衡傳》，張衡作《二京賦》，謝絕辟舉為官，也是長期專心致志于此，“精思傅會，十年乃成”。他們的努力表明，文章寫作倘若不只是作為閑散的游戲和風雅的點綴，足需要花費精力、心血、時間來專門從事、刻苦經營的。

《論衡·書解》中的一些話，頗可反映當時社會的一般觀點。“著作者，思慮閑也”。“使著作之人，總眾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何暇著作?……孔子作《春秋》，不用于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于虛》之賦。揚子云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著，則精有所盡索。”。這不僅是指文章寫作是與行政管理不同的活動，文人常常不一定具備后者所要求的實際才干，而且實際上也承認了文學活動在需要專門的才能和技巧的同時，還需要相對集中的注意力和有保障的自由時間。

因此，文人們對事功追求的淡化和舍棄，對文學的發展不能不說是充分必要的，因為客觀上，立功、立言畢竟是不同的人生領域，需要不同的才能和實現方式，一般不是可以兼顧或并行的。“夫有長于彼，安能不短于此?深于作文，安能不淺于政治”（《論衡·書解》）?張衡通過自己的親身歷驗，確知人各有能、事不并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應間》）。只有脫出來自仕業的責任壓力和官場拘束，有寫作之好或寫作之能的士人，才有向文學領域傾注精力的可能。

史傳中的若干事例都呈現著寫作的現實發生與社會退隱行為之間的明顯關聯。王充著《論衡》，“乃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后漢書·王充傳》）;王符“隱居著書三十余篇”（《后漢書·王符傳》）。除此之外，《后漢書》還記載了其他一些士人隱居或半隱居地著書，“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逸民列傳·周黨傳》）。“鴻潛閉著書十余篇”（《逸民列傳·梁鴻傳》）。唐檀“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方術列傳·唐檀傳》）。侯瑾“徙入山中，覃思著述”（《文苑列傳·侯瑾傳》）。雖然這些人當初“潛閉”寫作的動機并不一律，但是當他們或主動或被動地疏離于社會職事或政治擔負，由此而來的時間上，尤其是精神上的閑暇，無疑為他們致力于寫作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對于懷抱治平理想并且以仕業為現實出路的士人說來，求仕從政無疑是他們社會實踐活動的重心;可隨著士人進入仕途的方式變得相對穩定，他們在積極謀求的同時，又不斷增加著對于仕途宦海的風波險惡的認識，這類經驗和感受的大量累積，就使他們對仕事逐淅產生了另外一面的想法和態度。東漢中后期，面臨社會政治現實愈來愈無可挽救的頹勢和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經學的日趨僵化，士人中逐漸蔓延著悲觀絕望的情緒，他們原先對社會政治的責任熱情和對仕事的營求變得越來越消極。對于政治參與的憂懼體驗，十分容易喚起士人們心中退守自藏的潛在意識，而這個時期流行開來的對于道家學理的了解，無疑又加劇了他們對于皇權政治不同程度的倦怠、疏離情緒。

雖然士人們通常會把寫作當作社會政治參與失敗之后的人生出路，但是在東漢中后期士人這種仕進熱情明顯消退、政治疏離姿態愈來愈顯化的背景上，能文之士已經開始顯示出將寫作看作是明智、現實而又可靠的人生選擇的趨勢。張衡就在《應間》中清楚地表白了自己淡靜脫俗的文章選擇，對他來說，事功已不再意味著唯一的人生必然。

事實上，早在西漢末年，對于揚雄說來，仕運落拓就算不得什么了，相反，他決意“默然獨守吾《太玄》”。對于“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后漢書·揚雄傳》）的揚雄說來，既然他是如此清醒地選擇了這種清寂的個體寫作的生活，他就會為之忍受因此而來的貧窮和寂寞。

文學的個體性的增強

揚雄曾經批評司馬相如的賦是“文麗用寡”，他本人對漢代社會期望值最高的大賦寫作的放棄，實際上也是緣自其對賦之“用”，即政教有用性的懷疑和失望。不過事實上，揚雄并沒有全然放棄賦的寫作，在將其經世致用之志寄托于《法言》的同時，他似乎對賦中一些既不堂皇、也不宏大的體式充滿了興趣。《解嘲》、《解難》、《太玄賦》、《逐貧賦》，當它們真切、具體地傾訴出其安于貧窮、寂 寞生活的內心情志時，或者說，當這些作品集中地與其后半生并不得意的生活狀況密切相聯的時候，文學對于揚雄來說，就從當初莊重的政教手段，成了真正貼己的人生安慰。

發生在揚雄身上的這一轉變，實際上與士階層內部對其自身的政治有用性日益增長著的消極情緒有關。在認識了專制政治的嚴酷和士人政治力量的有限之后，深知了命運的強大的士人們，不得不去學會面對現實的失敗，化解不如意。以何種方式生活下去，正成為士人們所面臨的問題。強烈的功名之志和單一的生活取向，曾經使得漢初的士人在遭遇仕事挫折之后，沒有了回旋的余地。因此，在引入了看待社會政治參與的另外的角度和眼光之后，西漢晚期以來，士人們嘗試著發展起具有退守功能的人生觀念和行為體系。當著他們已經能夠較為輕易地割舍政治前途及隨之而來的功名利祿，他們所試圖尋找、嘗試的，就不是僅只使人無憂無慮的簡單的生活方式，他們希望從中能夠獲得更高層次的人生滿足。

士人們在逐步拓展、豐富其階層文化，建立起他們所特有的活動領域和較為全面、彈性的人生方式。對仕事日益厭倦并偏離了人生正軌的不仕之士在東漢的大量增加，無疑帶來了士人人生方式的顯著變化，他們中有許多人藉助不斷增多的自適、自得的個體性生活方式來滿足，安置自己。

琴書自娛是士大夫最早、最典型的閑適生活方式。“左琴右書”之外，他們還逐步開發其極具個人色彩的生活空間和生活樂趣。東漢中期，張衡在《歸田賦》中寫下了充滿個人意趣的自然中的美景流連和田園游樂:“于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郁茂，白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于焉逍遇，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極般游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馬融在給朋友的信，談到自己“頃憒憒愁思，猶不解懷”，因而憧憬“在竹間放狗逐麋”的快樂（《全后漢文》卷十八）。與圣賢經典密切相關的讀書論學，一些人也只是作為自樂心性的人生活動，而不再象從前那樣寓托其莊重的經世致用之志。延篤曾以動人的筆墨描述了他閑居不仕的巨大生活樂趣:“吾嘗昧爽櫛梳，坐于客堂，食赤烏之麥，飲化益之玄醴，折張騫大宛之蒜，歃晉國郇瑕氏之鹽。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眾氏，投閑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況也。”（《全后漢文》卷六十一）從對社會政治的集中關切中解放出來，士人們的精神視野逐漸開闊、生活情趣日益豐富。正視仕途之外的個人生活天地，并設法開辟、豐富、美化它，如此發展起的與公家相對的“個體性”生活，就具有了獨特的意義和內容，即是說，使得在官方的從事之外，無論是退隱不仕還是官事之余的生活，也具有相當的自覺性，并不乏有意味的形式。

私人生活空間的開辟和擴大及其在士人人生中的上升，無疑給文學增加了新的天地;這些適意、放達、專注于自我體驗的私人活動，則明顯帶給文學以個體自娛色彩。東漢后期賦作在詠物、言志之作多出的同時，先前那種占據了漢賦重心位置的重大題材，那與皇帝和國家聲威密切相關的宮殿、苑囿、狩獵等內容的鋪陳，那以皇帝為主要讀者、旨在江山社稷的莊重的頌美與諷諫之作，明顯變少了;相反，賦作開始更多地關注于個體的人生興感和日常的生活情景。其實，兩漢之際，劉歆《遂初賦》、崔篆《慰志賦》、馮衍《顯志賦》等一批頗具自敘傳成分的述行言志作品，在表現社會政治中自覺失意的憂郁感傷時，已經顯示出更加關己的趨勢。后來，賦作不斷顯現出士人愈來愈開廣的個人生活情趣，如王延壽賦夢境，趙壹刺世疾邪，張衡除了《思玄賦》、《歸田賦》，還寫有《髑髏賦》、《定情賦》;蔡邕在述行、言志、詠物之外，也不乏《青衣賦》、《檢逸賦》、《協初賦》、《協和婚賦》一類關涉情欲的作品。

由東漢后期士人們大量的寫作活動可以看出，對麗辭美文的愛好和嘗試，成為士人間普遍的風氣。“文麗用寡”雖然強調的是文辭的美感與社會功用價值的相互沖突，不過這一說法也意謂著:既然從社會政治的有用性后退，文學之麗就自然有了突顯的可能和需要。不僅如此，士人們還將富于美感的文字進一步帶進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和關系交往。蔡邕與朋友們以詩文往來應答，“斌斌碩人，貽我以文。辱此休辭，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賦誦 以歸”（《答卜元嗣詩》）。與士人人際交往的越來越具私人性相一致，詩文也被普遍用作文雅的私人交際工具。

漢初以“離騷”式的時命感傷為主，曾相對集中地出現過為時不長的一段個人抒情。此后，在儒家經典的模鑄下，文人們的內心世界表現得越來越規范、整齊。事實上，漢大賦窮形盡相的鋪陳，在使其被描述的對象達到“使人不能加”的地步時，也往往變成一般性的、共性的事物。這種整齊劃一乃是經典化時代的特點。出自《詩經》學者韋玄成之手的《自劾詩》、《戒子孫詩》，在西漢為數有限的詩作中是具有代表性的，表現了在經典約束下的情緒抑制的自我批評和訓誡。就象孔臧在描述“朋友同好”的宴飲時所說的:“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綱。……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章。”（《楊柳賦》）當他們在詩文中披露自己的時候，他們所極力呈現的，與其說是自己獨特的生活，不如說是他們的生活中相當社會化的方面。或者說，他們似乎想要用詩文來表明、驗證或者強化其思想情感中那些打上了經典烙印的普遍共通性質。

然而，詩所能有的個人意味正在明顯增多。東漢前期，梁鴻思念友人高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于兮仆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后漢書·逸民列傳》）已經純然是個人事件的表達。東漢后期，士人們不僅再度轉向個性化的自我，而且涉及了更加廣泛的個體生活，呈現了更加內向的個人領域。當他們直率地歌唱自己的情感，無論是游子的憂傷和放浪，還是生命的快樂、生活的幻滅，在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中，這一切都顯得那么貼切、平易。詩歌，這一種最能夠體現文學的美感，同時在漢代曾經被充分經典化了的寫作形式，變得與士人們的人生體驗息息相關，而且充滿了日常生活的平凡和低微。當因公務而奔波在外，秦嘉不斷寫詩作文向妻子傾訴離情，抱怨為吏辛苦，“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全后漢文》卷六十六）。他派了一輛車去接妻子，可是事與愿違，于是又寫《贈婦詩》曰:“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凄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玉臺新詠》卷一）這些私密性的個人表達，乃是純然的兒女情長。正是對其在社會政治參與和政教責任實施當中所經驗的困乏感，使得文人們轉向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世界和真實細微的個人感受。自我娛悅的生活情調，個人抒情的文學寫作，它在缺乏社會政治的實際功用、無益于經世致用的同時，卻通過對崇高、莊嚴的經典價值的背叛和低俗化，為文學開拓了新的走向和空間。毫無疑問，只有作為充分個人化的寫作活動，文學才能成為個性化的存在。

可以比較一下東漢早期傅毅的《迪志詩》和東漢末年仲長統的《見志詩》、《樂志論》。在對祖先榮耀的追述中傅毅頗覺自慚:“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溉?誰能昭暗，啟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訓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忒。”（《后漢書·文苑列傳》）詩中所表達的雖然是個人之志，但由于在思想和語言上都極力與經典圣訓相契合，就使得個人特性實際上很難被意識到。“秩秩大猷，紀綱庶式”，詩人渴望著自己能被經典性的規定所接受。相反，仲長統所言之“志”，無論是“叛散五經，滅棄風、雅”，“六合之內，恣心所欲”，還是“消搖一世之一，睥睨天地之間’，都因其放達的人生態度、鮮明的個人風格而散發出充沛的感染力。

結語

更進一步地說，隸屬于士階層之內的文人，他們不是將文學用作達成其政治目標、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工具，就是把它作為政治之后、之外的個體性人生補償。

隨著士人公、私兩方面生活情感的疏離發展，文人們的作品實際上開始分化為兩個人致對應的范圍，甚至在表達的內容和適用的場合、具有的功用上，各種文體之間也逐漸形成了大致的分工。對于以士為母體的文人來說，他們有關社會政治的經歷、體驗、觀念是如此之多。當他們感覺樂觀、充滿信心的時候，他們會相信真的能有一番作為，在社會政治中建立功業，改善風俗，教化民眾。他們會把這種志向寫進詩里:他們會在有關的文章，如 章表奏疏中，流露出昂揚的意氣和偉大的懷抱，或者陳述他們的政治意見。對于文人來說，在其作品中表露其用世之志、濟世之情，乃是自然而然的。同時，社會政治中的負面感受及由此而來的感傷、哀怨，也成了中國文學中一個長久性的主題，時命不偶、遭讒畏嫉，可謂士人們的基本體驗和認知。

一般說來，人們習慣于將文學視為道家的產物，認為文學主要是從道家，后來還有佛家，汲取靈感。這個說法其實并不確當，儒道無疑共同影響著文學，只是兩者影響下的文學面貌、文學側重、文學功用不同罷了。如果否認儒家的影響，不僅章表奏疏一類文章無法解釋，就是相當一些詩賦，也難以向思想傳統上去落實.

但是，由于在“獨尊儒術”并以之為社會意識形態的漢代社會里，道家思想事實上已逐漸被調整為更關個體閑逸生活和人生放達的理論，因此，在公開的社會標榜之后，在正式的官府行為之外的落拓或閑適的日常生活中，士人們相對說來會更貼近道家的人生方式和理想:自然、真率、達觀。卸脫了莊重的責任意識和嚴苛的社會律令的壓力與拘束，在心靈的輕松、自由中，士人們無疑更能捕捉那些內在于人生和人的性情的方方面面，從而離我們現在嘉許的“文學”狀態更近。在漢代，這個“詩意”狀態始終是由一些或淡泊逍遙或放浪不羈的文人們來體現的。

司馬遷說過:“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史記·樂書》）。在漢代經典化的努力下，文學事實上被置于以道德、政教為核心的文化體系之內，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始終不斷地在實踐著這一莊嚴、綜合性的文學、文化理想。至于東漢中后期，在寫作者和作品劇增的同時，文學正展現出越來越多的個體放恣和自娛色彩，其原因，自然是由于此期社會政治的壞亂和因此人們在政治之外的人生找尋。文學的這一發展，在使之脫出政教拘束的同時，其實并不意味著文學與政治的全然脫離，而是文學領域的擴大、拓展。與士人以出處進退為兩端的完整的人生形態相適應，文人文學也建立起了由入世和出世、經邦濟世和個人自娛所構成的豐滿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