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盛唐 有關隋詩研究的論文有六篇；康震《隋代詩歌的文化淵源》〔126〕和《歷史的追溯：對隋代詩歌的文化闡釋》〔127〕、曹道衡《論隋代詩歌》〔128〕、霍然《論隋代詩歌及其在詩歌史上的地位》〔129〕、黨銀平《試論隋人對唐詩繁榮的積極作用》〔130〕、王祥《試論隋詩淵源走向與隋唐之際詩壇》〔131〕。康震《隋代詩歌的文化淵源》從隋代詩人角度入手，探討其文化制度淵源。認為隋代詩人有三類：一，西魏、北周入隋之關隴集團，如楊廣、楊素、牛弘等；二，東魏、北劉入周隋者，如李德林、盧思道、薛道衡等；三，梁、陳入隋者，如虞世基、許善心、王胄等。其中后兩類是主力，故隋代文化同北魏、北齊一脈相承，對梁、陳亦多因襲，于西魏、北周文化則較少關注。曹文認為，南北朝時期，北方文人在詩歌創作上雖已自覺模仿學習南方文人，且有很大進步，但總的說來，在詩歌的藝術技巧方面仍多少有些遜色。隋代的統一加強了南北文人的交流，他們彼此唱和，已不再是北人學習南人，而是相互促進；原來保存在南方的典籍大量流入北方，使北方文人得以借鑒的前人作品大大增加，對隋詩發展起了很大推動，由此形成南北文風的融合，為唐詩繁榮奠定了基礎。王文則針對一般文學史將隋詩附驥于齊梁之后、認為隋朝詩風源于齊梁的“南朝文學情結”，在認真剖析北朝詩歌傳統和風格的基礎上，提出：“隋朝詩歌盡管有了不小的變化，但在主導精神方面繼承的仍是北朝詩歌傳統，其底色也還是北朝詩歌的底色。”文章從詩歌創作的緣起、詩歌的具體表現兩方面論證了上述觀點，同時描述出隋詩以北朝詩歌為底色在文帝和煬帝兩個時期，南北詩風相融合的軌跡，盡管這種融合基本上還處于自發自為的無序狀態。 綜論初盛唐詩的論文有荊立民《初盛唐詩人的另一種人生追求：兼探李白游仙詩、王維山水田園詩的內蘊》〔132〕、何平《初盛唐五七律登臨詩論略》〔133〕、葛曉音《論唐前期文明華化的主導傾向：從各族文化的交流對初盛唐詩的影響談起》〔134〕和《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發展：兼論歌行的形成及其與七古的分野》〔135〕。葛文前一篇對唐前期各族文化交融的主導傾向究竟是胡化還是華化這一問題加以重新審視，文章認為，由于入華胡人的華化程度遠高于華人局部的“胡化”，而且唐政府在施行教化時以傳統為準繩，對外來風俗的傳播有抵制有批判，所以唐前期各族文化的交融是以華化為主導傾向的。葛文后一篇從字法句式和篇法結構等方面探討七言歌行形制體調的規范問題，藉以揭示初盛唐歌行藝術發展變化的某些內在原因。文章以發展的眼光辨析七言歌行與七言樂府、七言古詩的差別：“大體說來，從梁陳到初唐，非樂府的七言古詩的總體趨勢是逐漸歌行化。四杰之前，七古與歌行尚可區分；四杰之后，二者已難以辨別；至盛唐才各有分野。”“總之，從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發展可以看出：歌行確實是一種流動性較強的詩體樣式。其形制特征只是在某一個時期之內，才有相對的固定性。大體說來，從齊梁到盛唐，包括李白的變格在內，歌行雖然經歷了若干層次的演變過程，但由于和樂府的關系密切，仍有相對固定的形制特征。……而從杜甫開始，則呈現出向漢魏五言‘行’詩和無歌辭題的七言古詩靠攏的趨勢。” 有關初唐詩的研究論文有林繼中《初唐：宮廷詩的消化》〔136〕、鄧小軍《初唐詩：唐詩精神的躍動》〔137〕、聶永華《初唐宮廷詩風流變述略》〔138〕、盧國棟《初唐詩壇的光輝》〔139〕、張晶《初唐歌行與詩風嬗變》〔140〕、王啟興《初唐三詩人重出詩篇考辨》〔141〕、楊墨秋《初唐詩雜考》〔142〕等。唐詩的自立過程就是對魏晉以來詩歌傳統的整合過程，林文考察了初唐詩歌對宮廷詩的改造消化過程，并從這一過程中審視雍容華貴的宮廷詩如何成為唐詩的底色。而鄧文則認為：“初唐詩的真生命，不在于宮體與應制詩的舊傳統，而在于突破舊傳統而躍動起來的新精神。這就是積極進取、剛健有為的人生態度，富于同情心、進取心的人性人道精神，熱愛自然、以自然為美的藝術精神。”王文在掌握有關資料的基礎上，對沈佺期、李嶠、劉希夷的重出詩逐一加以辨析，斷其歸屬。楊文涉及對象則更廣，如“沈佺期《傷王學士并序》系年辨”一則，糾正連波、查洪德《中州名家集·沈佺期詩集校注》〔143〕所系“神龍元年正月元旦后幾日”之誤，考為長安四年秋所作。又如考《和上巳連寒食有懷京洛》非孫逖詩，乃沈佺期詩：《巫山高》非沈佺期詩，乃張循詩，等等。 有關盛唐詩的研究論文有劉暢《盛唐之音形成的審美契機》〔144〕、霍然《論盛唐邊塞詩與唐人社會心態》〔145〕、李藝《論“盛唐氣象”對盛唐山水詩的滋養》〔146〕等。構成盛唐之音的南北風氣融合問題向來為學者所關注，但研究中有些只是羅列現象，不究原因，有些究竟原因者又多只注意社會、時代，而忽略了南北審美風氣有明顯的地域特點，還有一些即使注意到了地域特點也往往流于空泛，劉文則詳細分析盛唐之音由北方文化氣質和審美理想處于主導的四個方面的證據，并歸納出北方地域文化的審美特征：觀大、性涼、景異、積厚，最后闡述南北文化融合，剛健質實(北方)為其骨，柔婉華麗(南方)為其膚，相依互補，形成盛唐之音的觀點。霍文認為，唐代邊塞詩“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已迥異于前人同類詩作，具備了盛唐之音的特殊品格與資質”，“邊塞題材的立功主旨在盛唐詩人這里已升華為一種無上的光榮”，“盛唐熱烈灼人的社會氛圍孕育了龍虎之姿的邊塞詩人群，邊塞詩人群風云際會掀發的浪漫又反過來彌漫了整個時代與社會。”有關盛唐文學的研究論文還有張玉璞《論盛唐干謁》〔147〕等。 以上是綜論性文章，下面介紹有關具體作家的研究論文。曹麗芳《王績與山水田園詩派》認為，盛唐山水田園詩派與陶潛的田園詩有著割不斷的精神聯絡，它是在陶詩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在這個過程中，王績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在題材視點上，他第一次把山水詩和田園詩結合起來寫，表現出田園中的林泉之致；在對待人生行藏的態度上，王績是從陶潛固志守窮到王維身心相離的中心環節；在詩歌表現手法上，王績開始注意創造物我相融的境界美。研究王績的論文還有馬海英《無奈的選擇，適意的歸宿：論王績的性格及其歸隱》〔148〕、張海沙《“題歌賦詩以會意為功”：試論王績的佛教思想及其文學實踐》〔149〕、劉建春《王績詠酒詩初探》〔150〕。許總《論四杰詩歌在唐前期詩風變革中的作用與意義》〔151〕認為，盡管盧駱與王楊在詩體專擅及藝術成就方面有著明顯的差異與側重的不同，但是從文學史宏觀意義上看，他們共處于唐詩的質的成型階段，其詩歌創作與價值指向則是協和與一致的。作者還另有《論四杰詩歌的昂揚基調與壯大之美》〔152〕。霍然《初唐四杰與唐人詩歌審美觀念的回歸》〔153〕認為，以四杰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為代表的唐代詩歌審美觀念的更新，可以說是隋唐時代詩歌發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昔日關隴豪強那令人燥脾的豪雄之風，在一度迷失之后，首次在初唐四杰這一代人的理論與創作中復現。陳子昂的研究論文有趙治中《“縱橫未得意，寂寞寡相吟”：論陳子昂的孤獨意識》〔154〕、王祥《陳子昂〈感遇詩〉的詩史意義》〔155〕、徐文茂《論陳子昂詩的使事用典》〔156〕、《試論陳子昂的酬別詩》〔157〕、張錫厚《陳子昂論略》〔158〕、王輝斌《陳子昂婚姻試探》〔159〕、杜浣溪《“云海方蕩譎，孤鱗安得寧”：論陳子昂的憂患意識》〔160〕。 寒山子的研究論文有姜光斗《論寒山子的時代、生平與詩歌》〔161〕、陳耀東《寒山子詩結集初探：〈寒山子詩集〉版本研究之一》〔162〕、項楚《寒山詩籀讀札記》〔163〕、曹汛《寒山詩的宋代知音：兼論寒山詩在宋代的流布與影響》〔164〕。項文21條札記在對照中日代表版本的基礎上，以四部叢刊影宋本為底本，參考中日代表性注本或校正誤字，或糾正誤注，或發抉奧義，解決了寒山詩研究中的許多難點。曹文糾正入矢義高《寒山詩管窺》“寒山詩在宋代詩人中幾乎沒有知音”，“宋了那么多的詩話，寒山詩一次都沒有被提到”的觀點，認為“寒山詩在宋代詩人中有眾多的知音，影響很大。”劉希夷的研究論文有三篇。玉鈺《劉希夷和他的詩》〔164〕將劉希夷31首詩分為兩類：閨情詩雖無多少創新，然而在情思之綿邈、詞采之精麗、格調之纏綿、韻味之醇郁上，都超過了前人；從軍詩則氣勢雄渾、感情豪邁、境界壯闊、音調鏗鏘，是盛唐邊塞詩的先聲。作者還撰有《劉希夷死因質疑》〔166〕一文。陳建華《劉希夷詩初論》〔167〕分析更細密，將劉希夷詩分為詠物抒懷、閨情戀情、懷古詠史、軍旅等幾類。認為其詩具有景麗、情柔、意雋、思遠的特點，擺脫了六朝繁辭縟文的弊病，借鑒了南朝樂府的詩題和六朝詩的遺辭造語，注重了靈性的抒發、理性的升華、言情方式的多變，代表了初唐向盛唐詩風的過渡。李嶠是初唐重要的代表性作家，徐定祥《李嶠與初盛唐詩歌的革新》〔168〕從考察李嶠其人出發，探討其詩歌內容和藝術表現上的特點，藉以確定唐詩發展史上李嶠所應有的地位，是迄今為止一篇較詳細的研究李嶠的專文。許總《張說與盛唐詩歌審美理想》〔169〕探討初唐另一位重要詩人張說的詩歌創作，文章認為，從張說詩歌創作實踐來看，其圍繞時代性主題為基點與核心的多樣化表現特點，幾乎可以視為那一時代各種藝術范式與類型的綜融。張說對詩境構造方面的努力，一方聯系著同時代的劉希夷、張若虛的藝術探索、同時又更多地顯示出與下一階段詩境特征的滲融，是唐詩史兩大階段過渡狀態的典型。

陶敏《〈宋之問集〉考辨》〔170〕對現存《宋之問集》的流傳存佚和詩作真偽進行考訂，分為明刊二卷本《宋之問集》之檢視、明刻《宋之問集》中之偽詩、崇禎張本《宋學士集》的功過、從《唐詩紀》到《全唐詩》的宋之問集、《詩淵》中之宋之問佚詩、《襟之問集》十卷本何時亡佚六部分，皆言之有據。其它研究初唐詩人的文章還有葛洪《唐太宗詩的美學評判》〔171〕、高青《論唐太宗李世民的詩歌》〔172〕、朱炯遠《〈王梵志詩校注〉商補》〔173〕、段觀宋《王梵志詩校議》〔174〕、許總《論杜審言詩歌藝術與美學格調》〔175〕、李芳民《張九齡詩歌系年考》〔〔176〕〕、肖希鳳《蘇味道考》〔〔177〕〕、陶敏、易淑瓊《沈宋論略》〔〔178〕〕、沙先一《試論沈佺期、宋之問的兩重人格及其審美境界》〔179〕等。 盛唐詩人中，岑參研究是兩年間的熱點之一。河南學者廖立有《吐魯番出土文書與岑參》〔180〕、《岑參出游考》〔181〕，皆收入其以《岑參事跡著作考》〔182〕為名的論文集中。此外有李初陽《試論岑參詩中表現的功名思想》〔183〕、蘇北海《岑參的西域詩及歷史功績》〔184〕、安凌《高揚盛唐精神的岑參西域詩作：兼與李杜詩作的比較》〔185〕、江中云《試論岑參邊塞詩風物詩的美學風貌》〔186〕、熊飛《〈交河郡長行坊支貯馬料文卷〉與岑參行年小考》〔187〕、戴偉華《論岑參邊塞獨特風格形成的原因》〔188〕等。戴文認為，岑參邊塞詩的藝術創新來自于對自我、歷史和時代的超越，而完成這些超越的契機是入邊的地幕府。高適的研究論文有兩篇涉及敦煌文獻，一篇是邵文實《敦煌遺書P3812號中所見高適詩考辨》〔189〕，一篇是張錫厚《敦煌本〈高適詩集〉考述》〔190〕。另外還有兩篇高岑邊塞詩比較的文章：龔軍輝《高適岑參邊塞詩比較》〔191〕和寧惠英《試論高適岑參邊塞詩的不同特色》〔192〕。 王維是與李、杜鼎足而三的大詩人，曾有“天下文宗”的美譽〔193〕。這兩年發表的有關王維研究的論文大約有60篇，其中《王維研究》第二輯〔194〕收入第二屆王維詩歌學術討論會提交的論文25篇。盡管研究中內容重復的弊病仍十分嚴重，但在生平事跡考證、思想人格探求和作品分析等方面，仍有一些頗具新意的論文。陳鐵民《輞川別業遺址與王維輞川詩》〔195〕在兩度實地考察輞川別業故址的基礎上，結合《藍田縣志》《類編長安志》《元和郡縣圖志》等文獻記載及王維詩作，斷定馮贄《云仙雜記》以來所持“輞川別業乃一游止達二十處之多的大莊園”的觀點并不正確。文章認為，輞川并非是一個與世隔絕的桃源；王維在輞川的宅第，也就是輞川別業的主建筑，不在二十處游止內；這二十處游止并非都為王維所營造，歸王維所有，也不都在王維別業的范圍內。這些結論，有助于澄清對王維輞川隱逸生活與詩歌創作關系研究中的某種誤解〔196〕。關于王維的生卒年，按《舊唐書》所載卒年、《新唐書》所載享年推定，當為699—759年，但趙殿成考出王維實卒于上元二年(761)，又據《新唐書》所載享年61之說，當為701—761年。而兩《唐書》王縉傳皆謂縉卒于建中二年(781)，年82，據此逆推，他當生于700年。縉為王維弟，卻反比王維早生一年，故趙說亦有人質疑。對此，王從仁、楊軍、王達津、陳鐵民、張清華都曾發表過自己的看法。畢寶魁《王維生年考辨》〔197〕根據王維《幕容承攜素饌見過》詩中“年算六身知”，考證“六身”即指“亥”字，故王維當生于武則天圣歷二年(699)，歲當己亥，卒年為上元二年(761)，享年63。此說在肯定趙說卒年和兩《唐書》王縉傳所載享年不誤的前提下，解決了弟生兄前的矛盾。其它，在版本方面有陳耀東《王維集知見錄》，散文校理方面有楊軍《王維文校理札記》。〔198〕 在生平與思想方面，吳在慶《試論王維的風度》將王維的風度用“儒雅風流，蕭閑淡遠”八個字來概括，聯系其生平思想，結合其詩文創作，詳細剖析隨年齡增大、涉世深入，特別是仕途與人生的幾經坎坷，思想由奉儒轉為佛修道，風度由儒雅風流向蕭閑淡遠轉變的軌跡。畢寶魁《關于王維仕與隱的思考：王維思想及處世哲學的特征與評價》聯系與王維仕與隱有重要影響的人際關系，像與諸王、與裴耀卿和張九齡、與李杜的關系，分析王維亦官亦隱，無可無不可的思想和處世哲學，以為王維這種達則兼善、窮則獨守的思想和處世哲學，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典型性，是封建社會人治特征的必然產物，“只要專制制度的余弊尚存在，這種思想性格便會永遠相伴隨。”相關論文還有嚴國榮《居士信仰：王維文化心態的動態分析》、閻翠榮《從王維詩的“閉門”意象看隱逸心態》〔199〕、王輝斌《王維婚姻問題四題》〔200〕、譚胡炎《王維性情及其隱逸》〔201〕、彭多《淺談禪宗王維思想和創作的影響》〔202〕等，都不乏啟人之處。 在詩歌創作方面，有從美學角度入手的，如周晴《王維詩歌的審美特征》〔203〕；有從繪畫角度入手的，如金學智《論王維的詩中畫意及其氣韻生動：〈王維詩中的繪畫美〉續篇》〔204〕、段安國《王維詩中有畫的個性色彩》〔205〕；有從音樂角度入手的，如吳肅森《論王維詩歌的音樂美學特質》；有從比較和影響入手的，如師長泰《實做有盡、虛做無窮：〈輞川集〉王、裴王絕詩比較》、荊立民《追求者的歌唱和絕望者的哀吟：“大歷繼王維”說的質疑》〔206〕、柳晟俊《王維詩對李朝詩人之影響考》；有從外部入手的，如趙海菱《王維詩歌與儒家文化精神》〔207〕、劉曉林《王維詩歌創作與奉佛思想的矛盾性》〔208〕、王樹海《東土佛教與王維詩風》〔209〕、吳曉龍《仙道活動與王維山水詩歌創作》〔210〕等；有從內部入手的，如陳允吉《王維〈輞川集〉之〈孟城坳〉佛理發微》〔211〕、邱瑞祥《試論〈輞川集〉中的佛家色彩》〔212〕、于海崇《王維詩與佛道兩家色彩崇尚》〔213〕、歐海龍《論王維山水詩的梵音世界》〔214〕、邱瑞祥《王維佛理詩之分類及淵源》〔215〕、師長泰《哲理機趣與自然景象的契合：論王維山水田園詩中的禪意》〔216〕。其中，于文從剖析王維詩歌青白錯雜的色彩世界入手，探討其詩與佛道兩家色彩崇尚之間的密切關系，角度較為新穎。在題材上，探討王維山水田園詩的論文仍占較大比例。張毅《王維與盛唐山水詩的明秀空靜之美》〔217〕認為，王維與追求詩境明秀之美的其他盛唐詩人將山水田園詩的創作，由早期的巧為形似之言變為興象玲瓏的意境創造；其詩歌創作受隱逸之風和禪宗思想影響較大，自甘寂寞的山水情懷與禪的靜觀默照合而為一，神會于物，超入禪境，能于空靜中傳出動蕩，平淡里透出幽深。相關論文還有李竑《試說王維山水田園詩的藝術特色》、李亮偉《王維的山水審美情質》、張曉明《試論王維山水詩的空靈之美：兼及莊學本體論對王維的浸潤》、崔康柱《超越與救贖：王維山水詩文化意蘊試釋》、陳紅光《王維山水詩中的畫理》、劉文剛《王維田園詩試論》、張應賦《王維的田園詩及盛唐田園詩派》、趙麗、岳道平《王維山水詩的美感效應》、李曉湘《王維田園詩漫淪》、金五德《論王維田園詩》。〔218〕從詩體角度入手的有邱瑞祥《論王維的七言律詩》〔219〕、入谷仙介《關于王維早期的樂府詩》〔220〕。邱文認為，王維是沈宋至杜甫之間的過渡性人物，其20首七律既有對初唐七律應制詩風承襲的一面，也有創新與拓展的一面，像表現領域的擴大，像高遠意象的塑造，像章法變化的追求。入谷仙介是日本漢學界著名的唐詩研究學者，其《王維研究》〔221〕從生平、思想、交游、創作道路等各個角度對王維進行深入研究，有諸多富于啟發性的見解，遼寧大學孟慶文教授曾主持翻譯該書，但由于經濟原因，譯著遲遲未能出版，洵為憾事。〔222〕最近，入谷仙介打算將王維的作品全部譯成日文，《關于王維早期的樂府詩》即此項工作的一個開篇，它以《燕支行》《桃源行》《洛陽女兒行》為例，以麻沙本為底本，以蜀本作參考，對詩中典故一一加以討論，誠可謂燭幽顯微。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的李白歷來是學者關注的焦點。兩年來，李白研究在整理編集、家世考辨、思想評價、藝術分析等方面再次豐收。詹瑛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223〕的出版，為學界提供了一部具有可讀性的、編錄謹嚴、校勘審慎、注釋分明、評論比較詳備、迄今為止最為完善的新版本。它以平岡武夫影印靜嘉堂文庫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30卷為底本，參校版本16種，其中像明崇禎二年〔224〕嚴滄浪、劉會孟評點《李杜全集》22卷本，流傳不廣，頗為罕見，另外又以唐宋元明以來17種重要的總集及選本進行輔助校勘。和王琦注本不同，宋蜀本原有很多保存李白詩原貌的長處，又保存了自李陽冰以來各家傳本不同的異文，而且在詩題下注明詩人游蹤所在，為編年提供了依據，以之為底本就避免了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225〕和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226〕以王琦注本為底本的缺憾；在注釋、分段與串講、集評、題解和備考上，該書亦各有特色。〔227〕參加《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的詹福瑞、劉崇德、葛景春等還有《李白詩全譯》，它分為題解、原詩、注釋、譯文四部分，也以平岡武夫影印靜嘉堂文庫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為底本，像這樣一部對全部李白詩加以今譯者，尚屬首例。 李白研究方面的書籍有郁賢皓《天上謫仙人的秘密：李白考論集》〔228〕、松浦久友《李白詩歌抒情藝術研究》〔229〕、陶新民《李白與魏晉風度》〔230〕、楊海波《李白思想研究》〔231〕、張瑞君《大氣恢宏：李白與盛唐詩新探》〔232〕、周勛初《詩仙李白之謎》〔233〕、孟修祥《謫仙詩魂》〔234〕、李殿元、李紹先《李白懸案揭密》〔235〕及李白學會會刊《中國李白研究》1994年集和1995—1996年集〔236〕郁著收入作者有關李白莊平布游及作品考辨的論文20篇，有關思想和作品分析的論文4篇，有考有論，相互支撐。20篇中既有已見于其《李白叢考》〔237〕者，如《李白與孟浩然交游考》等，也有此后撰寫的，如《李白出蜀前后事跡考辨》等。《李白詩歌抒情藝術研究》是繼《中國詩歌原理》《唐詩語匯意象論》和《李白：詩歌及其內在心象》之后，松浦久友在大陸出版的又一部專著，該著著重進行作品內在運作機制的批評，即主要從題材及其心象構造角度來論述李白詩的素材與主題問題，從樣式及其藝術表現功能角度來論述李白詩的詩型與風格問題；角度選擇的合理，加上論述的深入淺出，使此書成為近年來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陶著選擇的是從歷史文化背景中探尋李白詩成就的角度，全書首先從內涵和外在表現兩方面對魏晉風度加以界定，然后探討魏晉風度對李白性情、詩歌內容和風格的影響，最后分析李白受魏晉風度影響的原因和得失。楊著將李白思想化解為憂患意識、哲學觀、倫理觀、宗教觀、人生觀、價值觀、審美意識、文學觀、婦女觀、英雄意識、戰爭觀、社會交往觀、反傳統意識這13個層次，并以首章“李白的主導思想”、末章“李白思想的復雜性”統攝和收束，雖不免支離，但自有其一得之見。張著上編“李白研究”從藝術風格、文學傳承和李白與傳統文化的關系等方面，發掘前人涉獵不深的領域，并對李詩中兩篇難解之作加以考釋。下編“盛唐詩研究”前三部分為《盛唐后期詩歌系年》，是其在詹瑛門下的博士論文，起于至德元載，止于大歷五年，以年為綱，以人為目，含時事、文壇述要和詩歌系年。涉及的72位詩人按生卒年排列，涉及的850余首詩按作年排列，力圖通過系年探討李杜高岑王等安史亂后創作變化及社會歷史與各自命運的關系，并概括出盛唐后期詩歌的創作傾向。“盛唐詩研究”第四部分是高適新論、杜甫漂泊西南時期的創作心理和劉熙載杜詩論探析。 李白研究的論文涉及思想、題材、詩體、詩藝、傳承、文化背景分析、生平和作品考辨等。 1.思想。王運熙《李白詩歌的兩種思想傾向和后人評價》〔238〕圍繞李白思想入世和出世的兩重性，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評論加以考察分析，辨析詩仙的三種不同涵義及相應評價，提醒人們，那些最優秀、最膾炙人口的篇章往往在其全部作品中僅占不大甚至很小的比重，往往不能反映其思想感情的全貌。羅宗強《自然范型：李白的人格特征》〔239〕從李白與自然的關系、他的神仙道教信仰、他的功名追求三方面探討其人格范型，是一篇視角獨特、鞭辟入里的好文章。相關論文還有周勛初《李白思想中的“異端”因素》〔240〕、阮堂明《老莊思想與李白人格理想》〔241〕《李白詩中對自我的仙化傾向》〔242〕和《生命的理想圖式與幻滅：李白“功成身退”思想及其意義》〔243〕、傅紹良《論李白人格悲劇的文化意蘊》〔244〕、康懷遠《李白詩歌中的獨立人格形象》〔245〕、周曉音《論李白的用世之心》〔246〕、詹福瑞《李白詩歌的生命意識》〔247〕、章尚正《李白山水情結的文化意蘊》〔248〕。 2.題材。曾明《李白山水詩中的人文主義精神》〔249〕認為李白山水詩中的人文主義精神主要表現為一，注重真與善的追求。對自然山水的摯戀常通過機具童趣的詩文語境流瀉出來。二，注重體現人的價值。根據自己主觀心境的變化，給靈山秀水渲染上不同的感情色彩，借以展現自己的理想，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相關論文還有姚星《略論李白山水詩的意象特征》〔250〕、蘇華《論李白的邊塞詩》〔251〕、孟修祥《論李白邊塞詩中的英雄主義與反戰傾向》〔252〕、傅明善、張維昭《李白游仙詩與悲劇意識》〔253〕、陳向春《個性與酒：重讀李白》〔254〕、李福軍《酒與李白詩歌藝術》〔255〕、齊慧源《白也詩無敵，美人月與酒：論李白詩》〔256〕、傅紹良《論李白詩中的月亮意象與哲人風范》〔257〕、戰克《李白詠月詩概觀》〔258〕、張浩遜、史耀樸《從贈內詩看李白的愛情生活》〔259〕等。 3.詩體、詩藝和傳承。葛曉音《論李白樂府的復與變》〔260〕從李白樂府詩的內容和表現藝術的復變關系，以及李白總結一代文化的自覺意識等方面，論述李白大量創作古樂府的原因，其剖析細致入微。相關論文還有郭其云《略論李白樂府詩的特色》〔261〕。韓式朋《開拓視野，深入探求：李白詩歌藝術研究中的幾個問題》〔262〕認為，20世紀以來學界對李白家世行跡的考察、詩文的系年，乃至篇什具體問題的研討，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績。對李詩藝術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有質的變化和發展，諸多專著和專論都涉及李白詩歌抒情藝術的新特征，也探討了李詩藝術淵源、影響。但要想在李詩歌藝術研究中實現新的突破，必須進一步結合李白的詩歌主張、更廣泛地發掘李白詩歌創作對前代遺產多方面的繼承，并從李白詩歌對中國古典浪漫主義詩論的形成以及由詩畫相融，進而探尋李詩對中國畫的啟示，才能對李詩的審美價值有更新的認識。相關論文還有邵京起《李白詩歌修辭藝術論》〔263〕、李洲良《李白詩歌的美學特征》〔264〕、李克和《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詩題爭議的由來：兼論其詩的藝術風貌》〔265〕、陸啟中《論李白詩歌創作中的藝術想象之方式》〔266〕。莫礪鋒《論李杜對二謝山水詩的因革》比較李杜對二謝山水詩因革的同與異：李因多革少，杜因少革多；李白山水詩大部分與大謝異趣，杜則對大謝深有會心；就描寫山水角度而言，杜之寫實手法難度更大。相關論文還有謝宇衡《李白“一生低首謝宣城”衍述》〔267〕、薛天緯《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關于李白情系謝朓的解說》〔268〕、芮曉湘《淺談李白對屈原浪漫主義的繼承發展》〔269〕。 4.文化背景分析和生平、作品考辯。葛景春《李白與唐代儒學》〔270〕分為四部分：一，唐代儒學的振興；二，李白所受的傳統儒家教育及功名思想；三，李白的人生處事思想：功成身退；四，李白與孔子。文章認為，在政治觀方面，儒家占主導：在詩歌審美觀方面，儒道結合；在人生哲學方面，三教融合。從總的傾向看，儒家的理想主義、道家的自由主義是李白思想的主干，同時博收廣取釋家的空靈、神仙的飄逸、縱橫家的膽識、兵家的機智、游俠的俠義，其發展趨勢與唐代儒學是一致的。相關論文還有康震《李白儒家文化人格探索》〔271〕、蔣志《李白與巴蜀文化》〔272〕、李洲良《盛唐時代與李白的浪漫主義精神》〔273〕等。有關生平和作品考辨的論文有葛景春《李白初入京洛考》〔274〕、許嘉甫、許瑋《李白三下渝州考系》》〔275〕、《李白三游蒼梧考異》〔276〕和《李白三入楚州征實》〔277〕、閻琦《李白三至越中考索》〔278〕、李家烈《李白的家世與生籍考辨(上)》〔279〕、蔣志《再談李白出生于四川江油》〔280〕、何林天《李白詩辨偽》〔281〕、啟功《太白仙詩辨偽》〔282〕、張一民、王彩琴《李白〈靜夜思〉作年及作地新考》〔283〕、安旗《李詩別箋》〔284〕等。 杜甫研究的書籍有侯孝瓊《少陵律法通論》〔285〕、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286〕、李殿元、李紹先《杜甫懸案揭密》〔287〕及《杜甫研究論集》〔288〕。侯著分煉字、琢句、章法、技巧、韻律五篇，逐一以杜律為例，在征引前人論述的基礎上提出己見。傅著以35萬字篇幅全面詳細地論述杜甫卒葬的問題，分為研究和考證兩編，對杜甫卒葬的諸家之說及有關資料詳加考辨，尤其對所謂戎昱《耒陽溪夜行》、韓愈《題杜子美墳》、李觀《杜拾遺補傳》等關鍵資料作出考證，其結論是：杜甫于大歷五年(770)夏卒于耒陽，初葬耒陽，旋殯岳陽，終葬偃師。 杜甫研究的論文兩年間大約發表了170余篇。 1.生平。廖仲安《偉大詩人杜甫》〔289〕分讀書漫游、固守長安、從陷賊脫險到為官和棄官、客蜀郡、居梓州、移居夔州、漂泊兩湖等七個時期介紹杜甫之生平。鄺健行《唐代洛陽福唐觀作進士科試場新議》〔290〕認為，洛陽福唐觀舉行的是河南府府試。其《杜甫貢舉考試問題的再審察論析和推斷》〔291〕又列出12條材料、28家說法后，通過分析得出結論：一，杜甫在開元二十三年或稍前回到故鄉鞏縣，參加過縣試，又到洛陽參加了府試，二，開元二十三年十月或稍前入長安。三，開元二十四年正、二月間在長安，參加吏部考功員外郎李昂主持的進士考試，落第。四，赴長安應試時得京兆府尹李適之的照拂。其《杜甫府試下第試說》〔292〕則又推斷，杜甫可能在府試中落敗。其它論文還有喬長阜《杜甫〈望岳〉等寫作時間新探》〔293〕、《杜甫應進士試和壯游齊趙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吳越的時間》〔294〕、《杜甫再游齊魯和西歸長安考辨》〔295〕和《杜甫二入長安時期的幾個問題：兼辨杜甫應進士試中的兩個問題》〔296〕、陶瑞芝《杜甫和高適、李白同游宋中在何時：兼與喬長阜同志商榷》〔297〕、李全民《杜甫蓬溪之行初探》〔298〕、毛明文《杜甫閬州行蹤及創作》〔299〕、文正義《杜甫湘行蹤跡及其死葬考》〔300〕、王輝斌《建國以來杜甫生平研究綜述》〔301〕等。 2.思想。丁啟陣《生命的悲歌：論杜甫詩中有關生命的悲劇主題》〔302〕和趙海菱《杜甫人格生命論》〔303〕，一個從杜甫生命題材的詩歌入手，探討其悲劇主題的深刻性、真實性和藝術感染力，一個分仁者之心、名士之韻、詩人之魂三方面論析杜甫的人格生命，均有助于進一步加深對杜甫詩歌中體現出的深刻的思想性的理解。鄧魁英《杜甫的窮儒意識與詩歌創作》〔304〕在界定窮儒和窮儒意識的基礎上，探討窮儒意識對杜甫各時期思想和創作的影響。陳昌渠《劉向傳經心事違：解讀杜甫的政治情結》〔305〕通過對史實的梳理，聯系杜詩及各家注釋，指出劉向傳經、杜甫苦吟都是有志報國者違心的選擇。其它論文還有張金同《杜甫人生悲劇的特定時代蘊涵》〔306〕、秦彥士、庾光蓉《杜甫與禪宗》〔307〕、李豫川《杜甫與禪》〔308〕等。 3.詩藝。韓成武《以空闊顯孤微：杜詩藝談》〔309〕分析杜詩以空闊顯孤傲的詩法技巧，指出，這是杜甫“主觀與客觀的大矛盾、理想與現實的大沖突”在詩中的反映。李洲良《杜甫詩歌的美學特征》〔310〕論析杜詩雄闊蒼勁之美、厚重沉實之美、細膩傳神之美、跌宕回旋之美和老成凝練之美。蔣長棟《試論杜甫的“比興體制”》〔311〕從文學史角度，論述杜甫“比興體制”中體現出的創作思想、藝術手法的改變，以及在詩史上的影響和意義。劉煥陽《語峻體健、語反意寬：杜甫詩歌中的倒裝手法》〔312〕、張鐵明《杜詩的鑄句藝術》〕〔313〕、劉明華《完善與破棄：對杜甫“拗體”的思考》〔314〕、夏曉虹《杜甫聯章詩的結構方式》〔315〕、管遺瑞《淺談杜詩結構的頓挫美》〔316〕、房日晰《略論杜詩的細節描寫》〔317〕、陳開勇《杜甫的藝術追求：情感與表述——對喜劇性自然意象雙重藝術內涵的考察》〔318〕亦分別從某一角度探討杜詩詩藝，各有創獲。 4.詩體。葛曉音《論杜甫的新題樂府》〔319〕和馬承五《樂府詩的體式嬗變與創格——杜甫“新題樂府”論(形式篇)》〔320〕研究對象相同，前者在其《新樂府的緣起與界定》一文基礎上，探討杜甫寫作新題樂府的自覺意識和獨創性，指出由杜甫開始的“歌”與“行”分工和效法漢魏樂府古題，表明了他寫作新題“行”詩的自覺性，而獨創性則表現在：一，以高度概括的場景描寫展現廣闊的社會背景；二，將漢樂府敘事在時空上的單一性變為多面性；三，運用古樂府的神理創造千變萬化的表現手法。后文則認為，杜甫新題樂府既與漢樂府有承續性，又有拓展性，表現在：一，新題樂府的界定與內核；二，傳統體范的變革與展拓；三，即事名篇的方式與類型。相關論文還有林繼中《杜律：生命的形式》〔321〕、韓曉光《杜甫律詩對仗的語式變異》〔322〕和《試論杜甫律詩中的虛詞運用》〔323〕、周茂東《論杜甫絕句思想內容的拓新》〔324〕、蒲惠民《論杜甫絕句的創新》〔325〕等。 5.題材。劉藝《杜甫邊塞詩新探》〔326〕《情圣杜甫：再讀杜甫的邊塞詩》〔327〕和《杜甫邊塞詩之儒家思想評議》〔328〕、曾明《杜甫山水詩中的人文主義精神》〔329〕、劉文剛《文章有神交有道：試論杜甫的交游詩》〔330〕、聶大受《杜甫秦州詠物詩的個性化特色》〔311〕和《試論杜甫“秦州詠物詩”的藝術創新》〔332〕、張英《杜甫題畫詩管窺》〔333〕、周理《杜甫題畫詩的法與意》〔324〕等，均有程度不同之創獲。由于1996年9月召開的杜甫隴右詩學術討論會，發表了不少有關文章，以張忠綱《隴右艱難詩興多》〔335〕較具代表性。 6.其它。胡可先《杜詩史料學論綱》〔336〕從歷代唐詩選本對杜詩的取舍、傳記的撰寫和年譜的編撰、杜詩資料的輯錄、類書的收錄、杜詩偽書五個方面，論述了杜詩史料學的概況。相關論文還有廖仲安《杜詩學》〔337〕、馬承五《詩圣、詩史、集大成：杜詩批評學中之譽稱述評》〔338〕、周興陸《詩“圣”、詩“經”、詩“史”：宋代杜詩研究的基本模式》〔339〕、趙曉蘭《四庫館臣與杜詩學》〔340〕。而有關杜詩作品的重要的研究文章則有蔣寅《〈杜詩詳注〉與唐詩之注釋》〔341〕、鄧小軍《杜詩箋證四則》〔342〕、丘良任《杜詩考索》〔343〕等。 其它有關盛唐詩人的研究文章還有馬燕《試論禪思與孟浩然詩歌意境》〔344〕、肖蘭英《孟浩然終生未仕的個人原因初探》〔345〕、張偉《淺論孟浩然詩歌情與景的辯證關系》〔346〕、馬現誠《試論王昌齡詩歌的禪境》〔347〕、楊偉中《委婉情真剖心跡：淺論王昌齡七絕送別詩》〔348〕、畢士奎《傾注血淚寫宮怨：王昌齡宮怨詩簡論》〔349〕、楊光祖《從王昌齡西北邊塞詩看“盛唐之音”》〔350〕、梅圭《李頎詩歌成就辨析》〔351〕、石經建《淺論李頎的音樂詩》〔352〕、李迎春《試論李頎詩歌的藝術風格》〔35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