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初步統計，1996—1997年兩年間發表的有關宋金遼文學研究的論文和著作(以大陸為主)共1200余篇(本)，取得了豐碩成果。綜觀比較這些論著，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宋金遼文學受關注程度表現出極大的差異性。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宋代文學照例受到廣泛關注，研究人員隊伍穩步擴大，研究深度和廣度都較前幾年突出，發表、出版了一大批優秀論文和專著，呈現出一片喜人景象。與宋代文學研究相比，金代文學研究則沉寂得多，只有少數知名研究者在其中辛勤耕耘，論著成果也大大少于宋代文學研究成果。至于遼代文學研究，涉足問津者更為寥寥，論著亦屈指可數，顯得相當的滯后。二是研究格局的不合理。無論是已蔚然成風的宋代文學研究，還是初具規模亟待加強的金遼代文學研究，都存在著一個研究格局不合理的問題。以宋代文學研究為例，由于各種文體本身的特性、歷代研究成果的大小和當今研究風氣的影響以及研究者個人的文學觀念、審美傾向的差異等因素，使得學人們對各種文體的重視和研究實踐，呈現出了極大的差異，這種差異不可避免地導致和造成了研究格局的差異和不合理。這兩年的宋代文學研究中，宋詩、宋詞、宋文等的受關注程度就明顯高于話本、戲曲、賦等其他文體。即便是同一體裁，研究最多的也大都是那些大家的名作。前幾年掀起的重視研究中小作家的良好風氣，現在卻沒有得到發揚，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現象。要打破古典文學研究(包括宋金遼文學)的不合理格局，使之趨向科學、合理，就應該在著墨于大家、名作的同時加強對中小作家、作品等的研究，有所側重，但不應過分偏頗。這是兩年間研究狀況給我們的啟示和警醒。另外，研究手段和方法的開拓與嘗試也是本期宋金遼文學研究的特點之一。為適應信息化時代的需要，研究者們除了運用傳統的方法研究宋金遼文學之外，還不斷探索和嘗試運用新的工具，從新的角度來研究文學。如王兆鵬教授以計算機為工具，嘗試運用統計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宋詞，〔1〕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再如錢志熙教授主張從生命的角度研究文學〔2〕等等，頗值得注意和借鑒。這些極具創見的新方法、新手段，為今后的古典文學研究開辟了廣闊的道路?？梢韵胍?，隨著新方法的開拓運用和研究的深入，必將使古典文學(包括宋金遼文學)研究面貌煥然一新。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指出的是，這兩年的宋金遼文學研究論文中，出現了一些低質量低水平甚至重復研究的作品，凸現了某些研究者理論功底不扎實，專業知識不深厚，視野狹窄，交流稀少等弊端。針對這種不良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揚忠先生在一次全國古代文學研究現狀的衡估與思考的研討會上指出，要真正搞好古典文學研究，理論修養和舊學功底缺一不可〔3〕，可謂振聾發聵，及時警人。 以上初陳梗概，對兩年間宋金遼文學研究的特點和存在問題作了簡要介紹，下面具體來對這些研究狀況作一綜述，以期給讀者一個完整而清晰的印象。 一、宋代文學研究 本期的宋代文學研究總的說來成就較大，同時也呈現出若干的不均衡性。為便于敘述，遂分為詩、詞、文、話本等方面進行介紹。至于詩論、詞論、文論等研究成果，分別融于詩、詞、文等的敘述中，除嚴羽詩論外，不單獨標目。此外，兩年間出版了多部專著，影響較大者亦擇其精要而述之。 (一)宋詩研究 在這兩年的宋代文學研究中，宋詩和詩論占了很大的比重，發表了一批立意新穎，視角獨特，材料翊實，論證充分的論文和專著，內容涉及到宋詩與文化、理學的關系，江西詩派、江湖詩派，歐、蘇詩歌美學思想，嚴羽詩論等諸多方面，成就斐然。 宋詩與文化、理學的關系，是長期以來學人們探討的一個老問題，近年來尤為熱門，經過這兩年的研究，又取得不少成果。盧斯飛《寓物說理而不腐——談朱熹的哲理詩》〔4〕一文，通過對個體詩人哲理詩的評述來說明宋詩好說理、好寓理的特點。盧文認為，理性是藝術的基本屬性之一，它蘊含在歷史上各種藝術形式的優秀作品之中。南宋是理學盛行的時代，理學家常常運用詩歌的形式來說明道理，形成宋詩不同于唐詩的一道獨特的景觀。朱熹是其中成就最為突出的一位。從他的大量哲理詩中，可以看出他的宇宙觀、人生觀和對道德修養的見解以及治學方面的體會?！霸⑽镎f理而不腐”，至今仍保持著鮮活的生命力。陳新璋《歐陽修的唐詩觀及其影響》〔5〕一文闡釋了歐陽修的唐詩觀及其對北宋詩學的歷史影響。認為歐陽修推崇韓愈及中晚唐詩的用意在于抵制西昆習尚，開創有宋一代詩風。他推崇李杜詩歌，但并無揚李抑杜之說。后人以為歐陽修將李杜分出優劣，是不符合他的本意的。雖然歐陽修的唐詩觀并不系統和全面，但對北宋詩學起到了引導的作用，滋養了一代的詩歌學者，對宋代詩風的形成，貢獻尤大。此外，在這方面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周裕鍇的大著《宋代詩學通論》〔6〕。新時期的宋代詩學研究取得了不少進展，但就整體性和縱深度來看，還是落后于唐代詩學的研究，尤其是宋代詩學實際上所取得的成就與其歷史地位極不相稱?！端未妼W通論》可以說是打破了對宋代詩學缺乏整體研究的局面，全面建構出宋代詩學的理論體系。全書共分詩道、詩法、詩思、詩格和詩藝五大篇，各篇的許多章節，也都是按照宋代詩學原有的范疇和重要論斷來設置的，基本上反映出了宋代詩學的面貌。作者是把宋詩學看做是宋型文化的折光而整體論述的。他認為，宋詩學的每一個命題，都與宋型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宋代詩學通論》試圖從理論范疇的角度，橫向剖析宋學的各個層面使宋代的文化精神在宋詩學中得到更鮮明更自覺更集中的體現。《通論》作者走出誤區，肯定宋型文化、宋詩、宋人的詩性智慧為追求的目標，所采取的歷史態度是可取的，借用西方詩學的某些范疇來闡釋古典詩學的探索方法也是正確的。應該指出的是，作者雖然重視“宋型文化”對宋代詩學的影響，但對于宋型文化產生的歷史背景，對宋詩與禪學的關系，缺乏論述。不過白玉微瑕，《通論》仍不失為一部宋代詩學研究的力作。胡明《關于宋詩》〔7〕一文，可以說是為世紀末的宋詩總體研究暫時劃上了一個句號。文章就歷來對宋詩的界定、質性、評價等關鍵問題的論爭和對宋詩的門戶、流派、源流等關鍵人物的評價入手，全面考察了各種觀點，通過分析比較，辨偽去誣，厘清了種種似是而非的說法。他認為，宋詩，不僅僅是指宋人寫的詩，準確的說是一種獨特的“宋調”，它具有“于物無所不收、于法無所不有、無情無所不暢，于景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的特征。真正的“宋詩”是在宋初六、七十年后，“白體”、“西昆體”、“晚唐體”相繼退出詩壇，沿王禹稱，梅堯臣到歐陽修始露出面目，直至王安石、蘇軾和黃庭堅等三大家走上詩壇，宋詩才瓜熟蒂落，真正形成。對于宋詩的三個關鍵人物王安石、蘇軾和黃庭堅，胡文均做了具體分析，以蘇軾為例，他談了三點：1.蘇軾人大格高，可謂雙絕。其詩特點如趙翼所言：“大放厥詞，別開生面?！痹娭泻糜玫?、好用書、好顯才學、好負材力、好逞辨博。其二，以一人之力打通文一詩一詞三界，可謂空前絕后之舉。其三、蘇軾同王安石一樣，詩才連帶詩體及身而絕，門下文士雖多，終無一個能承其嫡傳，探其真髓。另外，胡文對江西詩派，江湖詩派，理學派等作了概要論述，對宋詩的兩個歷史必然(興盛的必然和衰落的必然)作了詳盡分析，并對其文化走向作了合乎理性的預測。這篇文章是本期宋詩研究論文中不可多得的優秀之作。 關于宋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歷來褒貶不一，聚訟紛紜。臺灣成功大學教授張高評先生在其專著《宋詩之新變與代雄》〔8〕一書中，從新變代雄的角度回答了宋詩在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和貢獻。這種思想觀點突出地表現在他的自序《新變代雄與宋詩之文學史地位》一文中。張文認為，革故鼎新，消長相因，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哲學思潮，是文化的深層結構，投射到文學上，就呈現出“詩文代變，文體屢遷”的客觀事實。宋人生于唐人之后，雖不能越過橫亙在面前的唐詩高峰，但宋人善于新變，其學古變古之道，在形式上作選擇、琢磨、添加、改換；批判性繼承外，在內容上又做建設性之嫁接、交融、借鑒、整合，故能“創前未有、傳后無窮”。變唐賢之所已能，發唐詩之所未盡。這樣，不但突破動搖了唐詩塑造的詩學本色 而且又系統地建構了宋調的新典范。標新求變、“自成一家”之宋詩，足以與唐詩相頡頏。這固然是“詩文代變，文體屢遷”的內在衍化，更是一代學風思潮的具體反映。為了更充分地證明宋詩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文章作者還引用了胡適、錢玄同、陳獨秀、趙鐵寒、吳小如等對宋詩的有關論述，進一步明確了宋詩在中國詩歌史上具有的僅次于唐詩的地位。文章旁征博引，論證充分，廓清了一直以來人們對肩負傳承，勇于開拓，又影響深遠的宋詩所存在的無謂的錯會與偏見。 本期內，有關黃庭堅和江西詩派研究論文不少，其中有兩篇值得注意。一是凌佐義的《黃庭堅詩學體系論》〔9〕，一是劉德重的《宋代詩話與江西詩派》〔10〕。對于黃庭堅詩歌理論的研究，從本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經歷了兩個轉變，一是由否定到肯定的轉變，一是由簡單到全面的轉變。所謂簡單到復雜的轉變，凌文認為是指論者不再停留于“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不“怒鄰罵座”等問題上，而是對黃庭堅的詩法，他的審美理想等諸多方面有了新的研究，范圍大大地拓寬了。作者指出，黃庭堅雖然沒有建構一部詩歌理論的專著，甚至也沒有一篇詩歌理論的千字文，但是在他的題跋、序文、詩歌、書札之中存在著的關于詩歌創作和鑒賞的大量信息，略加梳理，便可以構成一個詩歌體系。作者分之為本體論、詩人論、作法論、風格論和鑒賞論等五部分，并對每一部分均進行了翔實的分析論證。其中，本體論包涵詩與情、情與物、詩的效用，詩美問題，最能代表黃庭堅對詩的本質的認識。詩人論包括養根治性、做不俗人、師承古人、師友學習等方面，詩品出于人品，不俗的人才能做出不俗的詩來，這些便是黃庭堅的詩人論。黃庭堅的詩歌創作論，包括他對創作思想與具體詩法的論述，是其詩歌理論中最為豐富的部分，主要有創新論、章法論、句法論和無法論等等。關于風格論，作者認為，黃庭堅對于詩歌風格的審美不拘一格，大致有兩類審美理想：平淡而山高水深和出塵拔俗的遠韻。前者是黃庭堅的風格主張，也是他一生的追求。后者對“韻勝”的追求是黃庭堅藝術思想之極致。對于詩歌鑒賞，黃庭堅也作了探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鑒賞方法。黃庭堅的詩學體系，內容豐富，博大精深，凌佐義這篇遺作從總體上對之進行了理論分析和概括，是本期內研究黃庭堅詩論的典范之作。 劉德重的《宋代詩話與江西詩派》一文，也是別開生面之作。作者認為，宋代詩話之所以能迅速地發展，興盛，并在詩歌理論批評上取得高度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詩話本身的隨筆體形式吸引眾多詩人和批評家樂于采用外，宋代詩壇的風氣、江西詩派的形成以及圍繞江西詩派展開的探討和論爭，是促使宋代詩話發展，興盛的一個十分重要和直接的原因。此外，查清華《江西詩派“不問興致”辨》〔11〕，白政民《黃庭堅的禪家思想及禪宗對其詩歌的影響》〔12〕，梅俊道《黃庭堅后期詩作平淡簡放的藝術追求》〔13〕等等，都是研究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論文中可圈可點的優秀之作。 本期的文學理論(詩論)研究，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果，除前面所述《宋代詩話與江西詩派》外，蘇軾的詩論，歐陽修的詩論，梅堯臣的詩論等，都有專文論及。尤其是對嚴羽與《滄浪詩話》的研究，無論從廣度和深度上較以往大得多，研究者們不再僅滿足于就事論事，也不囿于研究《滄浪詩話》的某一方面，而是把它們放在更廣闊的空間里，系統地進行研究。這里有兩篇文章值得一提，一是莊錫華的《嚴羽與詩話風氣》〔14〕，一是童慶炳的《嚴羽詩論諸說》〔1 51。莊文認為嚴羽的《滄浪詩話》的出現，是詩話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它將以前詩話從率性而發的玩物提升為封建時代文人實現自身價值的“立言”，詩話成了作者修養的告白和詩學理想的展示，大大提高了詩話的學術品位。在行文上，《滄浪詩話》一改宋詩諱言是非，以資閑談的風貌，緊貼詩歌創作實際，敢于臧否時弊、直面詩壇，凸現了詩話作為一種詩評文體的批評功能，為后代的詩話創作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范本。此外，它力圖改變詩論的隨意性，以獨特的敘述方式，完備的體例，較大的規模，建立起一套完整、規范的詩學語言，極大地改變了詩語的舊觀，對宋以后詩話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童文也認為，《滄浪詩話》的出現，是宋代一百多部詩話中系統最為嚴密、理論最為深入，影響也最為巨大的一本詩話。它的最大特點是“以禪喻詩”，目的是想通過禪與詩的類比，暗示詩的本質與禪的本質的相通，詩的創作與參禪過程的相通。特別是他的以禪喻詩具有明確的針對性，提出了“別材”說，“別趣”說，“興趣”說和“妙悟”說，揭示宋詩的流弊，推進詩學的發展。作者為了說明這一點，分別從上述三個方面對嚴羽詩論進行了梳理論證。 (二)宋詞研究 統計顯示，歷年來的宋代文學研究中，宋詞研究的繁榮興旺為其他文學體裁所不及。這兩年的宋詞研究也不例外，仍舊保持著強勁的勢頭?？v觀本期內的宋詞研究，較之往年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勢和特點，或承以往余緒，對宋詞的分期分派進行探討論爭；或擴大領域，加強對俗詞，中小詞人及詞等的研究；或放開手腳，將宋詞置于宏觀的文化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或躲進小樓，孜孜不倦地探尋著詞本身的文化物質等等，下面具體分述之。 關于詞的特質。詞的特質和審美特質是什么，這雖然是早已解決并形成定論的問題，但總覺得有一些未盡之言，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故依然還有論者就此發表論文進行探討。謝桃坊的《詞為艷科辯》〔16〕一文對詞的特質是否是“艷”作了考辨。指出，“詞為艷科”一語并非出自古人之口。而是出自胡云翼先生于1926年出版的《宋詞研究》中關于宋詞基本內容所做的理論概括，這是中國詞學史上第一次出現“詞”為艷科的觀念，雖已成為現代詞學的重要觀念，但仍有辨析的必要。通過對詞的歷史發展的考察，作者指出，“詞為艷科”是宋人不自覺地意識到的，胡云翼對詞體文學的體性特點所作的概括，是有歷史和現實依據的，較能恰當地說明宋詞題材內容的基本情形。他同時又強調，“詞為艷科”與文學價值判斷不屬同一范疇，它僅僅是傳統的文學體性的判斷。詞以艷麗為本色、或以婉麗為正宗，這是詞史已經表明的事實，一味爭論正宗或別調的歷史地位是沒有必要的。謝文的意義在于，它可以使我們能夠辨證，歷史地看待“詞為艷科”的內涵，不再輕易挑起無謂而偏頗的爭論。在這一點上，楊海明的《試論唐宋詞的“以艷為美”及其香艷味》〔17〕一文與謝文遙相呼應，如果說，謝文是以理性的眼光來辨證、客觀、冷靜的分析的話，那么，楊文則或多或少地帶上了些許感性色彩，認為“以艷為美”不僅僅是一種題材和風格特色，更重要的是一種審美心理。是唐宋詞所提供給讀者的一種最攝人心魄最沁人心脾的審美新感受，可謂標新立異，別出心裁。 雅俗之辨是兩宋詞壇一個顯著而復雜的詞學現象，幾乎貫穿兩宋始終。究其實質，實則是審美心理和審美觀念的不同所致聶安福著文對這種現象進行了分析探討，在《兩宋詞壇雅俗之辨》〔18〕中作者指出，雅詞主要是指言情之婉雅，言志之騷雅，與俗詞之俗相對應，而原本俗文學的詞體進入宋代之后，在高雅的文化氛圍和審美風尚之中經歷不同階段不同層面的雅俗分歧而漸趨雅化，言情而求其婉雅，言志而求其騷雅，是兩宋詞壇雅俗辨的基本傾向，也是兩宋雅正詞學觀對詞體創作的基本規范。 關于唐宋詞流變史。唐宋詞史的流變過程中，少不了一些里程碑式的人物出現，研究這些里程碑式詞的詞作，可以從總體上把握詞史流變的歷程，挖掘總結其規律。在這方面論文中，王兆鵬《宋詞流變史論綱》〔19〕和王洪《試論唐宋詞發展史上的五個里程碑及其詞史意義》〔20〕兩文在體例和結論上可謂異曲同工，殊途同歸。王兆鵬《論綱》以代表作家為綱，對宋詞的發展流程作了概括和總結，認為柳永發展了詞體并以創調之功提高了詞的表現能力；蘇軾進一步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開拓了詞的藝術境界；周邦彥注重詞的藝術結構，使詞的藝術規范得以提高；女詞人李清照異軍突起，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語表現復雜微妙的情感心態，而辛棄疾以其杰出的創造成就，使詞體在文學中的地位得以最終確立。稍后的姜白石則移詩法人詞，使詞的語言風格雅化和剛化，從柳永到白石，幾個里程碑式的人物赫然屹立在兩宋詞壇，他們的詞作，代表了詞史發展的方向，切合了時代審美潮流發展的趨勢，構成了多姿多彩的宋詞流變史歷程。王洪之論基本與王兆鵬《論綱》暗合，不作贅述。 關于俗詞創作，宋人作詞、以雅相尚。柳永不避俚俗，大量創作“詞語塵下”的俗詞，遭到紛紛指責，使得宋詞的創作變得愈來愈雅，俗詞創作雖然愈來愈少，但并未絕跡。北宋末年，世風大變，為俚俗詞的創作提供了新的環境和土壤，俗詞創作再度蓬勃發展，形成空前絕后的創作盛況。然而，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北宋末年的這種俗詞創作現象始終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成為詞史和文學史編寫中的一個空白點。諸葛憶兵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敢為天下先的勇氣發表了這篇《北宋末年俗詞創作論略》〔21〕的論文，對北宋末年俗詞創作蓬勃興盛的原因及創作情況作了詳細介紹，填補了詞史研究中的這段空白。 關于宋代詞論。詞論研究一直是個熱門話題，這兩年也不例外。共發表詞學論文數十篇，涉及到詞學理論，詞學批評等諸多方面，取得了較為滿意的成果。楊海明的《詞學理論和詞學批評的“現代化”進程》〔22〕一文，頗為引人注意。該文站在歷史的高度，對20世紀詞學的研究歷程作了一番全景式的描述、梳理。作者認為，詞學理論和詞學批評是伴隨著詞創作而產生的，縱觀本世紀前的詞學批評和詞學理論，其重要內容之一是有識之士運用各種方法，通過各種途徑來抬高詞體的理論努力和理論建設。到了本世紀初，詞學理論和詞學批評還基本停留在板結凝固和缺乏現代色彩的狀態，更勿談有重大的突破和全新的建樹。有些作者強調，只有借助于外來的舊思想和新觀念的引進消化，才能夠促使傳統的詞學理論和詞學批評發生巨大而深刻的“新變”。作者從宏觀上描述了20世紀詞學理論和詞學批評的現代化轉換和進程，總結出了兩點經驗：第一，詞學研究的進步，是跟隨著時代的步伐一起向前的；第二，詞學的研究不斷“新變”，它與中西文化的交流密切有關。展望前景，我們有理由相信，下一世紀的詞學研究(特別是詞學理論和詞學批評)，必將得到更大更快的發展。遵循“背靠遺產，面向現在和將來”的原則，進一步加強詞的本體研究、宏觀研究、多元化研究和“活文化”研究，詞學研究者們就有信心將21世紀的詞學理論和詞學批評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陳忻《論唐宋詩詞意境的“虛”與“實”》〔23〕認為，意境應當是詩歌的生命所在，優秀的詩詞必有意境，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真”乃意境之骨，其外在的表現方式可分為兩端，即“虛”與“實”。關于意境中的“實”，作者認為包括三種情況，1.描摹自然的純寫景之作。2.不假襯托渲染等手段，用議論的筆法明白無隱地抒發作者對事件、人物的態度和觀點，變即所謂直抒胸臆、直陳觀點。3.客觀地敘事，在敘述中表現作者的愛憎，詞中以柳永為代表。關于意境中“虛”，文章認為有五種方式。1.情景交融、以景傳情。這類作品在詩詞中最為普遍。2.點到即止，味余詩外，在冷靜客觀的筆調中，讓讀者去體會言外之意，弦外之音。3.情理相融、內外雙層。即如劉熙載所言：“詞之妙、莫妙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 (《藝概·詞曲概》)。4.意象的組合。5.比興寄托的詠物之作等等、針對論者常常認定“虛”與“實”的一端，而否定另一端的做法。作者強調指出“實”與“虛”并非一個單純的寫作手法問題，它與作者的審美觀、創作觀及所處的時代環境和作者個人的氣質個性等因素都有密切的關系，而不能簡單地以評論者個人的好惡來判定其高下優劣。 關于宋詞作家作品研究，成為焦點對象的還是那些大家、名作，如蘇軾、周邦彥、李清照、辛棄疾、姜白石、吳文英等。此外，張先、王安石、賀鑄、陳與義、陸游、周密等人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關注，至于那些中小作家，研究他們的人就很少很少了，這無疑凸現了研究格局的不合理與偏頗。 蘇軾一直是現當代古典文學研究關注的焦點。在這兩年的1200多篇研究論著中，蘇軾文學研究論文約140多篇，而且涉及面相當廣泛。在本期內研究論文中，侯怡敏《蘇軾文學研究述略》〔24〕就是一篇總結性文章，它回顧了本世紀20年代至90年代以來蘇軾文學研究的進展，根據各個時期的主要特點，將其發展歷程大致分為五個階段，并著重介紹了90年代學者們運用新方法，從新的角度對蘇軾人生觀、文藝觀及其詩、詞、文、賦等諸多方面進行研究的主要成果。吳帆《試論蘇軾詞的審美體式》〔25〕指出，蘇軾的詞繼承了婉約詞三派的傳統的表現手法，又兼容了詩的表現手法，創造和豐富了詞審美體式。蘇軾體式雖然龐雜，但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以下諸式：即英雄、美人——映襯式；人生、思索——哲理式；飛天、游仙——求索式；敘事、議論——散文式和隱括式、俳體式、對話引語式等等體式。這些詞的體式，豐富了詞的表現力，使詞空前繁榮，走向鼎盛。王洪《論東坡詞的“雅化”及其對詞史的影響》〔26〕認為，蘇詞的本質意義是對詞的“雅化”。蘇軾批評柳永并非針對“婉約”，而是針對“詞俗”。蘇詞的意義，是對柳永俗詞的反撥，并奠基了詞體雅文化的殿堂。而他“以詩為詞”的本質是引詩之雅改造詞之俗?！把拧钡膬群延商浦吧鐣詷O強的“言志”轉變為士大夫以歸隱為中心的精神宣泄。蘇詞以其題材之雅，境界之雅，藝術之雅完成了對俗詞的改造，其影響上自秦、周而下達姜、吳。在詞史上影響深遠。此外，冷成金的《蘇軾、朱熹文藝觀之比較》〔27〕，馬銀華的《一蓑煙雨任平生——論蘇軾的人生哲學與文學創作》〔28〕，朱靖華的《天地精神境界——評蘇軾嶺海時期的人生反思》〔29〕等論文或從文化方面，或從哲學方面，或從其文藝觀點方面來對蘇軾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成果可謂大矣。 本期內，學者們繼續給予了周邦彥以極大的關注，對周詞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以及在詞史上的地位等多有論述。曹章慶《論周邦彥羈旅行役詞的感情心態特征》〔30〕運用心理學批評的方法，指出周邦彥的羈旅行役詞表現出兩種比較突出的情感心態。一種是追憶心態，其特點是在仕途受挫后，返回內心，一步三回頭，默默地咀嚼著過去美好的情景，以作心理補償。一種是悲抑心態，它往往不是直接地宣泄心頭的悲苦寂寞，而是把它埋藏心底，強行抑制，造成一種回環曲折、沉郁頓挫的特點。兩種心態融合在一起，表現了一個品行正直、性格軟弱的知識分子在宦海沉浮中痛苦掙扎的靈魂。周邦彥的羈旅行役詞音蘊豐富深厚，具有較高的認識意義和審美價值。劉崇德《關于鄭文焯批校本〈清真傳〉》〔31〕和蔣哲倫《王國維論清真詞》〔32〕二文，通過評述鄭文焯，王國維研究清真詞的觀點，方法和成果，達到對清真詞特點和價值的認識。這樣的論文體例不僅可以使我們領略到鄭、王二人的文學觀點，也能認識到作者的文學觀點和審美傾向，可謂一箭雙雕了。關于清真詞藝術特色和文化內涵的研究論文，還有李揚的《清真詞集大成說探討》〔33〕，戴建業的《清真詞概論》〔34〕，徐定暉的《周邦彥“結北開南”的詞藝成就》〔35〕等等。

〔1〕參見王兆鵬、劉尊明《簡談宋詞繁榮昌盛的“量化”標志》，《古典文學知識》1996年第5期。 〔2〕參見錢志熙《論中古文學生命主題的盛衰之變及其社會意識背景》，《文學遺產》1997年第4期。 〔3〕參見劉揚忠《研究者要重視理論》，《文學評論》1997年第4期。 〔4〕《語文學刊》1996年第2期。 〔5〕《華南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 〔6〕巴蜀書社1997年版。 〔7〕《文學評論》1997年第1期。 〔8〕《陰山學刊》1997年第3期。 〔9〕《九江師專學報》1997年第4期。 〔10〕《上海大學學報》1996年第6期。 〔11〕《九江師專學報》1996年第2期。 〔12〕《人文雜志》1997年第1期。 〔13〕《中國韻文學刊》1997年第1期。 〔14〕《江蘇社會科學》1997年第5期。 〔15〕《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 〔16〕《文學遺產》1996年第2期。 〔17〕《齊魯學刊》1996年第5期。 〔18〕《中國韻文學刊》1996年第1期。 〔19〕《湖北大學學報》1997年第5期。 〔20〕《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 〔21〕《北方論叢》1997年第2期。 〔22〕《文學評論》1996年第6期。 〔23〕《重慶師院學報》1997年第3期。 〔24〕《中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3期。 〔25〕《長白論叢》1996年第6期。 〔26〕《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 〔27〕《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6年3期。 〔28〕《煙臺師范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 〔29〕《新東方》1996年第6期。 〔30〕《廣西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 〔31〕《河北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 〔32〕《文學遺產》1996年第1期。 〔33〕《遼寧大學學報》1996年第6期。 〔34〕《高等函授學報》1996年第5期。 〔35〕《湖北民族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 〔36〕《上饒師專學報》1996年第4期。 〔37〕《北京社會科學》1996年第1期。 〔38〕《云南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 〔39〕《貴州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 〔40〕《中國典籍與文化》1996年第4期。 〔41〕《華南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6期。 〔42〕《吳中學刊》1996年第1期。 〔43〕《撫州師專學報》1996年第2期。 〔44〕《江海學刊》1996年第4期。 〔45〕《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第4期。 〔46〕《蘇州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 〔47〕《江海學刊》1996年第1期。 〔48〕《武漢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 〔49〕《中山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 〔50〕《社會科學研究》1997年第1期。 〔51〕《中國文學研究》1996年第4期。 〔52〕《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4期。 〔53〕《臨沂師專學報》1997年第2期。 〔54〕《文史哲》1997年第3期。 〔55〕《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 〔56〕《天府新論》1996年第6期。 〔57〕《寧波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 〔58〕《四川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 〔59〕《文學遺產》1997年第3期。 〔60〕《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 〔61〕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 〔62〕《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1期。 〔63〕《文學遺產》1996年第6期。 〔64〕《社科縱橫》1997年第2期。 〔65〕《廣西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 〔66〕《海南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 〔67〕《晉陽學刊》1997年第5期。 〔68〕《嘉應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 〔69〕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 〔70〕《文學遺產》1996年第3期。 〔71〕《學術月刊》1996年第5期。 〔72〕《山西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 〔73〕《文史哲》1996年第2期。 〔74〕《民族文學研究》1997年第1期。 〔75〕《古典文學知識》1997年第5期。 〔76〕《社科戰線》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