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遺產》編輯部、中國韻文學刊編輯部、湖北大學和中南民族學院聯合主辦的宋代文學研討會于1998年6月8日至12日在武漢湖北大學召開。會議集中討論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總纂的中國文學通史系列中孫望、常國武主編的《宋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的成就與不足，并對當前宋代文學研究的有關問題展開討論。

南京師范大學常國武教授首先介紹了《宋代文學史》編撰的過程，并以“平”作為該書的總體評價。所謂“平”，即平穩、平實。具體地說，該書篇幅大，資料豐富，撰稿人多是某一領域的專家，他們對自己所論述的作家有深入的研究，不僅能夠提供可信的第一手資料，而且能夠提供新的材料、新的觀點和新的發現。特別是該書在作家論的基礎上增加總論，力求準確描繪出宋代文學發展的軌跡，在文學史的編寫體例上有所創新。當然，由于撰稿人多是年齡較大的老輩學者，未能擺脫傳統的文學史撰寫的模式；另外，總論的撰寫沒有經過集體討論，既不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也不能統帥其他章節，雖然與具體各章節沒有太大的矛盾，但確有不能銜接的部分。

與會專家認為：這部《宋代文學史》是目前最全面、最細致、最系統的斷代的宋代文學史，其材料比較豐富翔實，敘述比較準確充分，評價作家作品比較科學全面，總結性地探討了宋代文學現象和文學發展的歷史過程。具體地說，其成就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該書充分吸收了近20年來有關宋代文學研究的成果，糾正了以往文學史著作的一些失誤。如對西昆體時代的定位，柳開、王禹偁、九僧時代的先后，書中得到了正確的反映；岳飛《滿江紅》、李清照詞論的真偽，在注釋中詳細給予說明；柳永、晏幾道、張元干、姜夔等生年及生平事跡的考訂成果都能及時吸收。對作家作品的評價與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過去政治一元化的標準，而注重實事求是，注重藝術審美價值的評判。如有關歐陽修的評價，糾正了過去視之為保守派的錯誤看法，肯定歐陽修本人是充滿改革精神的，評價相當客觀。此書對近20年宋代文學史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的吸收和整理，為今后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翔實的資料。

第二，此書研究、涉及的作家較以前任何一部宋代文學史或文學通史都要多，比較有特色的作家都有所反映，諸如宋初詩人惠崇、北宋中葉的司馬光、南宋初汪藻、王庭珪、鄧肅、朱弁、洪皓、曹勛以及江西詩派的韓駒、徐俯、潘大臨、三洪、二謝、夏倪、晁沖之等人的文學成就，以前的文學史未曾提及，此書給以評述，拓寬了宋代文學研究的領域。對于一些著名作家，以前的文學史往往只評述其某一方面的成就，許多問題沒有展開討論，此書的論述比較全面，平實中見新意。如蘇舜欽、楊萬里、范成大的詞、秦觀、周邦彥、辛棄疾的詩文，此書作了全面的論述。特別是此書幾位主編、副主編功力深厚，義理、辭章、考據無不當行本色，對作家作品的分析精辟，概括準確，發現了許多有價值、有特色的東西。對作家的藝術個性及其對文學史的獨特貢獻，發掘較深。如蘇舜欽的詞，雖然只有一首《水調歌頭》，其豪健放曠的風格開蘇辛一派之先聲，以前從未有人論及，此書是別具只眼。另外，如上冊第五章中論柳永詞“體段的配置模式”（第95頁）、第六章中論晏殊在慶歷新政中所起的作用（第110頁）、第十六章中論晏幾道詞的藝術特色、第十八章中論賀鑄詞的藝術特色、第十四章論蘇軾散文三個方面的發展（第257頁），下冊第六章對誠齋體的論述，撰稿者選取許多未曾經人提及的小詩，充分展現了楊萬里詩歌的特色，這些論述，都富有新意和創見。

第三，資料豐富。全書將近80萬字，字數超過程千帆、吳新雷合著的《兩宋文學史》近一倍。每個作家名下介紹著作、版本、現存作品數量，有助于初學者。在寫作體例上，加大了注釋的份量。該書介紹作家的生卒年、籍貫、以及生平中的若干重要關節時，往往是慎重地采取一說，對其他說法在注釋中予以介紹，說明自己的看法，這樣就更有利于問題的深入研究。凡有疑難問題，利用注釋詳加討論，其言必有據，全部采用第一手資料，翔實可信；同時，對前人成果廣泛吸收，一一注明出處，不掠人之美，力求詳盡、全面，提供豐富的研究材料，為閱讀、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礎。

第四，此書改變了傳統的思維模式，調整了文學史編撰的思路，對文體本身的研究進一步深入，較以前的文學史著作更為新警、細密。以往的文學史著作多參考明、清人的評述，只注意從作家的仕宦生活以及與政治的聯系來評價作家作品，沒有去從宋人對文本的認識來評價作家，此書從原有文本出發，注重原始資料，注意作家的生活背景。通過對史料的溯源和考辨，盡管我們無法還原到文學史的原始狀態，但如果能夠還原到當時的評論的話，也會有新的發現，將我們的研究深入一步。如上冊第七章注意到歐陽修的生活觀念與宋代社會生活背景的關系，從筆記小說中挖掘新的材料，多方位地來評價作家，給人較多的啟示。又如：五代、宋初和遼國的詩壇，都是學習白居易的，其詩風的主流為白居易體；宋初詩人魏野之子魏賢與司馬光交厚，司馬光等認為魏野屬于白居易體而不是屬于晚唐體，認真讀一下魏野現存的作品，雖有晚唐體，但大多是白居易體；南宋四大家中楊萬里與陸游相比，更富有個性，就詩歌史發展的地位來看，楊萬里似應更重要一些。此書給楊萬里以一章的篇幅，說明其對楊萬里文學成就的注重。

第五，其總論的撰寫，頗有創見，站在新的高度，描述了宋代文學的發展過程和嬗變軌跡，為宋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許多可以汲取的東西。與唐代文學的研究相比較，宋代文學的研究較弱，以往的文學通史對宋代文學的論述比較單薄，問題較多。程千帆、吳新雷合著的《兩宋文學史》有許多精彩見解，可惜缺少通論，有些地方史的線索不夠明晰。這部《宋代文學史》通過撰寫總論，比較全面、系統地介紹宋代文學的全貌，提出宋代文壇氛圍、文學群體等問題，如果能夠認真研究歐陽修門下文人、元祐文人群體、南渡詞人群體等文學流派的發展，將更準確地把握宋代文學的特點。

針對這部《宋代文學史》存在的問題，與會專家也提出許多頗為中肯的意見。概括地說，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此書尚未完全擺脫傳統的文學史寫作模式的束縛，雖然增加了總論，但對宋代文學的宏觀研究有待于加強，個別作家的論述與通論脫節，甚至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北宋黨爭與文學的關系”論述不夠；石介抨擊西昆體，有極端偏見，無視文學自身的特點，對“太學體”的形成負有責任，其對古文運動的影響沒有反映；總論中曾論及蘇舜欽對杜詩的繼承，見解獨到、精辟，但在上冊第四章有關蘇舜欽的具體論述中卻沒有照應，第十二章又說王安石是宋代第一位學杜的詩人，與總論的看法相左。一部文學史的寫作，應該注意點、面、線的結合，此書點最好，面、線次之。點的描述非常精彩，應加強對作家歷史定位的研究，用發展的文學史觀來研究作家前后的承接和影響，從而描述出宋代文學每一個時期的嬗變過程。 第二，章節設置有些不太合理，有些章節的內容還可以商榷。如張先在詞史上的地位與蘇舜欽、梅堯臣在詩史上的地位相當，安排一章是否太重？有的標目也不夠明晰，如“蘇轍與蘇門子弟”一節，容易使人誤解，將蘇轍視為蘇軾的弟子，而且沒有提及蘇過，顯然是一個疏漏。司馬光專設一節，其詩詞文并無個性及成就，有敷衍成篇，湊足字數之感。戴復古、劉克莊的詩詞安排在不同的章節介紹，其他作家全都是在一章論述，體例不統一。周邦彥一章不應置于“北宋后期其他詞人”章之后。陳克（1081—1137）、葉夢得（1077—1148）置于北宋，朱敦儒與陳克同年，李光僅比葉夢得小一歲，而置于南宋，陳、葉也應放在南宋一章。另外，作家生平的介紹，過去多是史傳的摘錄，過于“客觀”，未能與作家的個性、思想等有機結合，如《宋代文學史》上冊第六章晏殊生平介紹中，談到寇準罷相時，晏殊兩次拒絕擬寫詔書，沒有說明晏殊拒絕草制的原因是出于正義感還是膽怯，如果能夠結合其思想、性格予以說明，將更有利于對作家的了解。

第三，由于此書撰稿人多是詞學專家和研究宋詩的專家，宋代詩詞的研究較為深入，是其強項，但也存在某些弱項和缺項。宋文、宋代小說、戲曲、是此書相對薄弱的部分。雖然總論和作家論中對宋代散文也有論述，但卻沒有描繪出宋代散文發展的過程，沒有揭示出宋代散文的特點。宋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宋人最不看重的是詞，近代以來研究宋詞的著作多了，反而使人對宋代文化的全貌看不清楚，此書對宋代散文的研究沒有提高，如宋代的四六文，程千帆、吳新雷合著《兩宋文學史》有精辟論述，此書沒有涉及。研究宋代小說，此書注意了話本，忽略了傳奇，宋代傳奇雖然未曾突破唐傳奇的藩籬，但其數量多，內容豐富，如《太平廣記》、《夷堅志》、《青瑣高議》這樣的著作有必要加以介紹。宋代的筆記比較重要的有700多部，一般文學史著作資料引用較多，其文學成就無人論及，也應有專章介紹。宋代戲曲的介紹也較為簡略，有關南戲產生的背景、文體特征、結構方式以及對元雜劇發展的影響，都需要專章加以介紹。

與會專家一致認為：這部《宋代文學史》的完成，真實地反映了近20年來國內宋代文學研究的現狀，雖然宋代詩詞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有關宋代散文、南戲和文言小說的研究相當薄弱。分析、討論這部書的成就和不足，對于如何深入開展宋代文學的研究是有很大幫助的，這部書既是20世紀宋代文學研究成果的總結，又是下一世紀宋代文學研究的起點。

與會專家還對文學史著作的撰寫發表了意見。在論及文學史的模式時，南京師范大學鐘振振教授說，這部《宋代文學史》編撰之初，已故著名學者唐圭璋、孫望先生根據宋代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的方法，建議先做長編，研究每一個作家、流派、先收集資料，進行箋注，編寫年譜，匯集評論資料，然后上升為理論研究。文學史側重線和面的研究，點的研究由相應的作家研究的成果來完成。這一構想，由于種種客觀原因，沒有完全付諸實踐?，F在看來，這仍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湖北大學王兆鵬教授等認為，從以往文學史的模式來看，多是紀傳體的翻版。文學史研究的任務是藝術個性、藝術進步和歷史定位，其基本原則是“守正出新”，既要吸收別人的成果，又要有創見，文學史著作的體例是否可以向學案體、紀事本末體的方向發展，是否可以借鑒歷史學家白壽彝的方法，以研究課題為綱，匯集各家觀點，斷以己意。這樣，更有利于初學者和研究者。

在論及文學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時，與會專家強調觀念的更新。文學史的修訂，要根據不斷發展的文學觀念來確定每一時期文學研究的對象，文學觀念的更新，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論，要以當代中國的文藝理論為本位，以中國古代和西方的文藝理論做參照。對宋代文學來說，應該把宋詞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同時，還要有世界性的視野來觀照中國文學史，要有一種他者的立場，寬闊的胸懷，把中國古代文學當做一種文化的一個部分來研究。特別要注意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如何從古典形態走進近代形態，把握住宋代文學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另外，文學史的研究，除了應注重名家名篇的社會意義和審美價值外，還要注意挖掘作品的文學史意義，特別是一些小作家并非名篇的作品，只要它具有較高的文學史價值，就應該作為重點的研究對象。

在論及文學史研究方法時，與會專家較多地論述了比較方法的運用。有的學者以文學史如何寫蘇軾為例，詳細論述了比較中的文學史識，強調一部文學史中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既是被比較、被評識的對象，又是評比別人的尺度、標準、類型。文學史在準確豐富地介紹史料的基礎上，應該盡可能提供準確明晰、有縱深歷史感的史識，要說明作家作品在與前代和同代的比較中有何值得特別強調之處。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史應該是文學比較史。有的學者強調要科學運用比較的方法，如只能拿宋詞和唐、五代詞做比較，不能用屬性截然不同的宋詞來和唐詩做比較，這樣才能看到文學發展的演進過程。

與會專家還深入討論了高等院校如何使用文學史教材等問題，專家們根據臺灣、香港、新加坡以及20世紀50年代以前高等院校并不用文學史做教材的情況，結合目前高等院校教育改革的實際，肯定了文學史著作存在的必要性，希望下一世紀看到更多的觀念更新、模式更新的文學史著作問世。同時，專家們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最終目的還是古為今用，對文學史上的流派、作家有一個全面的認識，是為了更準確地把握古人的作品，發掘其藝術匠心，提高讀者的審美能力和指導今天的文藝創作。因此，高等院校的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也可以把文學史作為輔助教材，側重點放在作品的講析上，把審美能力的培養放在第一位，進行新的嘗試。時代的發展，對古代文學的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對文學史的著述提出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斷發現新問題，解決新問題，才能將我們的研究深入一步，為21世紀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