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江州文學氛圍對陶淵明創作的影響

李劍鋒

【內容提要】陶淵明詩文的產生不是一個孤立的文學現象。他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尤其是廬山周圍隱士文學的代表;是江州庶族文學成就最高的作家;又是廬山僧人文學活動和作品影響下產生的一種山林氣息濃厚的文學。

【關鍵詞】陶淵明江州文學隱逸文學庶族文學僧人文學活動

傳統的陶淵明研究，往往強調陶淵明的特殊性，認為陶淵明詩文是東晉劉宋之交文壇上的一個例外。“他的作品，在玄言文學占統治地位的當時，是與貴族文壇格格不入的。在宋齊山水詩盛行的時代，他的淳樸淡泊的田園風光也不合于貴族欣賞名山大川的口味，而他的平淡自然的風格同樣和當時‘富艷難蹤’的文風大相徑庭，所以仍然得不到重視。” ① 雖然基本符合當時文壇的實際情況，但很容易令人產生誤解，認為陶淵明在東晉末年文壇的出現是一種孤立現象。為避免此誤解，近年來，有一些學者開始注意探討陶淵明與江州文化、文學的關系，提出陶淵明與湛方生詩歌的相似性問題，認為湛方生是“東晉文學與陶淵明之間的過渡者” ② 。“湛方生田園詩的出現，說明陶淵明田園詩的寫作，并不是一個十分孤立的現象” ③ 。提出“江州文人集團”的概念，注意到地域文化對陶淵明的影響，認為與長江下游文人接近官場不同，“江州文人生活于山林之中”，追求人工雕飾之外的“野趣” ④ 。這些探討都啟人心扉，豁人耳目，為我們從傳統的陶淵明觀中走出來，進一步貼近、理解陶淵明開辟了先路。因此，進一步系統地探討陶淵明作品的當代文化、文學氛圍，將對理解陶淵明的出現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在考察陶淵明作品存在的文學氛圍后，認為陶淵明的作品是東晉時期隱逸文學、庶族文學和僧人文學共同影響下的產物，它是江州文學氛圍醞釀出來的優秀代表。

在陶淵明的時代，隱士而兼文人開始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而且引起了文學批評家的注意。

鐘嶸是第一位將隱逸詩人作為一種文學現象看待的著名批評家。在《詩品》中收評的隱士共五人:晉處士郭泰機、宋征士陶潛、宋征士王微（以上中品）、晉征士許詢、晉征士戴逵（以上下品）。在這五人中，鐘嶸獨標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決不是隨意而為的。這說明他已把隱逸詩人作為一種文學史現象看待，而且認為陶詩體現了隱逸詩人的典型特征或者最高藝術成就。鐘嶸評郭泰機曰:

泰機“寒女”之制，孤怨宜恨……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其進，則鮑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僉曰宜哉。 ⑤

郭泰機生卒年未詳。《文選》李善注引《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后門之士。” ⑥ 《詩品》所謂“寒女”就是指《文選》卷二十五所選其《答傅咸》一詩，詩中郭泰機以寒女自比，表達了在門閥世族制度下，寒士胸懷妙才、不被薦用的怨憤。這與陶淵明《感士不遇賦》的情緒有相通之處。王微（415—453），字景玄。“太保弘弟子也” ⑦ ，“弘”即為與陶淵明有交往的王弘。王微雖曾入仕，因丁父憂去官，加以體弱多病，屢征不就。今存詩五首，大略為愁屈之辭，怨思抑揚。許詢是陶淵明《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中提到的東晉名士，寓居會稽，與孫綽并為一代文宗，“彌善恬淡之詞” （《詩品》下），五言詩“妙絕時人” （《世說新語·文學》），《隋書·經籍志》著錄:“晉征士《許詢集》三卷，梁八卷。” ⑧ 戴逵（?—395），字安道，譙國（今安徽）人，博學多才，擅長寫作，曾在豫章師事范宣，娶范宣兄女。后徙居會稽，性高潔，孝武帝時，累征不起，棲遲衡門，與琴書為友，“詩雖嫩弱，有清工之句” （《詩品》下）。《隋書·經籍志》著錄:“晉征士《戴逵集》九卷，殘缺;梁十卷。”今詩已無存。就鐘嶸講到的四位隱士詩人郭泰機、王微、許詢、戴逵來看，除王微外，其他三位的生活年代都早于陶淵明，他們雖然都有文學作品流傳世間，但鐘嶸唯獨標出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足見鐘嶸對陶淵明的重視，認為陶淵明為“宗”，也顯示出“隱逸詩人”的眾多。而實際上，當時的“隱逸詩人”也不僅僅以上幾位。

晉宋時期的隱士，能詩會文或者從事學術活動的不在少數。先看《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傳》中提到的 ⑨ :

董京曾有答孫楚詩，于其寢處留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范喬著《劉楊優劣論》。

郭琦作《天文志》、《五行傳》，注《榖梁》、《京氏易》百卷。

魯勝作《墨辯》并序。

董養作《無化論》。

魯褒作《錢神論》。

龔壯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著《邁德論》。

辛謐博學善屬文。

索襲著天文地理十余篇。

楊軻其文甚美，覽者嘆有深致。

陶淵明外祖父孟嘉之弟孟陋長于三禮，注《論語》。

韓績少好文學。宋纖注《論語》。

郭瑀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

祁嘉作《二九神經》。

再看《宋書》卷九十三《隱逸傳》所提到的:

戴颙著《消搖論》、注《禮記》《中庸》篇。

周續之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于世。

雷次宗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

關康之曾為《毛詩義》。

與顏延之有書信交往的王曇生“好文義”宗彧之雖文義不逮宗炳，而真澹過之。

龔祈時或賦詩。

王素愛好文義，曾作《蚿賦》。

朱百年時為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

又檢《隋書》卷三十五《經籍志四》集部中“征士”、“處士”的作品集有:

后漢征士《崔琦集》一卷、后漢處士《梁鴻集》二卷、后漢處士《禰衡集》二卷、魏征士《管寧集》三卷、魏征士《呂安集》二卷、晉征士《江惇集》三卷、晉征士《謝敷集》五卷、晉征士《范宣集》十卷、晉征士《皇甫謐集》二卷、晉處士《楊泉集》二卷、晉征士《閔鴻集》三卷、晉征士《許詢集》三卷、晉聘士《殷叔獻集》四卷、晉征士《戴逵集》九卷、晉處士《薄蕭之集》九卷、晉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晉征士《周續之集》一卷、宋征士《宗景集》十六卷、宋太子中舍人征不就《王素集》十六卷、宋征士《雷次宗集》十六卷、齊征士《劉虬集》二十四卷、梁征士《魏道微集》三卷、梁玄貞處士《劉訏集》一卷。

這些征士、處士大多做過隱士。由此可見，從事文學創作和學術著述為隱士所擅長，尤其是晉宋時期，隱士涉足文學和學術活動已經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他們中的佼佼者有作品或者作品集流傳于世。鐘嶸和《隋書》的作者所見到的隱士作品集決非上面列舉到的少數人，肯定是列舉重要的而已。他在《詩品序》中說“使幽居靡悶，莫尚于詩”，可見隱士寫詩在當時是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否則，他將陶淵明看作隱逸詩人之宗就很難理解。隱士從事創作的風氣對陶淵明的影響是理所當然的。

在陶淵明周圍并同他有交往的隱士，除了與陶淵明并稱“潯陽三隱”的周續之和劉程之（劉遺民）外，根據陶淵明的詩文，還有“田父”（《飲酒》二十首之九:“田父有好懷”） ⑩ 、“素心人”（《移居》二首之二:“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等一些沒有留下姓名的隱士。有姓名可考的有張野（或張詮）、劉之、陶敬遠等。《蓮社十八高賢傳》云張野與陶淵明“有婚姻契”，“尤善屬文”，《隋書·經籍志四》著錄《張野集》十卷。劉之就是陶淵明《桃花源記》所說的“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據《晉書》本傳和《世說新語·棲逸》劉孝標注引鄧粲《晉紀》，未見有關于劉之擅長文學的記載。查《隋書·經籍志四》也未見有劉之的作品集。因此，他對陶淵明的影響不太可能通過文學作品。由《晉書·劉之傳》來看，劉之對陶淵明的影響主要在“尚質素，虛退寡欲”的高尚節操和關于他游覽山水的一次奇遇上，是后者啟發了陶淵明《桃花源記》的構思。

陶敬遠是陶淵明的堂弟，陶淵明有《祭從弟敬遠文》和《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文一詩是專門為他而寫的。陶敬遠曾經“考槃（隱居）山陰” （《祭從弟敬遠文》），他比陶淵明小十七歲，也愛好文學，所以陶淵明說他“好是文藝” （《祭從弟敬遠文》）。從陶淵明的詩文看，他與陶淵明不僅僅是“父則同生，母則從母” （《祭從弟敬遠文》）的親緣關系，更重要的是“常愿攜手，置彼眾議”的知己關系，因此他們之間“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移居》二首之一）是完全有可能的。陶淵明《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詩寫自己固窮守節、隱居不仕的堅定志操，勁氣勃發，凜然直烈。胸中之志，一吐為快，若不是針對朋友，詩意何以表達得如此顯豁和真摯?可以說是閱讀對象制約了本詩的藝術特點。由此可見，陶淵明的許多詩文都是在廬山周圍隱士的激發下創作的。陶淵明與隱士們有共同的志趣，他們“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 （《乞食》）。尤其重要的是，他們有深厚的文學修養和創作興趣，從陶淵明贈詩給陶敬遠、劉遺民等人的行為來看，如果所贈對象不懂詩，恐怕“贈答”的創作沖動和行為就不會發生;如果志趣不投合，詩文中的情感流露就很難如此真摯自然。這一類與隱士明顯相關的詩文有《乞食》、《祭從弟敬遠文》、《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移居》二首、《和劉柴桑》、《酬劉柴桑》、《飲酒》二十首之九之十四、《歸園田居》五首之五、《游斜川》、《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共在城北講禮教書》、《歲暮和張常侍》、《聯句》等十五首之多，約占到陶淵明詩文總量的十分之一。陶淵明《飲酒》詩序說他作的詩有時“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故人”中當有能善詩文的隱士，因此陶淵明詩文的最初讀者恐怕當有不少隱士。這類詩文的創作沖動、真摯的詩情、樸素自然的詩風都有隱士有形無形的影響。

實際上晉宋隱逸之風和廬山隱逸的文化氛圍所給予陶淵明的影響是全方位的。隱士為陶淵明詩文打上了鮮明的印記。他們不僅是陶淵明詩文的最初創作激發者和讀者，而且在其它方面也影響了陶淵明。當然陶淵明在本質上是個性化的“這一個”，他對隱逸風氣的接納不是盲目無條件的，而是以自己對人生的理解為基礎，接受隱逸傳統和時風中適合自己的因素。如躬耕自給、安貧樂道、固窮守節、以文籍自娛、交游有道、任真灑脫等。

與陶淵明有密切交往的人物，并不都是隱士，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下層官吏，個別是中上層官員。單就陶淵明詩文留存的信息來看，與陶淵明有交往的人物主要還是中下層官吏。他們是龐參軍（龐主簿）、鄧治中、戴主簿、郭主簿、羊長史、張常侍、胡西曹、顧賊曹、殷晉安、謝瞻、王弘、庾登之等。

龐參軍是對陶淵明詩歌創作產生直接影響的重要人物，其生卒年不詳，做過衛軍將軍參軍，此衛將軍，陶澍《陶靖節年譜考異》以為是景平元年（423）以衛軍將軍鎮守潯陽的王弘。陶淵明作品中有兩首《答龐參軍》詩，一為四言，一為五言，此兩龐參軍當為一人，應即為《宋書·陶淵明傳》所云龐通之，龐通之即《晉書·陶淵明傳》所云之龐遵，為陶淵明晉義熙末以前就認識的“故人”。由四言《答龐參軍》“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的詩句來看，陶淵明與龐參軍的離別不止一次。由“棟宇惟鄰”、“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款然良時，忽成舊游”等語看，他們曾經是住得很近的鄰居。他們之間的生活內容除了彈琴飲酒，詩歌往還是格外值得注意的重要內容。他們平日“乃陳好言，乃著新詩”，離別之際龐參軍專門寫詩向陶淵明告別，而“抱疾多年，不復為文”的陶淵明也“依周禮往復之義，且為別后相思之資”，慨然賦詩酬答。可見他們交情的深厚。

《和郭主簿》二首、《五月旦和戴主簿》、《和胡西曹示顧賊曹》等詩中所提到的郭主簿、戴主簿、胡西曹、顧賊曹等人生平皆難知詳，他們極有可能做的是潯陽郡中的僚屬。前人據《和郭主簿》中提到的“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推測后系此詩于義熙四年（408），陶淵明四十四歲;又據“星紀奄將中”的詩句推算將《五月旦和戴主簿》系于義熙九年（413），陶淵明四十九歲。《和胡西曹示顧賊曹》云“感物愿及時，每恨靡所揮”，寫窮愁之嘆，激蕩難平，與《雜詩》前八首類似，當是陶淵明晚年作品。殷晉安舊說以為是殷景仁，鄧安生《陶淵明年譜》考證認為指《蓮社高賢傳》所云晉安太守殷隱，系此詩于義熙十二年（416），陶淵明五十二歲。據陶淵明《與殷晉安別》詩及序所云，則殷晉安曾經在潯陽居住，他們雖然不是從小相識（“游好非少長”，少長，從小。舊注以為小時長久，非是），但一見如故（“一遇展殷勤”），而且“薄作少時臨”。至此，我們可以說，陶淵明給郭主簿、戴主簿、胡西曹、顧賊曹、殷晉安等人的贈詩都作于陶淵明去彭澤令歸隱之后，這些中下層僚屬都曾經居住潯陽，在地理位置上與陶淵明相近或者結鄰，因愛好文學或志趣有所契合而慨然贈詩，抒發懷抱。

陶淵明與謝瞻、王弘、庾登之等人的交往與詩歌創作活動也聯系在一起。義熙末，陶淵明有《于王撫軍座送客》詩。《文選》卷二十有謝瞻《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為豫章太守庾被征還東》詩。李善注引沈約《宋書》曰:“王弘為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為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又引《集序》曰:“謝還豫章，庾被征還都，王撫軍送至湓口南樓作。瞻時為豫章太守。”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云:“此詩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王弘送至湓口，三人于此賦詩敘別，是必休元（王弘字）要靖節預席餞行。”《隋書·經籍志四》著錄云:“宋司徒《王弘集》一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宋豫章太守《謝瞻集》三卷。”庾登之未見有作品集著錄，但當亦非俗人。

以往人們往往注意江州地區或廬山周圍的隱逸文化和山林文化傳統，甚至以“隱逸文化和山林文化”代替了江州文化的整體。從以上所舉陶淵明詩文中提到而且交情不薄的許多官吏來看，他們也是江州文化特別是江州文學的創造者，但這些官吏除去謝瞻、王弘、庾登之等少數人外，大多為下層僚屬，地位并不顯赫，出身當非世家大族。我們不妨暫時稱其創造的文學為庶族文學。非常可惜的是，歷史沒有留下他們文學作品中的只言片語，但僅通過陶淵明的酬和之作，我們已經可以推測他們非凡的文學修養。這些中下層僚屬有陶淵明“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 （《歸園田居》五首之一）的仕宦體驗，也有雖未歸隱但志趣不俗的人生觀念。或者他們曾經歸隱過也未可知。他們只是選擇或者暫時選擇了仕途而與陶淵明“語默自殊勢” （《與殷晉安別》），但陶淵明還是基于曾經出仕的人生經歷和“無可無不可”的自然人生態度與他們交往。從某種意義上說陶淵明詩文就隸屬于這樣一個庶族文化圈或者文學圈。

上面所講到的庶族文學圈內的中下層僚屬文人沒有文學作品流傳下來，除了他們給予陶淵明的友情和詩歌創作靈感，我們沒有辦法看清與陶淵明交往密切的他們的文學作品是怎樣一種面貌。但我們還有幸看到一位雖然沒有明確記載與陶淵明有交往，卻大致與陶淵明同時代且同屬于江州庶族文學圈內的重要作家，他就是湛方生。

湛方生，生卒年和生平事跡皆不詳，《晉書》和其它史書中沒有他的傳記。《隋書·經籍志四》著錄云:“晉衛軍咨議參軍《湛方生集》十卷，錄一卷。”其《廬山神仙詩并序》中提到“太元十一年”關于廬山神仙的傳說，太元（376—396）是晉孝武帝的年號。《藝文類聚》最早引用了湛方生作品22篇，《藝文類聚》在同一主題下引用不同時代的作家作品大致按照時代先后排列。湛方生的作品排列在庾亮、干寶（《搜神記》）、王孚等晉代作家之后，江逌、王凝之、成公綏、陶淵明、顏延之、郭璞、范曄等晉宋作家之前。其生活年代當與陶淵明相仿佛。據其《上貞女解》，湛方生可能做過西道縣（《晉書·地理志下》:交州新昌郡有西道縣）縣令一類的下層官吏。在《上貞女解》中他向朝廷建議表彰“貞女”龍憐。而龍憐在《晉書·列女傳》中有傳，記載與湛方生文章所記事跡相合。“從《晉書·列女傳》記載龍憐的事跡放在王凝之妻謝氏（謝道韞）和劉臻妻陳氏之后，孟昶妻周氏和何無忌母劉氏之前，可以推知其生活的時代在晉安帝統治時代。” 11 《藝文類聚》卷六十四引王孚《成安記》曰:“太和中，陳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又于池北立小屋讀書，百姓于今呼曰‘讀書齋’。” 12 太和（366—370）是晉廢帝年號。揣測王孚“于今”云云的語氣，這當是回憶近世發生的事情。而湛方生的《后齋詩》就列在《成安記》之后，因此王孚和湛方生的生活年代非常相近。王孚成年的生活時代必在太和以后。湛方生的成年生活也應當在太和之后，因此他與陶淵明生活的時代相仿佛是無疑的。

湛方生活動的地理范圍也與陶淵明相近。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卷六云:“《豫章十代文獻略》云:‘《隋志》不詳何許人。今考湛氏望出豫章，而方生又有《廬山詩序》及《帆入南湖詩》，其為豫章人無疑也。’”豫章與潯陽相臨，都在廬山和鄱陽湖周圍。又值得注意者，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的母親姓湛。《世說新語·賢媛》劉注引《晉陽秋》云:“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據《晉書·地理志下》，新淦屬豫章郡。湛方生祖籍可能是豫章。其《廬山神仙詩序》“潯陽有廬山者”云云 13 ，記廬山神仙的傳說，因此，也不能排除他住在潯陽。但不論湛方生是哪里人，他的生活環境都與陶淵明相鄰。湛方生《帆入南湖詩》寫鄱陽湖、廬山風景云:

彭蠡紀三江，廬岳主眾阜。白沙凈川路，青松蔚巖首。此水何時流，此山何時有?人運互推遷，茲器獨長久。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后。《還都帆詩》云:

高岳萬丈峻，長湖千里清。白沙窮年潔，林松冬夏青。水無暫停留，木有千年貞。寤言賦新詩，忽忘羈客情。

陶淵明詩歌中多次寫到湖，如“戢枻守窮湖”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之一），“揚楫越平湖，泛隨清壑回” （《丙辰歲八月中于下□田舍獲》），這些“湖”當是指“彭蠡湖”。陶淵明詩歌中也多次寫到山，如“寒云沒西山” （《歲暮和張常侍》），“山滌余靄” （《時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飲酒》二十首之五），“種豆南山下” （《歸園田居》五首之三）等。與湛方生清楚地寫到山湖之名不同，陶淵明詩歌中的山是渾淪模糊的。倒是陶淵明寫到的松樹與湛方生很相似:

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杰。（《和郭主簿二首》之二）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飲酒》二十首之八）裊裊松標雀（一作崖），婉孌柔童子。（《雜詩》十二首之十二）

陶淵明將松樹人格化，而湛方生則傾向于觀景寫實，與謝靈運的山水詩相似，但湛、陶二人詩中的松樹皆挺拔美好，質地貞潔。湛方生詩歌的玄言尾巴也與謝靈運相似，只是湛方生的玄言由景而發，更加抒情化，這種情景理交融的特點倒類似陶詩。湛詩與陶詩更加相似的是平易流暢、挺拔自然的風格，他們的詩歌語言都沒有謝靈運深蕪和生硬的弊病，情意暢達拔俗，境界曠遠清新。

湛方生今存詩十二首，在湛方生的詩文中有幾種情思值得注意，即田園情趣、思歸情結和懷才不遇的感喟。這些情思與陶淵明非常相似。

湛方生寫田園情趣最典型的一首詩是《后齋詩》，全詩如下:

解纓復褐，辭朝歸藪。門不容軒，宅不盈畝。茂草籠庭，滋蘭拂牖。撫我子侄，攜我親友。茹彼園蔬，飲此春酒。開欞攸瞻，坐對川阜。心焉孰托?托心非有。素構易抱，玄根難朽。即之非遠，可以長久。

這首詩除了比較枯淡的玄言尾巴外，其中歸隱的志趣、田廬的景象、田園的生活與陶淵明何其相似乃爾!陶淵明《歸園田居》五首寫“方宅十余畝”、“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侄輩，披榛步荒墟”，《歸去來兮辭》寫“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一寫“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這些生活內容和情趣與《后齋詩》如出一轍。湛方生還有一些詩文寫及田園情趣。如《七歡》云:

是以撫往運而長揖，因歸風而回軒。掛長纓于朱闕，返素褐于丘園。靡閑風于林下，鏡洋流之清瀾。仰濁酒以箕踞，閑絲竹而晤言。 14

《庭前植稻苗贊》云:

蒨蒨嘉苗，離離階側。弱葉繁蔚，圓株疏植。流津沃根，輕露濯色。

《七歡》共寫及宮館、春游、游獵、音樂、美酒、立功、丘園等人世七大歡樂，將歸隱丘園之樂作為人生第七大歡樂，有壓軸的意味，見出湛方生對丘園之歡較多的肯定。《庭前植稻苗贊》以田園物象為審美對象，更是與陶淵明心有靈犀，不謀而合。陶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二）其中良苗的清新可愛，觀賞者由衷的喜悅與《庭前植稻苗贊》相通相似，可惜湛方生這類作品流傳不多。如果我們能夠見到他一系列這樣欣賞田園景象的作品，那么陶淵明作為田園詩鼻祖的地位就應當讓出一些給湛方生了。但就是通過這吉光片羽，我們也可以有理由認為陶淵明的田園詩在當時不是唯一的，它是眾多田園詩中出色的一家!

湛方生身在仕途的思歸情結非常濃郁，他的《懷歸謠》集中體現他的思歸情結，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湛方生的《歸去來兮辭》。湛方生的《懷歸謠》雖然提到“辭衡門兮至歡”，但與陶淵明的行役詩側重“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之二）的歸隱意趣有所不同，湛氏更側重通過對“感羈旅兮苦心”的描畫，抒發“懷桑梓兮增慕”的戀鄉情結，其流寓他鄉的漂泊之感勝過了出仕違志的感觸。這種濃郁的“流客之歸思”在其《游園詠》中也有表現。湛方生身在仕途的不自由感與陶淵明一致，而且益之以受摧殘感，《羈鶴吟序》寫到的那只被羈束的鶴實際是作者自我心態的寫照。

湛方生志趣非凡，其《吊鶴文》形象地表達了懷才不遇的深沉感慨。文中鶴的形象超群拔俗，卻與雞鶩同庭;志向非凡，卻與鳥雀同待，顯然是一個懷才不遇、遭受壓抑者的寫照。這與陶淵明《感士不遇賦》的情緒是類通的。

湛方生思想不同于陶淵明的地方主要在于他受神仙道教思想影響深重，相信“長生久視” （《靈秀山銘》）之說，甚至相信廬山和尚神仙的傳說，認為“既白云之可乘，何帝鄉之遠哉”，表示要“賓友松喬” （《廬山神仙詩并序》）。但湛方生的思想基本上屬于玄學思想，與陶淵明吸取諸家，獨具個性的自然思想相同之處甚多。其相同之處主要在于淡泊明志，委運任化。湛方生《北叟贊》推崇莊子齊物思想，泯滅欣恥得失，認為“數極則旋，往復迭起”，應當順任大化。湛方生“表賢崇善，激揚貞風” （《上貞女解》）的儒家思想與陶淵明也是相似的。

湛方生詩文中的重要情思和主要思想傾向，都與陶淵明接近相通。這可以佐證陶淵明詩文的出現并不是一個孤立現象，而是一代庶族文學的遺留。湛方生與陶淵明同屬于江州庶族士人文學圈，這對于理解陶淵明具有重要意義。湛方生有《諸人共講老子詩》，內容贊嘆老子“大哉五千言，特為道喪設”，是一首玄言詩。我們的興趣不在于其內容的玄言成分，也不在于其感觸與陶淵明“道喪向千載”的感嘆驚人的相似，而在于詩歌的題目。從題目“諸人”來看，與湛方生一起談論老子的，還有許多人。我們進一步推測，其他人也可能同時寫作了關于老子的詩。也就是說與湛方生交往的士人很有可能一起從事過文學創作活動。這種活動在當時的庶族文人中雖然不一定是定期的有規律的活動，但至少是經常性的活動。這在陶淵明的詩文中，可以找到堅實的例證。陶淵明詩歌中除了同別人相酬贈的作品外，有兩首是在集體交游活動中創作的。一首是《游斜川》，一首是《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游斜川序》云:“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欣對不足，率爾賦詩。……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詩云:“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則游斜川是眾人一起參加的一次春日郊游活動，也是一次共同的詩文創作活動。《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也是對一次郊游活動的記述。陶澍據《晉書·周訪傳》注云:“周、陶世家，此所游或即訪家墓也。”在世交家的墓地郊游，參加交游的當是親朋好友，或有周家后代也未可知。陶淵明的這種活動農閑時是比較頻繁的，所以《移居》詩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其二）大約多如鄰里小聚，“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 （同上）。因此也就無一定之規。《晉書·陶淵明傳》云:“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這兩次一起游斜川和游周家墓地者，雖不能定為張野、羊松齡、龐遵等，但主要為有相當文化修養的親朋好友無疑，而且這些人并不都是隱士，也有一些下層官府僚屬，與陶淵明交往接鄰過的顏延之可為佐證。陶淵明的集體交游和創作活動是當時庶族士人交游和文學創作活動的組成部分。

江州庶族文學圈除了隱士、中下層官吏以外，還包括一個特殊的群體，它就是廬山僧人群體。僧人從事文學創作在東晉南北朝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鐘嶸在《詩品》下品中收評僧人齊惠休上人、齊道猷上人、齊釋寶月三人的作品。又據《高僧傳》云:

凡（支）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于世。（卷四《支遁傳》） 15 （道）淵弟子慧琳……長于制作，故集有十卷。（卷七《道淵傳》）

（曇諦）晚入吳虎丘寺……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于世。（卷七《曇諦傳》）（釋慧靜）初止治城寺。顏延之、何尚之并欽慕風德。顏延之每嘆曰:“荊山之玉唯靜是焉。”……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為十卷。（卷七《慧靜傳》）

可見，文學創作，在晉宋時已經為許多著名高僧所染指。以慧遠為中心的廬山僧人群體，就經常從事一些文學性創作活動。《廣弘明集》卷三十載慧遠《念佛三昧詩集序》，序后錄王齊之四言《念佛三昧詩》四首。慧遠和劉遺民也曾經作同題詩。僧肇《答劉遺民書》云:

威道人至，得君《念佛三昧詠》，并得遠法師《三昧詠及序》。此作興寄既高，辭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稱其美。……君與法師當數有文集，因來何少?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四）

慧遠和劉遺民的詩今已不存。但通過王齊之的存詩和慧遠的序言可以測知，《念佛三昧詩集》中的詩是佛理詩，而且是“奉法諸賢”參加完“念佛三昧”活動之后的感悟詩。他們的詩歌創作活動雖然不是純粹的文學創作活動，或者說其活動目的不在于創作。但他們使用了詩歌的形式寫念佛體悟，而且與文壇的文學創作活動一樣集結成集，“興寄既高，辭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稱其美”。足見其文學性還是相當濃郁的，而且得到“能文之士”的贊賞，即他們的創作活動于當時就在作家中間產生一定影響。

慧遠雖然“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為界焉” （《高僧傳》卷六《慧遠傳》），但是在廬山游觀也是常有的事。慧遠“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余篇，見重于世” （同上）。其詩歌在當時當也很有影響，今僅存《廬山東林雜詩》一首，最早見錄于《廬山記》，逯欽立注引《詩紀》云:“一作《游廬山》。”《廬山記》又錄張野《奉和慧遠游廬山詩》一首。足見慧遠不但游廬山，而且與眾人吟詠廬山。張野也是同陶淵明交往的人，作為詩人，陶淵明對慧遠的游覽創作活動當不會全無所聞。

陶淵明的時代，流傳到今天的廬山重要文學創作活動是隆安四年（400）二月的廬山道人石門詩會，據此詩會的序言可知，參加這次游覽聚會的有三十余人，規模接近王羲之的蘭亭集會，不可謂不盛大。序文是難得的山水游記，敘述、寫景、說理、抒情融為一體，文筆清麗不凡，自然淡雅，體現出極高的文學修養。這次詩會僅存的一首詩，玄言意味濃厚，但理趣悠遠，非等閑之作。不論是序言還是詩作都表明這是一次標準的高品位的文人性聚會。

陶淵明可能沒有參加僧人集會。因為隆安四年，陶淵明三十六歲，這年他正在桓玄幕府，并奉命出使京都，五月作《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但石門詩會對于陶淵明的意義在于，它同慧遠等人的文學活動一起構成了廬山一種特殊的僧人文學氛圍:那就是樂游山水、以道為高、淡泊人生的山林文學氛圍，這與隱士文學的創作傾向是一致的。

要之，陶淵明詩文的產生不是一個孤立的文學現象，它與江州隱逸文學、庶族文學、廬山僧人的文學活動密切相關。從大的文學氛圍來看，陶淵明詩文并不特別:他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尤其是廬山周圍隱士文學的代表;他是江州庶族文學的代表作家，體現了當時庶族文學的最高成就;陶淵明詩文又是廬山僧人文學活動和作品影響下產生的一種山林氣息濃厚的文學，其向往淡泊拔俗的基本傾向、其歸依大化的終極追求等都受到僧人文學氛圍的浸潤。

注釋

①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一冊第29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

②徐公持撰《魏晉文學史》第55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③張可禮撰《東晉文藝綜合研究》第130頁，山東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④曹道衡撰《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續編》第135頁，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⑤呂德申校釋《鐘嶸詩品校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⑥蕭統編《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⑦沈約撰《宋書》卷六十二《王微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宋書》版本下同。

⑧魏征、令狐德棻撰《隋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隋書》版本下同。

⑨房玄齡等撰《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

⑩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陶淵明詩文引文版本下同。

11曹道衡撰《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續編》第1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