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介紹新中國第一套現代作家選集開明版“新文學選集”的出版緣起，“組織化”的編選方式，以及旨在傳布新文學史知識的“編輯凡例”。以趙樹理入選“新文學選集”為個案，展示建國初期主流意識形態對“五四”新文學及解放區文學與新中國文學的關系的理解。通過分析“新文學選集”序言中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及作家對舊作的“過濾”和“修改”等典型景觀，來展現在新的文藝政策規范下，編選者（作家）對作家形象的塑造和新文學傳統的打造。

【摘 要 題】文學與出版

【正 文】 一、傳播“新文學史知識”

開國伊始，讀者熱愛解放區作品，開明書店面臨稿荒，經營頗為困難。此時，擔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的開明書店股東胡愈之，萌發了編選“新文學選集”的念頭。當時市面上正在熱銷“中國人民文藝叢書”。開明書店要想尋找賣點，就得另辟蹊徑，結合開明書店悠久的出版新文學作品的歷史，胡愈之把目光轉向了1942年以前的新文學作品，提議出版“新文學選集”，得到茅盾、葉圣陶、丁玲等人的呼應，成立了“新文學選集”編委會。 “新文學選集”的《編輯凡例》中說：“這套叢書既然打算依據中國新文學的歷史的發展的過程，選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換言之，亦即以便青年讀者得以最經濟的時間和精力獲得新文學發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識。”顯而易見，“新文學選集”的擬想讀者首先是青年，其編選目的是使青年讀者可以最經濟的時間和精力，對新文學的發展，獲得基本的認識。編委會又是如何理解“中國新文學的歷史的發展的過程”的呢？《編輯凡例》中有這樣的描述： 此所謂新文學，指“五四”以來，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而言。如果作一個歷史的分析，可以說，現實主義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著批判的現實主義（也會被稱為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也會被稱為新現實主義）這兩大類。新文學的歷史就是批判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發表以后，革命的現實主義便有了一個新的更大的發展，并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最高指導原則。 編委會把“現實主義”命名為新文學主流，這是左翼文學界長期以來強化現實主義文學實踐的結果。第一次文代會開幕那天，朱德總司令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講話，他說：“中國的新文藝運動有各種不同的流派和傾向，但是它的主流，從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以來，始終是同中國人民民主運動相聯系的。”這種把新文學主流與中國人民民主運動相聯系的思路在三十年代左翼理論家的文章中就有所凸顯。但是，作為新文學主流的現實主義的發展道路又是如何同中國人民民主運動的發展建立內在的聯系呢？評價“新文學選集”的《新文學的光輝道路——介紹開明書店出版的“新文學選集”》（注：冷火：《新文學光輝的道路——介紹開明書店出版的“新文學選集”》，1951年9月20日《文匯報》第4版。）一文，對這個問題作了闡釋。這篇文章高度評價了“新文學選集”的意義，指出“新文學選集的本身，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的紀程碑。而這紀程碑所昭示的大道，便是從舊現實主義到新現實主義，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的一條大道。我們今天得以明辨這條路向，就必須感謝死去的先烈和繼續在努力工作的文藝作家。”至于舊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是否對應于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批判現實主義與革命的現實主義（也就是新的現實主義）有何區別，這正是當時學術界熱烈討論的一個問題。 “新文學選集”既然是以叢書形式來確立新文學權威、排列作家隊伍、形成新文學史的看法的，叢書的人選也就至關重要。從入選作家來看，“新文學選集”基本上兼顧到了1942年以前不同代際的作家群體。其中，魯迅、瞿秋白、葉圣陶、郁達夫、郭沫若、朱自清、許地山、王魯彥、聞一多、洪深、田漢等人均在第一個十年登上文壇，除瞿秋白外，他們的作品均被選入第一個十年的《新文學大系》。剩下的作家，除趙樹理外，茅盾、丁玲、巴金、老舍、曹禺、蔣光慈、柔石、胡也頻、殷夫、洪靈菲、艾青、張天翼等人，都在第二個十年開始展現創作才華的。用當年流行的觀念來看，除葉圣陶、朱自清、許地山、聞一多、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外，其余的占入選人數近四分之三的都是左翼作家，“新文學選集”把眾多的自由主義作家排斥在外，這昭示出編委會意圖建構以左翼文學為主導的“五四”新文學史的設想。為了突出魯迅與郭沫若高于其他作家的文學史地位，魯迅與郭沫若入選作品的數量多于其他作家，《魯迅選集》有上中下三冊，《郭沫若選集》為上下兩冊，其他作家均各一冊。 這套選集分為“健在者”與“已故者”兩輯。健在作家中茅盾身份特殊（注：茅盾“是黨的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并曾積極參加黨的籌備工作和早期工作”。（1981年4月11日胡耀邦在沈雁冰追悼會上的致詞。）），洪深、丁玲、張天翼、田漢、艾青、趙樹理等人都是黨員作家，占人選者的二分之一。葉圣陶、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在文學上的成就自不待言，他們與共產黨的關系都比較親近，是“進步的革命的文藝運動”（注：茅盾在《關于目前文藝寫作的幾個問題》中稱十年來國統區的“進步的革命的文藝運動”與“站在人民大眾立場的人民革命運動的方向”，完全一致。）的參與者，是“革命文藝家”（注：冷火：《新文學光輝的道路——介紹開明書店出版的“新文學選集”》，《文匯報》，1951年9月20日第4版。）。“健在者”建國后都擔任了領導職務，郭沫若位居政務院副總理，是國家領導人。而把“已故者”列為“第一輯”，這寄寓了編委會在享受建國的“大歡樂”時，對犧牲者的深切緬懷和紀念，意識形態的色彩濃重。 在已故作家中，魯迅與瞿秋白為“左聯”主要領導人，蔣光慈、洪靈菲、胡也頻、柔石、殷夫等人都是革命作家。雖說聞一多、朱自清是“民主主義者和民主個人主義者”，但是，他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他們是我們民族的脊梁，毛澤東號召“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注：《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6頁。）“新文學選集”編委會在《編輯凡例》中特別強調了要出版烈士作家的作品，并說這次只是初步編選了十二種，“二十余年來，文藝界的烈士也不止于本叢書所包羅的那幾位，但遺文收集，常苦不全，所以現在就先選輯了這幾位，將來再當增補。”“新文學選集”突出已故作家的革命烈士身份，再次彰顯了新文學史與革命史重疊的文學史觀念。

二、編選方式的“組織化”

“新文學選集”編委會對于人選和選目都極為慎重。葉圣陶1950年10月11日的日記中說： 上午治雜事。午后兩點半至文化部，雁冰邀開新文學選集之編輯會議。編委缺席者多，僅余與雁冰、楊晦、丁玲四人會談而已。此選集選五四以來作者二十余人，老解放區（注：建國初期，把延安等地稱為“老解放區”。）之作家不在其內，各選其文為一集，印行傳世。余之一集，原定自選，余以不愿重覽己文，請燦然代定之。今各冊目錄已大致交到，故開會商討。即按諸目逐一檢覽，或略表意見，或無異議。決定再由編委分冊重看一過，以示鄭重。此書將交開明出版也。（注：《葉圣陶集》第22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38頁。） 從葉圣陶日記來看，叢書最初的數目大致為“二十余本”，很有可能并不一定全是最終選定的二十四本。 “新文學選集”中，健在作家的作品一般由作家自己編選，也有請人代選的，如《葉圣陶選集》就由出版總署秘書長金燦然編選。已故作家的選集，編委會約請他人代為編選。編選者多為作者同時代人，與作者有過直接往來或更親密的關系，對作者的創作和為人有深切的了解，能夠全面把握作家的思想脈絡。比如，編選《洪靈菲選集》的孟超與洪靈菲同為太陽社成員，編選《胡也頻選集》的是胡也頻的妻子丁玲。對于編選者提交的作品選目，編委會反復討論，認真把關。《魯迅選集》的編選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可以拿它與四十年代由文協總會組織作家編選的“現代作家文叢”（注：1947年，為打擊盜版書，捍衛作家利益，文協總會出面組織作家自選文集，1948年9月開始出版，這就是“現代作家文叢”，由梅林主編，上海春明書店出版，共12種。依次為《魯迅文集》、《郭沫若文集》、《茅盾文集》、《郁達夫文集》、《葉圣陶文集》、《巴金文集》、《老舍文集》、《丁玲文集》、《張天翼文集》、《雪峰文集》、《胡風文集》、《梅林文集》。）中的《魯迅文集》作比較。《魯迅文集》，選錄了37篇小說和雜文。書局排好清樣后請許廣平撰寫后記，許廣平對選目頗為不滿，在《后記》中說： 這本集子共收三十七篇，分四類：小說有《藥》、《故鄉》、《阿Q正傳》，取自《吶喊》、《祝福》、《在酒樓上》則采自《彷徨》，而《奔月》、《非攻》、《老子》乃從《故事新編》所選。隨感錄有十篇，除末篇《文學和出汗》，原在《而已集》內，其余九篇都取自《熱風》，演講僅二篇，都是一九二七年的，也是從《而已集》選出來。雜文共十七篇，在這文集內占的分量比較多，那是無足為奇的，因為魯迅先生寫雜文實在不少，拿他的全部雜文比起來，反而覺得并不算多了。這里前六篇選自《南腔北調》集，后九篇取于《準風月談》，末兩篇則由《全集補遺》中選出。

三、《田漢選集》和《瞿秋白選集》的缺席

1951年7月，“新文學選集”開始出版。最早的出版廣告刊登在8月1日出版的《進步青年》（第238期）上。隨著出版的進度，《進步青年》、《語文學習》，甚至在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的封四上都有“新文學選集”的出版廣告。所刊載的廣告中，《瞿秋白選集》和《田漢選集》都標有“在排印中”的字樣，這樣的標示給人的感覺是選集已經編定了，正在“排印”。其實，《田漢選集》就沒有編，或者說沒有編成。1955年田漢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田漢劇作選〉后記》中對此作了解釋： 當一九五○年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編選五四作品的時候，我雖也光榮地被指定搞一個選集，但我是十分惶恐的。我想——那樣的東西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藝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嗎？再加，有些作品的底稿和印本在我流離轉徙的生活中都散失了，這一編輯工作無形中就延擱下來了。 以往的作品難以查尋，并不是“延擱”的理由。在“新文學選集”中，烈士遺作在收集方面最為困難，丁玲曾感嘆收集到的殷夫作品僅限于二十六篇（注：丁玲：《序——讀了殷夫同志的詩》，《殷夫選集》，開明書店，1951年。），黃藥眠也懇請蔣光慈的友好提供蔣光慈的材料（注：黃藥眠：《蔣光慈小傳》，《蔣光慈選集》，開明書店，1951年。）。可最終編選者經過多方努力，即便材料不那么齊全也還是出版了烈士選集。田漢的選集沒能編出來，主要的還是他心懷“惶恐”，覺得以往的作品“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藝要求下”，拿不出去。以新的人民文藝為標準來衡量以往的作品，對舊作極度不滿，這種心態在入選這套叢書的其他老作家那里也很普遍，他們也都在選集序言中表達了這種心情。 《瞿秋白選集》沒能出版，也是有原因的。建國后《瞿秋白全集》納入國家出版計劃。1950年2月26日葉圣陶在日記中記到他與楊之華見面的事， 楊之華說正在收集整理《瞿秋白全集》的材料，不久可以付排（注：葉圣陶：《葉圣陶集》第22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96頁。），可見瞿秋白的材料收集是比較齊全的。為何沒有出《瞿秋白選集》，有可能是在編選中遇到了困難。瞿秋白是文學家，是共產黨的領袖人物，他的文論中，有一些與主流意識形態相抵牾的話語。“新文學選集”的主編茅盾，以及其他編委在瞿秋白評價問題上當然是敏感的。1949年紀念瞿秋白逝世十四周年，茅盾撰寫了《瞿秋白在文學上的貢獻》一文，談到瞿秋白對文藝批評上的貢獻時，茅盾說： 他首先提出了“大眾語”問題，發表了卓越的主張；他又不遺余力地抨擊那非驢非馬的“五四文腔”，給寫一個嘉名：騾子文學。他對于“五四”以后十二年間的新文學的成就評價過低，當時朋友們中頗有幾位不贊同他這意見。記得《學閥萬歲》的初稿，有幾個朋友就認為不能發表，退還了秋白；后來經過他自己稍稍修改，這才發表了出來（這些事發生在“左聯”還存在的時期）。有一天，在某處遇到他，我就問他：難道你真正認為“五四”以后十二年間的新文學一無可取么？他回答說：不用猛烈的瀉藥，大眾化這口號就喊不響呀！那么，他自己也未嘗不覺得“五四”以后十二年間的新文學不應估價太低，不過為了要給大眾化這口號打出一條路來，就不惜矯枉過正。但隔了一年，在論“大眾文藝的問題”時，他的主張就平穩的多了。 茅盾就瞿秋白對新文學的評價過低的觀點作了解釋，認為那是為了“要給大眾化這口號打出一條路來，就不惜矯枉過正”。接著又說： 二十年前，文藝理論上若干問題，還沒有得到正確的結論，——那時候，一般的理論水平都不見得太高，所以，秋白在那時候的文藝評論在若干論點上有時不免有點偏向，我們正不必為他諱；但是，值得我們欽佩，而且我們應當向他學習的，是他的決不固執己見的態度。（注：茅盾：《瞿秋白在文學上的貢獻》，《人民日報》，1949年6月18日。） 五十年代為了確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凸顯其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領導，在文學史的敘述中基本上都采用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觀點：“五四”新文化是在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領導下取得的，對“五四”以后的文學給予高度的評價。作為文藝界領導者之一的茅盾怎能不鄭重指出瞿秋白的“文藝評論在若干論點上”有“偏向”呢！1953—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瞿秋白文集》，馮雪峰在《序》中申述了同樣的觀點：“作者在個別論點上有偏向”（注：馮雪峰：《〈瞿秋白文集〉序》，《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因為《瞿秋白選集》涉及的問題太敏感了，即便茅盾、葉圣陶這些瞿秋白的摯友也不敢大意。八十年代出版《瞿秋白全集》時，出版署有明文規定，中央一級領導人的文字要公開發表，必須經過中央審批。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瞿秋白的作品也要經過相當層次的審批。或許是這些原因，使得《瞿秋白選集》沒能及時編選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