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樓上》被夏志清在《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譽為《彷徨》集中“研究中國社會最深刻的四部作品之一”，周作人也說這是一篇“最富魯迅氣氛”的小說。僅就其篇名就耐人尋味—《在酒樓上》，為什么不是《邂逅》，或是《在茶館里》?

我們知道，小說里的空間不是作家的偶然選擇，而是他的精心選擇和必然安排。空間不僅為小說的故事提供了一個舞臺，還可以其自身的特點參與、影響小說敘事的建構，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里的空間是不可替代的。一定的故事總發生在一定的空間里，空間變了，故事也得跟著改變。那么小說中一石居酒樓這空間有什么特點呢?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

第一，這是S城的一座酒樓。

它為我和呂緯甫提供了一個聚會之所。S城是“我”和呂緯甫曾經共同生活過的地方，也是他們年輕的時候一起“戰斗”過的地方。S城還離“我”和呂緯甫的故家都很近，可以故鄉來指稱它。正因為兩個人充滿斗志而意氣風發的青年時代都與s城有著密切的關聯。無論是“我”還是呂緯甫。一到S城，怕都有萬千感慨吧!S城的一石居酒樓作為一個公共空間，本就為天南海北的人們制造著相遇的機會，于是在“深冬雪后，風景凄清”的中午，“我”在“懷舊”心態的驅使下去“尋訪”舊同事，去看看以前工作過的學校——是想尋找“舊日的夢的痕跡”吧，然而舊同事見不著，學校也“于我很生疏”，那么到“我”和呂緯甫都“很熟識的”一石居來看看，是不是想補償一下尋夢不成的失落呢?“我”到一石居是這樣的一種心態，呂緯甫也是為尋找“膻日的夢的痕跡”而來的，只是一樣的尋夢，一樣的尋夢不成，都最后收獲了不一樣的精神狀態。無論怎樣，還是這個在s城他們都“很熟識的”酒樓。在偶然中制造了他們相遇的必然。

第二。一石居這個空間具有封閉性。也許，在某種程度上，外在建筑空間與人內在的心理空間成反比。空間的封閉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割斷了人與外部世界的聯系，人會更傾向于打開自己的心靈。他們之間就有了更多對話、言說的機會。而人們在言說中就有可能包含發生在不同空間的多個不同的故事。魯迅創作《吶喊》《彷徨》的目的是刻寫中國人的靈魂，展現他們的精神世界以“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他敘寫的事件主要是以反映人的靈魂，精神為主的，我們可稱之為“精神事件”，無疑，展現人物內心世界的最好方式就是讓他“說”。“言為心聲”就是這個道理。而一石居酒樓就成了呂緯甫長篇訴說的絕佳場所。《在酒樓上》只有一餐飯的工夫，呂緯甫給“我”講了兩個不同的故事：給小弟遷墳，送剪絨花給順姑。這兩件事時空跨度都很大，呂緯甫不僅敘述完整的事件，而且還不時剖析自己在做這些事時的心態。事件容量和情緒容量都很大，不“說”是很難完成的。另外酒樓的封閉性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人與喧囂的外部世界的聯系。因而比較清靜。在一石居中僅“我”和呂緯甫是朋友，他們在酒樓上吃飯，除了堂倌送酒添菜外，想來不致被外人打攪，這不僅為呂緯甫娓娓道來近乎自言自語式的長篇訴說和我的默默傾聽提供了一個安靜的環境，而且能讓“我”自始至終只關注呂緯甫一人的語言、神情等。前面說過。“我”與呂緯甫在s城一起生活過，有類似的經歷并且曾經非常熟悉，因而呂緯甫的過去現在也只有在“我”的注視下才呈現出精神意義。像廢園中的景物描寫這一處就非常精彩、非常典’型。透過這玻璃窗戶“眺望樓下的廢園”：“我”看到“幾株老梅竟斗雪開著滿樹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為意；倒塌的亭子邊還有一株山茶樹，從暗綠的密葉里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如蔑視游人的甘心于遠行”。“我”對如此美景的反應是“很值得驚異了”，呂緯甫的反應是“對廢園忽地閃出我在學校時代常常看見的射入的光來”。這當中“不足為外人道也”的意義是除“我”之外他人所無法了解，也無法明白的。斗雪盛開的梅花和“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的紅山茶，如果聯系到魯迅小說一貫的隱喻性，我們可以把它視為過去“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潮期先覺醒過來的現代知識分子對黑暗勢力、對腐朽的封建傳統的勇猛進擊精神。“我”和呂緯甫當年都有這種精神。這對于正處于彷徨期的“我”和已經消沉頹唐的呂緯甫來說，都是頗能給予慰藉的。這段景物描寫不僅形象鮮明美麗，它還與頹唐、消沉的呂緯甫的大段陳述形成鮮明對比，極其準確的復現了“我”在這時的具體而細微的情緒感受，并以此與呂緯甫的悲劇及“我”對呂緯甫悲劇的思想感受，與全文的主旨達到內在的和諧。 第三，一石居為呂緯甫敞開心扉提供了另一個催化劑——酒。

誰都知道酒里含的酒精對人的神經有刺激作用，飲酒過量后，人的理性控制就會放松，會較平時更多的地袒露內心的真實情懷。我們平常所說的“酒后吐真言”就是這種情況。剛開始“我”一個人時，就叫了“一斤紹酒”，到呂緯甫來時，“我”叫堂倌“再去添二斤”，后來又“叫堂倌再添二斤酒”。呂緯甫飲酒情況也是不停地在小說中出現，且程度是逐步加深：

伴隨著呂緯甫飲酒的是他不斷的訴說，而他們青年時代的那些事只是簡略地帶過去了。在酒的刺激下，呂緯甫只深情款款地談起了這次回鄉為小弟遷墳和給順姑送剪絨花這兩件事。應該說，分別十年的老友見面之后有很多東西需要訴說的。但魯迅卻讓呂緯甫選擇了這兩件事來敘述，用意何在?呂緯甫在做這兩件事時，是很虔誠，很認真的。這當中的緣由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為了遵從母親的意愿，或者說是為了欺騙母親，但更多的卻是呂緯甫本人從心底愿意。因為這兩件事里面包含有他過去太多的美好東西：小弟是一個“很可愛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順姑也是一個可愛、能干的姑娘，曾經好心做蕎麥粉給他吃，她非常盼望有朵剪絨花，……因此，呂緯甫在做這兩件事的深層動機是為了尋找“舊日的夢的痕跡”。(小說里的“我”又何嘗不是呢?)但本是認真去做的兩件事。抱美好的希望的兩件事，卻都以失望和模模糊糊收場。這恰恰折射出“五四”一代啟蒙知識分子在“五四”落潮后的痛苦：“五四”高潮期他們曾經慷慨激昂、奮發有為，期待著對中國進行變革，但“五四”落潮后的黑暗現實卻告訴他們奮斗的失敗、理想的破滅，在痛苦的心境中，想追尋一些奮進的激情和從前的美好，這表明他們的進取、奮斗之心并未完全泯滅，但現實又是如此的讓人無可奈何!這才是“五四”啟蒙者在“五四”落潮后的迷茫、彷徨、痛苦的根源。但作者卻用小說里找不到小弟的骨骸和順姑的病死告訴人們。昔日的美好是無法追尋的。他同情呂緯甫但同時又以這種方式宣告呂緯甫追尋舊夢的失敗。魯迅想告訴我們的是，不要彷徨猶疑，也不要到昔日去尋找安慰，而應該去繼續追尋理想，找到新的路。小說結尾的一段就暗示了這點。總之，呂緯甫的長篇訴說得益于一石居提供了一種必不可少的刺激物——酒，而酒則是酒樓這一空間的標志。一石居酒樓這一公共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我”和呂緯甫的相遇，也決定了呂緯甫要傾訴的事情，這就決定了這篇小說的主旨——寫“五四”落潮后啟蒙知識分子的痛苦和彷徨。換而言之。一石居這個空間在小說中就是具有不可替代性。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若“我”和呂緯甫在S城的街頭偶遇，風雪寒天中，二人可能只是禮節性的數話寒喧，然后各走各的，就很難花幾個小時去敘舊談心。假若安排“我”和呂緯甫在“我”的家中相聚，家中不僅沒有廢園里象征著奮斗和進取的老梅和山茶花。而且“我”家也不能像過去“我”與呂緯甫常去的一石居那樣能勾起呂緯甫對往事的回憶，還有呂緯甫在“我”的家人的注視下也很難向我敞開心扉，再說如果呂緯甫在“我”家作客，那么“我”及家人作為東道主，也不可能只是默默地聽呂緯甫傾訴而不殷勤地勸請呂緯甫吃酒用菜，那么呂緯甫的回憶就很容易被打斷。我們再設想一下，“我”和呂緯甫在茶館相見，以茶會友，那投有了酒的刺激，見面后對“我”很客氣的呂緯甫也不會那么容易吐露心跡，即使說一些事情也可能只是一些一般化的東西，而不可能像小說里那樣選擇能透視他現在的思想狀態和靈魂深外的這兩件事，由此可見“我”和呂緯甫只有相逢在一石居上，該酒樓的空間特點才使呂緯甫的長篇講述成為可能，才能引入酒樓之外的眾多事件，更好地利用“精神事件”。來形象地呈現呂緯甫的精神狀態。《在酒樓上》正是講述創造了一個真實的心理空間——呂緯甫的精神世界。它疊加在酒樓這一實體空間之上，和呂緯甫的神情，和廢園的景致，和小說開頭“我”的心情等混雜在一起，就創造出了“最富魯迅氣氛”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