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一個民族的思想深度，首先要了解它的哲學；考察這個民族的生存意識和存在狀態，則需要讀它的詩。千百年來，在每個歷史時期，詩歌總能最先發出自己的聲音。詩是時代的回聲、社會的倒影、心靈的映象。

進入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當代詩歌曾以大無畏的挑戰姿態，對傳統的秩序與規則進行了堅決的顛覆與反叛。在之后的將近20年中，詩歌似乎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低谷，淡出了人們的視線，詩人甚至變成了嘲笑諷刺的對象。對于一個走向富裕的國家來說，有人開始憂慮：民族精神正面臨著消解與軟化的危險。

然而，就在5·12大地震發生之后，詩歌爆發出了強盛的創造力，撼動著人們的神經，振奮著民族精神。在所有文學形態都相對沉寂的今天，詩歌突然火爆，這是偶然還是必然？詩人，又以怎樣的姿態存在著？

中國最大的詩歌文學刊物《詩刊》的主編葉延濱、編輯部主任林莽，親身經歷了中國詩歌30年來的成長歷程，他們參與著30年詩歌的發展，當然也目睹了人們對于詩歌30年來發展的認識存在著某些誤解和盲點。

上世紀70年代末最先呼應改革開放

胡兆燕：詩人總是得社會變革風氣之先，詩歌是時代風潮的晴雨表，能否回顧一下改革開放初期詩歌界的情況？

葉延濱：“文化大革命”10年間，詩歌和詩人同廣大中國人民一道蒙受了空前的劫難，在1976年“天安門詩歌運動”中，人們抒發了久埋于心中的真實情感，打破了文革造成的思想禁錮，引起了整個民族的覺醒和吶喊。

文學藝術上最先呼應改革開放潮流的應該說就是詩歌。改革開放初期，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許多沉寂多年的詩人，像艾青、牛漢、綠原、曾卓等一大批帶有現實主義沖擊力量的詩人重返詩壇，他們和巴金提出的說真話是一個潮流，反映了老百姓的心聲，恢復了直面現實、抒發真情的中國現實主義詩歌傳統。

林 莽：這一部分人被稱為“歸來者”，他們是建國后因政治或藝術趣味原因而淡出詩壇最后又因政治“解凍”而“復出”詩壇的中老年詩人。他們積累了幾十年的生活經驗和生命經驗，改革開放后開始爆發，雖然沒有產生什么轟動事件，但是對詩歌的推動作用不可忽視。

胡兆燕：詩壇上后來產生了哪些新生力量？

葉延濱：1978年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舒婷、顧城、芒克等年輕詩人以文交友，凝聚成一個完整的流派，但還沒有得到社會的承認。這一事件成為了新詩潮的導火索，鼓勵、激發了上世紀80年代詩人們進行藝術革新的創造沖動，在青年當中影響廣泛。

后來有人寫了批評文章，題為《令人氣悶的朦朧》，朦朧詩派因此得名。此后，謝冕、孫紹振、徐敬亞為之鼓吹吶喊，提倡要打破禁錮，建立新的美學觀念。詩歌第一次面臨了藝術發展上的困境，“朦朧詩”的崛起一直伴隨著整個社會的理性和反省力的逐漸復蘇。時至今日，關于“朦朧詩”的討論還沒有完全塵埃落定，但是這場世紀大爭論，卻折射出當年人們對詩歌的熱愛和執著?！拔母铩焙竽贻p人受到西方藝術觀念的影響，對社會有自己的認知，積極探索一些新的藝術方式，對中國新詩的發展影響深遠。

林 莽：除了“歸來者”和“朦朧派”，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還產生了一大群被稱作“青年詩人”的作者，他們和朦朧詩人的年齡差不多，但他們的表現方式既結合了老詩人的一些方法，也結合了一些新的內容，這一群體在精神血脈上與現實主義詩歌傳統的聯系更為醒目，成為詩歌的中堅力量。如雷抒雁、張學夢、葉延濱、葉文福、傅天琳、周濤、張燁、韓作榮等人。這三個群體將中國詩歌推向了繁盛。

胡兆燕：在我的記憶中，在上世紀80年代，讀詩寫詩的文學青年到處可見，無論誰都能說出幾個詩人的名字，像舒婷、北島、顧城……耳熟能詳。

葉延濱：改革開放的春天里，人們對詩歌的激情被徹底釋放了，詩歌是最受人歡迎的文學樣式，無人不談詩，詩人十分引人注目，當時的《詩刊》發行有幾十萬份。

這個時期還發生了一個標志性事件，即“第一屆青春詩會”。體制內的主流詩刊從來沒有如此重視過青年人，詩壇前輩艾青、臧克家、田間、賀敬之、李瑛、蔡其矯等到會授課，嚴辰、鄒荻帆、柯巖、邵燕祥親自輔導，為與會的青年詩人修改作品。這次詩會的成果在《詩刊》1980年10月號以“青春詩會專號”發表，轟動詩壇，為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詩壇揭開了青春篇章。一些年輕詩人，舒婷、顧城、江河，還有來自底層的知青，包括我自己，受到主流媒體邀請。一群被關注、被爭論的青年詩人與中國最知名的專家學者們走到一起，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如此民主氣氛的出現無異于點燃了一枚炸彈，頓時引起了轟動。這不僅說明，體制內主流詩刊比以前要開明得多，從一定程度上還顯示出禁錮、保守、嚴格的等級制度被寬容、民主的對話、理解所代替。 林 莽：那一批年輕人確實是當時的精英，盡管到目前看當時的青年詩人各有發展，但仍有50%的人還在中國詩壇上活躍著，成為詩歌界的黃埔軍校。那時的有些詩歌作品到現在還是經典。

80年代是現代詩歌發展的一個高峰

胡兆燕：80年代詩歌的火熱，人們對詩人的熱愛，不遜色于現在“粉絲”對明星的追捧。

葉延濱：實際上比現在要熱得多。最典型的事件就是1986年在成都舉辦的《星星》詩歌節，是中國詩歌熱度最高的一個標志了。當時我任副主編，《詩刊》發起“我最喜愛的10位當代中青年詩人”活動。讀者參加投票的信件如雪花般紛至沓來，最后舒婷、北島、傅天琳、楊牧、顧城、李鋼、楊煉、江河、葉文福、還有我10人當選。

當時，對于詩人們的動向，成都三家電視臺每天的新聞聯播前先報告15分鐘，詩人受關注程度真不亞于奧運火炬傳遞。舉辦講座的票由兩塊錢一張炒到20塊錢，是當年人們40元錢工資的一半。記得葉文福講演那天，我主持會場。結果講演廳六道大門擠壞了五道，椅子被踩壞了幾十把。所有的聽眾都擠到了講臺的跟前，前胸抵后背，沒有一個人肯坐下來。為了防止踩踏事故的發生，我站在講臺上向聽眾鞠了三十幾個躬。

朗誦晚會那一天，觀眾把現場擠得水泄不通，人群中甚至有人不斷高呼“詩歌萬歲！”“詩人萬歲！”場面熱到無法控制，聽完后人們一齊往上涌。葉文福的臉上又是口紅又是鼻涕、眼淚，我說的一點也不夸張?，F在的明星沒有一個能享受到這樣的待遇。這說明新詩潮在1986年達到了最高點。

林 莽：這之后，詩歌發展開始慢慢往下走了。上世紀90年代是中國詩歌相對低谷的時期。面對娛樂圈的歌星影星、面對財富圈的大腕大鱷，詩人們往昔的風采不復存在。

90年代以來詩歌發展被忽略

胡兆燕：校園詩人汪國真的詩在中學生中間流行開來。這恐怕算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詩壇上罕見的風景了。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詩歌界似乎沒有更多的人和事能讓人記住，為什么會這樣？

葉延濱：上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從政治社會轉變為商業社會，由封閉時代轉化成傳媒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中，詩歌本身的發展被人們忽略了。因為在所有的文學樣式中最不能和商品掛鉤的就是詩歌，詩歌主張個人的精神價值，從本質講就是生命的價值。此外，傳媒時代與商品時代的融合，就文學而言，它本身的價值就變成了“排行榜價值”。因此才會出現韓寒、郭敬明排到中國最偉大作家前十名的情況。最偉大的詩人在這樣的時代是無論如何也進入不了排行榜的。

詩歌一旦商業化，就好像人的精神送進了屠宰場。此時的中國詩歌有了一個重大的轉變，那就是從開放之初承擔較多的社會角色轉變為捍衛人類精神和個人尊嚴的角色，詩歌固守著自己幾千來形成的價值取向，但這一轉變很多人并不理解。上世紀90年代的詩歌發展在客觀上出現了一個盲點：人們關注電視劇、明星、各式各樣的選秀活動——能帶來可觀的經濟利益，而這恰恰是詩歌所無法實現的，因而詩人們被誤解為無所事事。

林 莽：隨著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發展，能和市場掛上鉤的文學樣式涌到了潮頭。但真正具有先鋒意義的詩歌寫作并沒有完全中止，并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有所回暖。從刊物上看，上世紀80年代中在新聞出版總署注冊的詩歌刊物有17家，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不到10家，新世紀初又恢復到十幾家了。

胡兆燕：去年，網絡上“梨花體”詩歌成為年度的一大文化事件，讓喜歡詩歌的讀者對中國現代詩歌的發展產生了質疑，對此如何評價？

葉延濱：這是個別現象，實際上是媒體炒作的結果。趙麗華曾經在《詩刊》發表不少作品，是一位水平較好的詩人。她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了那樣的詩以后，新浪網把它的標題放到了首頁，標題是這么寫著：“詩壇的芙蓉姐姐——趙麗華創辦了梨花詩教”，就這么一句話換來了無數的點擊率。出現這樣的事件，再次證明這是一個傳媒時代、排行榜時代、點擊率時代，與詩歌的本質精神是不相吻合的。

林 莽：當年一首詩確實能引起社會的轟動，像葉文福的一首《將軍，你不要這樣做》受到的廣泛關注，甚至上了《鄧小平文選》。趙麗華事件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詩歌事件，而是一個社會事件。上世紀80年代，人們的精神生活剛剛復蘇，詩歌是當時惟一能享受的精神食糧。而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社會價值取向逐漸多元化，詩歌不再是人們生活的惟一。上世紀90年代末出現了網絡，雖然是大眾化、卡拉OK式的，但為詩歌提供了一個迅速交流的平臺，潛在地促進了詩歌的發展與傳播。

詩歌版圖正在延伸

胡兆燕：詩歌界的現狀如何，詩人們都在哪里？除了詩歌愛好者，一般人、一般時候似乎忘記了詩人的存在。

葉延濱：坦率地說，《詩刊》越來越難辦了。上世紀80年代辦刊物是月月拿獎金，現在卻怎么辦也火不起來。

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傳統的詩歌創作載體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詩歌的版圖從報紙的副刊和專業的詩歌刊物開始向外延伸。許多詩人自費出版，印刷精美，數量龐大。民刊、網絡逐漸形成了良性互動的空間格局。在詩歌界廣泛傳播，卻為外界忽略。習慣于原有傳播方式的人們就覺得詩人好像不存在了。詩人成了游擊隊員，到青紗帳里去了。

正因如此，在汶川地震后突然冒出那么多的詩人。而這些恰恰是生存在民間詩刊和網絡上的詩人，突然一下子亮相了。這也得益于上世紀90年代詩歌的準備和它的繼續發展，這個時代的詩歌就是在這種環境空間中發展的。這個發展是成功的，而且是有利于多元化的。

胡兆燕：現在的詩人靠什么生活？他們的生存狀態如何？

葉延濱：沒有誰是待在家里寫詩，這樣是養活不了自己的?，F在沒有專業的詩人，他們從事著各種各樣的工作。有商人、企業家、有黨政機關領導干部，還有普通工人、大學生，甚至有純粹的農民等等。

林 莽：現在的詩人創作心態比過去更平和了。大家各自寫各自的生活，寫自己關注的不同內容；純粹為詩而詩的人，相對要少一些。詩歌發展始終沒有停止，詩歌的變化仍然是值得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