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德威：“晚清現代性”文學史思路 王德威最見功力，也是反響最大的一本學術著作是《被壓抑的現代性》。在這本書中，雖然王德威自己反復強調‘我無意夸大晚清小說的現代性”也“無意貶抑‘五四’文學”，“更不欲‘顛覆’已建立的傳統，把中國現代文學的源頭界定在他處”，但同時他又說“以往現代與古典中國文學的分界必須重劃。我以為，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現代中國文學興起的最重要階段。”可見，王德威與夏志清一樣，也是有一種重構文學史的理想與沖動的。只不過夏志清立足于英美大傳統，更多地將他的關注目光朝向“五四”新文學的“世界向度”，而王德威則將眼光投向歷史，強調“五四”新文學的“傳統向度”——晚清文學。全書以晚清小說的四個文類（狹邪小說、狹義公案小說、譴責小說、科幻小說）為例，論述了其眾聲喧嘩，嘉年華式的現代性特征。“狹邪小說”寓教于惡，在開拓中國情欲主體想象上，影響深遠；俠義公案小說則暗暗重塑傳統對法律正義與詩學正義的論述；譴責小說以一種嘉年華會狂歡式的舉措，彈冠相慶那些本該譴責的，并影響了老舍，張天翼，錢鐘書等后代作家；科幻小說家通過他們的作品展開對傳統和西方的“知識”和”真理”的論述。這四個文類已經指明了20世紀中國‘正統’現代文學的四個發展方向：對欲望、正義、價值、真理等范疇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對如何敘述這些范疇的形式性的琢磨。”王德威認為晚清小說代表了“中國文學傳統之內一種生生不息的創造力”，它以其空前的推陳出新 為其后的中國文學開創了多種的可能性。循著這樣一條線索，王德威對“五四“以后中國現代文學未能繼續深入探討晚清文人開創的各種可能性，而是將文學傳統簡單歸納為“感時憂國”并強烈排斥其他意義指向的作品頗感遺憾。的確，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五四以后的文學敘述都在有意無意間與國家敘述漸行漸近，主體創作意識也逐漸成為了群體機器的附庸。 王德威循著“晚清現代性”的文學史思路，憑著后見之明，為“五四”以來的現代小說鋪陳起承傳合的邏輯，不僅重審了“五四”典范，而且在典范之外的花花世界中找到了一條想象之中的更為豐富的文學史線索。 四、周蕾：女性位置思考文學史 周蕾于90年代出版的《婦女與中國現代性——西方與東方之間的閱讀政治》是一部在海內外漢學研究領域中影響很大的論著。作者從自己的族裔背景與女性立場出發，審視和質疑現有的中國文學現代性建構，并且把“婦女”看作是思考中國現代文學的最佳切入點，分別批評已經確立的“五四”經典、文學批評、西方漢學和西方的理論霸權。從而也補充了現有的以男性視角為中心的文學史格局。“婦女”一詞并沒有把作者的論述局限在傳統所認為的女性主義批評的范疇之內，而是高屋建瓴地統攝整個文學史。在第一章，她通過復雜的電影理論的應用，分析出來一種獨特的觀看中國，觀看中國文學的方法，那就是“陰性特質”的概念。從而將整個的中國置于“婦女”的關照之下，站在后殖民主義批判的立場之上，把“女性作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處理性別，也處理涉及文學解讀的富含權力意味的階層化與邊緣化過程。尤其是后者而言，‘女性’能夠顯現出中國文學史中根深蒂固的問題”。 那么何為中國文學史中根深蒂固的問題呢？歸而言之，即是：女性等同于被觀看，等同于低下和貶值，鴛鴦蝴蝶派文學的被忽視被貶損是由于長期以來，鴛蝴派文學一直被認為是陳舊的，反動的，落后的，宣傳腐朽的封建思想的沉渣舊作；“五四”經典作家也善于把女性身體當做承載傳統與現代沖突的載體，更以一種救世者的高高在上的姿態，排除女性復雜心理，以此為代價完成他們對新的國族身份的想象。總之，在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建構中，女性總歸是一個被忽視者，她們要么成為男性作家表達其觀念的載體，要么被粗暴地刪減為安放其靈魂的古老棲息地。因此周蕾從女性立場出發，提倡重讀鴛鴦蝴蝶派小說，同時入木三分地揭示了那些在歷史上獲得崇高文學地位的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并不崇高的面向，也反向指出我們應該以一種全新的標準去重新評價那些曾被忽略、誤讀或邊緣化的女性作家以及她們的作品。 五、總結 可以看出，這些海外學者在對中國現代文學做出自己的評價之時，都不約而同地將他們的文學史敘事他者確定為五四和左翼文學史敘事。倡導一種日常化敘事方式，從而打破僵局。無疑，與國內的一些學院派學者相比，在系統而準確地吸收各種西方先進的文學理論方面，海外學人有著某種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尤其是由于現代中國大陸特殊的社會文化環境，國內學者深陷其中，必定無法脫離政治，文化等因素而進行純粹的學術與文學創作。而海外學者置身于這些風起云涌之外，冷眼旁觀，就有了某種超脫的立場。因此，近年來，他們應用文本細讀，新批評等方法，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各種經典或是非經典的文本進行“在解讀”，再再引起大陸學界的側目和重視。然而，筆者認為雖然他們嫻熟地掌握了各種西方理論，對文本也分析得細致入微，想象新奇，但由于他們對中國歷史與這些文本背后的寫作背景知之甚少，因此就少了很多感同身受的歷史感悟，同時文化語境的不同，文學經驗的匱乏以及有意或無意間的政治偏向，使得他們的文學見解不時呈現出某種盲目的過度闡釋的嫌疑。從晚清到“五四”，再到30年代以迄現在，我們大抵可以依照史料勾勒一個或數個文學由舊翻新的“情節”，這些海外學人與中國的真實歷史擦肩而過，他們樂于想象在時間的折縫中，有無數的契機閃爍而過。那些成為歷史的情節，或許是出于很多的因緣際會，但這并不是說歷史沒有其他的更好的可能性。因此，它們的敘述是基于“想象”之上的。我們在借鏡他們的理論方法與研究成果之時，不能一味唯洋是尊，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尊大。良性互動才能為我們的研究視域提供廣闊的天地。 參考文獻： [1]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M]，宋偉杰譯，北京出版社，2005年 [2]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M]，劉紹銘等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3]周蕾，婦女與中國現代性：西方與東方之間的閱讀政治[M]，蔡青松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 [4]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M]，上海三聯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