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成果，為20世紀80年代的大陸現代文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坐標和參照。以《中國現代小說史》為研究對象，可以從現代小說史的文學史形象，海外漢學研究內部的差異性以及文學史研究的意識形態性幾個向度，梳理出海外漢學研究的內在特質以及文學史研究無法回避的“權力”痕跡。

關鍵詞：漢學；《中國現代小說史》；文學史研究

海外的中國學研究一般被稱為“漢學”，這些經過異質文化加工的研究呈現出中國文化的外國化和外國文化的中國化雙重特征。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為80年代大陸知識界的現代文學研究提供了重要坐標和文學參照。

一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文學史形象

“重寫文學史”是新時期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現象，施蟄存曾表示 “從來沒有想到寫文學史會成為一個問題。寫文學史，從來沒有‘專利權’……每一部都是獨立的著作，表現了作者自己的文學史觀，誰也不是對另一作者的‘重寫’”①。因此文學史似乎不必強調“重寫”，而僅僅是“另寫”，但是在80年代的 “重寫”潮流中，無論是具體的重寫操作者，還是首發先聲的倡導者，都在強化這一原本是“另寫”的文學研究是在具體對象面前有的放矢的“重寫”，并且注重個體經驗的“個人化色彩”強烈的文學史書寫恰恰是“重寫者”力求實現的理想形態和“另寫”的上乘境界，從而讓眾人矚目的“重寫文學史”真正具備了“革命”內涵。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則給予了這種“文學史革命”以“經典解讀”趨向上的示范意義，“當時現代文學界正致力于‘重寫文學史’，夏志清的小說史中對現代小說家及其作品的評價和論述，以諸種或隱或顯的方式進入了中國學者重估現代文學的視野。無論是贊同還是質疑，現代文學研究者都很難回避與夏志清《小說史》中所闡發的觀點進行對話或潛對話”②。

《中國現代小說史》在1961年出版時就贏得贊譽。David?T?Roy(美國芝加哥大學)稱這是“第一本嚴肅地研究中國現代小說的英語作品，也是現有同類專論中最好的一本……不僅專家，即使是對中國或文學有興趣的每一位讀者，都會被它所吸引”③。在它出版38年后，普林斯頓大學的Perry? Link指出，此書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上，仍無可取代。沒有任何著作可以比它更能模塑我們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概念。夏志清敏銳的洞察力、優美的文字，令《小說史》讀起來極富趣味、極具啟發性。”④而李歐梵也表示：“夏志清的書至今已是公認的經典之作。他真正開辟了一個新領域，為美國作同類研究的后學掃除障礙。我們全都受益于夏志清。”⑤因此文學重評中，整個知識界彌漫著一種以“去革命化”為終級目標的學術期待，《中國現代小說史》（1979年版）的文學史敘述模式以這種“注重個人體驗”的去政治化的理想狀態進入大陸知識界，對文學史書寫產生影響，其作為效果明顯的示范榜樣在“重寫”的具體操作上提供了的書寫規范，其中包括進行文學史判斷的一套嶄新完整的價值坐標和革命文學史經典崩潰后重建的新文學經典秩序。⑥劉再復針對“重寫文學史”的立場和出發點曾表達過這樣的看法：“80年代，大陸一群思想者與學人從‘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歷史教訓中得到教育，知道放下政治斗爭留下的包袱與敵意是何等重要，換句話說，批評應當揚棄任何敵意，而懷著敬意與愛意。對任何作家，不管他過去選擇何種政治立場，都可以批評，但這種批評應當是同情的、理解的、審美的。”在這里“政治斗爭的敵意”與“寬容審美的研究姿態”形成了一種新的二元對立的兩極，“審美的”研究思路開拓了現代文學研究的疆域，由它帶來的活力和生機直接體現在重寫文學史潮流中。在重寫中，最早經歷回收并被予以“經典”待遇的左翼體系之外的作家是沈從文、張愛玲、錢鐘書，“從50年代到70年代，所有大陸的現當代文學史，文學評論，都把張愛玲剔除在外”⑦，在英文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首次把張愛玲與魯迅、沈從文相提并論，使她的小說得以進入文學的殿堂”⑧。因此夏志清小說史的功勞之一就是“把被歷史活埋的幾位現代作家從權力的重壓下和意識形態的塵土中開掘出來，讓他們重見天光，并把他們推向現代文學史的應有地位，從而打開了現代文學研究很有特色的一頁”⑨。

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命題的論證、“重寫文學史”的討論，包括張愛玲、沈從文、錢鐘書等作家從歷史的湮沒中被重新發現和熱捧等都或多或少與夏志清文學史觀帶給我們的沖擊不無關系，夏志清的小說史中對現代小說家及其作品的評價和論述，以諸種或隱或顯的方式進入了中國學者的視野，參與了經典重評和文學史重寫。1983年第7期的《魯迅研究月刊》，發表了丁爾綱的《評夏志清著中國現代小說史》，總結認為“夏志清在論著中背離自己的宣言，在嚴肅的學術探討和政治偏見、藝術偏愛之間徘徊”；1983年第4期的《四川大學學報》刊登了華忱之的《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評析》，指出政治偏見和唯心主義文藝觀錮蔽了夏志清的藝術視野，使書中出現許多偏頗謬誤。《文藝情況》、《文藝報》和《魯迅研究動態》等內部或公開的刊物先后發表署名文章，批判《中國現代小說史》作者的政治立場和由此導致的“偏見”。然而對該書的批判和感受小說史新的學術觀念的沖擊在大陸學界是同時展開的，臺灣學者龔鵬程甚至這樣評述“重寫文學史”背后的脈絡，“當大陸文壇希望能掙脫舊的框架，恢復文學之主體性，不再讓文學研究從屬于政治時，他們考慮到的，正是夏志清所走的路”⑩。在回顧這種學術發展流程時，學術界甚至把這種由夏志清小說史帶來的啟蒙契機稱為“夏志清現象”B11。

關于小說史的編纂規則，陳平原在其專著《小說史：理論與實踐》中這樣界定“小說史意識”：“對于小說發展模式的整體觀照，目的是建立一套確定作家作品位置和作用，以及闡釋小說藝術現象的理論框架和操作程序。小說史意識的具體內涵，起碼應包括小說發展模式、小說發展動力、小說史分期原則以及小說史體例等。”夏志清在其《序言》中聲明：“本書當然無意成為政治、經濟、社會學研究的附庸。文學史家的首要任務是發掘、品評杰作，如果僅視文學為一個時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實已經放棄了對文學及其他領域學者的義務。”在此出發點下，該書布局呈現出如下特征：全書設為三編、十九章。其中第一編以“初期”為題，時間范圍是1917—1927年，包含四章，分別探討“文學革命”、“魯迅”、“文學研究會及其他：葉紹鈞、冰心、凌叔華、許地山”和“創造社：郭沫若、郁達夫”；第二編以“成長的十年”為題，時間范圍是1928—1937年，共有8章，除了第五、十一章為綜論“三十年代的左派作家和獨立作家”、“第一個階段的共產小說”，其余各章專門探討茅盾、老舍、沈從文、張天翼、巴金和吳組緗的小說；第三編題為“抗戰期間及勝利以后”，時間范圍是1937—1957年，第十三、十八章研究“抗戰期間及勝利以后的中國文學”、“第二個階段的共產小說”，另外幾章則論析“資深作家：茅盾、沈從文、老舍、巴金”，以及張愛玲、錢鐘書和師陀，第十九章為“結論”，且附有長達數十頁的參考書目。1971年《中國現代小說史》增訂二版出書，夏志清添加《一九五八年以來中國大陸的文學》作為該書的結尾，另外附錄里有1967年發表的論文《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以及評臺灣作家《姜貴的兩部小說》。這是最早進入大陸研究者視野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原貌，即使在被批評時仍得到了這樣的肯定——“論題的范圍雖是小說，基礎卻搭在整個文藝運動、文藝思潮和文藝思想斗爭發展歷史的背景上。每編都單辟一章縱論文藝運動、文藝思潮和文藝思想斗爭來描敘歷史發展線索，再加上結論與附錄之一、之三，連綴一起，大體勾勒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整體輪廓。作者采用了夾敘夾議的手法，評介創作概況，既照顧到思潮流派，又兼顧到別的文體，使小說評述的建筑群置于整個庭園的鳥瞰圖中，點面結合，以點為主，點和面又都統一在貫串線上，給人以較完整的印象”B12。在談到規劃《中國現代小說史》整體格局時的初衷時，夏志清表示：“身為文學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優美作品之發現與評審，這個宗旨我至今仍抱定不放。”在小說史的結論中，夏志清流露出對大陸知識界在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現代文學史規范的遺憾：“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成功，使一般人幾乎毫不批判地接受了大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看法。對于那些代表了大陸的文學成就的創作或批評作品，近年來港、臺的批評家所能做的只是貶抑譴責而已。他們急于批評大陸一向的宣傳，卻忽略了應該尋找一個更具備文學意義的批評系統。一部文學史，如果要寫得有價值，得有其獨到之處，不能因政治或宗教的立場而有任何偏頗。” 如耀斯所說：“我們從不空著手進入認識的境界，而總是攜帶著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B14夏志清在其1979年中譯本序提示過他研究的兩個基點：其一是《中國現代小說史》寫作時期的冷戰氛圍以及著者自覺的冷戰意識，其二是“新批評理論，尤其是英國批評家利維斯的《偉大的傳統》對于著者的影響”。根據鄭樹森的研究，夏志清在出國赴美前就讀過英國評論家燕卜遜的《七種歧義論》；在他前往耶魯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博士時修過布魯克斯的課程，同蘭遜和泰特也曾經有過接觸，這三位新批評大師都是作為新批評的重鎮——耶魯大學的老師給予夏志清形式主義分析的影響，夏志清因此在新批評的重要刊物《懇吟評論》上發表英文論文。B151961年，夏志清在該書的英文本初版序言中發表宣言：承認自己也是個新批評的信奉者——“到了五十年代初期，‘新批評’派的小說評價已經很有成績。一九五二年出版，阿爾德立基編纂的那部《現代小說評論選》)，錄選了不少名文(不盡是‘新批評’派的)，對我很有用。”B16

保羅?梵?第根認為文學史家“首先要做的是進行一種選擇：只有那些能提供一種價值，一種文學價值，也就是最起碼的藝術價值的東西才稱得上是文學。這些作品給人的精神、心靈提供一種多多少少是強烈的愉悅，在這種愉悅中往往已帶進了贊賞”B17。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十九章中，有十一章完全由個別作家的名字構成，另外有兩章以文學組織、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以及它們各自的重要成員命名，里邊的內容以個別作家小章劃分，其余的幾章雖然沒有以作家的名字作為小標題，但論述的基本思路還是以作家和作品為中心，究竟以何種標準篩選作家成為考察這部小說史的關鍵。1952開始研究中國現代小說時，夏志清已接受過很多西方文學的浸潤，“普魯斯特、托瑪斯?曼、喬伊斯等世界文學大師的作品他都已讀過一些”， 并且已經深入領會所謂“偉大的傳統”的內涵。B18在李維斯看來，這些大家“都有體驗生活的巨大能量，都對生活持有一種崇敬而開放的態度，都明顯有著一種強烈的道德意識。”他們那些最動人的作品“無非來自于對生命完整而深切的擁抱”。夏志清在英國文學的研究中，以李維斯的“偉大傳統”作為標準，推崇古希臘悲劇時代、英國的莎士比亞時代、俄國20世紀后半期的小說時代大師們的作品，認為這些作品“都借用人與人間的沖突來襯托出永遠耐人尋味的道德問題”，而在“偉大傳統”之外的李維斯的另一個觀點：“意義存在于文本之內，無需置于社會、政治、文學史、作者生平等脈絡下研究。真正的文學和文學史永遠掌握于少數人手中。經典作品展現的是永恒的人性，不受政治、經濟、社會變遷的影響，只有閱讀這些經典作品才能提升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和審美品位。”它和新批評學派的形式主義分析方法以及就文論文的研究立場成為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內在框架，夏志清在西方文學的坐標體系內尋找現代文學經典，具體情況可見表格：

現代闡釋學認為，“任何理解和認識活動都是以認識者的前理解和先見為前提的。正是前理解或者先見使認識成為可能……任何新的理解產生之前，已經存在有一種理解，新的理解是由主體也處在的某種理解狀態開始，才可能由此擴展開來”B19。這在表明《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一種在前理解層面上進行的文學史判斷，是一種在新批評理論觀照下，以審美主義和純文學為坐標進行的文學史書寫。實際上，在夏志清的自我表白中顯示出該書的研究立場：“有些工作應屬于文學史家的職責，照理應承擔，但由于我關心的基本任務，是對此一時期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進行批評地審視，而非文史的報告……因而，我并沒有在小說的現代試驗與本土傳統之間的關系作系統的研究；因而，雖然曾就西方文學對中國現代小說的影響發表若干意見，卻沒有對這種影響作過任何系統的研究。不錯，我曾用比較的方式列舉了不少西方的作品，但那主要是為了有助于更精確地闡釋討論中的作品，而不是企圖論證其淵源與影響……我也未曾把中國小說家慣用的技巧作廣泛的比較研究，雖然，這類研究……對于評價上會有一定的價值……(我的)首要任務在于區分與評價。”B20顯然這一批評立場，與國內現代文學研究一直希求的能夠與文學的意識形態標準相抗衡的純文學主張之間，存在著理論上的同源性，但是也因為其對純文學的強調放棄了歷史主義的眼光而存在著某些“可疑”。

“一切批評總是或多或少以敏感的方式屬于一個總體的世界觀。在一個特定的時代里，在一種特定的社會制度下，批評家用一個民族的語言表達在這個時代和這種制度下的一個民族的思想觀點。這就在使他說的話變得偉大的同時勾勒出他的局限。”B21路易?阿拉貢的這段話同樣適用于夏志清。盡管王德威在評價《中國現代小說史》時說：“這位羈留海外多年的游子，要在彼岸用另一種方式返觀與探究文學、歷史與國家的命運”，該書“更象征了世變之下，一個知識分子所作的現實決定既然離家去國，他在異鄉反而成為自己國家文化的代言人，并為母國文化添加了一層世界向度”B22。但是這種解釋在葉維廉看來并不是很有說服力的：“這些中國作家所關心的時代與個人問題與西方作家所關心的迥然不同，而夏志清實在是要求我們戴上西方作家的濾色鏡來閱讀他們的作品，凡是熟識這些中國作家的歷史發展的人都會發現，在一部作品中出現有關中西方作家美學的匯通，其形成的過程遠比上述浮光掠影式的暗示和意見要復雜得多。”B23盡管這種評價體系顯示出夏志清小說史的“個人化”特征，但是我們仍然無法回避，《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全新視野和迥異評價標準帶給80年代文學史重寫工作的震撼和啟示。

二 漢學研究的內部差異性：對《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再評價

盡管《中國現代小說史》得到了海外漢學界的高度認同和推廣，甚至被錢鐘書譽為“文筆之雅，識力之定，迥異點鬼簿、戶口冊之論，足以開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傳世”。但在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w Prusek )這里，卻受到了強烈質疑。作為捷克學者，普實克從30年代起便以研究中國文學為事業，1961年，普實克發表長文《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根本問題》B24，文中表示“我素來反對以武斷的偏執和無視人的尊嚴的態度進行學術討論，因此，對于夏志清此書中所存在的這些傾向，我必須首先澄清我的立場。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對這本書中值得認真研究的部分給予客觀的評論”。普實克指責夏志清為有嚴重政治偏見的主觀批評家，缺少任何國家的國民所必須有的思想感情，不了解文學的社會功能，漠視文學與歷史、政治的緊密關聯，也忽略了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所應遵循的科學而客觀的方針。觀點的分歧和爭論的激烈顯示出兩人立場上的巨大差異，因此普實克對夏志清小說史的批評在某種程度上就形成了文藝社會學與新批評兩種學術方法的一場對話。

在針對夏志清研究的重評中，普實克首先從研究者的身份、立場入手強調在文學史研究中克服研究者自身主觀性的重要意義：“任何一位學者和科學家的觀點和方法都部分地取決于一些主觀因素，例如他的社會，他所生活的時代，等等。” “然而，如果一位研究人員不是旨在發現客觀真理，不去努力克服自己的個人傾向性和偏見，反而利用科學工作之機放縱這種偏狹，那么所有科學研究都將是毫無意義的。如果一部著作是為更大范圍的讀者所寫，并涉及一個讀者對其不能自己作出判斷的問題，特別是當這一問題是讀者可能以片面方法來理解時，對客觀性的要求便更為重要，該作者的責任也更加重大。毫無疑問，研究中國現代及最近的文學需要一種特殊程度的客觀性，因為包括專業漢學家在內絕大多數讀者不能獨立矯正作者的觀點，因為他們所涉及的問題不具備足夠的知識，而且同評論英國、法國、或者俄國文學比起來，在評論中國現代文學中，作者由于個人偏見而使觀點帶有傾向性、甚至歪曲事實的危險要大得多。”然后據此出發，普實克重點考察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文學史判斷對這一原則的體現，在閱讀原作的過程中，普實克首先指出夏志清在針對他人研究的評價中顯示出對這種客觀性原則的認同——“我們現在討論的這本書的作者承認對客觀性提出要求的，但卻僅僅是對其他作者，而不適用于本人。例如，他對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天主教作家們同他自己的觀點不一致而進行了非難”B25。繼而，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不幸的是，正如我們將以一系列實例來證明，夏志清此書的絕大部分內容恰恰是滿足外在的政治標準”，從而由文學評價的雙重標準嫌疑入手，質疑夏志清文學史研究的客觀和公正——“只要讀一下此書的章節標題，什么‘左翼和共和派’‘共產主義小說’‘遵從’‘違抗’‘成就’等等，就足以看出，夏志清小說用以評價和劃分作者的標準首先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基于藝術標準”。為了證明自己的判斷，普實克引用了夏志清的原文： “在對中國現代小說的研究中，我主要是以對文學價值的考慮為基礎……那些我對其表示了肯定或贊賞的作家的技巧、觀點和想象與其他同期作家的并無差異，但由于他們的天賦和誠實，他們抵制了，并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情況下轉化了那些淺薄的改良派和宣傳分子的力量，從而形成一種傳統，其文學特征不同于主要由左翼構成的傳統。”

在普實克看來，這段話便是夏志清混淆文藝標準和政治標準的實證，認為夏志清在進行文學史判斷時以作家的政治身份為準繩首先進行政治意義上的鑒別，其次才是文學意義上的評價，“夏志清在評述各位左翼作家方面的干勁同他在涉及愛國主義問題時所表現的近乎不嚴肅的敷衍形成一種不可思議的對照”，“使我們更為驚訝的是他的評論在語氣上的不一致。談到左翼作家時他頗帶嘲諷或至少是相當冷淡的，而對于那些不同情左派運動的作家，他卻毫不吝惜地使用了最美好的詞藻”。文學史家的評價口徑和尺度差異巨大，普實克認為原因在于夏志清評價文學現象時秉持政治上的雙重標準。而這種雙重標準直接體現在小說史寫作中的表現就是：小說史憑借李維斯“偉大的傳統”所提供的道德維度和形式主義文本分析的純文學研究視角，梳理出“諷刺的人道的寫實主義”的小說傳統與“宣傳的”、“迷信理想”的小說傳統，但是這種兩個小說傳統相互斗爭的敘述方式在材料的取舍和篇幅的分配中顯示出小說史并非客觀的敘述，而是在其中寄寓了相當強烈的價值判斷。普實克做了如下梳理：

實際上，普實克評價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思路完全可以用列寧的話來概括：“為了解決社會科學問題，為了真正獲得正確處理這個問題的本領而不被一大堆細節或各種爭執意見所迷惑，為了用科學眼光觀察這個問題，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并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B26

因為上述思考方向的相悖，夏志清和普實克在研究中都注意茅盾和老舍的差異——即茅盾更加關注時代風云，社會運動和變遷，個人命運只有和時代社會變遷相關時，才會被注意，而老舍則更關心個人的命運，雖然也會從個人的命運中透露時代問題。他們對兩位作家的特征和意義的認識完全一致，卻做出了相反的文學史判斷：夏志清推崇老舍而抑茅盾，而普實克則認為茅盾比老舍的價值高得多。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將茅盾和老舍進行了對讀：“老舍和茅盾……在很多方面都形成一種有趣的對照。茅盾使用華麗的文學詞藻，而老舍至多是采用一種純粹的北京土話。用歷來對南北方兩地文學的不同感受來衡量，我們或許可以說老舍代表著北方，注重個人，直率幽默；而茅盾則代表轉為女性的南方，浪漫，多情，憂郁。茅盾由于他的一系列女主人公而著稱；老舍的主角們卻幾乎永遠是男人，而且只要有可能，他就能回避浪漫的題材。茅盾記錄的是女性對中國當時歷史動亂的被動反響；老舍則對個人命運比社會力量更加關注，因而他是行動上表現他的主人公。”認為《駱駝祥子》是 “中日戰爭前夕寫的，可以說是那時候為止的最佳現代小說”。

對于夏志清對老舍和茅盾的比較，普實克發出了相反的聲音。他同意老舍的確是夏志清所說的那樣對“個人命運和社會力量”更為關注，但認為“茅盾和老舍之間的主要區別必須從其他方面來找，茅盾旨在概括中國在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問題，個別人物的奇異命運只有在服務于表現社會問題的范圍內才使他感興趣。為了更加透徹地揭示那些社會勢力的作用，茅盾經常描寫他們摧殘的人的遭遇，徒勞地試圖對這種現象進行反抗。因此，茅盾的特點不是所謂‘記錄女性對中國當時歷史動亂的被動反響’，而是一種為正確和令人信服地描寫中國社會問題而精心設計的方法，我們實際上可以稱之為科學的方法”。而且普實克強調茅盾把文學視為政治斗爭中的一件重要武器，為了表現當時社會現狀不能令人容忍的性質，他選擇婦女來充當他小說中的主要角色，因為在那個特定的社會背景下，她們的遭遇通常要比男人的更為殘酷，茅盾的主人公們在任何方面都不比老舍的主角們缺乏活力。因此夏志清認為“轉為女性的南方，浪漫，多情，憂郁”的理論是毫無根據的。立足于上述考察和比較，普實克斷定《中國現代小說史》脫離了中國現代文藝復興的整個社會歷史背景與復雜過程，沒有考慮到這場運動中中國人民肩負的歷史使命、文學使命，也沒有將中國現代小說與傳統小說及當時世界文學的“關系”做科學的考察與比較，同時忽略了歐洲漢學家們的研究成果，而試圖以“沒有偏見的寓意探索”為出發點，對文學做出了帶有強烈政治和文學偏見的主觀評論，并且導致了對該書整體格局的質疑：“這些數字本身證明夏志清的書中缺少平衡”，“這是一部不科學、不嚴謹的文學史著作”。B27這種對文學與社會生活關系的認識差異導致的對對方學術研究結論的質疑，顯示出普實克與夏志清知識背景和理論立場的巨大差異。

誠如雷?韋勒克所言，“在文學史中，簡直就沒有完全屬于中性‘事實’的材料。材料的取舍，更顯示對價值的判斷；初步簡單地從一般著作中選出文學作品，分配不同的篇幅去討論這個或那個作家，都是一種取舍與判斷。甚至在確定一個年份或一個書名時都表現了某種已經形成的判斷，這就是在千百萬本書或事件之中何以要選取這一本書或這一個事件來論述的判斷”B28。因此陳平原就這場因文學史描述引起的激烈爭論作了中肯分析，他認為除了政治傾向和文學觀念的差異外，就是雙方對小說史體例的看法相去甚遠。“夏志清受新批評派影響，注重作品本文閱讀，堅信文學史家首要的工作是優美作品之發現與評審，故在體例設計中更多考慮‘哪幾位作家值得專章討論’。普實克則有馬克思主義理論背景，傾向于把文學的本文置于它們所產生的時代，將‘文學現象正確地同當時的歷史客觀相聯系，以便在更廣泛的文化氛圍中理解文學的變遷’。因此普實克批評夏志清的小說史缺乏‘系統和科學的研究’，滿足于‘運用文學批評家的做法’，是作品論而不是文學史。”這樣的評述解釋了在“新批評”和“社會歷史批評”兩種視野的觀照下，夏志清和普實克在作品審美判斷可能一樣的前提下會做出截然相反的文學史判斷的原因，因此葉維廉又把這場知識話語和文學史意識的交鋒稱為“歷史方法和超歷史方法的論爭”B29。

三 文學史觀念的意識形態性

作為新的文學史書寫范式的象征，夏志清在“新批評”理論的規范和訓練下形成的“文學”理解為重寫文學史展示了新的標準——審美主義和“純文學”，而夏志清與普實克之間的巨大分歧也顯示出當時的文學研究無法回避的意識形態語境，即冷戰氛圍顯示出構造“文學/政治”二元結構的歷史語境，兩者分別接受了不同的學術資源和理論支持，他們之間歷史方法與超歷史方法，社會批評與新批評，外與內之間的觀點差異從側面驗證了佛克馬和蟻布思的觀點：“我們到目前為止一直在談論文學經典。認為它們是精選出來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價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為文學批評提供參照系的作用”，但“這個定義有一個缺陷，即它是被動地被建構起來的，對于什么機構做出的選擇和價值判斷，或者是誰指定的作為學校讀物的作品則只字未提。這種定義遺留下了‘誰的經典’這個未被回答的問題。或許這種開放式結局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誰維護著何種經典的問題是必須要在具體情況下進行研究的。”B30

文學史研究總是在一定的意識形態語境下進行的，而經典指認作為文學史的重要任務也不可避免地呈現出政治性指向。因此，經典序列的更迭以及文學史重寫也通常是在與意識形態密切相關的特殊氛圍中實現“破舊立新”。劉再復在提出“主體論”理論時說過：“我們解放后已經形成的文學研究成果，特別是文學史和文學概論著作，已經形成兩個參照系統：一是政治斗爭編年史的參照系統；二是作家政治履歷參照系統。在這兩個參照系統的制約下，我們才進入作品的評價。這樣，對作品的評價和作家在整個文學史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被這兩個參照系統所決定……把文學史變成政治斗爭史的文學版，文學變成政治母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政治與文學的關系變成一種線性因果關系。”B3180年代的文化界，伴隨著整個社會的“現代化”思路，文學研究的現代化也隨著海外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引入而展開。在努力擺脫“工具論”的影響、努力實現文學獨立性的前提下，新批評的“內部研究”和“純文學”理念支持了新時期文學重評的去政治化愿望。然而“當界限是用來指導學科規訓的執業者時，分門劃界就決定要包括哪些方法和理論，哪些要排除，哪些可以引進”B32， “新批評”理論作為提供“純文學”系統的知識表述，理論上顯示出文學研究努力實現的去意識形態目標，卻在文學“內部”“外部”的嚴格規劃中客觀呈現出某種權力的特征。因此盡管夏志清對現代小說的歷史講述并沒有對學科的規劃整體框架和脈絡進行全面顛覆，但是講述中被引進的“新批評”這種理論方法就成為分門劃界的一種權力手段。而“80年代，整個中國知識界都在尋找新的理論和學術話語，希望從舊的準社會學式的思想方法和話語結構中突圍出去。當時的文學、藝術批評是最活躍的領域之一，像一個大的理論試驗場，許多理論都被挪用到文學批評中來”B33。韋勒克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也在這一背景下，被作為文學理論的“圣經”譯介到中國并且發生了覆蓋性的影響，《文學理論》所提出的有關“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剖析被學界迅速接受。此書的譯者在2005年重印本前言中寫道：“1984年，我們翻譯的《文學理論》由三聯書店出版，在國內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此書連續印刷兩次，發行數萬冊(第一次印刷34000冊，第二次44000冊)，使許多文人學者了解了他們的理論。從那時至今的20年間，《文學理論》被許多高校的中文系用作教科書，還被教育部列入中文系學生閱讀的100本推薦書目中。”《文學理論》所以廣受歡迎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將文學研究區分為“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核心觀點，與當時 “去意識形態”化的歷史訴求一拍即合，不僅認為“文學研究應該絕對是‘文學的’，”而且提出“文學并不能代替社會學或政治學，文學有它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這種關于文學“內部研究”“外部研究”的區分可以非常順利地過渡為“文學”“政治”的區別，并且“文學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發點是解釋和分析作品本身”，圍繞著文學作品劃定了一個封閉的界限，文學與作家傳記、創作心理學、社會、思想及其他藝術的關系的研究被視為“外部”的，也就是“非文學”的。新批評給予80年代的人文知識界新的表述方式，成為“文學回到自身”和“把文學史還給文學”的潮流中最重要的理論支撐之一。南帆準確地概括80年代“純文學”概念的涵義：“相對于古典現實主義的敘事成規，相對于再現社會、歷史畫卷的傳統，特別是相對于五六十年代的‘戰歌’和‘頌歌’傳統，人們提出了另一種文學理想。人們設想存在另一種‘純粹’的文學，這種文學更加關注語言與形式自身的意義，更加關注人物的內心世界——因而也就更像真正的‘文學’。”B3480年代理論界重新啟用“純文學”作為理論支點，為當代文學傳統中的左翼文學、極左文學和“五四”新文學的評價突破提供了學理依據，在這種“新批評”被廣泛接受的背景下，二元對立的冷戰歷史結構如何使“新批評”具有了“純文學”的有效性，成為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特里?伊格爾頓曾直截了當地指出：“審美只不過是政治之無意識的代名詞：它只不過是社會和諧在我們的感覺上記錄自己、在我們的情感里留下印記的方式而已，美只是憑借肉體實施的政治秩序。”B35 因此唐弢發出“寫文學史，寫誰不寫誰，的確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啊”B36的慨嘆。 面對這一問題，新批評理論在形式主義分析中的純文學理念成功地將文學史書寫中“誰的經典”這樣一個社會學問題精簡為美學問題，為另一種文學史經典序列的構建提供相應的學理依據。而“新批評”的“內部”與“外部”概念，與二次大戰后整個世界政治文化格局中的“中國/西方”“內/外”“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形成了一種文學研究與文化語境之間的高度契合和遙相呼應。在當代文學開端的歷史描述中，“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戰爭局面的結束”，“盡管在臺灣海峽兩岸還對峙著兩個政治敵對的政權”，“盡管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長期處于冷戰的威脅之下，一度還卷入了鄰國的軍事沖突”（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這表明對立成為當代文學重要的發生背景，在與戰爭相關的“文化氛圍的制約下”形成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更成為當代文學生成中的“戰爭文化規范”B37的核心。而這種二元對立的戰爭文化心理與冷戰歷史的基本結構，即非此即彼的歷史邏輯，和“敵/友”、“內部”與“外部”的嚴格切分完全是同源而生的相似產物，“新批評”理論在這種冷戰文化背景下解決了文學與政治之間的曖昧關系，以及文學研究的意識形態化帶來的合法性焦慮，為文學的所謂“純態講述”提供著如何劃定文學“內部”和“外部”的專業化知識表述。

冷戰歷史形成的“文學/政治”的二元結構與“新批評”互相印證，因此夏志清完成的“新批評”支撐下的純文學研究，與同一時間中國大陸民族國家框架下的現代文學史形象，是一種在冷戰歷史格局下的貌似不同實則血緣相近的文學歷史講述，構成了一組文學史書寫的二元對立。劉再復在其撰寫的《評張愛玲的小說與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文中，對這一背景下夏志清小說史的純文學策略進行了質疑，批評其小說史的整體框架，指出共產作家與非共產作家的分野和對立，對“非共產作家”大力推崇，多有溢美之詞，而對“共產作家”則用非文學評論語言進行嘲弄，以致產生離開文學的事實，完全用政治批評取代文學批評。這種偏見，是20世紀兩極對立冷戰思維方式在文學研究中的投影，也是中國國共兩黨政治斗爭、黨派斗爭的烙印，可說是特定時代的風氣。如果說，那個年代大陸的現代小說史教科書太政治意識形態化，以致掩埋了非左翼陣營的張愛玲、沈從文、錢鐘書等作家，那么夏志清先生則從另一個方向也同樣政治意識形態化，以致從另一個方向掩埋了那些左翼作家，因此，魯迅、丁玲、趙樹理等就變成夏先生掩埋的對象。“把被歷史掩埋的張愛玲、沈從文等拖出地表，這是對的，而著意把魯迅、丁玲、趙樹理等埋入歷史，則不對”，所以“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和六、七十年代大陸的泛政治的小說史教科書對現代作家的價值估量盡管完全不同，但思維方式和批評尺度(包括批評態度)卻有共同點，這就是都無法擺脫冷戰意識形態在文學史寫作上的牽制和主宰‘審美法庭’的背后都是‘政治法庭’，或者說，文學批評的深層是政治批評。這是當時兩岸文壇共犯的時代病”。B38

海外漢學研究在文學史寫作過程中出現的話語交鋒，將文學研究中無法回避的意識形態考驗具象化，80年代中期，文學重評醞釀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新文學整體觀”等諸多文學史概念，試圖依靠對革命史觀的反撥來完成對“純文學”的想象。實際上，這些文學史概念是以“回歸五四”的“新啟蒙主義”為背景，依靠斷裂文學史觀和文學生產體制，以“現代化”為核心的新的話語權力的重構，因此呈現出新的“一體化”意識形態對舊的“一體化”意識形態的替換，從而與現代民族國家建構和80年代主流政治話語之間形成一種事實上的共謀關系。而這種在去意識形態的出發點上展開的意識形態化的文學史研究，也從側面再次驗證了福柯的說法：“哲學家，甚至知識分子總是努力劃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把象征真理和自由的知識領域與權力運作的領域分割開來，以此確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驚訝地發現，在人文學科里，所有門類的知識的發展都與權力的實施密不可分。當然，你總是能發現某些獨立于權力之外的心理學理論或社會學理論。但是，總的來說，當社會變成科學研究的對象，人類行為變成供人分析和解決的問題，我認為，這一切都與權力的機制有關……所以，人文學科是伴隨著權力的機制一道產生的。”B39

注釋：

①施蟄存：《“文學史不需‘重寫’”》，見《施蟄存七十年文選》， 引自http://www.millionbook.com/xd/s/shizhecun/szcw/107.htm

②吳曉東：《小說史理念的內在視景——評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圖書評論》2006年第3期。

③B20［美］David T.Roy，載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作者中譯本序》，劉紹銘等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原載波士頓1961年4月13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第3頁，第3頁。

④［美］Perry Link(普林斯頓大學)，載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作者中譯本序》，劉紹銘等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封底。

⑤B22王德威：《重讀夏志清教授〈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本第三版導言》，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第5頁。

⑥曠新年：《重寫文學史的終結》，載《南方文壇》2003年第1期。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構成了大陸80年代以來“重寫文學史”最重要的動力，它不僅有力地推動了大陸的‘重寫文學史’運動，同時在“重寫文學史”的實踐上具有明顯的規范意義。在某種意義上，它意味著當代文學史典范的變革。

⑦⑨B38劉再復：《張愛玲的小說與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再讀張愛玲》，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32頁，第32頁，第33頁。

⑧鄭樹森：《夏公與張學》，《再讀張愛玲》，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

⑩龔鵬程：《小說的道路——論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陳義芝編《臺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頁。

B11王海龍：《西方漢學與中國批評方式》，《揚州大學學報》1998年第5期。

B12丁爾綱：《評夏志清著〈中國現代小說史〉》，《魯迅研究月刊》1983年第7期。

B13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頁。

B14［德］漢斯?羅伯特?耀斯：《審美經驗與文學解釋學?作者中文版前言》，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頁。

B15劉紹銘主編《 再讀張愛玲》，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B16見夏志清“中譯本序”，《中國現代小說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頁。

B17［法］保羅?梵?第根：《比較文學》，轉引自《文學社會學》，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03頁。

B18李維斯認為偉大的作家應該不僅是形式、手法和技巧上的創造性天才，更對道德關系和人性意識有著嚴肅的關懷，篩選出的真正的大家包括簡?奧斯汀、艾略特、詹姆斯、康拉德、D. H.勞倫斯，建構出英國小說的“偉大的傳統”——一個一以貫之的、容納“偉大經典”的文學脈絡。

B19轉引自陶東風《文學史哲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5 頁。

B21［法］路易?阿拉貢:《論無邊的現實主義?序言》，見羅杰?加洛蒂《論無邊的現實主義》，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

B23B29葉維廉：《歷史整體性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省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8年第3期。

B24B27［捷］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根本問題》，《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李燕喬等譯，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第211頁，第211頁。

B25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496頁。夏志清原文如下：“一部文學史要有價值就必須是一種辨別”的嘗試，而不是為了滿足外在政法和宗教標準而進行的帶偏見的概述。

B26［前蘇聯］列寧：《論國家》，《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44頁.。

B28［美］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2頁。

B30［荷蘭］佛克馬、蟻布思 ：《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俞國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頁。

B31劉再復：《文學研究應以人為思維中心》，《文匯報》1985年7月8日。

B32［美］華勒斯坦等著、劉健芝等編譯《學科?知識?權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22頁。

B33戴錦華：《猶在鏡中——戴錦華訪談錄》，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B34南帆：《空洞的理念》，《上海文學》2001年第6期。

B35［英］特里?伊格爾頓：《文學原理引論》，劉峰等譯，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年版，第 87頁。

B36唐弢：《關于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編《現代文學論爭》，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頁。

B37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頁。

B39［法］福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嚴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