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處】文藝報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號】20051025

【原刊頁號】④

【分 類 號】J3

【分 類 名】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

【復印期號】200601

【作 者】陳思和

【摘 要 題】紀念巴金

【正 文】

幾年前，我曾應一家雜志之約寫過一篇《巴金的意義》，試圖從中國知識分子的角度來探討巴金先生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本文將換一個角度，從文學史的范圍來繼續探討這一問題。但這是一個比較難以把握的問題，因為巴金先生從未以一個作家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相反，他從青年時代開始就以社會革命家的事跡作為自己努力的目標，直到耄耋之年，依然認為自己的所有文學創作只是一種與讀者、與世界進行交流的特殊方法，文學并不是他的主要的職業。他自稱是個“業余”作家，希望自己能在文學以外對社會多作貢獻。那么，巴金在文學史上究竟有沒有意義呢？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來認識巴金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與貢獻？關于這個問題學術界是有所爭論的。我注意到，隨著巴金先生以百歲高齡辭世，很多媒體對此作采訪時，仍然是以“巴金先生的文學史地位”為主要話題，仿佛這一話題并沒有得到解決。本文從魯迅與巴金的精神傳承關系的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這僅僅是討論巴金先生與現代文學史的意義的一個側面，因此并不是全部，而且也不涉及巴金先生的文學創作在美學上的貢獻。我希望通過我的理解和表達，引起研究者對這個問題的進一步探討。

我曾經在《人格的發展——巴金傳》里說過，巴金先生從1929年發表《滅亡》起走上文壇，很快就成為一個深受讀者喜愛的暢銷作家，但是他并沒有以此為幸，反而深以為痛苦，時時有生命浪費之感。從1929年起的五六年時間，既是他的創作高潮期，同時又是他的精神危機期。這期間他幾乎居無定所，四處漂泊，流浪在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之間，直到193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他的朋友們邀他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他才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民間知識分子崗位，也找到了自己在文壇上所建立的積極的價值取向。因此，我們說巴金先生主要貢獻于文學的，除了他的幾百萬字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外，還有他所確立的文學崗位，他曾經作為一位卓越的文學編輯，團結和凝聚了一大批青年作家，把他們的作品推薦給讀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于巴金人生道路的意義，還不僅僅是讓他發現了適合于自己的工作崗位，更重要的是以此為契機，他與魯迅發生了聯系，成為魯迅旗幟下的文學新生代中的一員。我經常讀到有關魯迅的晚年處境孤立的說法，為了突出魯迅晚年的悲壯，許多學者把魯迅描寫成一個四處樹敵、心境凄涼的孤獨老人。其實這是錯看了魯迅，也不理解魯迅所具有的真正的知識分子素質。魯迅從來就不是一個習慣于孤軍奮戰的獨行俠，他在反抗黑暗環境的一生中，始終在尋找自己的同盟軍。他的一生是尋找結盟的一生：早年投身于辛亥革命，中年加盟于《新青年》，后來又南下廣州參加國民革命，最后又擔當起左翼作家聯盟的盟主責任，成為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幟。魯迅總是尋找到社會上最有活力、最有革命性的力量，盡管他本人的思想之前衛可能已經超越了那些思潮，但他仍然愿意與它們建立統一戰線，結為盟友，共同擔負起戰斗的責任。但是在魯迅的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時間里，就是在他與周揚等人發生了激烈沖突，左聯也瀕于解散（不久真的解散了）之際，也就是在他為了對付同一陣營里的冷箭決定“橫站”的時候，他發現了身邊活躍著一批值得信任的文學青年。這批青年中有胡風、聶紺弩、蕭軍、蕭紅、葉紫等左翼青年作家，有來自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和吳朗西，有幫助他編輯《譯文》的黃源，有先編《自由談》后編《中流》的黎烈文，有主持良友圖書公司的文學出版的趙家璧，有編輯《作家》雜志的孟十還，等等。而在這批青年中間，最有活動能量并能夠團結人的是胡風和巴金，當時因為巴金的關系使一批自由主義作家如章靳以（主編《文季月刊》）、蕭乾（編輯《大公報·文藝副刊》）等也間接地圍繞在魯迅的周圍。我把這批青年作家和青年編輯稱為當時的“文學新生代”。他們年紀相仿，都充滿了熱情和理想，他們的政治態度也相仿，對當時的黑暗環境具有強烈的反抗意識，他們中少數是左聯成員，更多的是站在比較激進的自由主義立場上，也有的是被左聯關門主義的錯誤路線排擠在外，更有像蕭紅那樣沒有參加左聯，但自覺追隨魯迅的青年，他們幾乎都是從各地流浪到上海，聚集在一起，從事喜歡的文學事業。他們身上并沒有一般流浪知識分子常見的毛病，如浪漫成性、偏激好斗、狂妄自大、不負責任、喜歡窩里斗等等，而是對文學充滿信心，認真向上，真誠待人，對魯迅先生都滿懷著自覺的敬意，愿為先生做任何事情。一般學者對此的解釋，常常是偏重魯迅對青年人的呵護和支持的一面，這當然是不錯的，但似乎還可以進一步討論，任何關系的合作都是雙向的，當魯迅對那些青年人滿腔熱情地給以支持時，他也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一種左聯“元帥”們所不具備的信任感和希望所在。所以當時有個日本人問魯迅為什么要與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巴金合作時，魯迅用很贊揚的口氣說，巴金做事認真。魯迅識人是從其具體的行為著眼的。

巴金就這樣成為魯迅旗幟下的文學新生代的一員。從文學史的角度似乎還很難為這個既非社團又非組織的作家編輯群體命名，但這批青年是當時上海文壇上最活躍的力量，又掌握著各種生機勃勃的現代傳播媒體——刊物和出版社（所以當時魯迅的聲音可以在幾家刊物上同時發出，足以振聾發聵），正能夠發揮積極而健康的作用。魯迅把他們團結在身邊，支持他們的各種文學出版活動，也獲得了青年們的尊敬。就這樣，在克服黨派與宗派的爭斗，超越流派與社團的局限，獨立于官方和左翼宗派勢力之外，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新的力量。這是魯迅在其生命的最后時刻又一次展示出極有光彩的一頁。如果魯迅不是因為肺結核過早去世的話，以他為旗幟的這股新生力量在未來文壇上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這一點，作為當時地下黨的負責人馮雪峰已經意識到了。當左聯解散、魯迅拒絕參加周揚搞的中國文藝家協會時，這批文學新生代也都拒絕參加，而且還特意發表了一個《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雙方對陣的架勢也已經擺開了，馮雪峰立刻囑咐茅盾兩邊的活動都要參加，這顯然是有著明確的統戰觀念在里面。但由于魯迅突然去世，這一文學新生代的積極能量并沒有完全爆發出來。他們最后一次集中的能量爆發是在魯迅的追悼活動中，真是有聲有色，負責護送靈柩的正是這批傾心于先生的青年人。這以后，抗戰的炮聲催促他們各奔東西，各自經歷了命運的考驗。但魯迅的精神傳統也在他們這一代人的文學活動中繼續體現出來——我覺得，最有代表性的仍然是胡風和巴金，一個創辦《七月》、《希望》，于特立獨行中團結和培養了一批優秀的青年作家和詩人，而另一個則以文化生活出版社為崗位，團結和培養了一大批才華橫溢的文學新人。所以他們兩人在上世紀40年代以后的文學領域所發揮的作用，顯然都超過了他們個人的創作的意義，用今天的時髦話來說，即是文學團隊的領軍人物。

如果我們脫離了具體的歷史環境，孤立地比較魯迅與巴金兩人的言論及其表述方式，那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很容易淹沒一切本來更加值得注意的相似性。但如果深入到兩者關系的發生及演變的全過程去看，他們之間的繼承和聯系則是相當深刻的。巴金對魯迅的認識有過一個質的變化。在193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創辦以前，巴金與魯迅沒有實質性的接觸，他雖然早在20年代就讀過魯迅的書，雖然后來他們同樣生活在上海這個城市里，但由于生活圈子的不同，好像彼此之間沒有什么來往的機會。巴金的《家》可以說是對舊式家庭“禮教吃人”的生動演繹，但在作為首創這個觀念的《狂人日記》里，魯迅所要表達的人的自我批判的徹底性及其對自身的懺悔的深刻度，在十多年以后才產生的《家》里并沒有得到全面體現，如果說《家》是《狂人日記》的精神血脈的繼承者，它也只是繼承了其揭露家庭制度弊病的部分。30年代前期，巴金是一個站在無政府主義立場上的激進的反抗者，基本上與文壇主流不直接發生關系，那時他與魯迅的精神傳統，從理性到方式上都還有很大距離。但是在巴金親炙于晚年魯迅的人格精神、并具體地在魯迅身邊工作以后，情況就不同了。巴金的行為方式發生了變化，他與文壇的疏離感很快消失，而且漸漸卷入了文壇的沖突和社會的運動。魯迅晚年與周揚的兩次大沖突，一次是“兩個口號”之爭，引起爭議的是胡風的一篇文章（當然背后還有馮雪峰和魯迅）；還有一次是《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的發布，而起草者正是巴金和黎烈文。這是巴金主動請纓捉筆的結果。所以徐懋庸寫給魯迅的那封雄赳赳的信里把胡風、巴金、黃源三人列入主要攻擊對手不是無的放矢。魯迅撒手西去，配合魯迅編輯《譯文叢書》的黃源不久也離開上海去了蘇北戰區，而巴金則堅持編輯出版《譯文叢書》，推出了50多種世界名著，把魯迅生前規劃的工作計劃一直堅持到50年代初。抗戰爆發后，《文學》、《譯文》、《中流》、《文叢》四家雜志聯合組成戰時刊物《吶喊》（后更名《烽火》）宣傳抗戰，之所以取名《吶喊》也是有繼承魯迅的意思，這家刊物列名主編為茅盾和巴金，但自始至終的編輯工作都是巴金一人在承擔。在這個民間的工作崗位上，巴金一直默默承擔了文學薪傳的工作，他所發揮的作用是相當全面的，不僅僅以創作傳播自己的影響，而且通過編輯出版工作、培養新人、團結作家、翻譯大量進步的思想讀物等來傳播和普及他的理想。許多文學青年都是在他的推薦下走上文壇，從而堅定了一生的文學道路。

我過去讀過一份蕭乾在“文革”中的檢討交代，這樣介紹當時活躍在上海的文學編輯圈的情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底子比不上開明，但能擁有新作家特別多，這樣使巴金在文藝界形成一個可觀的力量，實際上抗戰前巴金、靳以及我（指蕭乾本人——引者）三個人是形成一個小圈子。”這一說法至少反映了當時以這批年輕編輯為中心的新的文壇生力軍的產生，這是結合了京派和海派的文學中間力量而形成的一支新的文學青年隊伍。說他們的核心在抗戰前就是巴、靳、蕭三人未免有些夸大，但在抗戰以后的文學活動中，巴金在編輯工作中建立起來的威望是肯定的。50年代以后，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對巴金和老舍兩位非左翼作家的推崇，顯然不完全出自文學上的評價。在抗戰前，巴金和老舍與一般的非左翼作家沒有很大的區別，但在抗戰的文學實踐中就不一樣了：老舍整個地主持了文藝家抗敵協會的日常工作，是抗戰文學的一面旗幟；而巴金依然通過他的民間出版工作，把一大群青年作家團結在周圍，也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抗戰改變了文學史的原有格局，巴金從一個邊緣的自由撰稿人，通過民間出版工作的實踐，終于成為一個眾望所歸的文學領軍人物。

當然，巴金與他前輩之間的精神繼承關系，最重要的標記還是體現在他的創作。巴金在抗戰以后的創作從風格到內涵都發生了質的變化。抗戰以后的巴金在創作里再也沒有空洞地呼喊反抗和控訴黑暗，早期英雄主義風格和“眼淚文學”的煽情手法都消失了，彌漫于文字間的不僅是對小人物的深刻同情與關懷，也體現了他對人的復雜性的理解，人性的力量也增強了。以《憩園》為例，他本來要寫的主人公，是《激流三部曲》里的高克定之流，但他放棄了高家的故事改寫楊家的故事，在描寫放蕩地主楊夢癡的敗家故事時也飽含了對人物悲劇命運的挖掘，作家把批判的鋒芒不再簡單地集中在個別“壞人”身上，而是在所有的人物（包括憩園的新主人姚家，也包括作家自己）身上都挖掘出人性的缺陷，使批判的深度推進了。這是典型的魯迅的批判現實主義的創作特點。如果說《家》所描寫的“禮教吃人”，還僅僅是巴金對魯迅創作的稚嫩的回應，那么在他后期創作的《寒夜》里，他把魯迅在《傷逝》里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樣”的思考更加推進了一步。他把人性的善良和失敗、自私與怯懦完整地糅為一體，小說里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在“五四”新文學的鼓舞下走上理想主義道路的，這正是巴金所描寫的高覺慧、高淑英們讓人羨慕不已的反叛道路，但是這些反叛英雄們出走以后怎樣呢？作家再也不把杜大心一類的英雄作為他們的榜樣了，而是讓嚴酷的生活現實把他們困在貧窮和疾病中無以自拔，一步步地被逼向精神的崩潰和無謂的死亡。這里作家并沒有一味譴責主人公的自私和軟弱，卻是相濡以沫地把一點微弱同情和溫暖灑在他們寒冷的身上，顯現出人性的真正博大。我想，人是需要有溫暖來支撐其精神的，人不能完全沉浸在怨毒與黑暗之中，這是人之為人的基本要求，也是一個作家所應該給予這個社會和掙扎在這個社會中的讀者的。

縱觀巴金的文學創作道路，其前后期的美學風格和創作精神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而后期的幾部中長篇小說則真正代表了他的創作高峰。巴金最為成熟的風格和最有深度的創作，應推《憩園》和《寒夜》。這些作品是整個中國現代小說創作中能夠承傳魯迅精神的少數佳作之一。由于40年代文學的黃金時代非常短暫，以后迅速發展的中國政治局勢又是朝著另外一條道路在催迫文學的進步，所以這批光亮輝煌的創作一直沒有被人充分關注，這與魯迅的精神傳統面臨重新闡釋的政治大趨勢有關，決非巴金本人的能力所能挽回。但只有充分認識了巴金在抗戰后期的創作與魯迅精神的關系，我以為，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和評價巴金的文學創作以及文學活動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