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五四時期對翻譯文學價值的認識趨于全面，不僅把它當作張望異域世界的窗口，而且視之為思想啟蒙的載體、精神溝通的橋梁、救治傳統文學觀念弊病的良藥、新文學建設的范型與別致的審美對象；翻譯文學的選擇，既切合新文化運動的時代要求，又對新文學有所增益；文學翻譯是眾多流派的共同行動，取得了巨大成就；翻譯文學產生了積極的思想啟蒙效應，極大地拓展了中國文學的表現空間和藝術天地，促成了白話文學語體的成熟，培養了作家，也哺育了讀者，在諸多層面上參與了中國現代文學建構乃至歷史進程。

一 問題的提出

中國的翻譯文學，最早可以追溯至《左傳》等古典文獻里的零星記載。東漢開始的佛經翻譯，包含了豐富的文學內容，諸如《法華經》、《維摩詰經》、《盂蘭盆經》等堪稱佛教文學的代表作。近代翻譯文學開始把外國文學作為文學來翻譯，但是，存在著一些影響翻譯文學質量及其發展的問題，譬如：以“意譯”和譯述為主，其中根據譯者感情好惡、道德判斷及審美習慣而取舍、增添、發揮、誤譯、改譯、“中國化”（人名、地名、稱謂、典故等中國化，小說譯為章回體等）的現象相當嚴重；原著署名權沒有得到充分尊重，不少譯著不注明著者，或者有之但譯名混亂，還有一些譯著也不署譯者名①；譯作中只有少數用白話翻譯，大多數與代表性成果則為文言；各種文體不平衡，小說居多，而詩歌、散文較少，話劇更是寥寥可數。

五四時期，由于新文化啟蒙運動的強力推動，新文學開創基業的急切需求，以及新聞出版業與新式教育的迅速發展，翻譯文學呈現出波瀾壯闊的局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邁進了一個新紀元。譯者隊伍不斷擴大，發表陣地星羅棋布，讀者群遍布社會各個階層，翻譯文體漸趨豐富，白話翻譯升帳掛帥，翻譯批評相當活躍，翻譯質量有了飛躍性的進步，翻譯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學門類，堂而皇之地步入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殿堂。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文學史家意識到翻譯文學的重要性，把翻譯文學列入文學史框架，如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上海中華書局1929年4月）與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北平杰成印書局1933年9月），分別將“翻譯文學”列為第8章與第7章，田禽的《中國戲劇運動》（商務印書館1944年11月）第8章為“三十年來戲劇翻譯之比較”，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現代出版社1947年9月）也注意到抗戰時期翻譯界的“名著熱”現象。

然而，進入20世紀50年代以后，在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逐漸形成的過程中，翻譯文學卻反而受到不應有的冷落。截止目前，有220種以上的現代文學史著作，在通史性質的著作中，沒有一種為翻譯文學設立專章；有的著作只是把翻譯文學作為五四新文學的背景來看待，而當述及第二、三個十年時，就看不見翻譯文學的蹤影了；有的著作述及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梁實秋、卞之琳、周立波、穆旦等著譯均豐的作家時，對其翻譯只有寥寥幾筆，述及沈從文、丁玲、艾蕪、蕭軍、蕭紅、端木蕻良、路翎、賀敬之等作家時，對其所受翻譯的影響，也是一筆帶過，而沒有把翻譯文學的建樹及其影響放到文學史整體框架中來考察。饒有意味的是，十卷本《中華文學通史》②，魏晉南北朝文學與近代文學部分，分設“佛經翻譯”與“近代翻譯與翻譯文學”專章，而現當代文學部分，本來占有更為重要地位的翻譯文學，卻連專節也沒有。

翻譯文學為何受到冷落?究其原因，或許與翻譯文學研究較為繁難有關，它需要研究者最好要懂至少一門外語，要有寬廣的世界文學與文化視野。另外，大概也有學科劃分過細的緣故，現代文學界把翻譯文學讓給了比較文學界。后者對現代翻譯文學給予了相當的關注，80年代末以來陸續推出一些成果，譬如：陳玉剛主編的《中國翻譯文學史稿》（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9年），梳理了近代以來中國翻譯文學的歷史脈絡，介紹并評價了重要翻譯家與社團、刊物、出版社的建樹，注意到翻譯對文學創作的影響；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增訂版（副標題標明“‘五四'以前部分”，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年6月），對1917—1918年的翻譯稍有涉獵；謝天振、查明建主編的《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為第一本現代翻譯文學專史，既有歷史脈絡的勾勒，也有重要譯者與國別文學的翻譯情況；王向遠《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3月），王建開《五四以來我國英美文學譯介史（1919—1949）》（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等，也在國別文學翻譯研究上有所建樹。

現代文學界之所以忽略翻譯文學，深層原因至少有二：一是學科初創期，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誕生，政治上強調獨立自主，反封鎖的同時容易走向封閉保守，社會心態自豪之中不無自大，回首現代文學歷史，成績斐然，有意無意地回避外國文學的影響，忽略翻譯文學的價值。初創期的認知模式一旦形成，便沿襲為學科慣性，影響至今。二是翻譯文學的屬性問題一直是個懸案，外國文學界認為翻譯文學已經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外國文學，中國文學也從“血緣”上予以排斥，這樣就把翻譯文學推到邊緣化的位置。如果不是近年來交叉學科、邊緣學科得到鼓勵，前面列舉的現代翻譯文學研究成果也未必能夠出現。

翻譯文學的屬性到底怎樣，在理論層面姑且不論，就歷史層面而言，現代翻譯文學碩果累累、影響巨大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面對這樣的現象，文學史研究怎么能夠視而不見，或者拱手讓人呢?本文即以五四時期為例，論述翻譯文學在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 前驅者對翻譯價值的認識

較之近代，五四時期對翻譯文學有了更為全面、更為深刻的認識。沈雁冰把翻譯視之為當下最關系新文學

前途盛衰的一件事③。鄭振鐸對此論述更多，《翻譯與創作》中說：“翻譯者在一國的文學史變化更急驟的時代，常是一個最需要的人。”《俄國文學史中的翻譯家》再次強調指出：“就文學的本身講，翻譯家的責任也是非常重要的。無論在那一國的文學史上，沒有不顯出受別國文學的影響的痕跡的。而負這種介紹的責任的，卻是翻譯家。”他舉出威克立夫的《圣經》譯本被稱為“英國散文之父”，路德的《圣經》譯文是德國近代文學的基礎，俄國文學史上翻譯事業對于俄語的形成乃至俄國文學發展的作用，來說明翻譯家對于本國文學建設是如何的重要。他在《俄國的詩歌》中，又拿幾個以翻譯著稱的詩人為例，充分肯定“灌輸外國的文學入國中，使本國的文學，取材益宏，格式益精，其功正自不可沒”④。鄭振鐸多次說過翻譯之于創作不僅僅為“媒婆”而止，《翻譯與創作》中將其比作哺乳的“奶娘”，還稱之為開窗“引進戶外的日光和清氣和一切美麗的景色”。在新文學前驅者看來，通過翻譯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汲取營養滋補新文學。

一是文學觀念。傳統文學觀念中載道教化占有重要地位，新文學前驅者意識到，要想完成文學觀念的現代轉型，將家族主義、奴性主義等之“道”置換成人道主義、個性主義等現代之“道”，改變視文學為高興時的游戲與失意時的消遣的觀念，把文學看作一項表現人生、關乎人生的重要事業，并且真正把文學作為文學來看待，把握其基本特征與發展規律，必須大力譯介外國文學理論。

二是文藝思潮。胡愈之在《近代文學上的寫實主義》⑤中指出，“翻譯文藝，和本國文藝思潮的發展，關系最大”。“新興的象征主義神秘主義，和我國文藝思想，隔離尚遠，惟有寫實文學，可以救正從前形式文學，空想文學，‘非人'的文學的弊病。”五四時期認為引進寫實主義是當務之急，但對其他文藝思潮亦有汲取。

三是文體建設。新文學對于中國文學傳統無論情愿不情愿、自覺不自覺，都必然有所承傳，而對于外國文學卻是自覺地從語體到文體多有借鑒。這種借鑒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翻譯來實現的。胡適主張“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范”⑥。曾樸贊同“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養我們創造的源泉”⑦。沈雁冰也說，“若再就文學技術的主點而言，我又覺得當今之時，翻譯的重要實不亞于創作。西洋人研究文學技術所得的成績，我相信，我們都可以，或者一定要采用。采用別人的方法——技巧——和徒事仿效不同。我們用了別人的方法，加上自己的想象情緒……，結果可得自己的好的創作。在這意義上看來，翻譯就像是‘手段'，由這手段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自己的新文學”⑧。近代翻譯文學已經使國人初步見識到新穎的外國文學樣態及其所表現的異域風土人情，意識到文學也可以承載政治使命與科學啟蒙職責。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以后，對文學的思想啟蒙要求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但在一些人眼里，新文學盡可承擔啟蒙的重任，而翻譯文學則只是為創造中國新文學所做的準備；文學創作是終極目標，而文學翻譯則不過是權宜之計。這實際上輕視了翻譯的價值。時在日本的郭沫若，正處于創作熱情高漲期，加之年輕人的敏感，因為自己的創作在報上發表時被排在翻譯的下面，便發出了“覺得國內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處子；只注重翻譯，而不注重產生”的感慨。他認為，“翻譯事業于我國青黃不接的現代頗有急切之必要……不過只能作為一種附屬的事業，總不宜使其凌越創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⑨。十分看重翻譯的鄭振鐸，在題為《處女與媒婆》的短文中，對這種帶有一定傾向性的看法提出質疑，認為“他們都把翻譯的功用看差了。處女的應當尊重，是毫無疑義的。不過視翻譯的東西為媒婆，卻未免把翻譯看得太輕了。翻譯的性質，固然有些像媒婆。但翻譯的大功用卻不在此。……就文學的本身看，一種文學作品產生了，介紹來了，不僅是文學的花園，又開了一朵花：乃是人類的最高精神，又多一個慰藉與交通的光明的道路了。如果在現在沒有世界通用的文字的時候，沒有翻譯的人，那末除了原地方的人以外，這種作品的和融的光明，就不能照臨于別的地方了。所以翻譯一個文學作品，就如同創造了一個文學作品一樣：他們對于人們的最高精神上的作用是一樣的。”稍后，他又在《俄國文學史中的翻譯家》中指出：“翻譯家的功績的偉大決不下于創作家。他是人類的最高精神與情緒的交通者。”⑩在1922年8月11日《文學旬刊》上的《雜譚》中，他再一次說：“現在的介紹，最好是能有兩層的作用：（一）能改變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二）能引導中國人到現代的人生問題，與現代的思想相接觸。”

鄭振鐸一再強調翻譯文學對于精神建設的重要價值，這正體現出五四新文化啟蒙運動的時代特征。這種見解并非鄭振鐸的個人看法，而是新文學先驅者的共識。沈雁冰在《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中明確指出：“介紹西洋文學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紹他們的文學藝術來，一半也為的是欲介紹世界的現代思想——而且這應是更注意些的目的。”他在主持《小說月報》全面革新一年之際，回顧說：“我們一年來的努力較偏在于翻譯方面——就是介紹方面。時有讀者來信，說我們‘蔑視創作'；他們重視創作的心理，我個人非常欽佩，然其對于文學作品功用的觀察，則亦不敢茍同。”要追

尋永久的人性，溝通人間的心靈，提升人類的精神境界，并非一人乃至一國作家所能完成，在這個意義上，“翻譯文學作品和創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來有成熟的‘人的文學'之邦像現在的我國，翻譯尤為重要；否則，將以何者療救靈魂的貧乏，修補人性的缺陷呢?”11在《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目的——兼答郭沫若君》12中，他再次強調：“翻譯家若果深惡自身所居的社會的腐敗，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國文學作品來抗議，來刺激將死的人心，也是極應該而有益的事。”五四時期的翻譯實踐的確如此。魯迅翻譯武者小路實篤的《一個青年的夢》，就是想借此喚醒彼此隔膜、無端仇視的國民；翻譯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也并非想揭鄰人的缺失，來聊博國人的快意”，而是覺得“著者所指摘的微溫，中道，妥協，虛假，小氣，自大，保守等世態，簡直可以疑心是說著中國。尤其是凡事都做得不上不下，沒有底力；一切都要從靈向肉，度著幽魂生活這些話”。魯迅想借此讓“生在陳腐的古國的人們”意識到自身的腫痛，以便獲得割治腫痛的“痛快”，防止“幸存的古國，恃著固有而陳舊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終于要走到滅亡的路”13。五四時期的許多外國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夠進入譯者視野、通過翻譯而與廣大中國讀者見面，就是因為其中表現的個性主義、人道主義、民主、自由、平等、科學等現代觀念，正為新文化啟蒙運動所急需。翻譯在跨文化交流與現代啟蒙中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1年8月12日《京報》“青年之友”里有一篇文章說，“凡是翻譯的文學，只足供研究文學的人的研究資料而不能盡文學的真正任務——兒童文學尤其不是翻譯的文學所能充當”。當月20日，《時事新報?文學旬刊》第11號發表署名春的《兒童文學的翻譯問題》，對此質疑道：“翻譯不過是把文學作品的形式，變換一下，至于作品里所表現的思想情感，經過一度翻譯之后，是決不會全然消失的；便是作品里的情調，風格，韻律，要是譯得好，也往往能保存到八九分。那么翻譯出來的東西，為什么竟‘不能盡文學的真正任務'呢?難道神曲的英文譯本，浮斯德的法文譯本，罪與罰的德文譯本，都只是‘研究文學的人的研究資料'，不能算為一種文學作品嗎?”接著，作者以《一千零一夜》、安徒生童話、《魯濱遜漂流記》為例，說除了本民族能夠閱讀原本以外，全世界大多數兒童所讀的都是譯本，難道那些譯本都不能成立嗎?人類的思想感情有相通的地方，兒童尤其如此，兒童文學不應有國界的分別。中國的問題，不是翻譯過多了，而是嫌少，所以，他呼吁“為了我們的孩子，為了我們的文化前途”，應該多多翻譯西洋童話。文章雖然是從兒童文學切入，但觸及了對整個翻譯文學功能的認識。在新文學前驅者看來，翻譯文學可以作為創作的準備，也能夠充當認識外部世界的窗口與精神啟蒙的工具，但其功能決非僅僅如此而已：翻譯文學作為一種精神產品，具有超越地域和民族的人類普遍價值，作為一種文學作品，具有超越時空的審美魅力。

三 翻譯文學的選擇

五四時期以個性解放、思想革命為標志的新文化啟蒙思潮波瀾壯闊，因而表現個性解放、人性解放、女性解放、思想自由、社會批判的外國文學作品引起普遍共鳴，翻譯的數量最大。周作人在《〈點滴〉序》里說，這部集子所收譯作有一種共同的精神，“這便是人道主義的思想”14。考慮到周作人在《人的文學》里把人道主義界定為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那么，《點滴》的主旨就涉及了通常意義上的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豈止一部《點滴》，整個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都表現出這種傾向。“易卜生熱”、“泰戈爾熱”、“拜倫熱”與“俄羅斯文學熱”均源于此。兒童文學翻譯盛況空前，安徒生、格林、王爾德、小川未明等人的童話，拉封丹、萊辛、克雷洛夫等人的寓言，卡洛爾的《阿麗思漫游奇境記》、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記》、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等兒童文學名著等大批地譯介進來，也是因為由“人”的發現而意識到了“兒童”的獨特性。

鴉片戰爭以來愈益加重的民族危機，逐漸喚起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尤其是甲午戰爭敗于從前的學生日本手下，中國人在品嘗了巨大的恥辱之后對民族壓迫的話題分外敏感，開始注意到《黑奴吁天錄》這樣的反抗民族壓迫的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中國所參加的協約國的勝利告終，但并沒有改變中國飽受列強侵奪的地位，于是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而后又由一系列慘案激起“五卅運動”等反帝愛國運動。在這種背景下，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學得到了五四時期翻譯界的熱切關注。

周作人曾與魯迅一道通過《域外小說集》譯介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五四時期這方面的翻譯更多，譯有波蘭、南非、新希臘、猶太、保加利亞、芬蘭等弱小民族的作品。周作人對顯克微支十分推重，曾經譯過他的《炭畫》、《樂人揚珂》、《天使》、《燈臺守》、《酋長》等。不少譯壇健將都在弱小民族文學的翻譯方面投入精力。如沈雁冰就譯過愛爾蘭、猶太、烏克蘭、匈牙利、波蘭、捷克、克羅地亞、阿根廷、尼加拉瓜、亞美尼亞、保加利亞、巴西、土耳其、埃及、黎巴嫩、智利等國的作品。譯壇新人也不甘落后，王魯彥1926年出版了譯著《猶太小說集》，1928年又結集出版了《顯克微支小說

集》與所收多為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芬蘭等國作品的《世界短篇小說集》。

伴隨著新文學運動的發展，弱小民族文學的翻譯呈上升趨勢。1915年10月《新青年》第1卷第2號刊出泰戈爾的《贊歌》之后，隔了兩年多，自1918年6月第4卷第6號“易卜生號”起，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多了起來，所屬有印度、挪威、芬蘭、丹麥、波蘭、猶太、亞美尼亞、愛爾蘭等。《小說月報》全面改革以后，有意識加強弱小民族文學的譯介，沈雁冰在第12卷第6號《最后一頁》中表示：“我們從第七期起欲特別注意于被屈辱民族的新興文學和小民族的文學；每期至少有新猶太、波蘭、愛爾蘭、捷克斯拉夫等民族的文學譯品一篇，還擬多介紹他們的文學史實。”《小說月報》實踐了這一計劃，翻譯的作品來自波蘭、挪威、匈牙利、印度、猶太、亞美尼亞、阿富汗、捷克（波西米亞）、喬具亞（格魯吉亞）、新希臘、芬蘭、保加利亞、克羅地亞、塞爾維亞、烏克蘭、智利、巴西、安南（越南）等。1921年10月10日出刊的第12卷第10號特辟為“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集中推出一批成果，更是表現出新文學陣營的鮮明態度。這一期出版以后，在讀者中引起熱烈的反響。1921年11月9日《時事新報?學燈》發表署名C的《介紹小說月報〈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文章說：“人類本是絕對平等的。誰也不是誰的奴隸。一個民族壓伏在別一個民族的足下，實較勞動者壓伏于資本家的座下的境遇，尤為可悲。凡是聽他們的哀訴的，雖是極強暴的人，也要心肝為摧罷!何況我們也是屢受損害的民族呢?”“我們看見他們的精神的向上奮斗，與慷慨激昂的歌聲，覺得自己應該慚愧萬分!我們之受壓迫，也已甚了，但是精神的墮落依然，血和淚的文學猶絕對的不曾產生。”從中可以看出，五四時期大力譯介被損害民族的文學，實在是于我心有戚戚焉。愛爾蘭劇作家格雷戈里夫人致力于創建愛爾蘭民族戲劇，作品多有反抗外來統治、主張民族獨立的內涵。獨幕劇《月出》作于愛爾蘭爭取民族獨立運動中的1907年，寫一名當時隸屬于英國政府的愛爾蘭警官在碼頭識破扮作流浪藝人的越獄者（抵抗運動領導人）身份，抓捕越獄者的官方職責與民族同情心、民族獨立意志發生沖突，警官最后放棄了逮捕。這個劇本引起中國翻譯界與戲劇界的注意，五四時期有爽軒據此改編的《月出時》，收入凌夢痕編著《綠湖》第一集（民智書局1924年2月），后來又有黃藥眠譯本《月之初升》（上海文獻書房1929年5月）、陳鯉庭編譯、陳治策改編的《月亮上升》（北平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1935年5月）等版本問世。抗戰時期，舒強、何茵、呂復、王逸據此改編的《三江好》（武漢戰爭叢刊社1938年1月）廣為傳播，演出反響強烈15。一般認為五四新文學的主旨是反帝反封建，實際上，表現在創作方面主要是以個性解放、人性解放與女性解放來反抗封建禮教與專制社會，而翻譯則是反帝反封建并重，換言之，反帝的主旨主要體現在翻譯方面，即弱小民族文學的翻譯方面，借他人之酒杯澆我中華民族飽受壓迫與屈辱之塊壘。說翻譯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也是根據之一。

四 翻譯文學的成就

正是由于對翻譯文學的價值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認識，讀者有強烈的需求，舉凡五四時期重要的報刊，很少有不刊登翻譯作品的。“譯文”、“譯叢”、“譯述”、“名著”等五花八門的翻譯欄目與各種重點推介的“專號”、“專輯”，成為報刊吸引讀者的一道亮麗的風景。《新青年》從其初名《青年雜志》開始，就注意譯介外國文學作品。1923年6月改為完全政治化的季刊之后，仍舊發表譯文，只不過內容變成《國際歌》等政治性的作品罷了。《每周評論》、《新潮》、《國民》、《少年中國》、《解放與改造》、《曙光》、《新社會》、《人道》、《努力周報》等綜合性刊物，翻譯文學都占有一席之地，至于《小說月報》、《文學周報》、《詩》、《晨報副刊》、《京報副刊》、《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等文藝性雜志與報紙副刊，翻譯文學更是占有大量篇幅。出版機構也成為翻譯文學的重要園地，單部譯著的出版已嫌不夠，推出叢書演成風氣。《文學研究會叢書》、《小說月報叢刊》、《文學周報社叢書》、《少年中國叢書》等影響較大的叢書中，翻譯占有重要分量，更有一些翻譯文學叢書競相問世，如《未名叢刊》（北新書局、未名社等）、《近代世界名家小說》（北新書局）、《歐美名家小說叢刊》（北新書局）、《世界名著選》（創造社出版部）、《小說世界叢刊》（商務印書館）、《世界文學名著》（商務印書館、上海金屋書店、北新書局）、《新俄叢書》（上海光華書局）、《歐羅巴文藝叢書》（上海光華書局）、《世界少年文學叢刊》（上海開明書店）、《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上海朝花社）、《共學社叢書?俄羅斯文學叢書》（商務印書館）等，翻譯及其閱讀成為一種時代風尚，發表與出版翻譯文學成為新聞出版業的生財之道和與時俱進的表征。

翻譯隊伍空前壯大起來，林紓、伍光建、曾樸等譯界前輩余勇猶在，留學浪潮與國內新式教育培養出來的莘莘學子踴躍上陣，胡適、魯迅、周樹人、劉半農、沈雁冰、鄭振鐸、趙元任、李青崖、謝六逸、沈澤民、張聞天、夏尊、陳大悲、歐陽予倩、陳望道、李劫人、

宋春舫、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大、田漢等新文學前驅者更是譯海弄潮兒。五四時期社團蜂起，百家爭鳴，不僅有新文學激進派與保守派、中間派之爭，而且新文學陣營內部也存在著種種矛盾沖突。但無論社會發展觀、文學觀及審美取向有著怎樣的歧異，文學翻譯是五四時期眾多流派的共同行動。翻譯者對文學翻譯傾注了極大的熱情與無量的心血，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見之于報刊的譯作之多簡直難以盡數，出版的譯著據不完全統計，至少在520種以上。

創造社的刊物，最初的《創造》季刊譯作所占分量不大，《創造周報》有所增加，連載郭沫若翻譯的《查拉圖司屈拉》等，《洪水》載有張資平、達夫、韻鐸、陶晶孫等的譯作。創造社成員的譯著有郭沫若譯施篤姆《茵夢湖》（與錢君胥合譯）、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與《浮士德》、波斯莪默?伽亞謨《魯拜集》、《雪萊詩選》、尼采《查拉圖司屈拉鈔》等，田漢譯王爾德《莎樂美》、莎士比亞《哈孟雷特》與《羅密歐與朱麗葉》、菊池寬《海之勇者》與《屋上的狂人》、武者小路實篤《桃花源》、《日本現代劇選》、梅特林克《愛的面目》等，張資平譯日本短篇小說選《別宴》，徐祖正譯島崎藤村《新生》等。創造社出版部出版成紹宗、張人權譯都德《磨坊文札》，郭沫若譯高爾斯華綏《法網》、《銀匣》，郭沫若與成仿吾譯《德國詩選》，曾仲鳴譯法朗士《堪克實》，孫百剛譯倉田百三《出家及其弟子》等，盡管郭沫若在《創造》季刊第1卷第2期《編輯余談》里說創造社“沒有劃一的主義”，而且后來在其發展中也確有多種聲音，但總體上，其翻譯與創作一樣，流露出鮮明的浪漫主義傾向。

新月社偏重西歐文學的翻譯，如陳西瀅譯法國莫洛懷《少年歌德之創造》，徐志摩譯德國哥斯《渦堤孩》、英國曼殊斐兒《曼殊斐兒》（與西瀅合譯）、《曼殊斐兒小說集》、法國伏爾泰《贛第德》、愛爾蘭占姆士《瑪麗瑪麗》（與沈性仁合譯）等。

未名社側重于俄羅斯文學的翻譯。《未名叢刊》收翻譯作品23種，其中17種為俄羅斯文學，五四時期翻譯的有《蘇俄的文藝論戰》、《十二個》、《窮人》、《外套》、《爭自由的波浪及其他》、《往星中》、《工人綏惠略夫》、《黑假面人》等。

就社團而言，成績最大而且最能顯示出五四時期海納百川般廣闊胸襟的當屬文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的翻譯計劃性較強，《小說月報》先后組織了“俄羅斯文學研究”、“法國文學研究”兩個號外，“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非戰文學號”、“泰戈爾號”（上下）、“安徒生號”（上下）等專號，拜倫、羅曼?羅蘭、芥川龍之介等專輯；此外還有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柴霍甫（通譯契訶夫）、莫泊桑、法朗士、霍甫特曼等“文學家研究”與“檀德六百周年紀念”（檀德，通譯但丁）等專欄。當意識到某些方面需要加強時，便組織相關欄目、譯作予以推動。據初步統計，《小說月報》12卷到18卷，譯介了35個國家的270多名作家的作品；此外，刊出206條“海外文壇消息”，還有“歐美最近出版文藝書籍表”、“現代文壇雜話”、“近代名著百種述略”等。《文學周報》（初名《文學旬刊》）1卷至9卷（1921年5月10日創刊到1927年底），發表的翻譯作品在300篇以上。除了在《小說月報》、《文學周報》、《詩》等刊物譯介之外，文學研究會還組織出版了多種叢書。《小說月報叢刊》（1924.11—1925.4）60種，其中譯著31種（含著譯混合、但以翻譯為主的3種）。《文學周報社叢書》28種，其中譯著1926—1927年8種，1928年3種。《文學研究會叢書》最初計劃出書83種，其中譯著71種，編著外國文學史與泰戈爾研究10種16。后來實際出版的有107種，其中譯著1921—1927年46種，1928—1939年16種17。眾多社團、流派、譯者對翻譯對象的選擇見仁見智，各有側重，總體上對從古至今的東西方文學都有涉獵，視野十分廣闊。從時段來看，以18世紀以來的文學為主，最近延伸到與五四時期同步的俄蘇赤色文學；遠的則有希臘神話、荷馬史詩、伊索寓言等；文藝復興時期的但丁、莎士比亞、莫里哀等均有翻譯，其中莎士比亞劇作較多，有田漢譯《哈姆雷特》、《羅密歐與朱麗葉》、曾廣勛譯《威尼斯商人》、邵挺、許紹珊譯《羅馬大將該撒》、張采真譯《如愿》（即《皆大歡喜》）等。

從國家、民族來看，既有如前所述的小國與被損害的民族，也有英、法、意、德、俄、美、日、西班牙等強勢國家、民族。最初，英國文學翻譯最多，1921年以后，俄羅斯文學翻譯急起直追，在報刊上占有顯著位置，尤其是1921年以后，增勢迅猛，結集出版達85種，超過清末以來一直領先的英國，一躍居于首位。五四之前，東西方文學的翻譯失衡，除了有限的日本文學翻譯之外，譯壇幾乎是西方文學的天下。后來，東方文學的分量逐漸加重。日本文學的翻譯劇增，結集出版的就有大約40種。東亞還有安南（越南）民歌、《高麗民歌》等。南亞有劉半農譯印度Paramahansa《我行雪中》等詩，鄭振鐸編譯《印度寓言》，焦菊隱譯《沙恭達羅》第四、五幕（題名《失去的戒指》），泰戈爾翻譯更是一度形成熱潮，1920—1925年間報刊發表其作品翻譯230余篇次，出版其譯著16種，近30個版本。西亞有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作品的多種翻譯（胡適、郭沫若、劉半農等譯）。阿拉伯文學還有黃弁群、吳太玄據《一千零一夜》里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編譯的《秘密洞》，雁冰譯紀伯倫《圣的愚者》等。猶太文學翻譯，除了包含在《新舊約全書》（由基督教新教會主持，中外教徒、學者集體翻譯）中的文學部分之外，還有赤城譯《現代的希伯來詩》、沈雁冰等譯《新猶太小說集》、《賓斯奇集》等。

從創作方法來看，既有現實主義（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契訶夫、高爾基、易卜生、蕭伯納等）、自然主義（福樓拜、莫泊桑、左拉、霍普特曼、田山花袋、島崎藤村等）、浪漫主義（歌德、席勒、雨果、梅里美、拜倫、雪萊、華茲華斯、惠特曼等），也有古典主義（莫里哀、拉辛、拉封丹等）、象征主義（梅特林克、勃洛克等）、表現主義（斯特林堡、恰佩克、尤金?奧尼爾等）、唯美主義與頹廢主義（波德萊爾、王爾德、羅瑟蒂、佩特、道生等），以及多種創作方法交織融會、色彩斑駁的眾多作家。

從文體形式來看，既有近代西方文論公認的小說、詩歌、散文、話劇等四大體裁，也有理論、批評與作家傳記、評傳等文類。小說中，有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長篇小說；抒情小說，詩意小說，敘寫自我心境、身邊瑣事的“私小說”，科學小說，寓言小說等。詩歌中，有自由體詩，十四行詩，小詩，史詩，民歌，國歌，校歌，散文詩等。散文中，有抒情散文、隨筆、札記、雜感、講演、日記、科學小品等。戲劇中，有話劇（獨幕劇，多幕劇），詩劇，木偶劇，狂言（日本諷刺小品劇），歌劇，電影劇本（如陳大悲譯葛雷漢貝格《愛爾蘭的野薔薇》）等。兒童文學，有童話，寓言，故事，童謠，兒童詩，兒童劇，連環畫，神話，民間傳說，歌曲（歌詞配曲譜）（如落花生譯《可交的蝙蝠與伶俐的金絲鳥》）等。

從文類來看，雅文學固然占據主流位置，俗文學也沒有被拒之門外。如美國通俗小說家巴勒斯1914年創作的《人猿泰山》，一問世即成暢銷書。1923年3月23日至10月19日，《小說世界》1卷12期至4卷3期連載胡憲生譯《野人記〈泰山歷險記〉》，附插圖多幅；1925年2月，此譯本由商務印書館結集出版，三四十年代，又有多種單行本問世。其他如偵探小說、言情通俗小說等也有大量譯介。

從藝術風格來看，有悲劇的凄愴、悲壯、莊嚴，喜劇的諷刺、幽默、詼諧，也有悲喜劇的復合色調；典雅華麗，質樸自然，深沉雄渾，輕盈飄逸，委婉曲折，爽直明快，陰郁晦暗，激昂明朗，等等，可謂千姿百態。五四時期的文學翻譯真正做到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五 翻譯文學的效應

翻譯文學是在新文化啟蒙運動背景下推向高潮的，這一背景決定了諸如對象的選擇、時間的先后等翻譯策略，也勢必產生精神啟蒙的積極效應。《新青年》刊出的“易卜生號”帶動起一股“易卜生熱”，熱潮從翻譯界放射到社會上，成為女性解放、個性解放的動力源。勇于爭取自身權利的娜拉成為女性解放的一個共名、一面旗幟。年輕女性在娜拉出走行動的感召下，大膽反抗封建禮教、逃離家庭專制樊籬的事例不勝枚舉。魯迅《傷逝》女主人公子君宣言似的話語“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就是娜拉在中國的投影。郭沫若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惹動了多少少男少女春心蕩漾。“拜倫熱”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文學翻譯，同五四時期青年知識分子中狂飆突進般的激進情緒互為因果，壯大了除舊布新的聲勢。武者小路實篤等人的新村題材文學的翻譯，為中國的“新村主義”仰慕者提供了崇拜的偶像。“泰戈爾熱”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起，由泰戈爾1924年四五月間訪華而陡然高漲，對于撫慰在西方文化猛烈沖擊下失去心理平衡與文化自信的國人來說，不啻于一劑良藥。俄羅斯黃金時代、白銀時代文學的翻譯，喚起了讀者的深深共鳴，平添了反抗專制的勇氣和力量。赤俄文學的翻譯更是激蕩起革命的情緒。出自列悲、鄭振鐸與耿濟之、瞿秋白等人筆下的《國際歌》多種譯本，鼓舞著幾代共產黨人前仆后繼，為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浴血奮戰。

作為新文學語體的白話，一是從古代、近代的白話文學承傳而來，二是從生活中的日常言語汲取源泉，但如何使古代白話轉化為現代白話，將日常言語提煉成文學語言，則不能不歸功于翻譯文學。胡適、魯迅、周作人等新文學創作的前驅者，大抵也是現代翻譯文學的前驅者，他們在閱讀與翻譯外國文學的過程中仔細體味原作的語言韻味，摸索文學的白話表達方式，從而創造了現代白話文學語體。也就是說，現代文學的白話語體，不僅表現在創作之中，而且表現在翻譯之中，有時甚或首先成熟于翻譯之中。胡適的譯詩《老洛伯》、《關不住了》、《希望》等，堪稱《嘗試集》中最早成熟的作品與最出色的作品。周作人最初成熟的白話文作品也應該說是他翻譯的《童子Lin之奇跡》、《皇帝之公園》、《酋長》、《賣火柴的女兒》等。伴隨著翻譯藝術的進步，白話寫作能力也在逐漸提高。魯迅1919年翻譯的《一個青年的夢》，尚嫌生澀，甚至還有誤譯，而到了1922年翻譯的《桃色的云》，就變得圓潤曉暢起來，1927年翻譯的《小約翰》，則可以說是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與此相應，他的創作文筆也逐步走向圓潤、老練、豐富。比較一下《吶喊》與《彷徨》、《故事新編》，五四初期雜文與后來的《野草》、《朝花夕拾》乃至30年代雜文，其

語言發展的軌跡清晰可見。文學翻譯推動白話作為新文學的語言載體迅速走向成熟，實現了胡適所設定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其重要意義不可低估，它不僅有利于全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而且為臺灣、香港、澳門同胞的中華民族認同，提供了巨大的凝聚力。

在翻譯文學的啟迪之下，中國現代文學的表現空間與藝術形式得到極大的拓展。農民這一中國最大的社會群體走上文學舞臺，女性世界得到本色的表現，個性與人性得以自由的伸展，心理世界得到深邃而細致的發掘，景物描寫成為小說富于生命力的組成部分，審美打破中和之美至上的傳統理想，呈現出氣象萬千的多樣風格。自由體詩、散文詩、絮語散文、報告文學、心理小說、話劇、電影劇本等新穎的文體形式，在中國文壇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文學理論與文學史著作的翻譯，為現代文學的理論建設提供了寶貴的資源。翻譯還為中國文壇打開了一個新奇絢麗的兒童文學天地，兒童乃至成人從中汲取精神營養和品味審美怡悅自不必說，作家也從中獲得了兒童文學創作的范型和藝術靈感產生的媒質。可以說沒有外國兒童文學翻譯，就沒有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翻譯文學與在其影響下茁壯成長的新文學一道向世界表明：中國現代文學正在追趕世界文學潮流，成為世界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

文學翻譯不僅鍛煉了胡適、魯迅、周作人等一代新文學先驅，而且培養了一代新作家，王魯彥、李霽野等就是從翻譯開始文學生涯的，翻譯作品還為丁玲、路翎等幾代文學青年提供了創作的范型，引導他們走上了文學道路。

翻譯文學在為讀者展開廣袤世界的同時，也改變了讀者把文學僅僅視為欣賞消閑的心理慣性，培養了適應現代社會的讀者。翻譯文學的讀者群由學生青年擴展到普通市民，讀者從新鮮的感召到由衷的喜愛，從被動地接受到主動地尋求。現代中國的文化水平、話語方式乃至精神面貌，都或顯或隱地與翻譯文學的傳播接受密切相關。翻譯文學不僅為現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動力與范型，而且為整個社會不斷提供有生命力的話題，推動了中國現代歷史進程。

六結論

正是由于譯者對翻譯的傾心投入，翻譯與創作有著如此密切的關系，新文學前驅者每每把二者平等相待。鄭振鐸在1922年5月11日《文學旬刊》第37期新辟的“最近的出產”專欄上發表《本欄的旨趣和態度》，把“出產”的范圍界定為：“所謂文藝的出產自然把本國產——創作文學——和外國產——翻譯文學——都包括在內。我們把翻譯看作和創作有同等的重要。”朱湘在《說譯詩》中說，英國詩人班章生有一首膾炙人口的短詩《情歌》，無論哪一種英詩選本都選入，其實它不過是班氏自希臘詩中譯出的一首；近世的費茲基洛譯波斯詩人莪默迦亞謨的《茹貝雅忒》，在英國詩壇上廣有影響，有許多英國詩選也都將它采錄入集。他以此為例，指出：“由此可見譯詩這種工作是含有多份的創作意味在內的。”18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新詩集——新詩社編輯部編輯、上海新詩社出版部1920年1月初版的《新詩集》（第一編）里，就收有孫祖宏翻譯的《窮人的怨恨》、沫若翻譯的《從那滾滾大洋的群眾里》、王統照翻譯的《蔭》。同年3月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初版的第一部個人詩集——胡適的《嘗試集》，也收入譯詩《老洛伯》、《關不住了》、《希望》、《哀希臘歌》、《墓門行》。1952年，胡適編選《嘗試后集》時，仍然把白郎寧的《清晨的分別》、《你總有愛我的一天》、葛德的Harfenspieler《別離》、《一枝箭，一只曲子》、薛萊的小詩、《月光里》、莪默（OmarKhyyam）詩、Michau詩等譯詩收入其中。趙景深詩集《樂園》也是著譯兼有，收創作10首，譯詩25首。周作人的散文集《談龍集》收有譯作《希臘神話引言》、《初夜權引言》，徐志摩的散文集《巴黎的鱗爪》收有譯作《鷂鷹與芙蓉雀》、《生命的報酬》。現代第一部創作小說集《沉淪》里，也收有歌德《迷娘的歌》的譯文。周作人在《藝術與生活序一》中這樣說明集子里收錄三篇譯文的理由：“我相信翻譯是半創作，也能表示譯者的個性，因為真的翻譯之制作動機應當完全由于譯者與作者之共鳴，所以我就把譯文也收入集中，不別列為附錄了。”二三十年代影響較大的幾套叢書，譯著都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如《小說月報叢刊》收譯著32種，占53.3%；《文學周報社叢書》收譯著12種，占42.9%；《文學研究會叢書》收譯著61種，占57%。由此可見，在新文學前驅者看來，翻譯文學是中國新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王哲甫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中說：“中國的新文學尚在幼稚時期，沒有雄宏偉大的作品可資借鏡，所以翻譯外國的作品，成了新文學運動的一種重要工作。”這句話道出了他將翻譯文學納入新文學史的原因。實際上，翻譯文學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建構的重要工作，并非止于新文學初創期，到三四十年代乃至整個20世紀都是如此。

對于現代精神啟蒙，對于作家的養成、讀者審美趣味的熏陶、文學表現領域的開拓、文體范型與創作方法創作技巧的示范引導、現代文學語言的成熟，乃至整個

現代文學的迅速萌生與茁壯成長，翻譯文學都起到了難以估量的巨大作用。翻譯文學不僅僅是新文學產生與發展的背景，而且從對象的選擇到翻譯的完成及成果的發表，從巨大的文學市場占有量到對創作、批評與接受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都作為走上前臺的重要角色，直接參與了現代文學歷史的構建和民族審美心理風尚的發展，翻譯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對于翻譯文學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

注釋：

①參照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33—43頁。

②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中華文學通史》，華藝出版社1997年版。

③《譯文學書方法的討論》，《小說月報》第12卷第4號。

④1922年2月1日《民鐸雜志》第3卷第2期。⑤1920年1月10日《東方雜志》第17卷第1號。⑥《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⑦《病夫復胡適的信》，《真善美》1卷12號。

⑧11《一年來的感想與明年的計劃》，1921年12月10日《小說月報》第12卷第12號。

⑨轉引自鄭振鐸《處女與媒婆》，1921年6月10日《時事新報?文學旬刊》第4號。⑩1921年7月《改造》雜志。

121922年8月1日《時事新報?文學旬刊》第45號。

13魯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記》，北京未名社1925年12月版。

14《點滴》，周作人輯譯，北大出版部1920年8月版。

15參照王建開《五四以來我國英美文學作品譯介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第240頁。

16《文學研究會叢書編例》，《小說月報》第12卷第8號。

17此數字據賈植芳、蘇興良、劉裕蓮、周春東、李玉珍編《文學研究會資料》（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另據《新文學史料》1979年5月第3輯重刊《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的編者注，該叢書共125種，其中創作54種，翻譯71種（小說30種、戲劇20種、文藝理論10種、詩歌3種、散文1種、童話和寓言等7種）。

18《文學周報》第290期，1927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