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偽滿洲國文學進入文學史，不是因其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缺失的補充，而是緣于一方面其介入文學史將會重構文學史寫作的結構框架，從而重新評定異族侵略背景下的中國現代文學經驗；另一方面，其能夠提供經典文學史寫作的文學范例。在方法論的層次上，對偽滿洲國文學的整體性研究，將引導重新思考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對長遠的學科建設具有意義。 【關鍵詞】 中國現代文學偽滿洲國文學文學史文學事實

一

自上個世紀80年代“重寫文學史”的討論以來，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怎么寫”的研究不斷深入，不斷有新的研究視野展開、新的研究線索呈現。其中既有文學觀念、闡釋概念層面上的更新，也有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多元，由此生發出不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敘事模式。 一些學者試圖調整文學觀念、闡釋概念，重組中國現代文學史。例如有人提出中國現代文學有機整體觀，打通“近代文學”、“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人為界限，把整個“20世紀”當作一個有機整體來把握，創建了“20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而“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提出，解構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構建民族國家神話的宏大敘事，解決了文學如何與政治相疏離的問題。和此觀念相關聯的直接結果是讓文學回歸文學本體，一些文學史的敘事開始著眼于以“文學性”為標尺，重新為現代作家作品排列座次，沈從文、張愛玲等作家的文學史地位一路飚升。隨著文學觀念的調整，許多研究者著眼于多樣化研究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研究視角、研究方法迅速擴充。現代文學版圖中的許多隱而未現的領域浮出地表，如海外華文文學、少數民族文學、地方性文學、舊文人文學、漢譯文學、殖民地文學以及過去沒有涉及到的報章作家作品、墻報、廣告文本等，當所有文本——不僅是“精英”作品——都登上了文學史的殿堂，我們原有的受制于多種因素的現代文學史描述受到極大的沖擊。研究領域的拓展和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相輔相成，研究者不能再拘泥于文學風格分析或意識形態定位等研究技巧，而是借助于從西方引進的符號理論、性別理論、后殖民主義理論、后現代主義理論等提供的觀察視角，開始在文本、文化、思想、宗教、經濟、傳播、媒介、性別、地理政治等廣闊層面探索各種文本的文學史意義。現代文學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寬，研究方法逐漸向文化研究靠攏。 近20年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已經解構了建國以來形成的現代文學史敘事模式——以年代為框架、以構建民族國家的左翼文學為基礎、以意識形態定位為標準、以作家和作品風格為主要概念，開啟了多元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敘事，顯現了現代文學史內在的復雜性和張力，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但這些極富意義的解構不等于富有意味的重構。浸淫于現代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中國現代文學，如果僅就文學本體展開敘事，回避“非詩性”、“非文學性”的文本，就難以清晰的面貌區別中國古典文學進入世界文學的視野。而執著于多樣化的研究，多樣性的后面有著更多的多樣性，現代文學史在時段、作家和區域文學等各方面跨度不斷增大，顯然沒有一個文學史系統能夠囊括所有的維度；此時，如果沒有對文學史學科自身的反思，沒有形成自身系統的方法論和操作規則，現代文學史就會變成一個不斷膨脹的敘事簍子，其自身何以存在都會令人懷疑。“中國現代文學史應該怎么寫”仍然是一個在路上的問題，在當下文學史寫作過于繁榮的背景下，尤有必要繼續深入討論下去。因此，本文以偽滿洲國文學何以進入文學史——來討論中國現代文學史怎樣寫的問題，希望通過對實際問題的分析來反思現代文學史寫作的內在框架和操作概念的內涵。

二

公元1932年，即中華民國21年，在中國的東北又有了一種新的紀年表述方式——大同元年，這種紀年方式，一直持續到公元1945年，即中華民國34年，以康德十二年的名稱結束。在這種奇特的時間記錄控制下的空間歷來被命名為“關外”，因為一座巍峨的建筑物把它與廣袤的中原地區（“關內”）分開。這個異態時空就是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炮制的偽滿洲國。偽滿洲國的殖民統治長達14年，政治黑暗，經濟掠奪，文化入侵，民不聊生。盡管如此，這個區域同樣生活著以寫作為志業的人群，有其別樣的文學實踐經驗和文學生產機制，產生了殖民統治下的異態文學。這些作品莊嚴與無恥共存，閑情與媚顏同在。有反抗的文字，有記錄粗礪生存時空的文字，有寄托社會理想的文字，也有安慰、麻醉自己的文字，還有依附于非法當權者甚或向其諂媚的文字。這些作品把一種特殊的生活體驗、精神感受、內心狀態和審美追求帶入文學，致使這一時期的中國東北地區，出現了區別于其他時段、地域的獨特的文學圖景。 偽滿洲國時期的寫作主體的國族身份和作品語種呈現多重復雜性。偽滿洲國時期的寫作者們，身份各異，來自于不同階層、不同信仰、不同國族，主要有以下幾個作家群落：新進作家群、通俗作家群、左翼作家群、日系作家群、俄系作家群②、流寓作家群、帝制大臣作家群，其中新進作家群、通俗作家群和日系作家群是當時東北文壇的主力，其內部結構也最為復雜。［1］這些寫作者們的作品形態各異，大部分是各種態式的新文學作品，也有各式舊體文學，還有大量的非漢語寫作：日語、朝語、俄語、德語等。③ 其中新進作家和日系作家交往較為密切，他們有時相互協作，創辦同人文學期刊；或相互支持，在彼此的同人刊物上發表作品。新進作家有用日文寫作發表于日文雜志，日系作家也有用漢文寫作發表在中文雜志上，更多的是兩種語言的互譯作品，還有兩種語言并置的文學期刊。 偽滿洲國時期的文學創生了新的文學樣式——山林實話·秘話·謎話。［2］“山林實話·秘話·謎話”是當時偽滿洲國的流行文體，大眾通俗雜志、報紙副刊類都有刊登，并且占很大篇幅。這種文體以實有之事為底本，用小說的形式加以描繪，側重故事性、趣味性、揭秘性，同現在的紀實文學、報告小說相類似。其中與眾不同且有文體探索意味的是：山林實話·秘話·謎話這種文學樣式借東北獨特風物展開想象，以東北變幻莫測的密林環境和生長其間的動植物為主要描寫對象，融故事、傳說、掌故、知識于一體，開啟了新的文學表現空間和表現方法。山林實話·秘話·謎話的主要作者為睨空和白俄作家拜闊夫④。睨空的《韓邊外十三道崗創業秘話記》、《大興安嶺獵乘夜話記》、《吉林韓邊外興衰記》、《九盤山的二毒》等作品，都是頗有影響的山林實話·秘話·謎話。《韓邊外十三道崗創業秘話記》以東北傳奇人物韓邊外的發跡過程為主要內容，融故事傳說、說明文字、小說筆法、童話、神話、人間傳奇于一體，事實和虛構之間變幻莫測，雖接榫還有些生硬，但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給讀者以新奇感。如，白俄作家拜闊夫的一系列以動植物為主要表現對象的實話·秘話·謎話極受大眾歡迎。《滿洲的樹海》、《偉大的王》、《白光》、《呼哨的密林》、《牝虎》等作品還被譯成日文以及英、法、德、意大利、捷克、波蘭等文，“歐洲出版界在1936-1940年間對于這些書，給了很好的批評，認為可以和屠格涅夫、吉普林、倫敦、古比爾、及麥因利達各名人的佳作相比擬。”［3］ 這種文體的出現很可能是受德國自然科學家愛德華·阿納特所著《滿蒙探秘四十年》的影響。當時近澤書房刊行了李雅森翻譯的《滿蒙探秘四十年》，此書是阿納特40年勘察東北密林的記錄，其中有動物、植物、外星人、怪教徒等神奇故事。另外，當時東北北部還有許多游牧的少數民族，他們和自然相互依存，關于動植物的靈異傳說很多，這些傳說也啟發文人的創作靈感，形成了這種融故事、傳說、掌故、知識、小說于一體，又突破各種文體的規定性的文本。 偽滿洲國時期的文學還彰顯兩個不得回避的文學之“惡”的問題：“莊嚴與無恥并存”和“附逆作品”。⑤ 莊嚴與無恥并存，是偽滿洲國時期東北文壇的一個顯著特征。一邊是嚴肅的文學創作，一邊是為所謂的“滿洲國”、“大東亞戰爭”振臂高呼。當時《青年文化》、《藝文志》等文學雜志既刊登了大量的質量上乘的新文學作品，促進了東北新文學的發展，同時也刊出了一些“時局”作品，為建設并促進“協和精神”和“大東亞戰爭”做出了“貢獻”。新進作家爵青既創作了《藝人楊崑》、《男女們的塑像》、《哈爾濱》、《噴水》等探索小說，同時還發表了《決戰與藝文活動》、《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所感》等漢奸言論，這些殖民地知識分子相互矛盾行為背后有著復雜的、扭曲的心靈。附逆作品以“獻納詩”和“時局小說”為主。偽滿洲國時期長達14年，其間各種身份的文人或被動或主動地寫過和“國策”和“時局”同步的附逆作品。《新滿洲》、《麒麟》、《青年文化》、《滿洲學童》、《藝文志》等雜志中都有此類作品刊登。這些作品借“文學”之名，卻秉承權力者意志直奔“主題”，盡管也有少量作品注重了修辭和可讀性，像古丁的小說《下鄉》和任情的童話《小孫悟空》等追求了“形式”美，但這些作品缺少文學的靈魂——人類的心靈和道德存在。

三

以上是偽滿洲國文學圖景中的幾個側面。這個特定時空的文學始終沒有很好地呈現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敘述中，在幾十個版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專著中都輕易地被略去，偶爾提到，也淹沒在“淪陷區文學”和“抗日文學”的宏大敘事中；或以流亡“關內”的“東北作家群”的文學代替；還有的文學史采取最簡單化的辦法，一概斥之為“敵偽文學”、“漢奸文學”，致使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教材編寫及教學中，對這一地區這一時期的文學事實缺少描述。 由此可以顯見的結論是，對偽滿洲國時期的文學進行考察，可以補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一個缺失的板塊。正視文壇上特殊語境下的特殊文學事實的存在，是全面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無法繞過的實際問題，一概地棒殺或是完全無視其存在，既不該是學術研究者的態度，也割舍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一塊重要領域。1932－1945年東北地區呈現的紛繁復雜的文學事實，應該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不能被忽略的環節，對其描述和評判，是對中國現代文學史非常有益的補充。 然而，上述理由也不足以成為“偽滿洲國文學何以進入文學史”的充分條件。從多個角度來看，偽滿洲國文學研究十分必要，但作為個案或地方性文學研究的重要性，其價值體現在多方面，而不僅僅也不該以進入文學史為標尺。目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越來越走向細部的文學事實考察，重新發掘了和解釋了許多被主流文學史遺忘的作家、作品和區域文學等，這是令人欣喜的研究現象，但若這些研究發現的文學事實都爭相進入中國現代文學史，顯然沒有一個能夠囊括所有維度的文學史系統，且細部研究的背后還有更細部研究的文學事實。可見，“填補空白”的研究并不是進入文學史的理由。那么，新的文學事實或者說被現有文學史排除在外的文學事實何以能夠進入文學史？這還必須對文學史學科自身進行反思。 文學史不是關于各種文學事實的歷史拼圖，可以無限擴充和更換各種文學事實，而是有著精密理論結構和完整邏輯體系的立體建筑。文學史當然要處理文學事實，但其處理的文學事實不是孤立的文學事實，而是在一個解釋體系中、有著結構聯系的文學事實，可以稱之為邏輯事實或理論事實。也就是說，文學史的框架是由這些邏輯事實或理論事實構成，他們是立體建筑物結構中的事實，和其他文學事實相連，如若抽掉或加入這種類型的文學事實，就會動搖整體文學史構架，甚或造成文學史整體或部分的坍塌。在現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結構中，魯迅、五四新文學運動、左翼文學等就屬于這樣的結構中的核心點的文學事實。由此我們可以思考，若想重構現代文學史，一種可行的策略是增加或抽掉其中具有邏輯結構的文學事實。當然我們不是也不該以重構本身為目的，重構文學史是為了使文學史展現更豐富的面貌，在新的結構框架中，光與影的空間得以轉換，多重景觀才能呈現出來，而不是僅在一個僵硬的固定不變的文學史建筑物周邊種些花花草草，或僅僅拾撿被摧毀的歷史碎片。 偽滿洲國文學在重構的文學史框架中不是一個孤立的文學事實，而是具有內在結構聯系的、具有邏輯和理論意義的文學事實，并深深蘊含在文學史整體構架中。偽滿洲國文學和臺灣文學、香港文學、澳門文學相連，共同呈現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殖民地文學景觀，進而可以重新評定異族占領背景下的中國現代文學經驗。如前文提到的偽滿洲國文學中兩個文學之“惡”的現象：“莊嚴與無恥并存”和“附逆作品”，對這些復雜斑駁文學事實的審視，可以看到異族統治下中國現代文學難堪的一面，“文學并不純潔，它有過錯，應該承認這點，”［5］而不是抹去這些“文學之惡”，抹去這些文學事實，表面上純潔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形象，但實質上卻掩蓋了殖民統治對人精神虐殺的事實。此外，就構建經典文學史寫作的思路而言，一種新的文學事實得以進入文學史，這種文學事實必須能提供新的文學典范或新的文學經驗或新的文體風格。就這個思路進入“中國現代文學史應該怎么寫”的問題，將觸及文學史寫作與文學作品“經典化”的問題，這是個相當復雜的問題，這里無法詳細討論。僅想表明，文學史寫作都是與文學作品“經典化”及典范作品的標準制訂相關，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現有的文學史中樹立的現代文學經典作品不完全是因為其卓越的文學性，當然“文學性”的概念具有巨大的模糊性。但筆者在此愿重提文學經典的核心內涵——創新。 偽滿洲國時期的一種文學樣式——山林實話·秘話·謎話具有多重創新意味，前文對此種文學樣式的分析多呈現其文體創新——“融故事、傳說、掌故、知識、小說于一體，又突破各種文體的規定性”；這里還想表明其文學創作經驗及文學與政治關系的獨特表達。偽滿洲國時期，文學受到束縛，偽政府的各種勢力及其推行的文藝政策一直處在絕對的強勢，而文學只能妥協和順從才能生存。但此環境中的文學，其妥協和順從并沒有全部為“國策”推波助瀾，而是走向了和“國策”無關的韌性十足的不合作之路，山林實話·秘話·謎話就是在順從“規范”的同時卻走向不同于“規范”之路而催生的文學樣式之一種，在妥協、退讓中維護了文學的尊嚴。偽滿洲國時期的文學，既有無奈的妥協也有積極的抗爭，由此呈現了別樣的文學實踐經驗：妥協中的通俗文學，變體發展，且承載了創生新文體的文學精神。 文學史的寫作，除要關注總的構架，還要關心其研究領域和概念結構，以及操作概念的內涵。如果一種文學事實的研究能夠提供沖擊原有的文學史敘事的概念結構及內涵，這種自下而上文學個案事實的研究不僅應該進入文學史寫作，而且可能對長遠的學科更新將具有更內在的意義。在方法論的層次上，對偽滿洲國文學的整體性研究，將引導我們重新思考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研究領域。比如，前文提到的偽滿洲國文學“寫作主體的國族身份和作品語種呈現多重復雜性”。1905年日俄戰爭后，大連作為日本租借地關東州的中心不斷發展起來，在大連的日本人不斷增多，其中就有些文學愛好者自辦刊物，進行文學創作。偽滿洲國被炮制后，更是有大量的日本文人涌入中國東北。這些日本作家在偽滿洲國的刊物上發表大量的或日文或中文的文學作品。在偽滿洲國，除日系作家外，還有大量的俄系作家，如前文分析過的拜闊夫，以及朝鮮系、蒙系作家等。于此我們思考中國現代文學的創作主體的國族身份問題，流寓中國的他國公民用中文寫作的文學作品，且發表在中國的中文報刊上算不算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部分？他們以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所感為主要表現內容的漢譯文學，算不算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部分？還有中國作家用異國語言進行的文學創作，算不算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部分？這些問題引向新的研究領域，現有的文學史概念無法解釋。因此，圍繞這些問題進行詢問、評判將對現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一般性方法做出修正。

注釋：

①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6CZW016“偽滿洲國時期文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②偽滿洲國時期的文學評論界，稱當時的文壇由滿系作家、日系作家、俄系作家、鮮系作家和蒙系作家構成，以此應和“五族聯盟”之說，但當時在東北的朝鮮人主要是用日文創作，蒙古人用漢文創作，本文的作家群落之說，不以族群為分類標準，但為行文方便，沿用了日系作家和俄系作家之說。文中的新進作家，是指受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影響，以新文學創作為己任，且在1932-1945年間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東北地區的中國作家。他們的作品是當時東北地區文學的主流，沒有他們的文學活動就沒有當時的東北新文學。這些新進作家根據各自的文學志趣，組成文學社團，創辦文學刊物，大致包含有以下幾個作家群落：早期南部文學小社團作家群；《明明》、《藝文志》同人作家群；《文選》、《文叢》同人作家群；《作風》同人作家群。 ③據偽滿洲國國務院統計，到1933年2月末，東北共有中文報紙27種，日文報紙11種，俄文報紙10種，英文報紙3種，計51種（當時大部分報紙開辟有文學專欄）。偽滿洲國國務院統計處. 第一次滿洲國年報， 230-334。 ④拜闊夫，偽滿洲國著名的俄系作家。1923-1945年旅居中國東北。1941年偽滿洲國為他舉辦了聲勢浩大的文藝創作、科學研究工作40年紀念會，1942年作為“滿洲國文學代表”被邀請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1934－1943年，在哈爾濱出版了漢譯拜闊夫文集12卷。 ⑤“莊嚴與無恥并存”和“附逆作品”的具體狀態，可參見筆者《偽滿洲國時期<青年文化>雜志考述》（《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4期）和《偽滿洲國時期附逆作品的表里——以“獻納詩”和”時局小說”為中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