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上海熱”；懷舊；想象

論文摘要：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華人世界再掀“張愛玲熱”，并且從“張愛玲熱”擴展到“上海熱”。從表面上看，近年來文學創作中的“上海熱”，熱的是作為現代都市文明的老上海的文化及其魅力，實際上背后折射出的卻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生存之痛與重寫歷史、建構想象過程之難。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力贊張愛玲，使得長久被大陸文學批評界忽略的女才子重新浮出歷史地表。緊接著“張愛玲熱”迅速升溫，其背后的“上海”也跟著水漲船高，“上海熱”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上海往事》《風月》《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蘇州河》等具有上海元素、上海風情、上海題材的電影帶人們回到過去，重溫歷史。《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寶貝》《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葉》等，這些以“上海”為賣點的圖書迅速占領了圖書市場，并躍居銷售前十位。老上海的月份牌、畫冊，鋪天蓋地涌進我們的視線。仿著老上海遺風的咖啡館酒吧也整條街地出現了。1998年張曼玉、梁朝偉主演的《花樣年華》使得上海的旗袍風靡一時。“由此在大眾接受與大眾傳媒里，仿佛不追溯到‘上海’，就沒有將‘懷舊’進行到底，有關上海的歷史主題和懷舊主題的作品比有關上海的現實主題的作品似乎更具有號召力。

在近年來文學創作中“上海熱”的先驅者行列里，臺灣作家白先勇的《臺北人》可謂舉足輕重，承前啟后。《臺北人》里有很多意象，比如百樂門、霞飛路、大光明、蘭心劇院等，都是如今“上海熱”的重要標志。“百樂門里那間廁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還寬敞些呢。”“那起小娟婦哪里見過從前那種日子?那種架勢?”既是金大班對自己輝煌往事的追戀，又是對故地上海的肯定，只有在那里她的生命才能煥發出全部的價值。上海是她的精神家園。一次次的今昔對比已滲透她生活的點點滴滴，讓她在懷戀中興奮，在現實中黯然。當下生活的種種很容易就觸動了她懷舊的心弦。金大班的自恃與自傲，來源于百樂門時代的輝煌，“上海夢”無法在臺北繼續下去，美人遲暮，她回不去了，她是藉著那點輝煌來保持自己的心氣。

而尹雪艷則是上海的象征。“老朋友來到時，談談老話，大家都有一股懷古的幽情，想一會兒當年，在尹雪艷面前發發牢騷，好像尹雪艷便是上海百樂門時代永恒的象征，京滬繁華的佐證一般。這句點到了關鍵，大家喜歡找尹雪艷，因為她身上有著迷人的氣息，那是上海的氣息。人們向往懷戀的上海的一切，在她那里都能得到滿足。她家里有特別設備的麻將間，客廳四時供著鮮花。她愛吃會玩，逛街看戲樣樣在行。“好像尹雪艷周身都透著大千世界繁華的察香一般。她是“上海”的象征，而“上海”整個就是一片廣大的欲望發生場，是欲望撞出火星來，燒完又復燃的無邊集散地。在這里，仿佛沒有什么滿足不了的欲望，甚或實際上，這里正在無休止地激發、生產、推銷著無數欲望。人們拼命地賺錢，再揮金如土地花掉。

被批評家視為“上海熱”中推波助瀾之作的《長恨歌》的時間跨度更長，差不多半個世紀，故事終結在20世紀80年代。用主人公王琦瑤的一生來演繹一個城市的歷史命運，這在小說中已有過幾次暗示。“那么王琦瑤的死，我們不妨解讀為一段特定的上海歷史的終結，一種特定的上海的生活，上海風情乃至上海市民精神及其生存方式的消失。’”勻這里要注意的是兩點:一是王琦瑤死于當代的20世紀80年代，主人公和上海的歷史都終結于當代的現實;二是王琦瑤之死是屬于非正常的死亡，人性中的貪婪卑瑣與社會中邪惡墮落共同導致了她的死亡。

之所以要特別強調這兩點，那是因為在筆者看來它們所構成的故事終局隱含了作者對于上海的歷史和現實的基本價值判斷。在王琦瑤死亡之前，她的命運其實已經注定，那便是她與老克拉之間沒有結果的暖昧關系。有一個細節的表現意味深長。王琦瑤拿出了被自己視為命根子的雕花木盒，哭訴著哀求老克拉再陪她幾年，但他終于不堪承受，倉皇而逃，再也沒有回頭。這時，王琦瑤的命運就已經走到了盡頭。上海的一段歷史已經到了落幕的時刻。《長恨歌》懷戀的真正主角不是某些個人，而是整個城市老上海。“上海的弄堂里，每一個門洞里，都有王琦瑤在讀書，在繡花，在同小姐妹們竊竊私語，在和父母樞氣，掉淚。上海的弄堂總有著一股小女兒情態。這情態的名字就叫王琦瑤。這情態是有一些優美的，它不那么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親可愛的。

在這不折不扣的勢利場，哪怕被視為人間仙境的“愛麗斯公寓”照樣沒有安全感。唯一似乎忠于愛情的程先生，也一直是在追求一個幻影，與真實的王琦瑤隔著一層，最終不能走近一步并以死葬送了這種感情。即便這樣，上海仍然是王琦瑤所不能忘懷、不能離棄的。作者借王琦瑤對老上海的情態與風韻作了細致的描摹，盡情地表達了對老上海的懷舊之情。這或許也正是王安憶私心甚許的文化傳統與精神家園。

在白先勇、王安憶之后，“朱文、朱天心、陳丹燕等作家也紛紛加人了‘上海熱’的寫作行列之中’，陰。但是無一例外，這種對老上海的懷舊不會懷兩百年前那城墻彎窄的小縣城的舊，也很少懷淪陷時期滿街日本軍警，路人動輒被搜身那樣的舊，當然更不懷蘇州河兩岸工廠、倉庫和棚戶區的舊，市南、市北那些彎彎曲曲的平房里弄中的貧民生活的舊，他們的視線始終流連在20和30年代，仿佛那之前和之后的事情都不曾發生。他們將目光只是對準了外灘、霞飛路和靜安寺路，對準了舞廳、咖啡館和花園洋房。 懷舊被劃定了視界與范圍，懷舊的載體之一的文學創作因此而顯得單調、貧乏，半是懷舊半是想象的內容也暴露出作家們在歷史與文學之間難于取舍的限度。在筆者看來，以上海與上海歷史(主要是20世紀20，30年代的上海歷史)為題材的文學創作背離了20世紀中國文學一以貫之的“感時憂國”的文學精神，除了現時代拒絕宏大敘事、主張純文學與私人寫作的文學風尚使然之外，還應該與其他一些因素有關。

20世紀20，30年代，當中國大陸的其他地區還被貧窮落后籠罩時，上海已經平地崛起，它的富貴浮華帶給人們太多美好的記憶。今天也不難理解，“當昔日的小漁村成為一時中國最繁華也最浮華的都市，將會給國人以怎樣的震撼”。可以說，自1840年國門被打開，《南京條約》的簽訂將上海推向了歷史前臺;接下去的一系列因緣際會，如“五口通商”與中國外貿口岸重心由廣州向上海的北移;租界的形成和租界內部按照英美模式確立的制度安排;太平天國運動帶來的大規模難民涌人租界，以及這些難民攜帶的大量資本;從“華洋分居”到“華洋雜處”的歷史沿革，與之相伴隨的文化形態;一戰期間中國(主要是上海)民族資本發展的所謂“黃金時代”，還有抗戰時期上海特殊的孤島情勢……“上海”在中國近代歷史中始終扮演著一個不可替代的角色，很大程度上成為中國現代化追求最核心的想象之一。在《上海摩登》中，李歐梵開宗明義地說，他要在這部書里“重繪上海文化地圖”，他告訴你“四大公司都是海外華人投資，里面有電梯，會把你送到各個樓面，包括舞廳，頂樓酒吧，咖啡館，飯館和娛樂場等惻。凡是有關娛樂享受的，都如數家珍地舉出來。這些頹廢的、帶色欲的都會娛樂，有著美學上的迷人之處，有著現代的精神內核。盡管當時的上海市民還不具備充分的政治自由，但它的市民文化給封閉的中國增加了現代生活的活力，時裝模特，影視廣告、商業招貼畫、歌廳、舞廳、咖啡廳、酒吧、通俗讀物等，構成中國現代都市混亂不堪而節奏熱烈的文化潮流，那些發達國家有的消費文化上海應有盡有，它創造了一種“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費娛樂方式。

懷舊，在很大程度上，即是重寫歷史與建構美好想象的過程。顯然，在這樣極為特殊的歷史境遇中成型的上海，和廣大的中國內陸是構成了鮮明對比的。“上海”代表了一種迥異于“傳統中國”的現代都市文明，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純粹西方的工商業文明，上海滿足了人們對于現代性的憧憬及其特定的理解與想象方式:聲光化電、商賈國會和科學民主。或許，在眾多文學作品著力書寫昔日上海的同時，如衛慧等作家從一個相反的路徑復寫了當代上海足以吸引媒體關注與市場刺激消費的一面，而“由媒體與作家合謀制造的‘當代上海’社會生活主題的閱讀潮流正是為昔日上海招魂的絕佳理由’。二者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借此我們也可以透視近年來文學創作中“上海熱”的真實面目。

從表面上看，近年來文學創作中的“上海熱”，熱的是作為現代都市文明的老上海的文化及其魅力，實際上背后折射出的卻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生存之痛與重寫歷史、建構想象過程之難。緣于此，我們不得不在現實情境的刺激之中，返顧一個昔日上海的所謂的“輝煌”;文學似乎也只能在重溫歷史的“輝煌”之中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管窺其間，歷史在文學中并未逃逸，對它的懷舊與想象表征著它的存活;現實在文學中也并未缺席，而是以隱形的方式繼續存在。筆者以為，這也是我們在評論這一復雜的文學現象時特別需要注意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