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賀拉斯；教與樂；文學創作

論文摘要：賀拉斯肯定了文藝既具有教育功能，又具有娛樂功能，并對二者采取了并重的態度。“教”，從廣義的范圍來說，應該包括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社會意識和個體意識的綜合。詩，就是審美價值發生、展開與實現的中介，在詩人的思想與感情熔鑄的“一度審美”的“教與樂”，此時，也在欣賞者的“二度審美”中重現為“教與樂”，在讀者的頭腦得到價值的傳承．(《詩藝》是理解羅馬文學創作原則的主要來源，也是理解古希臘文學的參考。

賀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年～公元前8年)是羅馬帝國初期奧古斯都時代的杰出詩人，也是一個有重要影響的文藝批評家。他的成就主要是諷刺詩和抒情詩，主要作品有：《諷刺詩集》二卷、(-E短句集》、《歌集》四卷、(IE紀之歌》。他的文藝思想主要包含在兩篇詩體書簡中，一篇是《上奧古斯都書》，另一篇是《致皮索書》，后者又被稱為《詩藝》。“詩藝”主要是他的詩體《書信集》第二卷中的第三封信，是寫給羅馬貴族皮索父子的。“詩藝”的名字是百年后由羅馬修辭學家、演說家昆蒂良(約35~95)加上去的。它的內容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總論文藝創作的一般原則：第二部分討論詩的種類和規則，主要講戲劇，尤其是悲劇；第三部分討論詩的作用、詩人的天才以及批評的重要性。《詩藝》是自亞里士多德以來，保留最完整的詩學文獻，是理論聯系實際，以解決羅馬文藝發展道路，是提出古典主義美學理想的奠基之作。在文藝理論史和美學史上，其影響僅次于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被稱作“古典主義的第一部經典”。

羅馬帝國初期，屋大維提出了重振道德和民族精神的要求。雖然羅馬文藝興起于公元前一世紀，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詩歌創作中，存在著嚴重的一味討好觀眾、追求新奇、隨意亂寫、胡拼亂湊等等不良風氣。為此他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賀拉斯在《詩藝》中提出的有關詩的作用的一個重要觀點——“寓教于樂”，即詩應帶給人樂趣和益處，也應對讀者有所勸諭、有所幫助。“教”，既指社會道德教育，又指文化開發，詩的“教”的功效應是崇尚美德、簡樸、正義、秩序和法律，應促使人接受文明，為人神劃界，為夫婦立定禮法。教是目的，教必須通過樂的手段才能實現，教化功能在詩和藝術作品中不應脫離使人獲得愉悅的具體形象，欣賞者總是在審美體驗和審美感受中得到陶冶、教化的。“寓教于樂”思想對l8世紀啟蒙運動以及古典主義的文藝理論和文藝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至今仍是衡量藝術作品優劣的標準之一。

賀拉斯明確肯定了文藝既具有教育功能，又具有娛樂功能，并對二者采取并重的態度。“教化”在思想史上包含著原型與摹本的雙重含義。柏拉圖認為，現象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只有原型是永恒不變的真實世界。亞里斯多德雖然承認現實世界的真實性，但是他的質料與形式說仍然是原型與摹本關系的變形。質料如果沒有形式的統攝，是雜亂無章的，只有經過形式規定的質料，才能由可能性變為現實的東西。教化觀念的產生受到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哲學的影響。

“教”，從廣義的范圍來說，應該包括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社會意識和個體意識的綜合。如果從文學創作的實際過程來看，“教”應該是詩人(創作者)表達自己的目的意識或情感，而這也是欣賞者(接受者)的對象當這種意識外化為詩(藝術作品)，它就在文學交流中、在審美意識交流中起到中介作用。從詩人創作的審美意識到詩(藝術品)的過程是一個創作的過程，它由一個個具有詩，’、個性特點的意象融合成意境，從而達到朱光潛先生的“詩境”。這種物化結構形成固定的“詩境”結構，這個結構在詩(藝術品)的意境的結晶物的籠罩下，并且最終在欣賞者的頭腦中外現為詩境。這個詩境首先在詩人的頭腦中呈現，然后由語言、文字、節奏等因素“物化”成詩。詩，就是審美價值發生、展開與實現的中介，是詩人的思想與感情熔鑄的“一度審美”的“教與樂”，此時，也在欣賞者的“二度審美”中重現為“教與樂”，在讀者的頭腦中得到價值的傳承。此時詩人的情趣和意象都會在詩中體現。詩人就樂在其中。這樣，作品的審美價值、藝術價值就實現了，傳統意義上的“教”與“樂”也就整體地實現了。“詩人之樂”并不是“讀者之樂”，這個“樂”要傳達，就需要采取一些具體的形式或結構，如語言風格、時人的欣賞趣味等等，這樣才容易被人們接受。在“詩人之樂”通過詩(藝術品)傳遞給欣賞者時，同時“詩人之教”也得以傳達。可以說，教和樂在詩人的思想中是一個統一的整體。這個整體的傳達就要作品以欣賞者“喜聞樂見”的方式或內容為條件，這就是接受者之樂此“樂也是“詩人之樂”再現的前提，也是“詩人之教”影響欣賞者的前提。否則，沒有接受者之樂，詩人的教與樂都難以實現。這也就是詩人的“一度審美”在欣賞者的“二度審美”中得以實現，以詩人的各種目的和意識為內容的“教”才能內化為欣賞者以“樂”為條件的目的和意識。正如李健夫教授說的：“藝術家一度審美中的藝術創造與表現為欣賞者的二度審美提供了對象，可以說二度審美是對一度審美的再審美，是一度審美價值實現的再實現與價值增生過程。” “寓教于樂說，也揭示了藝術的本質特征：藝術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須通過明晰的個性化轉化為個體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藝術作品必須是形式與內容的美的融合統一。詩人如果想做到“寓教于樂”，要加強自身的人格修養和心靈凈化，同時應嚴肅對待藝術創作，遵循特定規范，既順應讀者的習慣，又左右讀者的心靈和審美情感，弓f導讀者趨善避惡。 柏拉圖只看重詩的教育影響功能，因為詩“滋養快感，這是詩的一大罪狀，并堅持要把詩人驅逐出“理想國”。在他的理想國里，他說：“你心里要有把握，除掉頌神的和贊美好人的詩歌以外，不準一切詩歌闖入國境。如果你讓步，準許甘言蜜語的抒情詩或史詩進來，你的國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認的最好的道理了。

賀拉斯認識到文藝的功用，始終主張道德教化功用與審美娛樂功用的統一，指出“教”與“樂”不可只重一方面，他正是認識到在優秀的作品中二者是一個完美的整體。要為當時文藝創作確立道德原則。首先，他認為詩歌對人類文明有開化功用，他說，古代詩人“阻止人類不使屠殺，放棄野蠻的生活，”教導人們“劃分公私，劃分敬瀆，禁止淫亂，制定夫婦禮法，建立幫國，銘法于木。”其次，他認為詩歌還具有傳達神的意旨，指示生活道路，激勵將士奔赴戰場，給勞累的人們帶來歡樂等功用。最后，他主張詩的道德教化功用和審美娛樂功用的統一，他說：“詩人的愿望應該是給人益處和樂趣，他寫的東西應該給人以快感，同時對生活有幫助。寓教于樂，既勸諭讀者，又使他喜愛，才能符合眾望。”又說：“如果是一出毫無益處的戲劇，長老的‘百人連’就會把它趕下舞臺：如果這出戲毫無趣味，高傲的青年騎士便會掉頭不顧。”

賀拉斯的《詩藝》是理解羅馬文學創作原則的主要來源，也是理解古希臘文學的參考。這封隨手寫給皮索父子的信件雖然寫得隨意而不拘形式，其自身內在的體系是很嚴密的，更為重要的是《詩藝》針對羅馬文學的不健康的風氣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自亞歷山大里亞時期以來，古希臘文化日趨衰落，個人主義、感傷主義和形式主義日趨抬頭，對于重大社會事件和人類理想的激情日益淡薄。他認為，當時的羅馬文藝的癥結是想象和獨創的濫用，是違背了文學創作的規律和古希臘優秀的文學傳統，他給羅馬人指出了向希臘古典主義學習的建議。賀拉斯本人是羅馬著名的詩人，對希臘文學非常崇拜，深受希臘文學的影響，因此賀拉斯對羅馬文學創作與希臘文學的關系有深刻的體會和思考，《詩藝》在這方面的論述值得我們重視。《詩藝》中的很多內容是關于文學創作的規范和要求，涉及到了文學創作原則、創作過程、藝術批評等方面，這一點成為許多研究者的共識。賀拉斯提出“一首詩僅僅具有美是不夠的，還必須有魅力”，這樣才能發揮藝術的作用。

寓教于樂簡潔而精到地概括了“教”與“樂”的關系，是人們對此問題的一次認識上的飛躍后來為文藝復興和新古典主義時代的文藝理論家們反復地援引過、討論過，成為影響后人至深的權威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