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文藝的認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審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文學和電影的娛樂功能得到了極大的強化和突出的社會形勢下， 軍事文學和電影藝術創作者應深入挖掘豐厚的軍事文學創作資源，從而提高文學的吸引力， 在創作態度上應擯棄媚俗與荒誕的投機心態。

關鍵詞：戰爭題材；文學作品；電影文學；創作態度；媚俗；荒誕

在文學愈來愈市場化的今天，衡量一部好的文學著作和電影文學作品的標準也完全由市場的認可程度來決定，這種現象無疑對于以往的相對純粹的、嚴肅的軍事題材的文學作品和電影作品產生了很大的沖擊。市場法則的嚴酷，觀眾、讀者心態的浮躁，皆是一些軍事文學題材創作者和電影制作者在創作生產過程中不得不審視思考的問題。簡單地說：不媚俗，就難以吸引來廣大通俗觀眾和讀者的興趣；不荒誕，就不能入得眾多被光怪陸離的世情變化眩暈了身心的紅塵男女的法眼。從一首首傳統紅歌的高尚內容被肆意篡改，到嚴肅正統的革命題材的紅色電影的翻拍，男歡女愛、驚險刺激、荒誕與輕浮、肆意地夸張場景規模的宏大，都成了引人入勝的制勝法寶，紅色的意義大有衰減趨勢。這種現象根本脫離了軍事文藝作品的教育功能，那么如何在百花齊放而又妖艷紛呈的文學嬗變之狀態下，使軍事文學能突出重圍，重新回歸自己的正統之路呢？這應該是廣大軍事文學創作者和電影制作者共同關心的問題。

一、深入挖掘豐厚的軍事文學創作資源，從而提高文學的吸引力

米蘭.昆德拉說過：“小說存在的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人們的生活世界，保證我們不至于墮入對‘存在的遺忘’。”在中國的戰爭史上，事實上存在著無數的令我們思來能蕩氣回腸、無法忘卻的可歌可泣的壯烈戰爭場景，這些歷史的殘片與斷章，共同組合演繹了我們幸福的今天。不能遺忘歷史，忘卻會使我們不知道珍惜。文學的功能之一即是復活歷史，電影又能夠把這些被文字復活后的歷史更加直觀地展現在觀眾面前。所以，對于每一個創作者來說，自身的歷史文化底蘊也是創作成功的關鍵。對于中國電影來說，當前流行的主題多側重于表現上世紀30 年代由于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中華民族所展開的衛國戰爭。八年抗日戰爭，是時勢的要求，使得抗戰八年這一階段成為中國抗戰題材電影比較集中的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當前描寫抗戰題材的電影作品，雖然創作者的筆法各異，但幾乎無一例外地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當時中國社會歷史、政治經濟以及文化風尚等背景。在人物形象的刻畫方面，戰爭題材的電影是有巨大的衍伸空間的，正面的英雄人物和反面的敵對人物等形象，都可以做到盡情地描寫刻畫和渲染，電影的趣味性也往往能通過這些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的對比來體現。無論是創作于思想意識形態比較禁錮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狼牙山五壯士》《中華女兒》《衛國保家》，還是《小兵張嘎》《地雷戰》《地道戰》《平原游擊隊》等作品，或是創作于今天的《亮劍》《狼毒花》《紅高粱》《血戰臺兒莊》《南京南京》等，都為我們廣大觀眾描繪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形象。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無論是農民、礦工、公務員、青年學生、或者是革命戰士，無論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戰爭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們的性格都經歷了由軟弱、猶疑到堅強、果斷的過程。實際上，在抵御侵略的戰爭中，個人小家無不關聯著民族大家，“家”就是“國”，“國”就是“家”，個人命運與民族命運已經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影片中這些普通民眾在戰爭中的覺醒和性格的轉變，實際上反映的是中華民族抵御侵略的戰爭中克服軟弱、走向堅強的成長過程。這一時期的抗戰電影，在愛國主義的主題中，構筑的是一個獨特的、戰爭與人的命運、個人命運與民族命運的影像寓言。應該說：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是最能夠喚起民眾的善良情結的，所以，對于一個好的電影文學創作者和制作者來說，只要能善于取材于歷史，把握人物形象、關鍵事件的刻畫與描寫，是不難抓住讀者和觀眾的眼球的。

二、在軍事文學與電影的創作態度上應擯棄俗與荒誕的投機心態

眾所周知：在當前的經濟社會，文藝的認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審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文學和電影的娛樂功能得到了極大的強化和突出。于是，一向被認為是沉重嚴肅的戰爭題材的文學作品和電影也不得不注重經濟化、娛樂化取向，注重與世俗溝通。這種文學藝術是從80 年代的文化啟蒙開始向大眾娛樂的文化消費轉型的。正像有評論者指出的那樣：“侃爺、丑角和明星占據著文化大舞臺的中央，夸張、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輕松、充滿噱頭或者淺薄輕佻、賣弄風情的各路‘明星’充斥電視、電影、廣告等傳播媒介。這是一個小品的時代、侃爺的時代、明星的時代。百年來審美風尚在此明顯地‘轉了個彎兒’。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喜劇化了。大眾消費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為審美文化的主導趣味。”但是這些完全以喜劇化的筆調來刻畫戰爭題材的文學和電影作品，讓人在捧腹之余，總會感覺有一種隱隱的不妥，是嚴肅性的缺失，是教育功能的顛覆。喜劇化的戰爭遠遠不能皆是我們十四年抗戰付出的艱辛、痛楚，所拋灑的熱血。輕松、幽默、詼諧、在笑鬧中就幾個人就消滅了成千上百的鬼子，這種幽默不但會使戰爭失去本身的嚴肅、悲壯，也會嚴重誤導現代的年輕讀者和觀眾。以馮小寧的《舉起手來》第一部和第二部為例，從創作理念來看，較之《地道戰》《地雷戰》《小兵張嘎》之類沒有任何進步，反倒多了不少迎合社會上諸多淺薄“憤青”的企圖，其目的很明確———搞錢，本質上當然就是“消費抗戰”！拿“民族災難”來把玩、弄錢，這種現象是應當予以嚴肅批評的。再比如馮小寧的《黃河絕戀》，與其說是抗日故事，不如說是異國男女相戀的愛情傳奇。葉大鷹的《紅色戀人》也如出一轍，他的另一部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為背景的影片《紅櫻桃》，更以直接的女性身體的裸露來滿足大眾的日常性欲望，并且取得了商業利益的成功。

戰爭不是游戲，不是喜劇，不是肆無忌憚的夸張和無厘頭的嬉笑怒罵。過多地為了追求笑聲而抱著對歷史不負責任的態度去演繹戲說戰爭史，或許真的會有那么一天，我們在面臨戰爭災難重來的時候，我們的那些廣為被這種喜劇戰爭所影響的年輕一代，會否以一種喜劇的心態去抗爭呢？那無疑會造成我們民族史上更大的災難。這種回避正史的喜劇化戰爭史，不但會造成年輕人“好戰”和“游戲戰爭”的心態，也完全不利于他們身心的發展和世界和平的建設和維護。

文學和電影的商業化、娛樂化沒有錯，但問題在于通過何種表現方式去實現這些目的。特別是在處理“抗日戰爭”這樣的“民族之痛”時，如果僅僅是為娛樂而娛樂，以感官滿足代替了歷史思考，那就是對那段慘痛歷史的褻瀆了，那么戰爭歷史題材所具有的珍貴啟示意義也就蕩然無存。

[1] 陶東風，金元浦.《從碎片走向建設———中國當代審美文化二人談》《文藝研究》[J].1994.5

[2] 劉振東，楊曉輝.《論馮小剛喜劇電影的文化要素》《電影文學》[J].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