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戰發生后，一批國統區漫畫家來到延安，他們在熱情歌頌抗戰主題的同時，也用諷刺漫畫作武器，批評延安社會的一些消極現象。延安整風運動前后黨中央對漫畫藝術的指導，使延安漫畫家實現了政治和藝術的轉變，并使延安諷刺漫畫的風格發生了轉變。

[關鍵詞]諷刺漫畫；延安整風；文藝精神

Abstract：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broke out，a number of caricaturists left the KMT-controlled area and came to Yan’an. While they sang high praise of the anti-Japanese themes，they used caricature as a weapon to criticize the downside in Yan’an. Around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Yan’an，the guidan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on caricature helped with the artists’ transformation in politics and art as well as the stylistic change of Yan’an caricature.

Key words：caricature；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Yan’an；spirit of art and literature 抗戰開始不久，由于國民黨文化專制政策的日益強化[1]226，國統區漫畫家越來越多地奔向延安。據統計，1938年5月到8月間，從武漢、西安等地到達延安的知識分子有2 288人[2]，幾年間，人數達到40 000[3]。張諤、蔡若虹、張仃、胡考、華君武等漫畫界名流也都在這一時期到達紅色圣地延安。這些文藝家來到延安后，感受到那里的氛圍：“官兵平等，軍民平等。延安的天地確實不一樣”[4]106，精神上極為滿足快樂[5]。知識分子謳歌延安，把它想象成“母親”、“家”。 1938年6月，“全國美術界抗敵協會”、“全國漫畫作者協會”成立，重申要進一步發揚“左翼美聯”的優良傳統，緊扣抗日使命，參加廣大的群眾團體，開展統一戰線的美術運動[6]576，這給延安美術界帶來極大的影響。1939年2月和10月，延安美術協會和漫畫研究會相繼成立。1941年8月3日，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第五屆會員大會召開，會議發表全國通電，對國民黨文化專制政策進行聲討，要求文藝界本著自己的藝術良心，揭露抗戰中的許多現實的真理，告訴人們在戰斗中應該循取的光明的道路[6]469-470，呼吁“言論自由”，“保障人權”[6]475-476。文藝界的這些活動，激發了美術家們的社會責任感。 一 來到延安的漫畫家們大多數在魯迅藝術文學院(簡稱“魯藝”)從事教學或研究工作。1938年4月魯藝成立后，主持工作的副院長沙可夫提倡自由創作的文藝發展思路。在魯藝成立1周年大會上，邊區教育部長李維漢從培養革命文藝先鋒堡壘[7]2的角度批評了魯藝的“右”傾錯誤，但是他不主張對文藝進行過分的政治干涉。他指出“要求藝術直接服從于政治、把政治的口號放進藝術作品中、文藝作品成為簡單的宣傳品、革命的藝術家成為職業革命家、藝術工作者直接做罷工的領袖和工人的組織者”等做法都是不對的，強調要明白藝術與政治的不同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8]。在魯藝早期的藝術自由環境下，藝術家爆發了極大的創作熱情。張諤、蔡若虹、華君武、張仃、朱吾石、陳叔亮、施展、亦光、郭鈞、許群等人，在《解放日報》、《新中華報》和《前線畫報》上刊載了一系列漫畫作品。他們還以墻報、展覽會等形式創辦了各種主題的作品展[9]。 這時期的作品主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揭發國民黨勢力消極抗日的行為 1938年到1942年是國共合作時期，督促國民黨積極抗日成為延安宣傳思想的主題。例如《頑固分子制造反共摩擦，實際幫助敵寇漢奸汪派》、《逆流》、《我正在后退，為什么你倒前進呢?可惡的統一破壞者》等作品，抨擊了國民黨頑固派勢力妥協投降的政治行徑；《前方將士要軍糧》、《救國公糧》等作品揭發了國民黨有意拖延、克扣軍糧，支持抗戰不力的情況；《中山先生的信徒們》、《兩個鴉片煙鬼》等作品，揭露國民黨內部系統的腐敗現象。延安社會各界給予這些作品極高的評價。 (二)展示根據地軍民朝氣蓬勃的生活場景 延安的抗戰、生產和生活漫畫表現了延安的光明天地和萬眾一心的抗日激情。漫畫《抗日熱情在陜北延安》、《兒童抗戰連續漫畫》、《敵人不得不要求投降》等作品，反映了根據地人民高漲的抗日熱情。《生產歸來》、《卸貨》、《剪羊毛》、《八路軍在休息的時候》等作品反映了根據地軍民同心同德，一邊抗戰、一邊生產的情形。《新中國的基石》、《第二戰場》等漫畫作品也都有力地配合形勢進行政治宣傳。 (三)揭露德、意、日法西斯國家的侵略罪行 當時還有一部分作品著力表現了中國人民堅定的反法西斯立場。漫畫《三個寡婦》揭示了法西斯侵略勢力“速戰速決”圖謀破產的必然性。《威尼斯之日》尖刻地諷刺了墨索里尼對希特勒的諂媚。《望遠鏡里的莫斯科》描繪了兩個強盜從俄羅斯冰雪原野中落荒而逃的狼狽情景。 (四)批評延安不良的社會現象 漫畫中一些批評延安不良社會現象的作品，如《吃面條》、《邊區保育院幼稚園的生活》、《鏡子》等。《吃面條》諷刺了延安用餐秩序混亂的現象，作品登出后影響很大。盡管漫畫展示出來的咄咄逼人的威力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心平氣和地接受，但其社會功效得到了很好的體現[4]107，[9]446。 1941年4月，中央青委創辦墻報《輕騎隊》，刊登篇幅不長的雜文、隨筆等對延安某些現象進行諷刺和批評的作品。墻報貼出后，前往觀看的人很多，在延安影響很大。1941年底，延安文藝界以《解放日報》為陣地，展開了關于爭取文藝創作自由和“暴露黑暗”的論戰。多數文藝作家主張“政治家偏重于改造社會制度，藝術家偏重于改造人的靈魂”[10]。文藝界自由創作的實踐和論爭，鼓舞了“左翼美術”思潮浸染下的漫畫家大膽地表達對社會進行觀察與思考的勇氣[11]，他們決定配合延安整風運動，把見到的“等級制度、創作限制，政治家和藝術家的主屬關系”[10]等問題用畫筆描述出來。 二 1942年2月15日至17日，延安美協在軍人俱樂部舉行諷刺畫展，共展出張諤、華君武、蔡若虹等3位漫畫家的作品70余幀。展出作品主題涉及延安生活中存在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黨八股、不良戀愛、不遵守時間、官僚作風、干部生活[12]等方面的消極現象。許多干部、官兵、老百姓前往參觀，總人次達4 000人[13]319。由于擁擠，美協決定將畫展移至作家俱樂部、南門外等地展覽[13]318，畫展一直持續到2月21日。由于漫畫特有的辛辣、諷刺功能，展覽產生了很大的轟動效應。 比如，《娜拉又回到家庭》描寫一個離開家庭，奔向革命的女子，又重新回到家庭照顧小孩，一方面批評女性在革命中表現不積極，另一方面引發了人們對女性在革命運動中意義的反思[14]111；《摩登裝飾》諷刺那些只把馬列主義作為裝飾品的干部[1]28；《愛神坐飛機》指責各種持不良戀愛態度的女青年；《一個科長就嫁了么》批評當時延安的部分女性喜歡找首長結婚的現象[4]108；《請批了再走》、《科長會客》對官僚主義給以尖銳的諷刺[13]319；《兩種衣服的吵架》諷刺某些干部之間爭地位、擺官架子的現象[1]28；《當主席報告第三部分第二點的時候》、《散會的隊伍》、《主席臺以外》、《群眾大會》、《大會延遲三小時》等作品源自于延安的政治生活，批評了黨內干部時間觀念不強，目無組織紀律的現象。 藝術家們認為這次畫展是他們實踐文化“啟蒙”或“文化大眾”的一次大膽嘗試，是對毛澤東發出的整風號召的積極響應。但觀看漫畫展覽后，觀眾反映異常強烈。一般民眾對漫畫家展示延安社會的種種陰暗面深表贊同，甚至認為展出的作品遠遠不夠反映社會弊病的全部內容[13]319。他們列舉了許多不良現象與具體故事，要求畫家畫出來展覽以教育大家[12]。而被諷刺漫畫威力“刺中要害”的部分干部群眾則反應十分強烈[1]29：有的人當著別人不好意思承認，只好把它看做是針對別人的，與自己毫無關系[13]318-319；有的干部則大為火光，認為這些作品是“夸大的諷刺”、不注意政治影響[15]。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王稼祥、葉劍英、林彪等人都前往觀看，康生也臨時被通知過來，當時毛澤東鄭重其事地對華君武說，“漫畫是要發展的”[16]，[17]159。 畫展的舉行在延安各界引發了激烈爭論。有熱烈贊揚的，也有大加抨擊的。贊揚者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認為在延安的新社會中殘留著某些不健全、不合理的現象，作為革命者更應該注重自身的檢討和改進，否則就會影響到革命事業的發展[14]118-119。作為嚴肅認真的藝術家應該“永遠仇視不協調的事物”，“暴露他們的丑態”。諷刺猶如醫生的手術刀，是治病的工具，只有用這柄利刀把新社會存在的“毒瘤”切除掉，新社會的革命事業才能更加進步和發展[18]。他們提倡美術方面要注重寫實主義，把文藝的使命重新定位為“暴露黑暗”，披露一切不正之風。抨擊者則認為，盡管“暴露黑暗”是文藝存在的客觀必然性，但這種風格的文藝作品在延安是不該存在的。任何的諷刺、批評都應無條件地服從于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即使像揭發貪污這一類的問題，也存在著“量”與“質”的區別，不能像理解國民黨政權下的貪官那樣理解延安新社會的問題[19]625-626。他們強調，漫畫的本質與其說是諷刺，倒不如說是幽默，漫畫的作用僅在于制造幽默的效果，漫畫作家應該像畫斯大林的大煙斗，蕭伯納的長睫毛、大皮鞋那樣去詮釋漫畫的內涵[14]204-205。他們把諷刺漫畫家貶罵為“殘酷的玩賞家”、“穿了醫生外套的劊子手”[20]。 三 在整頓三風的政治背景下，《輕騎隊》、《矢與的》、《西北風》、《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諷刺畫展”等“文藝事件”對延安社會的陰暗面進行了無情的諷刺和批判。這些批判引起了中共領導人的重視。毛澤東頗有感觸而堅定地說，“我本來不管文藝的，現在文藝的問題碰到鼻子上來了，不能不管一下”[21]229，像王實味那樣主張暴露黑暗的人，不僅是思想上的敵人，也是政治上的敵人，是“化裝的托派”[22]281。賀龍對文藝界“暴露黑暗”的風氣十分不滿與憤怒，他強調延安文藝作家的主要任務就是“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延安”。“暴露黑暗”的做法只會給軍隊帶來失望和反感，“如果延安真是這樣黑暗，那么我就要班師回朝了”[23]。1942年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討論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按：《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方法”會議，康生、王稼祥、博古等人一致決定要解決文藝的發展方向問題[21]224-228。4月3日，中宣部發布《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7]34。毛澤東還邀請魯藝的部分文藝作家到楊家嶺聽取并交換關于延安文藝工作的意見，進一步推進魯藝整風運動的開展[22]179-180。 1942年4月3日，魯藝整風運動正式開展，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三階段進行。首先開展整風大討論，鼓勵組織各種派別展開爭論。6月中旬到8月下旬，魯藝卷入整風大討論的風暴中，“各部門、處室都在討論，討論會一個接一個，從太陽出來開到月牙掛樹梢，從月亮出來到東方泛白，無止無休”[22]181-182。討論的焦點是左翼十年的新教條及資產階級對藝術的影響、藝術的作用及意義、文藝普及與提高的關系、作品藝術性與革命性兼顧[22]181等問題。第二步是進行自我無情的批判。7月3日，胡喬木到魯藝進行指導，對魯藝整風力度不夠給予嚴厲批評[24]。7月28日到31日，美術系舉行空前規模的大型討論會。漫畫作家進行了深刻的自我批判，有的人對自我進行完全的否定，把自己丑化為“半人半馬的怪物”、稻草人等[22]281。第三步是根據中央文件精神“進行個人全面反省”，寫“反省筆記”，組織整風考試。 伴隨整風運動的開展和文藝界的論爭，5月2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文藝界約有100人參加，其中30多人是魯藝的教師和干部[25]72，美術系的蔡若虹、華君武等人列席會議。在5月2日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要建設好兩支軍隊(“手里拿槍的軍隊”和“文化的軍隊”)的總目標。他對文藝界提出的“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文藝的任務在于暴露”、“人性論”、“人性之愛”、“文藝無功利”等論調進行了條分縷析的駁斥，指出文藝批評要注意對敵人和對人民內部的不同，必須禁止諷刺的亂用。人民大眾有缺點，應當用人民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克服，必須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說話。革命文藝作家暴露的對象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不能是人民大眾，否則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26]871-872。朱德強調，文藝作家必須無條件地轉變自己的思想，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共產黨、八路軍，就是有功有德，就是要歌頌”[25]74，“文藝作家的思想，不但要轉變而且要投降”[3]262，[4]321-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