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中國 電影 電視藝術 研究進展 年度報告

[摘要]：2009－2010年，在中國經濟全球崛起的語境中，主流文化與中國主流大片的議題日益受到重視，中國電影理論研究注重體系化與實證化。電視藝術研究在聚焦諜戰劇、家庭倫理劇等電視劇創作的同時，對泛娛樂化的生態環境的反思以及紀錄片、動畫片的研討也日趨深入。

上編：電影學研究綜述

一、中國電影史研究

與以往中國電影史研究側重宏觀的影史描述不同，2009-???2010年的中國電影史研究更加注重微觀的史料解析與專史研究。在影史研究上形成了一種區域性、層次性、多角度、多類型的電影史解讀方式。范志忠《國產現代戰爭片的敘事內涵與美學嬗變》（（《當代電影》2009年10期）認為，國產現代戰爭片從“十七年”著重于國家意識形態的教化與傳播，演變為新時期以來對人性的呼喚與現代意識的探索。隨著中國電影的市場化轉型，國產戰爭片敘事進入多元化時代，既誕生了弘揚主旋律的史詩巨片，也催發了頗具后現代色彩的喜劇戰爭片。越來越多的國產戰爭片正走出歷史的悲情，致力于建構更富于人性化的影像世界。陳曉光、車琳的《新中國電影60年：社會階層變遷與銀幕主流形象流變》（《當代電影》2010年1期）梳理了新中國成立60年來電影中的國家形象塑造問題。儲雙月《新中國60年電影中的“家庭空間”的呈現》（《當代電影》2010第3期）、郭亮亮、段鳴鳴《形象的焦慮——中國電影語境中民族情緒的一種緣起》（《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0年3期）針對早期好萊塢電影中對華人形象普遍丑化的情況，分析中國早期電影語境中民族情緒的某種緣起。

在專著方面，楊艷、徐成兵的《民國時期官營電影發展史》（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以第一手的歷史資料為依據，全面梳理了民國時期官營電影的歷史發展脈絡，系統論述了民國時期官營電影的相關理論和創作實踐。袁慶豐的《黑白膠片的文化時態：1922-1936年中國早期電影現存文本解讀》（上海三聯書店， 2009）選取了1922-1936年底公映而現存的36部中國影片，將其分類為舊市民電影、左翼電影、新市民電影、政府主旋律電影、國防電影和新浪潮電影來進行文本分析，開拓出被遮蔽的社會形態與話語空間。屠明非的《電影技術藝術互動史：影像真實感探索歷程》（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以技術手段為視角，別開生面地勾勒出影像百年的另一行足跡。彭驕雪的《民國時期教育電影發展簡史》（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分析了民國時期的教育電影作為特定時期的一種特殊電影現象，豐富了民國電影的歷史圖景。劉小磊的《中國早期滬外地區電影業的形成（1896-1949）》（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采用中國電影地方制研究視角，以“電影在中國的傳入”作為論述的基本切入點，將研究觸角伸向除上海這一中國早期電影產業中心之外的其他地區，系統且全面的闡述了中國早期地方電影制作業、放映業、教育業以及傳播業的產生和形成。周承認、李以莊的《早期香港電影史（189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以“編年+專題”的研究方式，重新梳理了香港電影誕生和發展的歷史，并附有這一時期的“香港電影大事記”。此外，如湯禎兆的《香港電影的骨與血》（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以過去港產片與現實對照的啟悟，建構出香港電影與香港文化彼此呼應的閱讀趣味。魏君子的《香港電影演藝》（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內容很多來自香港影人的口述親歷，以故事的方式講述香港電影的發展史。

二、中國當代電影研究

2010年，中國GDP總量躍居全球第二，在經濟崛起的語境中，主流文化與中國主流大片的這一議題也日益被關注。藍愛國、馬薇薇的《文化傳承與文化消費——電影產業的文化道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針對中國電影產業發展歷史與現實所呈現出來的產業文化格局，以文化理論為研究框架展出了富有針對性的分析與闡述。《當代電影》于2009年第2期推出“國家形象與中國電影”專題，通過倪震的《我們將為世界銀幕生產什么？——再論中國電影和國家形象》，饒曙光的《國家形象與電影文化自覺》、王一川的《國家硬形象、軟形象及其交融狀態——兼談中國電影的影像政治修辭》、尹鴻和石惠敏的《中國電影與國家“軟形象”》等系列文章來探討如何增強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如何通過銀幕來塑造和樹立中國形象。

中國電影家協會理論評論工作委員會于2009年、2010年分別推出的《2009中國電影藝術報告》、《2010年中國電影藝術報告》（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2010）以2008年、2009年中國電影藝術為研究對象，從年度總述、年度專題、導演藝術、劇作藝術、攝影藝術、聲音藝術、港臺地區華語電影創作、創作爭鳴、海外反響等方面對中國電影進行評述。《2009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2010年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2010）分產業發展總報告、專題研究報告和市場調查報告三部分介紹每年中國電影產業發展態勢。靳凱元論文《中國電影集團公司的產業化道路（1999-2009）》將中影集團從1999年到2009年的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初創階段、股份制改革階段和全產業發展階段，力圖揭示其產業化的主要特征。

此外，張衛在《民族題材電影的邊緣化與中心化》（《當代電影》2010年4期）一文中，探討了民族電影邊緣化的原因及其如何有效的實現其中心化的策略。黃式憲在《以文化的主體創新推進中國電影產業的跨越式發展》（《電影藝術》2010年5期）指出，電影之強盛，根本要點取決于文化的創造力，為實現電影產業強國的歷史性跨越，我們需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張頤武、趙寧宇，陳旭光等作者從喜劇電影歷史、文本等角度分析了中國喜劇電影的敘事、文本特點及其存在的問題。（《北京電影學院報》2010年4期）。張會軍的《風格創造：張藝謀電影風格論》（中國電影出版社，2010）對第五代領軍人物張藝謀的電影做了獨到的解讀和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于紀的《區縣電影市場田野調查》（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是一本來自基層的電影產業現狀報告，對區縣電影公司現狀、區縣影院生存現狀進行了調查。田義貴的《歷史形態與文化表征：川渝方言影視劇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以川渝方言影視劇為研究對象，論析了蘊含于川渝文化影視劇中的本土文化特征。

三、電影理論研究

電影理論研究方面的基本理論建設，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賈磊磊的《什么是好電影》（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認為好電影的達成是一個從電影的被表述層面到表示層面、從電影的藝術風格向電影的美學意境逐級提升的完整過程。黎萌的《分析傳統下的電影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在對歷史的追溯中，圍繞電影敘事的因果結構、觀眾對電影虛構的情感反應、攝影影像的認知等基本問題，全面展示了分析傳統下的電影哲學、認知主義電影理論的相關成就，向國內學界提供了新的理論視野。趙斌的《電影語言修辭研究》（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按照“文本研究”、“修辭研究”和“精神分析的敘事修辭”的順序，嘗試將“小規模”的鏡頭修辭推進到“大規模”的敘事修辭，在精神分析式的文化批評與第二符號學之間勾勒出一條隱含的理論脈絡。沈小風的《20世紀90年代電影批評研究》（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9）對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發表的大量的電影批評和論著進行研究，分析了90年代中國電影批評的話語形態特點。游飛、蔡衛的《電影藝術觀念》（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通過電影學術理論與電影藝術創作、電影歷史脈絡與電影作者個性、電影藝術表達與社會文化背景的結合，全面地闡述世界電影藝術觀念。馮欣的《電影觀念的生成》（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從“理念”、“表象”、“作者”、“文本”這四個方面考察了不同觀念背景對“電影”觀念所形成的不同理解。陳曉云主編的《電影理論基礎》（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圍繞著“電影是什么”這一電影理論的基本命題，梳理電影理論的歷史發展和基本觀點。

王志敏的《電影批評》（中國電影出版社，2010）是教學經驗與理論研究的總結，對電影創作、理論研究、電影教學均有較強指導意義。胡克的《中國電影理論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當代電影》2010年6期）討論中國電影理論的歷史經驗與未來發展趨勢，梳理了中國電影理論發展的基本脈絡和主要理論模式，以及未來電影理論發展的可能性。葛玉清的《動畫電影敘事藝術》（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0）從動畫電影藝術的內部角度縱觀其故事的構成問題，力求呈現一個相對全面的、客觀的動畫電影敘述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電影協會理論評論工作委員會編著的《中國電影理論評論六十年》（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收錄了“電影理論評論六十年”研討會上的經典論文。這些論文從電影理論、電影美學、文化研究、電影批評、理論與評論、電影史研究、表導演理論、產業研究等方面梳理了新中國成立60年來走過的歷程，充滿了對歷史的再思考，以及對未來中國電影學理論建構的展望。

在電影教育研究方面，張會軍、薛文波、陳浥主編的《探索與實踐——藝術專業人才的培養與研究》（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立足電影教育藝術，探討電影藝術人才培養的規律、特點、方法、本質，通過電影藝術人才的選撥機制、創新人才培養的結構教育、教學的把握等相關問題的探討，對電影教育進行深入的思考。王志敏、陸嘉寧主編的《中國影視教育現狀》（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通過“中國影視專業本科教育數據匯總”，“中國藝術學學科體系與影視教育數據”，“中國影視教育專家學者訪談”和“中國影視教育專業設置及課程安排的若干問題”四個方面，描述了中國高等教育格局中影視教育的基本狀況。

四、翻譯與介紹

在電影譯著方面，對于敘事分析和類型研究的介紹是2009年電影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塊。范茜秋的《電影化敘事》（王旭峰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通過超過500幅電影抓圖和76個劇本摘錄，分析了100個電影工業界頂級編劇和導演所使用的非語言技巧，闡述了如何利用電影媒體來優化故事。波德維爾德《電影詩學》（張錦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針對電影出于其電影的目的如何引導并改造文化和跨文化的影響，提出了一種全面理解的方法。大衛?波德維爾的《好萊塢的敘事方法》（白可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通過對好萊塢電影制作者用影像來講述故事的主要方式的回顧，考察那些被賦予驚人生命力的敘事技巧。克莉絲汀?湯普森的《好萊塢怎樣講故事——新好萊塢敘事技巧探索》（李燕、李慧譯，新星出版社，2009）通過對新好萊塢時代獲得票房和評論雙贏的成功之作的敘事分析與展示，深入研究了好萊塢的敘事藝術，并對好萊塢電影的未來進行了展望。奧蒙的《現代電影美學》（崔君衍譯，中國電影出版社，2010）以傳統電影范疇為主，涉及符號學、敘事學和精神分析等電影研究新學科，以及電影理論探討和爭論的美學問題。

在大師研究和介紹方面，諾曼?卡根的《庫布里克的電影》（郝娟娣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收錄了庫布里克電影發行時的評論與反應，把電影的理解放到歷史中去考察。埃娃?馬齊耶斯卡、勞拉?拉斯卡洛里的《夢與日記——南尼?莫瑞蒂的電影》（穆青、聶陽陽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分析和檢視了意大利中生代代表性導演南尼?莫瑞蒂的電影作品和這些作品在當代歐洲電影中的地位。田中真澄的《小津安二郎周游》（周以亮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把目光聚集于常人眼中隱而不見的材料細節，品味小津電影的復雜況味。

在電影史方面，馬克?卡曾斯的《電影的故事》（楊松鋒譯，新星出版社，2009）被看成是一部“既讓人信得過又挑戰陳規的電影史書籍”。讓-盧普?布蓋的《好萊塢——歐洲電影人之夢》（嚴敏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敘述了“好萊塢古典主義”時期的“好萊塢和歐洲人”對好萊塢電影美學的貢獻。雷米?富尼耶?朗佐尼的《法國電影——從誕生到現在》（王之光譯，商務印書館，2009）梳理了法國電影誕生至今的發展歷程。彼得?拉森的《電影音樂》（聶新蘭、王文斌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探究了電影和音樂之間的復雜關系。蒂莫西?科里根的《如何寫影評》（宋美鳳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9）介紹了各種類型的電影批評方法。安特耶?阿舍得的《希特勒的女明星——納粹電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質》（柳迪善、丁寧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深入剖析了納粹電影中所表現出來的性別矛盾與性別沖突，闡釋了宣傳控制與消費文化之間的關系。凱文?康羅伊?斯科特編著的《編劇大師班——眾編劇巔峰杰作訪談錄》（黃淵譯，文匯出版社，2009）通過對當今影壇19位著名編劇的訪談，全面地展現了劇本的創作過程。

下篇：電視藝術研究綜述

一、電視劇創作批評研究

2009-2010年度中國繼續保持全球電視劇生產大國的強勢，理論界對于電視劇的批評也日趨活躍。央視作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重要平臺，其開年大戲也往往容易引起人們的強烈關注。董紅言、陳富清的《<走西口>流著眼淚放歌喉》（《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9年2期），梁英的《<走西口>的主題闡釋及其意義審視》（《電視研究》2009年4期），劉潮的《平民英雄敘事與史詩性品格呈現——電視劇<走西口>人物形象特征及審美意蘊》（《電視研究》2009年4期），高衛紅的《從<走西口>看開年大戲的文化訴求》（《電視研究》2009年4期）等，對以《走西口》為代表的央視開年大戲做出了多方面的分析評價，分析其背后的成功因素。

2009-2010年度諜戰劇崛起令人矚目。尹鴻、馬向陽的《話語 身份 景觀——從2009年諜劇熱看類型電視劇的生產、消費和意義生成機制》（《電視研究》2010年1期），從電視劇生產消費的角度切入，通過《潛伏》、《生死線》和《冷箭》三部諜戰類型的劇目內容和思想分析，指出諜戰劇既能滿足觀眾對于當年烽火漫天時代故事和人物情感的追求，又能通過偵訊、推理和緊張的故事情節達到個人視聽享受的目的。梁英的《<潛伏>：人文命題與市場品質的有機結合——兼論國產電視劇的文化功能實現方式》（《電視研究》2009年7期），則從文化功能實現方式角度，分析《潛伏》所開啟的新的創作方向。

青春勵志劇則更多地將注目點放在青少年在艱苦的現實條件下如何成長的故事。韓衛娟的《國內青春勵志劇的問題及發展方向研究》（《中國電視》2010年3期），張應輝、陳丹雯的《青春勵志劇：作為一種劇型的探討》（《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年6期），對青春勵志劇這個劇種進行了概括性的分析；趙俐的《電視劇<我的青春誰做主>精彩臺詞的應用語言學分析》（《電視研究》2010年9期）則從語言學的角度，對《我的青春誰做主》電視劇文本，做了較為精彩的解讀。

陳紅梅的《后家庭倫理劇對中國傳統家庭倫理觀的顛覆與重構》（《電視研究》2010年8期），側重于分析家庭倫理劇對于現代家庭生活以及倫理意識帶來的影響；高衛紅的《現實題材電視劇：直面生活的追問 擁有精神的堅守——從<老大的幸福>到<張小五的春天>》（《電視研究》2010年8期）、張愛鳳的《拒斥與認同——論<老大的幸福>中的文化沖突》（《電視研究》2010年8期）則主要通過對電視劇《老大的幸福》的解讀，分析現實題材電視劇的敘事手法和發展態勢。游宇的《守望現實題材電視劇創作——有感于電視劇<蝸居>的熱播》（《中國電視》2010年7期），重點分析了2010年現實題材電視劇《蝸居》的內容以及成功原因。

近年來流行的媒介自制劇，也吸引了學界的眼光。近年來以湖南衛視為首創，緊接著浙江衛視、江蘇衛視都相繼推出了各自的自制劇集，相繼創下了不錯的收視率。盛伯驥的《電視媒體自產劇生產的目標與機制——兼議湖南廣播影視集團的電視劇生產》（《電視研究》2009年8期）深入分析了湖南廣播影視集團的相關自制劇目的制作經驗。彭文祥的《描述與規范：電視欄目劇的發生發展芻議》（《現代傳播》2009年2期）則以欄目劇為切入點，總結了目前欄目劇不及自制劇搶奪收視點的原因。韋聚彬的《從“獨播劇”到“自制劇”：談偶像劇之轉型》（《電視研究》2010年3期）一文涵蓋了國產偶像劇轉型的過程，記敘了我國各大衛視由“獨播劇時代”向“自制劇時代”轉移的情況，也著重分析了其中轉變的原因。鄭楠的《電視市場收視競爭新熱點——自制電視劇》（《電視研究》2010年第6期），李浩、王旭波、周海、張勇的《尋找快樂前行的路標——〈丑女無敵〉品牌觀察報告》（《電視研究》2010年3期）等文章深入分析了這類劇集的成功原因，并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與癥候。

二、電視劇理論研究

仲呈祥、陳友軍所著《中國電視劇歷史教程》（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0）全面梳理了中國電視劇的發展歷史，文獻資料豐富，行文嚴謹。黃式憲的《關于近30年中國電視劇在美學建構上的斷想》（《現代傳播》2010年1期），則力圖詮釋30年來中國電視劇的審美流變和文化內涵。劉濤的《電視圖像志話語中的歷史、敘述與記憶——基于新歷史主義的批評視角》（《中國電視》2010年1期），借鑒了西方現代批評話語，揭示和挖掘了電視圖像后面的人文歷史和個人記憶。謝娟、劉川郁的《電視劇：革命歷史的全景展現與現實的多維透視》（《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年2期），對長期以來流行的紅色電視劇做了較為深入的闡釋。

值得注意的是，眾多學者已經開始將眼光放在電視劇營銷和版權管理方面。魏永剛等編著的《電視劇集管理：操盤影視項目八大流程》（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0）、高福安和宋培義編著的《電視劇制片管理》（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等專著，從制片管理角度入手，闡述了電視劇經營的各個階段所需要注意的問題，在中國電視劇版權保護機制尚不健全的情況下為電視劇生產者提供了相應的建議。高紅巖的《創新探索與模式構建——2009年度中國電視劇市場營銷綜述》（《電視研究》2010年1期），則是從營銷角度分析了中國電視劇市場現狀和格局所在。楊鳴的《從“制播分離”到“制播合作”——中國電視劇產業發展趨向分析》（《電視研究》2009年9期），從近期討論火熱的“制播分離”以及“制播合作”的話題切入，預測了中國電視劇產業未來的發展路線。宋培義、杜書妍的《中國電視劇產業發展環境分析》（《電視研究》2010年4期）和李斌、曹燕寧的《融合與創新：新媒體與電視劇產業發展》（《電視研究》2010年6期）分析了目前中國電視劇市場，并從全局方面展望了電視劇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吳豐軍《全新的世界，全新的媒體資產管理思路》（《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9年12期）論述了在數字化推動的媒介融合持續深入的背景下，電視內容資產的生產、管理和開發的新動向與未來發展趨勢。

周星的《文化概念變異視野中的農村題材電視劇概觀》（《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年4期），嚴前海的《心靈地圖的重構和意義生產的滑落——移民題材電視劇的一種解讀》（《電視研究》2009年10期），崔剛的《重構中國“宏大敘事”——當下電視劇創作的文本及價值取向》（《現代傳播》2009年2期），張智華的《言情劇的主要敘事藝術》（《現代傳播》2009年6期），楊愛君、王海波的《二十年家庭倫理電視劇綜述》（《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年3期）楊旦修的《我國軍旅題材電視劇的概念、分類及創作的歷史沿革》（《電視研究》2010年3期），蓋琪的《淺議2009年現代歷史題材電視劇》（《電視研究》2010年3期）等，分別以例證式的符號化分析，對當下流行的移民題材、農村題材、歷史題材、言情劇等做了理論上的總結與探索。

三、電視文藝欄目研究

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國慶盛典節目的分析成為熱點。唐俊的《電視“成就報道”直播的話語生態構建——以央視國慶60周年特別直播節目〈盛典〉為例》（《電視研究》2009年12期），以話語生態構建為著眼點，著重分析的是我國重大典禮事件報道的慣用模式和所收獲的效果。曾一果的《媒介儀式與國家認同——“國慶60周年慶典”央視電視直播的節目分析》（《電視研究》2009年12期），以儀式化的節目形式作為切入點，分析了重大國家儀式和國家認同之間的相互關系。劉永寧的《莊嚴 恢弘 絢麗 奇觀——析“國慶60周年慶典”閱兵儀式電視直播的鏡頭語言》（《電視研究》2009年12期），從技術的角度解讀了國慶閱兵儀式電視鏡頭語言的蒙太奇特點。

劉波、高森的《試論視覺文化視野下的奇觀電視文藝節目——從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和央視“春晚”說起》（《電視研究》2009年5期）、黃良奇的《“春晚”圖騰儀式的文化貢獻及內涵剖析》（《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年4期）等，則以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為研究對象進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指出其作為全民共享的文化圖騰的審美品格。胡長全的《我國電視公益節目的問題與對策》（《現代傳播》2010年1期）、麥尚文的《儀式傳播視野中的“媒介慶典”——以CCTV〈感動中國〉節目為例》（《現代傳播》2010年4期）、趙樹清的《高揚核心價值 彰顯媒體責任——對大型公益晚會〈抗旱救災，我們在行動〉的思考》（《現代傳播》2010年6期）等，則對公益節目和晚會的社會功能與審美價值做了較為深入的分析。

2009-2010年，電視節目紛紛進入后娛樂時代。白小易的《論“后娛樂時代”電視節目的發展趨勢和應對策略》（《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9年4期）、王愛華的《“后選秀時代”的電視綜藝節目格局之變及展望》（《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9年11期）、方菁的《談電視娛樂節目的現狀與出路》（《中國電視》2010年2期）、林芝的《關于泛娛樂化風氣下的電視娛樂手段的思考》（《中國電視》2010年5期）等文章，分別從宏觀層面思考了泛娛樂化風氣之下電視娛樂節目的出路。王磊卿的《電視晚會品牌管理誤區及創新策略》（《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年7期），陳志國的《電視綜藝節目發展之亂象淺析》（《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年8期），張孝翠的《〈快樂向前沖〉的傳播學思考》（《電視研究》2009年21期），吳超的《〈幸運52〉退出熒屏的幾點思考》（《電視研究》2009年2期），歐陽杰群的《從〈越策越開心〉到〈天天向上〉看電視節目品牌延伸策略》（《電視研究》2009年10期），劉真的《品牌時代電視娛樂節目格局淺析》（《中國電視》2010年2期）等，則側重從中國的電視節目品牌意識和經營，探討后娛樂時代文藝娛樂節目的發展態勢。

2010年以《非誠勿擾》為首掀起的電視相親節目風潮席卷各大地方衛視，不少地方電視臺為了追求收視率，紛紛調整了被認為不具有收視率的文化類節目，轉而大量制作與播放挑戰人類情感與道德底線的各類“相親”節目，引起了國家主管部門的強力干預，批評界對這一現象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高長力的《非為相親而來——新一輪相親節目熱的冷思考》（《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年6期），張末冬的《從選秀節目到相親節目——解析中國綜藝節目的生存問題》（《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年6期）等論文，從節目本身入手，深入分析了真人相親交友類節目能夠在中國電視娛樂市場占據一席之地的原因。戴鑫、徐麗玲、王武的《中美電視婚配真人秀節目對比研究——期望沖突理論的運用問題》（《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年7期）則選取中美兩國不同的婚配電視節目，通過樣本比較分析其各自的制作特征。項仲平、杜海瓊的《電視相親節目低俗化現象的反思與服務化的品質追求》（《電視研究》2010年9期），薛晉文的《電視相親節目的“時代之潮”與“時代之惑”》（《中國電視》2010年8期）等文章，則尖銳地指出相親交友類節目的內在性質以及傳播現象所帶來的憂慮。范志忠在《泛娛樂語境下的電視文化生態》（《中國藝術報》2010年9月10日）認為，這種俗文化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國文化氛圍日趨多元，說明了中國社會文化正越來越寬容。不過，當這種俗文化試圖占據電視主流媒體時，當這種俗文化試圖染指婚姻、親情等人類文明自古以來就堅守的核心價值時，當這種俗文化在電視觀眾面前赤裸裸地宣稱“寧可坐在寶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車后座上笑”時，其實質上就試圖褻瀆、顛覆、乃至篡改主流的道德準則。

四、紀錄片研究

近兩年紀錄片的研究基本上可分為宏觀總體和微觀分類兩個層面。從宏觀總體方面來說，閻偉、歐陽宏生的《電視紀錄片：輝煌歷程與當世社會的影像紀實》（《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年2期），邢勇的《話語變遷與權力表達——觀察中國電視紀錄片三十年的一種視角》（《現代傳播》2009年1期），趙曦的《建國60年中國紀錄片創作中主流價值功能探討》（《現代傳播》2009年5期），以及張同道的《中國紀錄片的2009》（《電視研究》2010年1期）都在一定的高度對于2009-2010年度紀錄片的總體發展進行了歸納和總結，理清了2009-2010年度中國紀錄片發展的歷史脈絡，給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材料。同時，張同道等著的《2009年中國紀錄片頻道發展研究報告（上）》（《電視研究》2010年7期）和《2009年中國紀錄片頻道發展研究報告（下）》（《電視研究》2010年8期）細致總結了中國紀錄片頻道發展的歷程并進行了相關方面的研究，也為中國紀錄片放映平臺的研究提供了材料。

從微觀的方面來說，近兩年來對于各個優秀的紀錄片作品的評析在理論界比比皆是。如宋獻偉的《媒體語境下歷史文化紀錄片的創作與拓展——紀錄片〈西口在望〉創作談》（《電視研究》2009年3期），王華的《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的類型與展望——從鄂倫春族談起》（《電視研究》2009年7期），俞虹、司達的《在藝術中行走的歷史——十集電視紀錄片〈敦煌〉印象》（《電視研究》2010年5期），尹鴻的《溫故而知新——評10集大型紀錄片〈中國通〉》（《現代傳播》2010年2期）都以不同的角度對優秀的紀錄片案例進行了分析。

除卻這些，學者們還著力于研究中國紀錄片的市場化轉型和跨文化傳播路徑。劉陽的《中國紀錄片的市場化轉型探析》（《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9年1期），高峰、趙建國的《文化外交視角下的中國紀錄片國際傳播》（《電視研究》2009年1期），高峰、趙建國的《中國紀錄片跨文化傳播的障礙與超越》（《現代傳播》2009年3期），李智的《紀錄片的網絡傳播策略研究——以央視網為例》（《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年7期），崔予纓的《中國電視紀錄片國際商業化道路》（《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年10期），王慶福的《國際視角與中國紀錄片對外傳播策略》（《電視研究》2010年11期）等文，都在這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五、動畫研究

近年來，中國原創動畫的發展勢頭迅猛。徐群暉的《金融危機中的中國動漫產業態勢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09年3期）一文認為，在金融危機面前，中國動漫產業逆勢而動，獲得了更多機遇，并逐步發展為有效帶動產業結構調整的經濟增長點。2008年，國產動畫片產量大幅提高，全國完成電視動畫片共249部131042分鐘，比2007年增長28%。2009年由廣州原創動力生產的動畫電影《喜羊羊與灰太狼》票房達九千萬元人民幣，創下國產動畫的票房紀錄。

此外，郭虹、李思瀟的《中國動漫品牌創建分析——以〈喜羊羊與灰太狼〉及其衍生產品為例》（《電視研究》2009年11期），許元振的《探析商業動畫片以受眾為本的營銷策略——以動畫系列片〈喜羊羊與灰太狼〉為例》（《電視研究》2009年7期），朱矛量的《淺談國產動畫片之嬗變及動漫產業發展中的品牌塑造》（《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年5期），劉斌的《從〈喜羊羊與灰太狼〉看中國成人動畫的競爭戰略》（《電視研究》2010年2期），焦素娥、李志榮的《喜羊羊與灰太狼：國產原創動畫的品牌意識與生存之路》（《中國電視》2010年6期）等文皆是從《喜羊羊與灰太狼》這一品牌動畫的發展入手，分析品牌效應對于中國本土原創動畫發展的影響。

李濤的《動畫卡通電視頻道與動漫產業的互動發展研究》（《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9年3期），路琳的《動畫欄目的創新包裝和串聯方式探析》（《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9年10期），許蓓蓓的《欄目推動動畫 動畫成就欄目——央視少兒頻道〈動畫夢工廠〉欄目的品牌戰略》（《電視研究》2009年7期）等文，探討了電視頻道、電視節目和動畫自身發展的關系。吳豐軍的《動漫產業投融資模式與風險管理初探》（《電視研究》2010年7期），趙捷的《淺析影響我國動漫產業發展的政策取向》（《電視研究》2009年11期），殷俊、楊金秀的《論動漫產業六大基本特性》（《現代傳播》2009年2期），賈秀清、孟寧的《解析影響我國動漫產業發展的幾個問題》（《現代傳播》2009年6期），李三強的《中國動畫如何才能“走出去”》（《中國電視》2010年1期），劉軼的《動漫產業的文化身份認同與挑戰》（《現代傳播》2010年6期），王再越的《試析促進我國動畫產業鏈形成的因素》（《電視研究》2009年9期）等文，皆從產業方面入手，勾畫了中國動畫發展的未來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