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明代 《金瓶梅》 現實主義

[論文摘要]《金瓶梅》是出現在中國十七世紀的一部杰出的古典現實主義作品，全書在全部赤裸和真實中再現了明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時期的歷史。依據這部現實主義作品，我們可以去了解、去研究那個時代的政治經濟史、時代風俗史和人的風貌史。

《金瓶梅》是出現在中國十七世紀的一部杰出的古典現實主義作品，全書以極其細膩人微的藝術表現手法 ，在全部赤裸和真實中再現了中國十六世紀的社會生活和風俗。美國大百科全書對《金瓶梅》的現實主義成就作過高度的評價，稱它為“中國第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金瓶梅》杰出的寫實成就，對后來描寫現實的古典小說產生了巨大影響。被稱為我國現實主義高峰的古典小說《紅樓夢》，便正是在借鑒《金瓶梅》藝術經驗的基礎上而出現的又一部文學名著。今天，《金瓶梅》已被中外學者公認為一部突出的古典現實主義杰作，《金瓶梅》自然是名副其實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的第一原則，是它的真實性。

這里所講的真實性，借用張德林先生在《關于現實主義創作美學特征的思考》一文中的話講，就是指“體現在這類作品密切反映社會生活、時代精神、人生命運的‘現實性”和‘現實感’上面……它的特色同時也表現在，以生活的本來樣式、原有形態，作如實的客觀描繪”。借宋之名寫明之實的長篇世情小說《金瓶梅》，之所以被譽為中國古典文學的“四大奇書”之一，就在于它在反映晚明社會的時代風貌和廣大市民階層的 日常生活、思想感情方面，具有深厚的社會歷史背景和廣闊的現實生活圖景。

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明代，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最明顯的一個變化，就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 日趨繁榮。這主要表現在這一時期國內大小市場與商品流通擴大，城鎮人口增加。原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集市，在工商業發達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成為大規模的工商業市鎮象蘇州吳江縣的震澤鎮，杭州府錢塘縣的唐棲鎮，湖州府歸安縣的雙林鎮等等，都是當時工商業發達的重鎮。市鎮之外，還出現了較大的城市。南北兩京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四方財貨駢集”“南北商賈爭赴”。 j運河兩岸的淮安、濟寧、東昌、臨清等地，也是“四方百貨，倍于往時”。工商業城鎮的興起和發展，促使城鎮居民大量從事工商業活動和商品販賣活動，有所謂“今夫天下之人，不為商賈者寡矣”l4j之說。特別是商人，隨著商品經濟的日益發展，不斷擴大商品貿易市場，足跡遍及各省區，許多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在商人的收購販運之下，行銷全國。隆慶年間，明政府又撤銷“海禁”，允許商人到海外通商貿易，進一步刺激和推動了國內商品貨幣經濟的繁盛和發展。

伴隨著明代社會經濟繁榮局面的出現，一些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也應運而生。嘉靖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繁榮，特別是白銀的大量輸入和普遍使用，直接刺激了封建統治階級貪婪享受的欲望，他們不思政務，一味地聚斂錢財，貪贓枉法，整日沉湎于聲色犬馬的糜爛生活中。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也引起了全國居民各階層在社會生活和社會道德方面的變化，“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高”，逐末游食、生活奢華、貪財好色等奢靡浮華的社會風氣成了那一時期的主要特色。封建的倫理綱常在商品貨幣經濟的沖擊下，也正在走向崩潰的邊緣。

《金瓶梅》的現實主義正是在于，它“以生活的本來樣式、原有形態”，將這樣一種歷史發展的趨勢和時代的特點，做了如實的客觀描繪。 首先，《金瓶梅》在反映市民階層的生活中，全面真實地展示了當時社會商品經濟發達繁榮的情況形象地反映了明代中葉以來社會經濟基礎的巨大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階級關系的變化。

古代中國文化的特征之一，是重義輕利，把義和利看成是君子與小人的界限，特別是在商品經濟極不發達的王朝，歷來有“君子不言錢”的遺風。這種傳統思想的一個副作用，就是中國歷史鄙棄商人，抑制商人。從漢朝到唐代以前，商人一直是作為一個地位低下的階層生活在社會上。可是在洋洋數十萬言的長篇巨著《金瓶梅》中，我們卻找不到一處鄙夷商賈的描寫。作品反映市民生活最顯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整個社會各階層已經放棄了強本抑末、重農輕商的傳統觀念，大量地從事于貿易經商，走上了逐末營利的道路。例如西門慶的女婿陳經濟避難西門慶家之后，除幫助其岳父管理店鋪外，自己后來還與人合伙經營做買賣；李瓶兒與家境寒微的醫生蔣竹山成親后，只過 了三日，李瓶兒就拿出三百兩銀子，與他開了個生藥鋪。就連常時節在得到西門慶五十兩銀子的周濟后，還從中拿出了“十五兩銀子做本錢，在家開了個小小雜貨鋪兒”…… 作品最真實、最突出的是表現在對一些商賈的描寫上。它不僅對公然逐利的商人追求金錢的活動作了多方面的描寫，而且還反映了這個處于封建社會“四民”(士農工商)之末的、一向受壓抑和歧視的商人階層 ，是怎樣利用金錢的力量，躋身到官場的行列之中。小說中“破落戶”出身的商人西門慶，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清河縣，他先后開了生藥鋪、絨線鋪、解當鋪等六七處鋪子。同時，“外邊江湖上又走好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臘，伙計主管的有數十”。他還派人進行長途販運，遠到南京、松江、湖州、杭州等地。隨著西門慶財富的積聚，他又利用賄賂的手段，兩次官袍加身，躋身到了封建社會的政治大舞臺。從此以后，他“豪富滿天，金銀廣布，身居著右班左職……就是內相廷官，那個不與他心腹往來”。真可謂財勢雙全，志得意滿。

商人出身的西門慶，利用金錢的力量，爬到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行列之中，朝中的官員也與他“往來”，這不正說明了公然逐利的商人階層地位的提高，以及社會對商人傳統偏見的改變嗎?《金瓶梅》以處于封建社會“四民”之末的商人發跡史貫通全篇，真實地反映了明中葉以來資本主義萌芽所帶來的階級關系的新變化。

其次，小說在描寫典型人物的典型活動時，真實而又廣泛地暴露 了明代后期在商品經濟和金錢的沖擊、腐蝕下，官場的黑暗，吏治的腐敗，世風的衰敗，反映了一個荒唐、墮落的社會景象。通過西門慶進京給當朝宰相蔡京送禮時“相遇的都是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慶賀壽誕，生辰綱不計其數”的描繪，反映了當時官場賄賂公行的惡習；通過封建官吏在處理國家事務時，那種受金錢物欲所支配而貪贓賣法、徇情枉法事例的描寫，反映了明末吏治的腐敗；通過社會各階層對于金銀財物的狂熱追求，以及對社會上各種寡廉鮮恥行為的描寫，反映了明末社會風氣的糜爛和封建倫理道德的崩潰……總之，百回巨著《金瓶梅》，“篇篇皆是朋黨爭斗、鉆營告密、褻瀆貪飲、荒淫奸情、貪贓豪取……窮極逸樂、誣謗傾軋、讒言離間之事耳”。有人把《金瓶梅》說成是明朝中晚期的一部社會政治史、時代風俗史，是再恰當不過了。

《金瓶梅》就是這樣的作品：它按照現實生活的本來樣子，將體現在這部作品“密切反映社會生活、時代精神”的“‘現實性’和‘現實感”’，作了客觀的再現和反映。這種真實生動的再現和反映現實生活的創作方法，顯示了我國小說史上現實主義的深化和成熟。

《金瓶梅》以現實主義的筆觸 ，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真實而又深廣的現實世界。然而，作為一部世情小說，《金瓶梅》著重描寫的是西門慶一家的家庭生活。它通過西門慶一家的興衰史，來反映社會的人情世態。正如魯迅所說：“西門慶故稱世家，為縉紳、不惟交通權貴，即士類亦與周旋，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

世情小說主要是描摹人情世態，反映日常生活，其特點是以俗人、俗事為基本內容，它面向現實，面向人生，因而也就自然要求有極強的真實感。《金瓶梅》對西門慶家庭生活的描寫，同樣也是本著這個原則進行的。它按照現實生活的真實情形，相當豐滿完整地再現了一個封建豪紳之家的真實面貌。

人是構成家庭的基本細胞。作為一部諷世刺時的暴露性小說，《金瓶梅》主要寫了西門慶一家貴族男女的惡行，如西門慶的奸刻、貪婪，生活的淫亂；潘金蓮的淫惡毒辣、刻薄無情；陳經濟的下流無恥……這些罪惡發生在一個集富商、官僚、惡霸于一身的封建家庭之中，都是真實的。然而，人也不能脫離社會單獨生存，也離不開一定的社會關系和倫理道德觀念的制約。晚明時代，商品貨幣經濟雖然對封建的綱常名教起了一定的分解作用，但世世代代積淀下來的封建倫理觀念也不能不對任何一個人發生作用。再者，作為一個封建豪紳之家，也會有普通人家正常的生活外觀，并不會人人都充滿了邪惡。對于西門慶一家，孟玉樓有一句話說得好：“雖是一家子，有賢有愚，莫不都心邪了吧”。與潘金蓮相比，吳月娘就顯得比較安分，與人相處，也能寬容大度，對家中的仆婢，一般也不輕易責罵。李瓶兒雖屬輕賤婦女的一類，但她的性格“謙讓”、“和氣”，在家庭糾紛中，善良溫馴，對仆婢也比較厚道，因而賺得仁義人之名。《金瓶梅》沒有把西門慶一家的貴族主子寫成清一色的壞人，而是遵照現實生活，寫出了各種各樣的貴族主子，因而真實地表現了一個封建貴族之家應有的面目。

《金瓶梅》除了寫西門慶家中的貴族主子，還寫了在西門慶家中受主子役使的仆婢。《金瓶梅》中的這些仆婢，也都是按照現實生活的實際情形塑造出來的，因而他們的性情行為、命運變化也都是豐富復雜的。在生活中，有像孫雪娥這樣的女性，本是陪床丫頭出身，因自身有幾分姿色，被收用為侍妾；后來主子一死，又一變為奴，最后變為娼妓。有像龐春梅這樣恃寵張狂的丫頭，仗著主子的寵愛，反過頭來虐待自己的姐妹；到做了主人之后，更是驕橫霸扈，盛氣凌人。也有像宋惠蓮這樣的女性，自身雖然輕浮輕賤，但良心還沒有泯滅，當得知自己的丈夫被西門慶設圈套陷害時，她沒被金錢、權勢所俘虜，而是以死抗爭。而更多的則是逆來順受，默默無言地受主子役使。《金瓶梅》就是這樣按照現實生活的豐富復雜性，寫出了豐富多彩的人物現象，顯得非常真實、生動。

細節的真實性，是現實主義文學的主要特征。偉大的古典文學家曹雪芹特別強調指出寫家庭生活的作品要有“家庭閨閣中的一飲一食”的細節描寫。《金瓶梅》這部以描寫家庭生活為主的長篇世情小說，在細節的真實性上，已達到了很高的程度。小說對西門慶一家的衣著、飲食、用具等“家常日用”就作了非常具體真實的描寫，具有濃郁的生活色彩。小說還特別注意到家庭生活中一些瑣碎細膩的細節描寫，而所有的這些細節描寫又是那樣的真實，真實中既表現了錯綜復雜的生活現象，又從這些真實的生活現象中，顯示出其本質意義來，從而將生活的真實上升到藝術的真實。譬如說，作品中對西門慶家庭內妻妾之間的爭寵斗妍、爭風吃醋、發泄怨憤等家庭瑣事進行了大量細膩的描寫。這些平淡瑣細的細節描寫，表面看來似乎沒有什么意義，但細琢磨一下，它們卻很容易觸發人們各種不同的思緒。在這里。我們固然看到的是生活中一些極平常的家常口角，但我們不正是從這些瑣碎細膩的家常口角中，看到和感受到了中國封建社會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給婦女帶來的不幸嗎?這不僅是中國封建社會廣大婦女的悲劇，而且也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悲劇。因此這些瑣碎細膩的細節描寫，仍然有不是讓人一看了之，還要人反復玩索的藝術張力。

《金瓶梅》雖然寫的是西門慶一家的興衰史，但作者并沒有囿于家庭的范圍，把它與整個社會割裂開來，而是把它放在了晚明社會這個歷史大舞臺上，通過它與整個社會的交往，展示了一個混濁黑暗的現實世界。西門慶書房中的“往來書柬拜帖”和“中秋禮物帳薄”兩件東西，特別是書中通過西門慶同朝廷權貴蔡京以及其他官吏往來的大量描寫，反映了西門慶與各級官府的關系，說明了西門慶之所以能在那個社會上為非作歹、步人官場，正是因為有從上到下的已被金錢所腐蝕的各級封建官吏的庇護和支持，所以張竹坡在書中評點道：“西門之惡，純是太師(指蔡京)之惡也。夫太師之下，何止百千萬西門，而一西門之惡已如此，其一太師之惡何也。”由于《金瓶梅》在描寫家庭日常生活中緊密聯系了時代、社會，因I酊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現象，不僅為人們提供了豐富而真實的社會歷史內容，而且又給了人們以重大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

文學是人學。文學作品對現實生活的反映，除了描摹一些反映社會生活的細節材料外，主要還是通過塑造典型環境里的典型人物來達到這一 目的的。誠如恩格斯所說：“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中國古代小說“典型論”的歷史軌跡，早在葉晝、金圣嘆等古典小說批評家評點《水滸傳》時就已出現。例如金圣嘆指出：作家要創造具有個性化的性格特征的典型形象，必須經歷一個貫穿“因緣生法”規律和從“格物”到“物格”的過程，做到深刻認識和充分馭御生活的真諦和人物的性格，才能循“因”就“緣”、合“理”合“法”地進行典型性格的創造。這里，金圣嘆把創造具有個性化特征的典型形象作為對作品的重要審美判斷。而張竹坡在對《金瓶梅》的評析中，又豐富和發展了金圣嘆的典型論，他明確主張把“情理”與典型結合起來，在述之以情、喻之以理的過程中，實現通過藝術典型而達到以“情”動人和以“理”喻人的效果。L91在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刻畫上，《水滸傳》已經寫出了許多富有個性的典型人物。從《水滸傳》到《金瓶梅》，“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又大大向前邁進了一步，可以說從《金瓶梅》開始，我國古典小說才真正走上了“人學”的道路。

作為以寫人為活動中心的長篇世情小說，《金瓶梅》塑造、刻畫了許多類型的人物形象。《金瓶梅》塑造、刻畫這些人物的成功之處在于，它從現實生活的豐富復雜性出發，將他們作為一個復雜的靈魂來解剖，既有對人物丑惡靈魂的描寫，又有對人物人性情感的描畫。例如，西門慶對奴仆，殘橫兇暴；對上司、有體面的人，則溫文爾雅。對財富，他貪婪吝嗇，但為了攀附權貴，籠絡朋友，他又慷慨大方。他偏狹陰險，但有時在妻妾、情人面前，他又是情濃意切。再如龐春梅，在西門慶家中，她恃寵生嬌，粗野殘忍，做了周守備少奶奶(后被冊封為正室夫人)之后，她更加橫暴。為了報復當初在西門慶家中與孫雪娥結下的冤仇，她對被變賣在周守備家中為奴的孫雪娥百般凌辱。但她也是一個世俗常人，并不是時時都擺著一副兇神惡煞的面孔。她也有她的情義，當初在西門慶家中，她得到過潘金蓮的厚愛，因而當得知潘金蓮在西門慶死后也被打發出來時，她曾哭哭哀求周守備把潘金蓮買來。有時她又能不念舊仇，寬宏大度：當初是她在西門慶死后，首先被吳月娘賣出去，并“教她磬身兒出去，休要帶出去衣裳”。但后來二人在永福寺相遇，她不僅對吳月娘以禮相待，而且后來還幫助吳月娘打了一場官司，解救了被誣陷訛詐的吳月娘。

魯迅曾把《紅樓夢》的美學價值，歸結到它的真實——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又把它的真實描寫的偉大成功 ，歸結到它的打破人物性格單一性的結局，亦即沒有將小說中的好人一味地說好，壞人一味地說壞。《金瓶梅》雖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略遜于《紅樓夢》，但由于作者從一種客觀的、更貼近生活的創作方法和態度出發，沒有將人物簡單化、臉譜化，所以書中塑造出來的人物形象，大都能為讀者所接受，顯示了作者成熟的現實主義小說創作觀念。

《金瓶梅》不僅多層次地刻畫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復雜性，而且更值得稱道的是，對于同一類型的人物，作者又寫出了他們不同的個性。比如潘金蓮和李瓶兒 ，雖然都是蕩婦，但作者還是寫出了她們之間的差別：潘金蓮毒辣陰險，且性格多疑，“專一聽籬察壁，尋些頭腦廝鬧”。李瓶完全不同，軟弱老實，性格溫和，“好也在心里，歹也在心里，姊妹之間，自來沒有個面紅面赤”(主要指李瓶兒嫁給西門慶之后)。再如春梅和秋菊，同是潘金蓮的丫頭，但她們的個性卻迥然不同：春梅“性聰慧，喜謔浪，善應對”；秋菊則“為人蠢濁，不任事體”。其他人物，也大都形象鮮明，各有各的獨特個性。這種寫人物“犯筆而不犯”(同中有異)的藝術表現特點，是《金瓶梅》現實主義的突出成就之一。

同樣值得稱道的是，作品在刻畫、塑造人物形象時 ，還注意到 了人物的性格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創作取得了很大成功。譬如說 ，李瓶JLN了西門慶家做了六太太之后，性情發生了極大變化 ，一改前期貪淫歹毒的性格特征，變得軟弱老實、溫馴善 良了。有人指出李瓶兒性格前后期反差較大，是矛盾的。我們說，這正是作者運用了典型環境下的典型性格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誠如鄭慶山先生在《金瓶梅論稿》中所指出的那樣：李瓶兒“是一個情欲僅次于潘金蓮的人。花子虛和蔣竹山滿足不了她的欲望，最后都被她厭棄……西門慶對她寵愛有加，無欲不足；她又領教過他的鞭子，懾于他的威猛，溫和順從，實自然之理。”這種看法不是沒有道理的 ，它說明，人的性格可以隨著生活環境的改變而發生轉化。再如潘金蓮，在《金瓶梅》中，她是一個淫蕩的壞女人典型，由于她的淫蕩，使她成為作品中的淫婦之魁。然而如果把她的淫蕩，看作“本自天生，則良心為不可必”。對整部作品分析一下，我們可以看到，潘金蓮的淫蕩，也有形成的社會環境。小說寫她最初并不淫蕩，從她與張大戶、武大郎的不幸結合上看，當初她與西門慶的私通，雖然是不道德的，但這時也不能把”淫蕩”二字扣在她的頭上。

此時她的所謂“淫蕩”，主要是包含了一種對不幸婚姻的畸形反抗。真正意義上的淫蕩是潘金蓮到了西門慶家之后。在西門慶這個多妻多妾的家庭里，為了滿足自己的情欲，她開始與眾妻妾爭寵奪愛，想盡一切辦法取悅于西門慶。可是后來隨著西門慶不斷征逐女色，她也變成了一個嫉妒狂和報復狂。可以說，是這個一夫多妻制的社會，是這個娼妓制度的社會，還有晚明以來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淫靡的社會風氣，造成了潘金蓮淫蕩的性格。這種典型環境下典型性格的真實性描寫，突出地表現了《金瓶梅》運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恩格斯曾對法國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的現實主義價值做過高度的評價，他認為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里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 ’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歷史… …我從這里，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8](v462、463)同樣有價值的是，中國偉大的古典現實主義作品《金瓶梅》，則為我們提供了一部反映明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時期的現實主義歷史。依據這部現實主義作品，我們可以去了解、去研究那個時代的政治經濟史、時代風俗史和人的風貌史。

[1]王麗娜．金瓶梅在 國外[M]．河北 大學學報，1980，(2)．

[2]張 瀚．松窗夢語(卷 4)[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3]明成祖實錄(卷 125)[M]．

[4]丘 治．重編瓊臺稿(卷 10)[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王士性．廣志繹[M]．北京：中華書局，1997．

[6]金瓶梅資料匯編[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7]魯 迅．中國小說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四卷)[M]．北京：人 民出版社，1972．

[9]張竹坡 ．“典型論”在中國古代小說理論 中的歷史軌跡[J]．新華文摘，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