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器樂藝術表現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大多是指人與自然相互體認、相互依賴的內在關系，這是中國傳統音樂民族性的體現，也是分析中國器樂演奏藝術生態美學意義的基礎。中國器樂藝術的生態美學意義是從兩個層次體現出來的：首先是樂器的質材選取、演奏方式方面體現的人與自然的相互支持；其次是作品內容所表現的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關鍵詞：器樂演奏藝術；生態美；自然；和諧 面對中國傳統器樂演奏藝術，人們首先感受到的是優美而流暢的旋律，并從中體悟到期待的愉悅，這是音樂藝術審美功能的重要體現。除卻這一根本審美功能外，中國器樂演奏藝術的文化意義也被人們廣泛關注。由于意識形態的影響，人們對中國傳統音樂藝術的文化讀解長期僅限于政治價值層面，即便談到人與自然的關系，也主要是在宣揚人類改造自然的主體價值：實際上，中國器樂藝術從多方面闡釋了人類與自然的生態關系，這種常常被欣賞者忽視的內容也是中國器樂演奏藝術非常重要的文化價值。 一 在具體論述中國傳統器樂演奏藝術的生態美學意義之前，本文先要分析提出這一問題的背景。生態這一概念是在人類生存環境受到現代工業威脅的情況下提出并逐步被人們所接受的。在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中，人們覺察到了自然作為人的生態過程參與者的審美價值，所以人們“把自己的生態過程和生態環境作為審美對象而產生的審美觀照”，這就是生態美的重要意義。這種意義在民族藝術中的存在不是后來附加的，而是原生性的，包括中國傳統器樂在內的中國民族藝術，自產生時就深深打上了自然環境的生態烙印，不過隨著生態觀念的變化，人們對這些藝術審美價值的理解各不相同。 歷史來看人與自然的關系，基本上可以將其分成三大類型：一是人與自然相對抗而存在的對立關系；二是人把自然看成是一種不可缺少的生存條件的對象關系；第三種是人與自然互為對象的、互相證明的、互相依存的內在關系。這些關系在中國傳統藝術發展的不同時期均有所體現，在中國傳統演奏藝術中也同樣有所體現。 在人類注重實踐意義的階段體現出來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一般來說是對立的關系。事實上，中國古代哲學十分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性，強調地球生態系統的整一性。老子認為道是世界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如果單由此看，主客二分、天人對立本不應該是中國人面臨的哲學困境，但人類共同面臨的生存危機又往往把人置于自然的對立面。在中華民族的諸多古老傳說中，盤古開天、女媧補天、夸父逐日、精衛填海；無一不是在彰顯人的主體性，在展示人類戰天斗地的精神。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或者某種意識形態的導向，人們更需要這種藝術創造來建構主體意志，來增強人在自然環境面前的主人翁地位。人與自然的對立關系發展到了極致。甚至，在中國“文革”這一特殊的歷史階段，提出了“人定勝天”的思想，那時，人們不但對音樂藝術的讀解陷入了天人對立的模式，在音樂作品創造中也更加突出人對自然改造的意圖。例如，《走大寨之路》、《我們是學大寨的青年突擊隊》、《支農路上一路歌》、《送肥忙》、《虎頭山上抗旱歌》之類的曲目，雖然作品曲調也不乏明快悠揚，旋律也不乏流暢優美，但是，高亢激昂的風格詮釋的卻是人的自我意識的無限膨脹。 深入思考，人與自然的對象關系體現的仍然是人本位主義的生態觀。表面看，這種觀點“承認人和自然有不可分割的關系，承認必須保護環境，維護生態系統平衡，但是，這一切承認完全是從人的利益出發的，自然只是作為人的物質資源而被受保護”。所以，這種關系在本質上還是突出了人的中心地位，其原因是把人和自然的關系物質化了，自然環境只不過是為人類提供物質資源的工具。這種背景下保護自然的旋律并沒有表現出生態美學意義的追求。以張千一創作的大型音樂作品《北方的森林》為例，作品內容可以分為三個大的部分，開始的引子是“夜晚”，勾畫了寧靜的森林之夜，“勞動了一天的人們還在幸福地甜蜜地酣睡，萬物寂靜無聲。森林——這可愛的綠色海洋，也停止了一天的喧鬧，正靜靜地等待著自己辛勤的主人”。第二部分“大自然與動物”、“午后和晚霞”的造型性很強，作品本來刻畫了動物是森林的真正主人，表現了小鳥的活潑，松鼠的自如，黑熊的自在，老虎的自傲，但是這種主題最終卻落腳到工人們的勞動場所。第三部分“山歌”就直接表現完成工作的個人唱著山歌回家的景象。像這樣的作品并不少，人們在讀解這些作品的時候，往往只從主人公角度俯視到自然環境的生動，但是，這種和諧的關系中不平等的傾向卻被，省略了。在現代音樂藝術創作中，這種主題是非常普遍的，這種以人為本位的關系并沒有體現生態平衡。 不管是對自然的征服還是對自然的保護，這兩類觀點的共同點在于對人的主體地位的強調，音樂藝術對人內在情感和情緒的表達應該是自然的，也是單純的，過分私人化的狹隘追求和過分意識形態化泛濫都會使傳統音樂藝術包含的人與自然的生命關聯和生命共感消失殆盡，從戰天斗地時代的作品到部分現代流行音樂也因此而略顯蒼白和乏味。強調人與自然生態平衡性和系統性是現代生態美學為藝術提出的新要求，它表達了人與自然互相體認、互相支持，的關系，這是一種非對立、非對象的內在關系，本文要具體分析的中國傳統器樂演奏的生態美學意義將在這一層面展開。 二 首先，從民族音樂發生角度來考察中國傳統器樂演奏藝術表現的人與自然共生的生態美學意義。同所有古老的民族音樂藝術-一樣，中國傳統演奏藝術也經歷了摹仿和創造的過程，人何首先在摹仿自然美妙音效中發現了民族器樂的物質器材，從最初的樹葉到竹笛、骨笛，到以竹筒、木箱、馬鬃為材料。的弦類樂器，人與自然的生態交融首先就體現在這些樂器質材的選擇方面，遍看中國傳統樂器，其制造基本或者完全保持了構成質材的自然性。由制造成塤的泥土，到制造笛、簫的竹莖，到二胡的絲弦和蒙皮，到打擊類樂器的棒槌等等，這些事實在很大程度證明了中國傳統器樂藝術中體現的生態和諧，即是人的主體參與和客觀物性的和諧。 生態美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自。然美，自然美是自然界本身的審美價值。所以，傳統樂器器物本身的審美價值不在于節奏和旋律，而在于與旋律無關的泥土、竹莖，鬃毛外觀或者直接物理屬性的美感。要實現這些傳統樂器從自然美到以節奏旋律為內容的音樂藝術美的轉化，人是其必不可少的因素。當然，人的音樂審美體驗也不可能憑空而來老子認為音樂的至高境界是“大音希聲”這是他在強調音樂審美中一種至高的精神境界，主張音樂審美要從音樂的表象滲透到本體精神，強調音樂的內在自然性。從一般的審美過程看，人們必須依靠音樂的具體形式才能達到至高的境界。 在器樂演奏中，人們能實現審美創造的物質中介是諸如泥土、竹莖、鬃毛之類的材料，而且，人們在加工這些材料時，并沒有過多改變它們的物理屬性以得到自然的音效，它比后來人們通過對金屬之類的材料精致加工而得的樂器，通過電子數碼技術制造的樂器所得到的音效更具有自然屬性。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內蒙古流行的“呼麥”演唱藝術，呼麥演唱者運用閉氣技巧，使氣息猛烈沖擊聲帶，發出粗壯的低音。在此基礎上，巧妙調節口腔共鳴，強化和集中泛音，唱出高音，獲得無比奇妙的聲音效果。在欣賞呼麥藝術的時候，人們大多欣賞的是音效而非內容，所以，呼麥藝術與其說是演唱，還不如說是演奏。是人巧妙運用聲帶口腔這些自帶的“物質器材”進行演奏，這也在更高程度上體現了音樂的生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