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人口老齡化;出生性別比;家庭人口結構;養老保障

論文摘要:中國人口結構在人口年齡結構，城鄉人口結構，出生性別結構和家庭人口結構四個方面發生了顯著地變化，并且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這種變化還會持續發展下去。因此分析中國人口結構變化對養老保障制度的影響，是養老保障制度不斷完善和得以持續發展的需要，更是保障我國公民養老保障權益的需要。

近年來，我國人口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主要表現為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農村老齡化程度尤為嚴重;伴隨城鎮化率的提高和人口流動的加快，數以千萬計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城市人口不斷增加，農村人口不斷減少;新生人口中男嬰所占的比例持續增加，女嬰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少，人口出生性別比居高不下;“四二一”的典型家庭結構越來越多，而且傳統家族網絡簡單化，社會支持網絡變窄四個方面。這些變化給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和巨大的影響。基于人口結構的變化研究養老保障制度可以使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建設更有針對性和實效性。

1.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養老保障制度的影響

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已經成為老年型。老齡化的加速導致國家和家庭養老保障負擔加重，意味著人口贍養率上升，養老金支出占社會保障費用的比重快速提高。伴隨著養老金的膨脹，以養老保險為主體的社會保障制度面臨著一系列巨大的挑戰和壓力。

1.1贍養率提高，養老金缺口不斷擴大

人口贍養率指的是贍養年齡人口相對于工作年齡人口的比率。近年來，由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以及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加劇，我國的贍養率相應的不斷上升。根據聯合國人口統計司對中國人口的統計與預測資料顯示，2010年后，將迎來老年負擔系數迅速上升的時期;2010-2020年、2020-2030年、2030-2040年、2040-2050年間，我國65歲以上人口負擔系數將分別增加5. 43，7.18，11.16和2.39個百分點。由此可見，我國老年人口負擔系數增長最快的時期是2030-2040年，其次是2020-2030年，這使養老保險基金將面臨巨大的資金支付壓力。根據遼寧大學《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城鎮養老金收支均衡研究》課題組的研究結果，如果按照現行政策不變，社會統籌養老金收支均衡赤字將在2016年后真正地凸顯出來，在2035年至2040年達到高峰，每年將產生1 000億元的社會統籌養老金收支均衡赤字。按照國家行政學院的研究計算，要應對2030年的人口老齡化高峰的養老金壓力，則戰略儲備資金至少要達到25 000億元。

1.2農村老年人口缺乏社會養老體系的保障

長期以來，家庭養老、土地養老和集體養老是我國農村養老保障的主要方式。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這種養老保障格局即將受到嚴峻的挑戰。

首先，家庭養老的功能正開始弱化。農村家庭規模日益小型化、核心化，老年人與子女分居的現象已很普遍，依靠子女照料養老產生諸多不便，家庭養老在時間和精力上都難以承受。人口老齡化和老年人口高齡化的加劇，意味著需要贍養的老年人口增多，但農民收入增長有限，家庭贍養能力并未同步提高，從而造成老年人口需求與家庭贍養能力之間的矛盾。

其次，土地對農民的養老保障作用越來越不明顯。隨著城鎮化的推進，政府大量低價征用農民土地，農民失去了大量土地，并沒有得到合理的補償。此外，我國農業科技含量低，比較收益低，土地承載負擔重。政府對農業農村農民的投入偏少，來自土地的收入在農民總收入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趨勢。

再者，集體養老保障的功能有限。集體養老中的五保戶供養作為中國農村社會保障的一部分，在保障五保戶等特殊老人養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供養范圍極其有限。普通農村老年人并不能適用這種養老方式。

2.城鄉人口結構變化對養老保障制度的影響

城鄉人口結構變化的主要表現為城鎮人口不斷增加，農村人口不斷減少。隨著城鎮化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土地外出務工，到城市去謀求發展。與此相隨的是城市住房與非農業用地需求的迅速增加，大量農業用地轉化為城市用地，使農民淪落為失地農民。與日俱增的農民工和失地農民給現行養老保障制度帶來了諸多挑戰，突出的表現為農民工的養老保障問題和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問題。

2.1農民工的養老保障困境

首先，農民工的雙重身份使農民工處于養老保障的尷尬境地。長期以來，我國形成了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并由此產生了城鄉分割和地區分治制度，其中戶籍制度是其典型代表。根據戶籍制度，城鎮居民要獲得養老保障權益，必須憑借城市戶口。顯而易見，對于農民工而言，由于他們是“鄉下人”的身份，根本沒有資格享受養老保障權益。此外，由于農民工具有雙重身份，在身份上是農民，在職業上是產業工人，這使得農民工這個弱勢群體日益被邊緣化。結果更加加劇了農民工的養老保障困境。

其次，法律缺失是農民工養老保障權益難以保障的第二個主要因素。到目前為止，社會保險法規政策中還沒有一部綜合的關于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全國性專門法律、法規或規章，全國性立法中關于農民工社會保障的規定也很少，即使有也非常宏觀，可操作性較差。另一方面雖然各地紛紛出臺了不同的關于農民工社會保險的地方性法規，但是這些條例和辦法的層次太低，因而農民工的養老權益難以得到保障。更有甚者，有的地方還沒有出臺和農民工養老保險相關的地方性法規。

第三，我國社會養老保險的統籌層次低。目前，絕大多數省份社會養老保險實行的是省級統籌。通過建立省級調劑金制度，由省級相關部門根據各縣、市基金收支情況進行余缺調劑，并沒有在全省范圍內實行養老基金的統收統支(陜西省除外)。當農民工在不同省份之間或在同一省份的不同城市之間自由流動時，要轉續養老保險關系，非常的瑣碎復雜，所以大部分農民工會選擇退保，導致自動放棄養老保障權益。

2.2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難題

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使得土地占用也逐年增加。據估計，目前我國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農民高達4 000萬到5 000萬人，且有進一步增加的趨勢。而從目前來看，我國還沒有系統地針對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問題的研究。4 000多萬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問題令人堪憂。

首先，補償標準不足以保障失地農民養老。在我國，土地是農民千百年來賴以生存的基礎，雖然土地的保障功能在減弱，但是土地還是維持農民生存和養老的底線保障。而現在，大量的土地被征用，用作城市建設和非農業用地。雖然國家對失地農民給與了補償，但是，失地農民拿到的補償費極其有限，按照當地的消費水平頂多能夠維持幾年，還有的失地農民拿到錢后大部分用于蓋房、還債和兒女婚嫁，很快就“坐吃山空”。這樣的補償方式沒有從長遠角度為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進行考慮，失地農民迫切地希望國家能夠為其提供穩定的養老保障。

其次，失地農民素質低難以為養老提供保障。就業是生活的保障，也是未來養老的基礎。但是失地農民的文化素質較低，缺乏現代化建設所需的勞動技能，當失去土地時，他們中年輕的那部分人不得不再次就業，然而，當前城市中也有一批等待就業的城市人競爭時，他們明顯的處于劣勢。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多數失地農民要么失業在家，要么只能從事技術含量較低且工資不高的最臟最累的粗活，有限的收入只能維持眼下的生活，無法為養老保障進行儲蓄。

2.3城鎮化對我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

在大量的農村流動人口中，絕大多數是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按照“五普”0.95%抽樣數據推算，2000年的“鄉一城”遷移人口中16-60歲人口占90%;有關調查顯示，從年齡看，流動人口的年齡段集中在 20-25歲之間。在人口老齡加劇，城鎮經濟活動人口的總數不斷減少，嚴重影響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情況下，城鎮化的推進，農村勞動力大規模的向城鎮遷移，使城鎮經濟活動人口數量呈現增長趨勢，為我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帶來了“養老金紅利”。 從現收現付制度來看，農民工大規模進城，將會給城市帶來“養老金紅利”。基于保羅.薩繆爾森提出的“整體經濟是個永動機”概念，阿沙夫.拉辛(Assa frazin )和埃夫拉伊姆.沙卡(Efraim Sadka)認為，即使在移民可能是低勞動技能和養老金制度凈受益者的情況下，移民的遷入也會使現存的所有收入群體和年齡群體的福利得到改善。由于城鎮人口的老齡化，我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尤其是現收現付制度下的養老金支付壓力。而城鎮化帶來的數以萬計的農民工，大部分正值壯年，正處于養老保險制度的繳費期，并且還有幾+年才會領取養老金，因此如果把這些人口納入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將會給養老保險制度帶來大量的“養老金紅利”，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養老保險制度的支付危機。但是，當前我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并沒有為農民工和失地農民的參保做好準備。城鎮二元社會經濟制度的限制，不完善的參保法律法規政策，基本養老保險統籌層次過低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這些都不利于農村流動人口的參保，不利于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享受“養老金紅利”。

3.養老保障制度對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調的反思

中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調受經濟結構、政治制度、社會文化習俗、心理情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由于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不論從經濟因素考慮還是從觀念因素分析，家庭在出生人口性別的選擇上，偏好于男孩，尤其是廣大農村地區。

首先，從經濟因素方面考慮。當遇到經濟危機或因年老或疾病等因素喪失勞動能力時，父母在身體和經濟上都必須依賴于兒子，這種強烈的依賴性反過來強化了對生兒子的偏好。特別是在農村，一些農活被認為是只有男性才可以勝任。在政府不能提供足夠保障的情況下，只有女兒的老人的境況可能就差些了。即便政府提倡社會養老保障，但由于執行不力，也使人缺乏安全感。兒子才是父母的靠山。所以，生兒子是必須的，“養兒防老”也成為他們唯一的理性選擇。因此，歸根結底，中國目前性別比失調問題的實質還在于“保障”二字，而解決這個問題的治本之策是國家應該為所有公民提供同樣的基本養老保障待遇。

其次，考慮文化因素的影響。傳統的中國社會是靠家庭、家族和宗族來維系和整合的，強調家庭倫理觀念。在經歷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后，雖然傳統的社會整合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改變，但它在農村地區的地位和作用尚存。因此，排除父母年老對兒子經濟上的依賴這種經濟因素的影響，歷史承襲下來的深邃的文化積重難返。傳宗接代、養老送終的觀念仍鼓勵婦女生育兒子。俗語說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觀念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中國人幾乎沒有人能夠承受“斷子絕孫”的痛苦，也沒有人愿意做個沒有兒子的“孤老”。傳宗接代是驅使生育兒子的最主要動力之一。

4.家庭人口結構變化對中國養老保障的影響

20世紀70年代我國實行了控制人口數量的計劃生育政策，但該政策也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比如那個年代出生了大量的獨生子女，現在這些人都到了成家的年齡。兩個獨生子女相結合，就形成了典型的“四二一”模式的家庭結構，即一對年輕的夫婦需要供養四位老人，撫養一個孩子。家庭人口結構的變化，即逐漸趨向于小型化，對我國的養老保障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

4.1城市獨生子女的養老壓力

相比我國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的廣大農村地區，大多數的城市居民在年輕時都有自己的工作，所在的企業或機關事業單位都參加了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納了養老保險費，這就為以后的養老進行了儲蓄也為養老掃除了后顧之憂。但是，排除經濟因素的影響，城市獨生子女也有較大的養老壓力。一方面是城市的獨生子女都要忙于工作，缺芝時問和精力照顧老人，而城市老人在養老過程中最渴望的是子女的情感關懷和精神慰藉;另一方面是隨著家庭核心化和小型化的發展，獨生子女在結婚后，多數都與老人分居，在照顧雙方老人方面存在諸多不便之處。

4.2農村家庭結構小型化對養老保障的影響

首先，子女的平均養老壓力增大。在子女眾多的情況下，子女之間可以協商分擔養老負擔。至于分擔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①平均分攤。這種方式操作簡單。子女相互協商或征求老人意見后.按照商定標準等量分攤老人的養老費用。②按子女的負擔能力分攤。這種方式要求子女根據自身經濟條件和實際狀況確定負擔程度。經濟寬裕的子女可多出資。經濟條件差的子女可少出資。③按子女年少時所受待遇予以分攤。這種方式以近乎公平的方式，按照子女年幼時從父母那獲得的照顧和收益的多少分攤養老費用。而現在家庭子女的數量越來越少，不管以哪種方式分攤，每個子女分攤的養老費用都會增加，進而養老壓力增大。

其次，子女養老缺乏約束。以前，農村中生育子女的數量較多，每個子女之間在對父母的養老問題上存在著相互制約的作用。這種作用也是對子女承擔贍養老人責任的一種潛在的制約。而現在家庭子女的數量減少了，缺少了以前的那種相互制約，也沒有制度的制約來保障農村的老人能夠得到子女的贍養。再加上子女的數量就是一兩個，如果他們都拒絕為養育自己的父母養老的話，那老人就有可能陷入生活的困境。

再者，子女養老的不便之處。以前是大家庭結構，子女結婚后和老年人住在一起，形成幾代同居的局面，老年人又是家庭的最高權威。這就為老年人在家中養老提供了現實保障。如今，隨著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子女結婚后都選擇自己居住，和老人不在一起居住。而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隨之下降，這就使很多老人身邊沒有子女，造成子女為老人養老的不便之處。

5.結論

綜上，在系統分析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障制度的影響、城鎮化過程中農民工和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難題、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調和家庭結構小型化對養老保障的挑戰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在未來社會，單靠某一種形式的養老方式是無法滿足個人、家庭及社會的養老保障需求的。因此，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要建立多樣化的、符合各種需求的多樣化養老方式，堅持和完善家庭養老、社區養老和社會養老相結合的三位一體的養老保障模式，來構建養老保障的安全網，在真正意義上實現我國公民的“老有所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