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隨民主社會的全面建設，媒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日益顯現，然而媒體失范現象卻愈演愈烈。這既有媒體外部的生態環境因素，也有媒體自身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多重角色沖突導致的因素。本文以西方學者對新聞業的三種社會角色解讀為視角，探析新時期我國媒體失范成因及其應對策略。筆者認為行業自律應成為推進新聞職業道德建設的突破口，與此同時，受眾倫理規范將在新聞職業道德建設中彰顯強大推力。

關鍵詞：新聞職業道德社會角色對策行業自律

我國著名記者范長江在論及新聞工作的機遇和危險時，曾經深有感觸地寫道：“我想世界上很少有像新聞工作者這樣有更多誘惑與壓迫的。一個稍有能力的記者，在他的旁邊，一方面擺著：優越的現實政治地位，社會的虛榮，金錢與無知的享受，溫柔美麗的女人，這些力量誘惑他出賣貞操，放棄認識，歪曲真理。另一方面擺著：誹謗、誣蔑、冷眼、貧困、軟禁、殺頭，這些力量強迫他顛倒是非，出賣靈魂。”伴隨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社會轉型和新聞體制改革并進，使得我國的新聞傳播面臨巨大的挑戰。假新聞評選年年有，虛假報道手段年年新。有償新聞、有償不聞、假新聞，以至有悖于新聞道德的現象時有發生且屢禁不止。這嚴重影響了國家的輿論導向，降低了媒介的社會公信力。

無獨有偶，在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初的美國，黃色新聞潮席卷美國新聞界也正值美國社會轉型時期，當時功利主義、享樂主義思潮盛行，低級趣味內容和虛假報道充斥媒介，媒體不實報道煽動美西戰爭，教唆刺殺麥金萊總統——新聞失范及其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可謂已發揮至極致。但也正是經歷了此次失范到規范的洗禮，美國新聞界才逐步走上以“真實講述”為核心價值追求的新聞專業主義道路，才成就了美國社會較為客觀的報道。新聞自律逐漸以專業的職業理念、道德規范和話語實踐融合成為新聞職業發展的內驅力。由此反觀媒體市場現狀，筆者認為，從失范到規范是新聞界在自身發展中必經的陣痛階段。借鑒西方學者對新聞角色的理解，以自律規范新聞行為，使其內化為新聞業的職業追求或許更為重要。

美國新聞學者對新聞業有三種不同的角色解讀：一是作為一種職業的新聞業，它講求公共服務和社會責任；二是作為一種政治體制的新聞業，它是與行政、立法和司法相并的第四權力，是維護民主社會的重要保證；三是作為一種商業存在的新聞業，它是以賺取利潤為最高追求。三種角色的三種屬性使得新聞業一直徘徊在公益和私利的矛盾之中，在“貪欲和理想之間”維系著不可或缺的“張力”。而能夠維系這份張力，并能平衡扮演媒體的多重社會角色的莫過于新聞業一直倡導的行業自律。“新聞職業倫理規范是新聞職業主義的中心工具，是新聞職業化的手段。它給予從業者一種職業認同感，這是一種職業發展趨向健康的標志，有助于把零散的個體從業者聯合起來。”在新聞報道中意識到倫理問題恰是新聞專業主義的終極體現，也是一個負責任的新聞界應該把持的職業操守。

大眾傳媒的迅速發展使得新聞報道在傳播方式、傳播速度、傳播范圍等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但同時失范的新聞傳播行為也不時挑戰著倫理極限。比如，泛娛樂節目得寵，色情、暴力文化盛行，有償新聞與有償不聞泛濫；虛假新聞與侵權案件不斷；歧視現象突出和同情心缺失、惡意炒作等。此類新聞的泛濫猶如生長在社會肌體上的毒瘤，它們寄生于新聞傳媒強大的傳播能力，在沒有真實全面地反映社會生活的同時反倒扭曲人們對現實的了解，引發錯誤輿論導向，激發群眾性事件，使人們的義利觀、道德觀與主流價值觀發生偏離，嚴重影響社會肌體的健康和諧，也完全違背了新聞專業主義的理想追求。導致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觀方面的因素，也有社會環境的客觀影響，既有自我約束的問題，也有既定制度監管不力的體制缺陷。

當前我國新聞職業道德中存在問題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新聞從業人員對新聞業三種社會角色認識的偏頗和權重失衡所致。商業、經濟因素是利誘新聞從業人員失范的最大誘因之一。二是新時期我國新聞職業道德存在的問題都與新聞專業主義規范缺失有關。三是政治、體制因素（名聲、發稿時限等）對稿件真實程度構成巨大挑戰。

綜上所述，新聞自律應該在我國新聞專業化進程中發揮強大的自我修正功能：首先，作為一種職業追求的新聞業，新聞自律督促新聞從業人員不斷提高專業采寫技能和人文主義情懷。如對突發災難性事件的報道，出色的記者應是排除萬難，第一時間奔赴現場，盡可能詳盡地報道事件，滿足受眾的知情權，發揮新聞的環境監測功能。例如2008年南方冰凍災害的報道、“5·12”汶川大地震、2010西南旱情的報道，總體上是客觀公正、及時公開，為政府決策提供寶貴的信息支持。這不僅展現出新時期我國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化新聞操作，也反映出新聞業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與不可或缺的社會職能。但我們也看到，新聞記者因報道帶來的 “次生災害”，如災難報道恐怖化、隨意化、娛樂化、商業化、媚俗化。在汶川搶救傷者的危急關頭，記者為拍照或提問延誤救援，有的甚至間接導致傷者死亡……美國新聞學者赫爾頓在其著作《信使的動機——新聞媒介的道德問題》也說道：“如果新聞業一旦喪失道德價值，它即刻就會變成一種對社會無用的東西，就會失去任何存在的理由。”上海復旦大學王中教授曾概括我國災害報道的觀念：“災害不是新聞， 抗災救災才是新聞。”類似職業道德責難，如2005年記者蹲守拍廈門路人掉水坑風波、著名攝像師（因內疚自殺辭世）拍非洲小女孩遭禿鷹吞噬照片風波等。此時，從新聞的職業角度看，他們都盡職盡責，第一時間記錄險情；但從人性的角度看，幾近冷血的現場記錄必然受到公眾唾棄。正如美國全國新聞攝影師協會前會長威廉·桑德斯所說：“你（新聞從業者）首先是人類的一分子，其次才是新聞記者。”

其次，作為一種政治體制的新聞業，新聞自律維護民主社會的運行，督促政府與媒體的合作，并推動合作的專業化和規范化。由于中西方社會政治制度不同，媒體與政府的關系，法律賦予記者的權利多寡也不好簡單類比，在此本文不做更多討論。但隨著近些年民主進程的不斷推進，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日臻完善，周久耕事件、寶馬案等一系列民眾互動、媒體參與甚至主導的監督事件的圓滿解決，既完成了媒體代言民眾的監督使命，也彰顯出媒體在守護社會良知和提高媒體公信力方面起到的積極作用。

再者，作為一種商業企業的新聞業， 新聞自律促使其清楚地劃分商業利益和新聞報道的界限，這也是受眾應該有所了解的。當受眾逐步認識到所謂媒體的“神秘”后，必將會理性地看待新聞作品，諸如有償新聞和有償不聞、“三俗”內容等不良報道的受眾市場也將不斷減縮。在保證新聞商品質量的同時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本無可厚非，可因為經濟因素影響到新聞商品本身，從而貶低新聞價值，乃至制造假新聞，影響到的只是媒體公信力的下降，最終為此買單的還是媒體自身。

針對當前我國新聞職業道德問題，筆者建議：

行業自律應成為推進新聞職業道德建設的突破口，形成強大的外部約束力。雖然傳播媒體面臨著諸多的倫理困境，但是“傳媒應是道德守望者”的觀點仍然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新聞倫理實際上影響著這個復雜而多元的行業的各個方面。不僅影響著新聞職業傳播者，同時也影響著公共生活的每一個人。”筆者認為，新聞自律的途徑很多，杜絕新聞倫理和職業道德失范問題，新聞行業自律尤為重要。行業自律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行業內對國家法律、法規政策的遵守和貫徹，另一方面是行業內的行規行約制約自己的行為。且每方面都包含有對行業內成員的監督與保護機能。專業的新聞工作者都是隸屬于某一媒體，他們的身份識別、新聞行為（包括采、寫、編、評）、新聞作品的最終傳播以及作品本身的權威性都來自新聞工作者所歸屬的媒體，如果行業協會能夠對此有嚴格的自律規范與監督機制，自然能夠準確定義新聞從業者的行業操守，并使之內化為其自身的內驅力，因此加強新聞業的行業自律是從根本上實踐新聞自律。

以有償不聞為例，其產生無非以下兩種情況：其一，記者個人的有償不聞，被傳媒人視為不道德。其二，新聞單位的有償不聞則比較復雜，有的被傳媒人默認，比如對于那些經濟效益很差的專業報刊而言；有的為宣傳部門所默許，比如批評報道可能為官方所不悅，官方便安排批評對象與媒介主動溝通；有的則被宣傳部門視為不道德，比如非法煤礦老板對新聞單位的賄賂。所以在大聲疾呼加強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建設的同時，更應加強新聞界自身行業自律的規范，報與不報是一回事，負面新聞怎樣積極報則是行業自律需要細致落實的。

受眾倫理規范應與行業自律為新聞職業道德建設實時共同推進。在新聞倫理的研究中，受眾的倫理規范并沒有被放在顯著的位置。但是受眾作為信息的需求者與接收者，在整個傳播過程中對于外來信息的接觸、理解和記憶，即受眾需求直接影響新聞傳媒提供的信息產品的質量。因此，重視受眾的倫理規范，提高受眾的媒介素養同樣是新聞傳播倫理中的重要一環。受眾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正確地、建設性地利用媒介資源進行自我完善，參與社會進步，以及對傳媒的辯證的批判能力都應反映在大眾傳媒的倫理規范和準則當中。 總的說來，受眾在接觸媒介，獲取信息的過程中，應符合以下三點要求：第一，信息選擇動機符合社會道德要求；第二，信息解釋保持客觀，切合語境；第三，自覺監督舉報不良信息傳播。

受眾在傳播過程中同樣應承擔一定的道義責任。在大眾傳播中，相對于傳播者而言，受眾是受傳者，是傳播對象。但受眾并非完全是消極的、被動的，他們對傳播的內容往往進行獨立思考，有獨立的判斷能力。受眾在大眾傳播過程中有自身職責、義務和使命，因此他們對實現有道德的大眾傳播起著重要的作用。

新聞業最根本的目的是服務大眾，因此我們對于大眾傳媒的研究、開發和使用只有與人類的近期、中期和長期利益、局部與整體利益、個人與他人利益、當代與后代利益統一起來，才是合乎道德倫理的，否則就應該受到道德倫理的譴責。貝里斯曾說：“職業道德研究不是自動地讓一個人更道德，而是培養倫理問題的敏感性和清晰的思考，提供一些一般的指導原則，有助于一個人在當代社會更好地理解職業的角色和重要性”。這樣的新聞界才是公眾所期待的，自然也會得到它應有的自由和尊重。學界已大聲呼吁，業界也正逐步將這一理念落實到一線新聞活動當中，用更具人文氣息的新聞作品贏得更多受眾、更多信服。

注釋：

①《新聞職業道德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頁。

②Ron F. Smith：Groping for Ethics in Journalism，4th，Iowa State University，1999.新華出版社，李青藜譯，2001年，355頁。

③Kaa le Nordenstreng：Professional Ethics ：Btween Fortress Journalism and Cosmopolitan Democracy，The Media In Question，edited by Kees Brants，Joke Hermes and Liesbet van Zoonen，SAGE Publications，1998.p125-126.Elliot D Cohen：Codes of Journalism Ethics，Journalism Ethics，by Elliot D Cohen and Deni Elliot，ABC-CLIO. 1997，p139-140.

④陳建云：《汶川大地震報道中的倫理問題》，《新聞大學》，2008（4）。

⑤MelvinL.DeFleur Everette E.Dennis:Understanding Mass Communication: A Liberal Arts Perspective，Boston Toronto:Mifflin Company ，1994.p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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