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近代教會醫藥事業對中國醫學早期現代化的影響

中國醫學現代化是指從建立在經驗和玄學基礎上的“傳統醫學”向建立在實驗與科學基礎上的現代醫學轉化，這一過程直到今天仍在繼續。而中國醫學早期現代化則是指西方近代醫學傳入中國，并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中西沖突”之后，逐步在中國醫學體系中占主導地位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基督教在華醫學事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說基督教在華醫藥事業促使了中國醫學早期現代化。如費正清所言：“中國的現代西方醫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傳教士示范和教授的結果。”① 一、西方醫學日益為中國人所認同 繼文藝復興之后，西方國家經歷了資產階級革命、工業革命和對外擴張，國力迅速增長；而中國卻仍然在傳統的君主專制體制下緩慢發展，國力日漸衰弱。西方國家為了在中國擴充市場，派遣大批傳教士來華；而傳教士要立足于中國，又不得不借助醫藥這一手段。因為免費而有效的醫藥活動可以打消中國人對西方人的懷疑與恐懼，而“上帝的仁慈”又遮掩了掠奪者的兇狠與貪婪。醫學史家王吉民指出：“基督教醫藥事業從開始就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結下了不解之緣，美帝在華教會協會曾有如下主張：‘欲介紹基督教于中國，最好的辦法是通過醫藥，欲在中國擴充商品的銷路，最好的辦法是通過教士。醫藥是基督的先鋒，而基督教又是推銷商品的先鋒’”。② 在這一觀念的驅使下，19世紀中葉以后，大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醫學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在中國開展“設立醫院或進行醫學教育”等醫藥事業，從而大規模地把近代西方醫學輸入到中國。 起初，中國人對醫學傳教士及其活動心存懷疑與恐懼，一直到19世紀下半葉還沒有完全消除。在民間流傳著關于傳教士的謠言，如蒸食幼兒、以迷藥誘人入教、以媚藥淫褻婦女、挖眼剖心以入藥、解剖尸體或制作人體標本等，③ 因此許多傳教士被認為是邪惡之人，而教堂被視為恐怖之地。然而，醫學傳教士早期的施醫送藥活動均免費，且兼以救濟貧病。這對一般窮苦人而言無疑具有一定的誘惑力。他們在無錢治病的情況下，比較愿意嘗試這種免費治療。久而久之，各種傳言和誤會就消除了，而傳教士醫生的仁慈和高明的醫術逐漸改變了人們的看法，到傳教士開辦的診所來看病的人越來越多。例如，伯駕在廣州的新豆欄醫局開張六個星期就有450人前來看病。④ 由于越來越多的民眾推崇西醫，一些曾對西醫和西方人（傳教士）心存“疑忌”的士人甚至官吏也逐漸改變其成見，當他們或親人患病而中醫治療無效時，也會選擇到醫學傳教士開設的診所或醫院就醫。所以，在伯駕的醫局里，不只是百姓前來排隊就醫，就是縣、省等各級官吏也只能如百姓一樣排隊候診。就連一直痛恨洋人的林則徐也間接地請求伯駕為其治病。由于受“華夷之防”觀念的束縛，林則徐雖患疝氣，卻不愿意親自去請伯駕為其治療。而是委托一名高級行商帶信給伯駕，請求他翻譯《各國律例》，附帶請求他開列戒除鴉片的藥方和治療疝氣的方法。伯駕送給林則徐一副疝帶，林則徐的病情有所好轉。從此，林則徐打消了對西醫的疑慮。鴉片戰爭結束以后，伯駕在廣州重開醫院。1843年，時任欽差大臣的耆英到伯駕的醫院看病，并對醫院贊不絕口。事后，耆英還給伯駕贈送了兩塊匾額，上書“妙手回春”、“壽世濟人”，落款為“耆宮保書贈伯駕先生”。官吏對伯駕醫藥活動的默許表明中國社會的上層已開始接納西方醫學。 晚清重臣李鴻章對西醫態度的轉變也是一個典型例子。李鴻章早在19世紀60年代就接觸到了西醫，但當時卻是漠不關心。直到1879年，李鴻章對西醫的態度才開始改變。是年，李鴻章夫人患病，李氏遍請天津城內外的中醫國手診治，總共延請了17名中醫，其夫人的病不僅未能治好，反而加重了，幾乎死去。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所請之人都是庸醫，于是請求美國駐天津副領事畢子明代請西醫。結果請到英國倫敦會醫學傳教士馬根濟等給李夫人治病。在馬氏等西醫的治療下，李夫人的病迅速好轉并得以痊愈。馬根濟不僅治好了李夫人的病，還為李鴻章衙門內其他一些人治好了疾病。馬根濟的高超醫術，贏得了李鴻章的好感，李鴻章也因此改變了對西醫的看法，并從此開始“篤信洋醫”。⑤ 不僅如此，李鴻章還對中國西醫的發展作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他捐資給馬根濟創辦醫院，并允許他在醫院傳教。這對基督教傳教士而言，是一次傳教事業的成功；這對中國而言，是中國政府支持西醫事業的開端。除資助醫學傳教士開設醫院外，李鴻章還對醫學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醫學教育事業予以支持。如1887年香港西醫書院創辦時，李鴻章不僅是書院的名譽贊助人，而且他還“于1899年覆函西醫書院掌院以示支持”。⑥ 李鴻章還開創了官辦西醫院的先例。1879年，李鴻章出資由馬根濟在天津開辦醫院——“閣爵督部堂施醫處”。醫院設有候診室、病房、藥房等，設備比較先進。1888年馬根濟去世后，該醫院由英國倫敦會買回。此后不久，李鴻章在天津地方鄉紳的資助下，又建立了一所新的官方醫院——天津總督醫院。在創辦北洋海軍過程中，李鴻章以天津總督醫院為基地，在海軍各口建立了一系列的海軍醫院。在創辦醫院的同時，李鴻章還開辦了近代中國第一所官辦醫學校——北洋醫學堂。作為中國近代最早的醫學堂，它一直持續至1933年停辦。它培養了不少陸、海軍軍醫。他們對中國早期軍事現代化、官辦醫學教育乃至醫藥衛生的發展都作出了貢獻。 李鴻章除了發展西醫事業以外，還在許多場所贊揚或宣傳西醫。在天津總督醫院開業之際，李鴻章當著英、德、俄、美等國領事和中國民眾的面發表演講“對外國醫術給天津人民帶來的好處表示贊賞”。1896年，李鴻章訪問美國時曾對美國教會人士在華設立醫院表示贊賞，他還希望教會向中國“派遣更多的醫學傳教士”。⑦ 由于馬根濟醫治好了李夫人的病，此后李鴻章便大膽地請西醫為其幕僚乃至宮廷人員治病，他曾請西醫給醇親王奕譞治病。這些活動無疑擴大了西醫在中國的影響，同時也消除了中國上層社會對西醫的誤解和抵觸。從而有利于西醫事業在中國的發展，為中國醫學現代化開創了條件。 二、中國傳統醫學遭到質疑和批判 醫學傳教士在華的醫藥活動廣泛地為中國人所接受必然會動搖傳統中醫在中國醫學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但是，對一般民眾而言，接受西醫并不意味著他們就一定會排斥中醫，誰能醫治好他們的疾病他們就相信誰，因此他們不可能從科學的高度去質疑傳統中醫，也不可能對傳統中醫提出批判。李鴻章等晚清官僚雖然也接納了西醫，但他們卻不排斥中醫。真正對傳統中醫提出質疑和批判的是如下三種人：（1）那些較早接觸西方醫學的傳統中醫學家，通過潛心鉆研，發現傳統醫學存在諸多問題，于是予以揭露和批判；（2）那些在教會醫學院校或國外（尤其是留日學生）學習西醫的人，他們在深入掌握西醫學之后，對中醫的某些認識和做法難以理解和接受，于是主張廢止中醫或改造中醫；（3）那些受西方科學思想影響較深的文人，他們對西醫未必精通，但他們有敏銳的思想和犀利的文筆，他們對中醫的批判尤為尖刻。 王清任是第一個方面的代表。王清任及其著作《醫林改錯》，被認為“沖出了傳統的中醫學術的哲學基礎”，引發了一場中醫學術在方法論上的革命。⑧ 王清任于1830年刊行《醫林改錯》，作為一名中醫，他諳熟中醫的理論與實踐，因此他對傳統醫學的批判更有針對性，而不是泛泛說理。他在文中指出：“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癡人說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于盲人夜行。”“前人創著醫書臟腑錯誤，后人遵行立論，病本先失。”⑨ 其中“臟腑錯誤”、“病本先失”這八個字表達了他對數千年來中國醫家所奉行的“循法守度”做法的不滿。在書中他還“指責歷代醫家奉為圭臬的《內經》自相矛盾，連篇累牘地攻擊歧伯、鬼叟區、扁鵲等誤人非淺。”⑩ 他主張通過解剖或實踐觀察認識人的臟腑，而不是記誦前人的經典著述。這從方法論上對傳統中醫是一次大膽的超越。當然，在當時西方醫學還沒有大規模輸入中國的情況下，這種認識沒有得到醫界的認同，相反卻被認為是異端。因而其對中國傳統醫學的沖擊并不明顯。 吳汝綸、汪大燮、余云岫是第二個方面的代表。吳汝綸在信奉西醫后對中醫大加排斥，說《靈樞》、《素問》、《本草綱目》等醫書都不足據；西醫解剖學相當準確，藥品又多由化學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認為中醫遠不如西醫，宋以后的一些醫書“盡可付之一炬”。?輥?輯?訛 在近代對中醫提出挑戰并主張廢止中醫的人當中，留日學生最多，汪大燮、余云岫就是其中典型代表。日本作為漢文化圈中的成員，中國傳統醫學（“漢方醫學”）一直在日本占主導地位。16世紀以后，西方醫學逐漸傳到日本。18世紀中期，前野良澤翻譯介紹荷蘭醫書提倡西醫，西方醫學逐漸在日本立足，當時把從荷蘭傳入的醫學稱為蘭方醫學或“蘭醫”。此后，日本發生了“漢醫”與“蘭醫”的論爭。明治維新以后，隨著日本全面接受西方文明，也實施了一系列廢止中醫的措施，此后日本醫學得到了全新的發展。日本廢止“漢醫”的作法對留日學生產生了重要影響。曾經留學日本的汪大燮在民國初年任教育部總長，在“民元教育系統漏列中醫”事件之后，在接見要求為學會立案的北京中醫學會代表時說“余決意今后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謂立案一節，難以照準。”這不僅表明了他廢止中醫的決心，也反映了要為“中醫學會”在國民政府立案也是不可能的。余云岫反對中醫也十分堅決，還在日本學醫期間，余云岫就發出“長習新醫，服膺名理”的感慨，立志回國后也要革除舊醫。1914年，余云岫發表了著作《靈素商兌》，開始了對中國傳統醫學的全面批判。他指出：“不殲《內經》，無以絕其禍根。”“靈素之淵源，實在巫祝”，是占星術和“不科學的玄學”，“中醫無明確之實驗，無鞏固之證據……不問真相是非合不合也”。總之，其主要思想是全面否定中醫，認為中醫是“殺人之禍首”，“如不消滅中醫，不但妨礙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國際地位的提升也無從談起。?輥?輰?訛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國民政府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余云岫以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上海分會會長的身份參加會議，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障礙》的議案，并獲得會議通過。雖然，余云岫廢除中醫的思想并非直接來源于基督教傳教士，但19世紀末20世紀初基督教在華醫藥事業的繁榮，的確給這種思想的產生提供了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