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高等教育 發展過程 日本因素

論文摘要：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端于洋務運動的興起和洋務學堂的興辦。在近代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 日本的影響不可低估。甚至可以說， 日本是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影響最大的國家。本文擬從以下四個方面加進行論述。

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端于洋務運動的興起和洋務學堂的興辦。我國近代高等教育萌芽的標志是1862 年京師同文館的建立。1898 年京師大學堂的建立， 標志著我國近代大學教育的正式誕生。在中國近代國等教育的發展過程中，日本的影響不可低估。甚至可以說， 日本是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影響最大的國家。其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清末學成歸國留日學生貢獻巨大

1895 年， 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一敗涂地。受此刺激，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探求日本崛起的原因。他們發現日本早期派遣的大量留學生起了重要作用， 中國亦該仿效， 并以日本路近、費省， 中日文字接近、易于通曉， 西書已由日本摘要翻譯、刊有定本， 日本的風俗習慣與中國等為理由，認為應該向日本學習， 將其作為派遣留學生的首選國， 并通過各種途徑向日本派遣留學生。

1896 年唐寶鍔、戢翼翚等首批13 名學生赴日留學， 標志著中國近代歷史上轟轟烈烈的留日運動正式拉開帷幕。1903 年， 由清政府制定并公布《獎勵游學畢業生章程》， 以科名鼓勵的形式， 明確鼓勵出國留學。在這種留學政策的推動下， 在日本政府的鼓勵下， 留學日本之風一時大盛，在規模和人數上都創下前所未有的記錄。留日運動的興起，徹底瓦解了封建高等教育的根基， 促進了以日本為摹本的新型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

據統計， 清末赴日留學生中， 學師范及教育的人數最多。他們積極學習教育、心理、生物、化學等課程， 通過各種各樣的活動， 充分汲取近代新知識。回國后， 他們被迅速充實到高等學校的行政管理和師資隊伍中。1907 年清政府規定， 官費留學生歸國后， 均須做五年專門教員， 以盡義務； 義務期未滿之前， 不得調派其他差使。這就使留日學生中的大部分， 不管他們專業是農、工， 還是醫學、經濟， 歸國后都先進入教育領域。于是， 全國各類高校都出現了大量的留日學生群體， 成為清朝末期日本高等教育向中國傳播的主要“輸送者”。

留日學生群體回國后， 大部分從事教育工作， 使新式高等學堂的師資得到充實， 使實業技術人才隊伍得到壯大。另外， 留日學生群體大量翻譯西學典籍， 客觀上將日式高等教育部分移植到了中國， 使近代資本主義思想觀念得到廣泛傳播。

二、仿照日本教育體制， 建立近代高等教育制度

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時期， 新式學堂在各地如雨后春筍般相繼建立起來， 然而由于客觀條件的不成熟， 這些學堂在課程設置、學習年限等方面基本上處于各自為政的狀態。為加強規范， 消除分歧， 清政府決定參考日本學制，規劃整合全國統一的學制系統。

1904 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張百熙、榮慶、張之洞主持擬定的一系列學制文件， 這就是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有名的“癸卯學制”。它是中國近代由中央政府頒布并首次得到施行的全國性法定學制系統。

“癸卯學制” 規定的學校體系幾乎完全參照1900 年日本的學校制度模式， 由低到高分為七級， 分別為“蒙養院、初等小學堂(藝徒學堂)、高等小學堂(初等實業學堂、實業補習普通學堂)、中等學堂(中等實業學堂、初級師范學堂)、高等學堂(譯學堂、高等實業學堂、大學預科、優級師范學堂、實業教員講習所)、大學堂、通儒院”。而之所以說其幾乎完全照搬日本教育制度模式， 是因為當時日本的學校制度也分為七級， 分別為“幼兒園、初等小學校、高等小學校(職業學校、職業補習學校、藝徒學讓)、中等學校(職業學校、師范學校)、高等或大學預科學校(專科學校、高等師范學校)、帝國大學、研究生院”。除宏觀的高等教育制度外， 當時幾乎每一所高等學堂內部的規章制度、課程設置、甚至房屋式樣、學舍間數也參考了日本的樣式。在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 “癸卯學制” 的實施可謂意義深遠， 其標志著中國封建高等教育制度的徹底崩潰和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開始確立。模仿日本建立近代高等教育制度， 使中國初步建立了新式的高教體系。然而，另一方面， 由于當時的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已發展到相當階段， 而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才剛剛起步， 經濟實力天壤之別， 興辦新教育的財力、所需人才的層次等亦不相同， 故而當時構建的高等教育體系， 可以說是脫離中國當時國情的空中樓閣， 很大程度上名實不符。 三、來華任教的大批日本教習貢獻頗多

晚清政府向日本學習的另一個重要途徑是招聘日本教習。如前所言， 各種近代學堂建立后， 師資匱乏， 不得不大量聘請外籍教習。20 世紀初葉， 新式高校聘請的教習多以歐美國家為主， 1904 年以后數量眾多的日本教習來華，在外籍教師中占了絕對多數。

日本教習執教于清末各級各類新式學堂， 擔負的課程主要有日語、心理學、教育學、自然生化科學等， 他們的到來保證了當時各種高等學堂課程順利展開， 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時師資匱乏的狀況。

然而， 來華日本教習的水平高低不均， 品德亦有好有壞。日本教習中的大多數具備基本的職業道德和操守， 工作盡心盡力， 教學水平也較高。這些日本教習都經過了嚴格的選拔程序而聘任， 有相當水平的教學經驗。但另一方面， 也存在魚龍混雜的現象， 有些教習原本在日本就沒有固定職業或根本沒有職業， 來華充當教習的目的只是為了掙錢， 更有甚者， 酗酒、打架、挑起爭斗和事端， 品德惡劣， 難堪師表。日本教習出現的這些問題與聘任過程有很大關系。針對這些問題， 清政府為加強管理， 保證教習質量， 改變了日本教習的聘用方式， 由開始時的學校單獨進行改由政府統一雇聘， 而且加強與日本政府及學校的聯系， 由日本帝國教育會負責來華教習的遴選和培訓。

從整體上看， 日本教習在清末高等教育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是清政府學習日本教育的重要途徑。大量來華的日本教習， 對促進中國培養新式專門人才， 推動中國高等教育近代化起了積極作用。

四、近代高等學校所用教材中的大部分源自日本

教材是學校教育順利開展的重要保證， 是教學過程的物質基礎。清末各級學堂雖大量建立， 但教材問題一開始并沒有得到足夠重視， 因此大量高等學堂建立后， 供學生使用的教科書十分短缺。管學大學張百熙奉命承辦京師大學堂后， 認識到教材的重要性， 他認為， “新學制只是新教育的外殼， 課程是其靈魂， 教科書實與學堂相輔而行”。

為解燃眉之急， 當時采取了三種途徑加以解決： 第一，直接翻譯日本大學使用的教材。1900 年成立了譯書匯編社，先后將日本當時大學使用的教材翻譯后， 編輯為單行本發行； 第二， 由來華任教的日本教習編寫教材， 如京師大學堂日本教習服部宇之吉編寫的《萬國史講義》等教材； 三是由中國教習依據日本教材料的觀點、體系改編， 如1905年兩江師范學堂教育課教師張子和， 根據日本松木孝次郎及松浦的《教育學》著作編寫的《大教育學》一書， 作為學生的講義。這三條途徑殊途同源， 可以看出清末我國高等學校的教材主要取自日本。模仿日本建立的高等學校教科書翻譯、編寫體系， 解決了學生用書的燃眉之急， 對保證高等學校教學工作的正常運轉亦發揮了重要作用。

總結而言， 近代中國的高等教育， 無論從教育制度、管理規章， 還是課程設置、所用教材等方面來看， 都受到了日本很大的影響。日本客觀上成為近代文明進入中國最重要的中轉站， 日本教習和留學日本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興起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書寫了光輝的篇章。

但另一方面， 我們也應該看到， 模仿的代價往往是落后于人、受制于人。明治維新后日本早于中國開啟近代化進程， 成為近代亞洲唯一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但崛起后的日本野心亦隨之大漲， 開始積極侵略亞洲鄰國， 謀求在亞洲稱雄， 而其覬覦的重要目標便是中國。甲午戰后日本利用各種文化形式入侵中國， 客觀上雖加速了中國近代化進程的啟動， 但與此同時， 日本也開始了在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控制中國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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