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20世紀社會教育運動在中國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農村的社會教育逐漸地發展起來。其中民間團體對農村的社會教育進行了初步的探索，他們不僅有理論上的研究，而且在實際中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績，為其他方面發展社會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在中國教育史上意義重大。

論文關鍵詞：社會教育 民間團體 近代農村

社會教育，泛指學校系統外的民眾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體內容而言，社會教育在中國社會早已存在。清末簡易學堂的建立，圖書館、博物館的興辦，《圣諭廣訓》、(勸善要言)的宣講，廣義上均屬社會教育。i901年四川江津縣張鹿秋設農業夜課，以新法啟迪附近農民。河北省高陽縣王玉斌設初等小學，男女并收，以教育農民Ⅲ。但現代意義的社會教育的提出，則在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后的事情。當時的南京臨時政府于教育部中設社會教育司，在地方設公眾補習學校、半日學校，以實施社會教育，提高民眾的素質。社會教育開始在中國的土地上發展起來。與此同時近代的民間團體在發展社會教育尤其是農村的社會教育方面表現出了積極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國北方大批農民被協約國招募到歐洲做工。當時在外的留學生鑒于華工知識淺薄，辦理了華工教育，頗見成效。大戰結束后，主持華工的教育領袖比如晏陽初、陶行之等回國，創辦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提倡“除文盲，做新人”辦起了平民教育。從此，打開了對農民實施社會教育的大門。從1925年開始，以后逐漸形成了鄉村教育的浪潮，到30年代末達到高潮，抗戰結束后走入低谷。鄉村教育的普及和發展標志著中國近代教育本土化的加強。他們在發展農村初等教育、掃盲教育的過程中的所作所為，為今后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鄉村教育運動是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興起的一個社會運動，旨在從教育農民著手以改進鄉村生活和推進鄉村建設。雖然鄉村教育的倡導者們有著各自的立場、目的，但他們有一致的共識：即農村是一個整體，要解決農村的貧困、落后、愚昧的問題，教育必須與農村實際相結合，各種鄉村建設(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要以教育為樞紐，這樣，使得教育改革本身進一步深化，產生了中國的鄉村教育理論，諸如中華職業教育社的農村改進論、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論、梁漱溟的鄉村建設論等，對我國的教育改革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倡導者們受到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實驗的影響，都從實驗入手，從1925年起紛紛建立農村教育實驗區，據《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統計，至1935年，各種實驗區已有193處，遍及全國各地，這些實驗區使鄉村教育不僅在思想上得到廣泛的提倡，更主要的是在實踐上積累了許多有益的經驗。

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涌現出各種教育思潮中，平民主義教育思潮便是潮流之一。蔡元培曾把社會的不平等歸結為教育的不平等，他認為普及平民教育是改變這種教育狀況的唯一辦法，主張除正規學校外，應大力提倡平民教育。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以及美國杜威平民主義與教育思潮的影響下，平民教育運動在全國風起云涌。平民教育的參加者很復雜，有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此平民教育的目的也各有差異。但從總體上來講，他們都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教育，要求打破幾千年來封建統治階級、有錢人獨霸教育權的局面。許多教育團體、教育家們開展了各種革新教育的實驗，特別是在全國開展的種種平民教育運動推動了教育在民間的普及。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定縣實驗區是北方影響較大的派別之一。1923年8月，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在北京成立。平教會根據前幾年在城市開展平民教育和識字運動的實踐，進一步認識到農村教育的重要性。他們認為，中國以農立國，絕大多數人民生活在農村，而中國的農村經濟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處于萎縮、停滯、落后的狀況，不解決農村教育的問題，社會的改革就沒有希望。所以，他們希望通過鄉村教育來改善農村生活和穩定社會。從這一點出發，平民教育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鄉村平民教育成為平教會最重要的一部分內容。1926年10月在河北定縣以翟城村為試點，開展以村為單位的平民教育實驗。1930年成立定縣實驗區，推廣鄉村平民教育，從而進一步改進鄉村。

平教會對農民的教育觀認為，不僅僅是要對農民普及、實施作為完整人的國民教育，而是通過農民教育從總體上推進鄉村建設，從改造農村著手來改造社會。正如晏陽初而言“覺得中國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鐵，而是三萬萬以上不知不覺的農民。要把農民智慧發展起來，培養起來，使他們有力量自動的起來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動的起來建設，建設才會生根；自動的起來運動復興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復興之一日”，“啟發農民的智慧，也就是造人。造人必須有造人的教育。中國數十年來的所謂教育制度與內容，無非東抄西襲，不合國情，不切需要，所以不會有與一般人的生活發生關系，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因而要從農村的實際出發，建立鄉村教育為中國教育謀出路，以促進社會的改造。1933年平教會起草的《由鄉村建設以復興民族案》中認為，中國鄉村有四大基本問題，即愚、窮、弱、私，“所謂愚，我們知道，中國最大多數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識，簡直他們目不識丁，所謂中國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所謂窮，我們知道，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簡直是在生與死的夾縫里掙扎著，并談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線。所謂弱，我們知道，中國最大多數人民是無庸諱辯的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簡直付之天命。所謂科學治療，公共衛生，根本談不到。所謂私，我們知道，中國最大多數人民是不能團結，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訓練。在這幾點缺點之下，任何建設事業，是談不到的。”為了解決這四大問題，應當以教育作為手段和途徑，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礎上，通過三大教學方式即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實施四大教育即文藝教育以救愚、生計教育以救窮、衛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這樣鄉村教育才能實現，農村及全社會的改進才有希望。在這些觀點的指導下，在鄉村教育實施方面，平教會做出了顯著的成績，特別是其掃盲識字運動聞名中外。 中華平民教育會首先在定縣翟城村的實驗，實驗內容極其廣泛，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到社會習俗，無所不包。其宗旨為“除文盲，作新民”。除文盲就是使12~15歲的不識字男女都能運用日常生活文字，成為有用的人才。設立識字班，編寫課本《農民千字課》，針對80％以上文盲的情況，提出以學校教育為主，集中掃盲，辦平民學校進行識字教育，以翟城村為中心逐步推廣到全縣。1926年10月~1930年6月，共辦了初級、高級平民學校423所，學生10156人，女學生1011名，占總人數的10％。辦高級實驗學校、兒童班、男女育才學校26個，學生821名，學生年齡從11"48歲，多數為青年。在1927、1929年兩次的調查中，第一次文盲率80％，第二次文盲率為67％，這說明在兩年的時間內文盲率下降了13％。掃盲成績顯而易見。同時1930年3月平教會成立社會式教育實驗所，舉辦夜燈教學，為失學的兒童、青年提供了受教育的機會，此外還設立了問字處、圖書館、識字處等，實驗區的農民對此交口稱贊，并熱心參與。

教育實驗擴展到定縣以后，學校式教育主要進行的實驗有初級、高級平民學校的研究與實驗，掃除文盲的研究與實驗，鄉村小學的研究與實驗，婦孺教育的研究與實驗，師資訓練的研究與實驗。其次成立了處、高級平民學校、實驗小學來推廣鄉村教育、掃除文盲，提高農民的教育程度和整體素質，從而進一步改進鄉村、改進社會。在掃除文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加令人注目。1934年的調查表明，全縣14至25歲青年約82000人，其中文盲32550人，占39％，識字人數為49450人，占61％；女子文盲為28114人，占73％，識字人數為10396人，占27％目。從統計數據上可以看到文盲率與當時全國總的狀況相比，文盲率僅為39％，這體現出平教會的努力成就。在定縣實驗區有平民學校的村莊，識字人數多，則文盲率較低；若無平民學校則剛好相反。1928年調查，翟城村11歲至24歲的人中，識字者占53％，不識字者占47％；東亭村11歲至24歲的人中，識字者占51％，不識字者占49％。文盲率均在半數以下，這個數字很顯然低于其他農村的文盲率，在翟城村、東亭村等實驗區文盲率較其它任何村為低。據1930年調查，定縣7歲以上人口識字者占17％，文盲占83％；在定縣縣城內，7歲以上識字者占34％，文盲占66％。可見在廣大農村沒有實驗區的地區文盲率依舊維持以前很高的比率。

以上就北方較有影響的實驗區闡述了鄉村教育派的教育實驗，除此外，較有代表性的試驗區，比如中華職業教育社在江蘇昆山徐公橋的改進實驗區、浙江余姚諸家橋鄉村實驗學校等實驗區，陶行知南京曉莊實驗區，梁漱溟為代表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在鄒平、荷澤的實驗區，江西農村改進社的實驗區工作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盡管各派從事鄉村建設的組織、立場、觀點很不一致，但其實施有相當之規模，對于農村的社會教育的發展而言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由于這一時期整個中國還沒有具備在農村發展政治、經濟、教育的條件，這些實驗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也不可能真正解決農村問題。但綜合起來有這樣一個共同的趨勢：即各種民間團體都認識到了這樣一個問題，普及國民教育，提高人民素質，才能促進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這表明社會教育的普及已成為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部分，他們的經驗教訓為以后教育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尤其是在掃除文盲和普及教育方面做出的貢獻，為以后的教育發展提供了有直接借鑒意義的經驗，發展農村教育民間團體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