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后文革時期我國近代史學研究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內容上的再生歷史、盲點及史學取向與碎化等，二是理論上的鐵律、范式、二元對立模式等，三是研究者素質上的視野不開闊、思維狹隘、書寫話語欠規范及境界低下等，四是方法上的視角單一、討論及宏觀與創新不足等。總體來看，80年代流行的是自由主義，90年代是保守主義，這必將極大地影響著21世紀的史學走向。

關鍵詞：后文革時期；中國近代史學；研究狀況；反思

后文革時期（1976年至今）的中國史學對21世紀的史學走向影響很大。文革已經為80年代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研究者所漸漸淡忘、淡化，它的影子越來越遙遠、模糊，對它的反思漸漸失卻聽眾，"文革情結"已經成為歷史名詞。 那么，如何評估后文革時期的中國史學（以狹義上的中國近代史學為主）呢？這牽涉到生存危機（subsistence crisis）問題。表現有二：其一，學界缺乏的是震撼力的成果（多是"承乏"之作），流露的往往是做作的蒼涼。現今學界論著有如泉涌，但再過十年二十年后，還值得提及、紀念的，會不會廖若星辰？五十年呢？又有誰屬于耀眼的晨星，隱沒于另一個時代的曙光里？其二，許多問題研究不是清晰了而是糊涂了。有些問題本來可以說清楚，但就是說不清、道不明。 基于此，人們不禁會問：是什么束縛了歷史？哪兒出了毛病？現在的學者在想什么？ 有一點毫無疑問，一個必須變革、打爛一切的時刻已經到來，這是一個史學改革（甚至是革命）的前夜。

一、研究內容

對逝去如斯的歷史遺跡，需要重新定位。 1、疊加--"再生"歷史 我們在干什么？我們在研究什么？歷史回收站是垃圾處理場還是知識精品廊？我們必須反思知識體系本身。 歷史學就其內容而言可分為原生形態的歷史與次生形態的歷史，這其中，治史者本身感情的注入、認同標準起了很大作用。畢竟，歷史記憶是按照一種歷史積淀的標準（直感記錄）和當下需要的價值來選擇的。 金克木在《秦漢歷史數學》一文中說："歷史確實是數學，雖是人所創造，但不知道人的感情愛憎和道德善惡，只按照自己的隱秘公式運行。"[1]這里說的是原滋原味的原生歷史。 但是，展現在我們治史者眼前的往往不是原生的，而是后生的--膨脹性歷史。魯迅在《華蓋集o忽然想起》中指出：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涂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薩義德提出了"理論旅行"假說：一種理論在其流行之中形成的潮流，可以使文化、知識得以滋潤，也會變異。近代歷史被擺在現代屠案、祭壇上，任人宰割，近代的人們被當代史學導演們強行套上了與之身份不符的現代文化衫。 歷史衍化為滑稽的歷史、意念中的歷史--不真實的歷史，臆言--狗尾續貂，歷史產生了分泌物--病料，連詞語也被意識形態化了。這其中，意識架構、文化定勢--解讀的參照系、實用層面的效驗--意識轉換的關鍵等都起著作用，它們是史學中那"看不見的手"--上帝之手。 信史難求，假史化為信史時，錯誤就漸漸地生出美麗。治史者成了化妝師。 近代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內容就是經過一道道程序制作出來的。如琦善，先是宰輔大臣，接著變成奸臣，而后是賣國賊；洪仁玕，先是外國侵略者代理人，再是大英雄（氣節上），后是改革家；又如纏足，先論美丑，依次論的是衛生話語、國運、禍水論。歷史就是如此的疊加。 歷史上存在有當事人都不知道但卻實實在在的內容，如趙州橋所蘊含的拱橋力學原理、天壇回音壁所蘊含的聲學原理，等等。闡述這些問題時，千萬要小心，一不注意就衍化、生成人為歷史。 傳統封建思想嚴重的洪秀全，身上卻掛滿了反封建的花環。自發也同時化為自覺。 治史者不是在描述歷史，而是在創造歷史。治史者也是人民的組成部分，"當然"也有"權利"創造歷史，因為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所以，他們可以放大纏足時的呻吟，抹去放足時的呻吟。憑心而論，鴉片戰爭的影響有沒有被過于放大？歷史本來沒有謎，謎乃后人的創造。 中國歷史是雙層的，官方層面與民間層面，二者之間的界限的模糊，演化為由個性化描述向集體狂歡的過渡，歷史正是對這種集體狂歡的積淀成記憶--集體記憶。 一切歷史之所以都是當代史，一代人之所以有一代人的史學，是基于價值觀念的差異，而思想史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觀念史，這使得思想史有一些代相疊加的積淀，而漸漸衍化為歷史，其中一部分化為學術史，一部分溶入歷史本身。 對當下性影響的強調，使得今天看來大逆不道，可能就是歷史的真實寫照。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不能需要什么就在歷史上找些什么，全然不顧當時人話語的語境。 哥倫布想去印度，結果卻發現了美洲，歷史跟他開了個玩笑，歷史研究又何嘗不是常常如是啊！ 治史者之所以常常犯錯誤，是因為他們常常企圖駕馭歷史。 我們需要反璞歸真，重建史實，需要了解歷史的底色、對比色……正如福柯在瘋癲史研究中說：有必要試著追溯歷史上瘋癲發展歷程的開端，在沒有經過皴染和涂抹的歷史時間中重走一趟，再度確定眼中之歷史。 2、盲點--塵封的歷史 近代中國的腳步太過匆忙，史學研究也隨之浮光掠影，著意于表態的廓清層次--顯性歷史，從而留下了太多的空白--盲點，即歷史記憶的缺失--忘卻的歷史、歷史背后的歷史。 潛規則--體制外運作，潛藏在被歷史遺忘的角落。 感情記憶，即史學研究中的情感因素，它的喪失使得歷史失掉了緊張和復雜，變成了可以由統計學替代的死知識。 中國近代史的主體是什么？不是對西方沖擊的反應，而是中國歷史自身的發展。鴉片戰爭像一把鋒利的刀，但抽刀斷水水更流，割不斷有著數千年文化的中國歷史。西學的影響極其有限，更多的是傳統的正負面影響的交織。如張之洞，人們往往關注他的中體西用，而忽略了他的通經致用，死守底線。對復雜人物的詮釋，單純從西方影響一面來看，是無法自圓其說的。如洪秀全，基督教的三位一體，他理解么？傳統社會伴有相契合（暗合）的文化，歷史進入近代后傳統的破壞伴隨而來的是外來方法，水土不服。西學內化，談何容易。 愛國是近代一個核心觀念，但是，近代國人的國家觀念的原生形態究竟如何？ 人們關注的是反纏足運動，而對婦女放足后的心理落差等卻幾乎無人問津。 制度與觀念之間有一個先后，這是差序。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指出了人的觀念與現行法治的沖突。理論上的"好現象"到了實踐中卻使人無法叫好，法律制訂者的意愿與法律實際所產生的影響總是南轅北轍。但是，人們往往只是關注良好愿望，予以理論層次的肯定，而忽視實踐層面上的結果。 審美觀不過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其水下那支撐這種觀念的社會交往體制和社會方式，當然更為廣闊深厚。審美與健康的關聯次于與經濟、政治的關聯，如在20世紀初西歐人以胖為美，而今則以瘦、黑為美，以凸現個人為美，即為一例。 訴諸"性理名教"，往往導致忽略"事實真情"與細節，及其中包含的啟迪與意義。道德一旦上升到批判層面，細節就失去了原有的意義，至于細節中所蘊涵的信息、教訓更是成了毫無用處的廢物。 近代以前中國為什么沒有大部頭的人物傳記？為什么沒有影響大的女哲學家？ 實際中先有社會史，后有社會學，而學科的形成卻是先有社會學而后有社會史，這是為什么？ 兒童史，貧苦文化、地主文化，更是無人問津。 近代自由分積極的自由與消極的自由，內在的自由要求與外在的自由空間。但這只是荒野上開放的寂寞的自由之花，無聲無息，無人喝彩。 我們總是說工人+農民是天然聯盟，事實上紳+商也是天然聯盟。四民之首+四民之殿。士農工商被分解為士+商和農+工，近代社會被簡單化了。 現今學者注重六七十年代的洋務運動，90年代的甲午戰爭、戊戌變法，但對80年代則重視不足，僅有的關注也只是西南少數中法戰爭史研究者。從研究商人的角度不可不重視8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早期維新扶持的是政商，80年代則出售國有企業。日本成功了，成功就成功在80年代。清政府錯過了對民族、國家甚而自身統治都十分有利的絕佳時機，我國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寶貴的發展資本主義的機遇。 太多太多的盲點，太多太多的遺珠…… 是史學的魅力使以至此么？不是，是情感使然。 歷史就像墓地一樣，一進入就會動情，理性在墓地永遠沒有立足之地，不論你是唯物主義者與否。我們需要在現實的愛、恨與超脫的心中尋找一種恬淡，追求中性認識，以深入到歷史的深處、陰影、黑幕里，減少盲點。 當然，盡管歷史研究排斥感情的羼入，強調冷靜、客觀，但人又是有感情的動物（感情還很豐富呢），再加以最最基本之民族、國家感情等，要做到理智，又談何容易？正如簡又文所說：我之成為太平天國之熱烈同情者，正因為其是民族革命大運動。這是一把充滿矛盾的雙刃劍。 3、下層史學--需要打撈的歷史 目前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有生地、熟地之分，以時間斷劃則是，熟地：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與辛亥革命，次生熟地：鴉片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半生半熟地：中法、中日戰爭，生地：北洋軍閥。 現今治史者喜歡生地，冷淡了熟地。熟地需要精耕細作，生地則盡管需要付出開辟莘萊的艱辛，但粗放式的勞動也可能有收獲。熟地研究者人數減少是正常的，一哄而上才是不正常的。 近代史還有多少生荒地呢？在哪？ 史學界有一種說法：80年代結束后，社會思潮有一種虛無頹廢的失敗主義氛圍，正在尋求向下突破。那么，如何看待這種史學走向中的下層取向呢？ 應該說長期以來我國史學界流行的是精英史學，它占據著主流史學的地位。治史者喜歡研究少數，不喜歡研究多數，喜歡研究另類，不喜歡研究同類。但問題是：歷史的主體是什么？是民眾還是精英？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更多的是纖細的小手，還是布滿老繭的大手？ 精英史學的危害太深、太大了，其結果是：思想史成為智者的歷史，成了思想家的歷史--心智史（intellectual history），人們心中預存一個對思想歷史的價值判斷尺度--進化譜系，二三流的思想家大多忽略不計，如醬缸般腌制標本，思想家成為孤獨的受難圖像，而民間思想--思想史上的黑洞被視如糞土，民眾被邊緣化了，是游蕩無依的孤魂野鬼，只有在反抗斗爭中才身影偶閃；文化史更是精英史；英雄史觀就像一不招即來、揮之不去的幽靈；幽深難測恰可對應現實研究中的淺薄與蒼白的民間話語，卻無人問津，散落漂流于真空之中；宏大敘事掩飾了歷史多種可能性，歷史仿佛光榮榜，寧缺毋濫；錯置歷史，時空倒錯，地方性知識--普遍知識匱乏；后設的價值支配著選擇，這也決定了那些是凸顯的焦點，那些是含糊的背景。 打撈歷史…… 其實，不僅精英、經典需要思想史濃墨重彩地書寫，很多沒有思想亮色的蕓蕓眾生，他們那似可模糊的一片灰云也值得人們深深思考，著力描繪。也就是說，思想史既應寫凸顯者，也應寫蟄伏者，既要書變異者，又要書"綿延"者，既要關注主流文化，又要關注邊緣性文化，既要重視精英文化，又要重視民間性文化。美人永遠需要小丑，英雄永遠需要民眾，也離不開民眾。貶低"低"層次民眾意識，不公平。鄉土社會仿佛不同生態中的物種，"普同性分類"（universal catalogue）需要修正，簡單國家動員的鄉土化演繹或許不足徹底解決地方性問題。民間史學可以打破朝代的斷劃，與民眾的目光相遇，將置身于神郎與紫色的云霧之間。潮起潮落，新詞常堪唱新曲；斗轉星移，風流總被雨打風吹，歷史旮旯里的人與事，遠比城頭變幻的大王旗更能讓我們明了歷史的真義。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忽略形而下乃歷史的遺憾。畢竟，歷史是萬民與自然合力造就，而英雄卻是平民的鴉片。 歷史描述顯然需要詳其所當詳，略其所當略，輕其所當輕，重其所當重。 有人認為晚清史研究得差不多了，也是建立在精英史學僵直范式的基礎之上的。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講，研究視野的下移是深化的標志，如商會研究由滬、津、蘇州而濰縣、高陽、無錫等。 目前史學界有一種傾向，即從帝王將相的譜牒向集體的人群復歸，如平民史學、大眾史學、街頭文化、鄉土文化，一言以蔽之，即草根文化（grass-roots culture），強調的是受眾、回路。 趙世瑜提倡"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杜贊奇（prasenjit duara）主張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以及黃仁宇書寫《萬歷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一個所謂的沒有重要意義的一年，都是拋開快底層半拍的精英圈，而去關注民生，將交錯盤桓的下層或"不重要時期"納入視野。 當然，史學走向下層也伴生出其它一些問題：碎化、抽象…… 80年代以來史學的進步是以領域的變化來推動的，其表征是新辟領域如文化史、社會史、商會史等。1981年劉大年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中國近代史研究從何處突破》一文，拉開了近代史研究內容外延的序幕。歷史趨于精細化，對歷史演變歷程的非實質性把握，追求冷僻、獵奇獵艷等碎化現象疊現，史學的邊際效益很差。 作為對年鑒學派總體史特點的背叛的歷史的碎化，易于導向歷史的不可知，就像把握圖畫，過于著意于細節，會使人們無所適從。 如果思想派系的歸屬--分家是將歷史簡單化了，那么歷史該如何抽象呢？模糊史學的引出，說明歷史宜粗不宜細。

二、理論問題

理論問題是當今史學研究中的軟肋，惟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引進了西方理論，但向西方學習，模仿的多，創新的少，就連著名史學家、思想家李澤厚，除了留下所謂的歷史本體論--發展了的歷史唯物論之外，又有什么？其他冒稱先鋒、前衛與新潮者，更是不值一提。 1、理論霸權--鐵律 問：史學就是史料學么？一個乏味的問題。 答：史學研究不是或不僅僅是一味的史料羅列。也是一個乏味的的答案。 之所以乏味，是因為不該是問題，這真是一則現代童話，無骨的蒼白。一抹拋送給西下斜陽的嘆息，又如廢墟中的挽歌，美則美矣，但幾多感慨，又有誰知？ 理論形構，理論導引主義、多元主義，萬萬不可慢忽。新的歷史觀念是史學突破的前提、熱點，歷史學如若失去其理論內生機制，它就將失卻除形式之外的一切，正所謂外強中干，敗絮其中。 基礎理論的匱乏，使人們在面對一堆資料時看不出問題，看不深問題，說不出所以然。 對理論狹隘地、實用主義地利用，而不是系統全面地理解，難有好的結果。 羅爾綱在1944年用考據方法將太平天國革命背景歸納為六點：人口壓迫、豪富兼并、耶穌教與鴉片、災荒、政治隳廢、民族思想和會黨等，但這些因素在唯物史觀支配下就被淡化了，剩下的只是階級斗爭。羅爾綱后來之所以發現曾國藩攻下天京后上折誣稱太平天國火燒天京，是從地主階級欺騙性、貪婪性出發，而不相信曾國藩的虛報的。過去如此，現在呢？ 20世紀是唯物史觀的世紀，對之，我們在宣揚、歌頌之余，似乎忽視了其背后的原因；在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方面，最大缺憾是將理論教條化，將歷史簡約化、公式化了。 意識形態的潮起潮落，造就了正統主流史學的單一模式，其結果是學術界盛行三種霸權：理論霸權、學術霸權、政治霸權，這是一種反歷史現象，是思想失范。畢竟，天下理論不止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種。 我們經常引用外國尤其是西方國家對馬克思主義的推崇，來證明我們引注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必然，其實，這恰恰說明的一個問題是：國外的理論多元化與大陸理論的相形之下的單一指導。 史學理論不要怕雜，如似生物界，雜了才能產生新品種！ 海派文化之所以得以形成，既是對傳統文化的異化，也是對外來文化的吸納。 無論是主觀、客觀，還是改良、革命，一加上"主義"二字就不對了。 采用海外新理論、新方法（寒天得裘、雪中送炭式的）是不是一定會與馬克思主義絕然對立？是不是一定以貶斥馬克思主義為結果？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理論--經典理論，它的立場、觀點、方法有沒有可兼容性？從哲學意義上講，歷史學有沒有無待驗證的前提、觀點？歷史發展只有一個方向的歷史哲學已經過時，又有什么是永恒神圣的鐵律--終極理論？與自然科學相比，歷史學沒有公式、定律。 問：我可否化約理論？一個夢中的問題。 答：不行，絕對。不是一個夢中的答案。 2、范式--看不見的手 范式=范型=常規范疇，亦即規范（paradigm），涉及的是普適性問題。 試舉例： 范式之一：商品經濟發展導向資本主義。 范式之二：中國封建社會土地高度集中。事實上是正態分布。 范式之三：地租剝削引發農村矛盾激化。是工商業還是地租剝削引發農村矛盾激化？是前者。 范式之四：商品經濟與小農經濟的不相容。 范式之五：農民落后、愚昧。西奧多o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認為，農民作為經濟人比起任何資本主義企業家來一點都不遜色。這里就產生了一個概念：理性小農（the rational peasant）。 范式之六：西方至上的沖擊回應模式。其表現之一就是：現代化就是西化，這是現代化理論的最大弊端。西方化--一個太糟糕的趨向。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探討了28種文明，任何一種衰落均源于內部原因。現在流行的已經不再是黑格爾的西方中心論而是斯賓格勒、湯因比的生命周期文明觀。世界中心是外在的阿基米德點，處于各地區橫向整合的各個節點上。 范式之七：對我國早期現代化（early modernities）基礎人們的認識往往是落后，但事實并非如此。據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運用實際購買力的計算方法，1700年，整個歐洲的gdp和中國的gdp差不多相等。在1700-1820年間，中國的經濟年平均增長速度是歐洲的4倍。[2]據政治學家肯尼迪（paul kennedy）在80年代的估計，1750年中國的工業產值是法國的8.2倍，英國的17.3倍。到1830年，中國的工業產值是法國的5.7倍，英國的3倍。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的工業產值才剛剛趕上中國，而法國的工業產值只是中國的40%。[3]世界史學家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也認為，19世紀初期中國經濟不僅規模巨大，而且在當時的世界經濟中處于中心地位。[4] 范式之八：發展進化階段劃分。可不可以有一些別的什么表示？如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英雄時代、黑鐵時代？這種劃分雖可商榷，但嘗試是可取的。 范式之九：賦予傳統以保守的特質，其反證就是天人合一。其實傳統應該是動態的傳統，無固化傳統。傳統無恒定內核，要憧憬其復興。 …… 范式的制約在于無形之中，它作為多種模式（包括對立模式）的共同支點，不僅導引人們去做什么，想什么，更在于不做什么，不想什么。這叫緣生性紐帶（primordial ties）。 范式的關鍵在于我們長期以來未予以正視、自然而然中漸積而成的偏見，讀這種"規律性"鑄就的歷史容易造成某種閱讀慣性和思維惰性，這樣，許多習以為常的成見就漸漸隱藏于當然之中。人們不會去證偽傳統范式，而只是停留在經驗層次上。范式在昭彰了一部分歷史的同時，也淹沒、遺棄了另一部分歷史。 此外，范式還隱含著許多價值判斷： 基于長期以來男女關系的不平等，而視自然的兩性分工為男尊女卑，女權主義濫觴，要想女權而不主義，何等艱難？忽視婦女固有特征，鼓吹婦女解放，消滅女性特征的婦女解放運動，并不足取。 以鴉片戰爭為上限暗含有中方被動、落后，西方主動、先進等價值判斷預設在里面，遂引起諸多不滿，主宰了近代史的研究。 有些名詞如買辦、科舉（被妖魔化）等就暗含（暗示性方式）有否定價值判斷。 有些范式還導致史學研究中陷入矛盾性誤區： 現實中的改革（亦即改良）與史學研究中的鼓吹革命。 近代被肯定的人物，大都主張西學，而這些人物之所以被肯定也是因為西學，只要主張西學就一定被肯定，可以說，西學是近代激進知識分子的共同訴求。但西學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媚外，聯系到現實中需要加強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以及人們陷入深深的文化亡種的憂慮，使得歷史與現實的反差突現。 一方面認為鴉片戰爭期間中國已經落伍，但又認為堅持抵抗可獲得勝利；一方面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勢，無力挽回頹勢，而同時又肯定林則徐代表正確方向，只要堅定實施，中國就有希望。 清末鐵路國有問題，多認為傷害了商人利益，但鐵路國有政策應予肯定，這是一個矛盾。 論及一戰黃金期形成的原因，多強調外在市場因素，而為貶低袁世凱政府，不提內生機制，這樣，外因超越內因，成了決定性的因素。 對于二次革命中上海商人對革命的抵制態度，人們評價是政治關懷如一：追求一個能夠發展實業的環境和保護民生的政府，但卻否定袁世凱政府的資產階級性質。 …… 應該承認，現今模式化評價體系漸被打破，舊的規范在動搖，發生危機，乃至崩潰，但新的規范只是處于醞釀狀態。現在是產生新規范的時候，新規范的產生是史學進步的標識。 史學思維為傳統范式或明或暗左右著，我們現在需要懷疑乃至于打破的是毋庸質疑的東西。那么，如何突破范式？ 第一，史學要從習以為常處突破；第二，挑戰成見；第三，外推設限，注入新思想，提供新范式。這是以毒攻毒，還是桃代李僵？ 3、非此即彼--二元對應模式 二元對應模式亦即兩橛模式，它所形成的知識體系類似摩尼教式的世界觀，乃價值判斷標準上的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是簡單的二分法。 學界長期存在的重要二元對應模式如下：中--西、現代--傳統、客觀主義--主觀主義、進步--落后、善--惡、忠--奸、歷時性--共時性等，其中單單西方--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體系就包括西方=現代--東方=傳統、西方民族--非西方部落、西方宗教--非西方迷信、西方資本主義--非西方小商品生產、西方技術--非西方手藝、西方進步--非西方的停滯等等。 后文革時期學術界有一個由政治型史學--學術型史學的轉型，其表征即由關注郭沫若--關注陳寅恪的過渡。之所以如此，就是基于對過去將二者對立起來，貶低陳寅恪為代表的這些非馬克思主義史家的不滿。這里有一個最基本的認知基點：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主要研究方法的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等，其總體成績超不過主要以傳統方法治學的陳寅恪、呂思勉、陳垣、錢穆等。歷史學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應該是最科學的，但事實呢？關注對象的變化，就表面看這體現了進步，但實質上仍沒跳出二元對應模式：激進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論述模式。其所建立的激進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評價體系，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是新的二元對立模式，評價標準多了，但實質一樣：否定。 這里面存在兩個問題：其一，歷史上多次出現的反馬克思主義、甚至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學術人或學術流派，我們是不是否定的太多了？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將之踩在腳底？他們究竟有無可取之處？ 現今史學工作者應該學會在唯物史觀占據統治地位的情況下進行創新。 其二，歷史由一個極端向另一個極端的跳躍都是不成熟的表現，都是范式的僵化，是缺乏理性，掩飾著歷史的蒼白。對于"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的，不可用優、劣來界定。 價值判斷標準的非此即彼，實則亦此亦彼。就像纏足不意味著傳統，放足也不意味著現代一樣。所謂有此無彼的對立現象卻處于共生狀態，這不是悖論（paradoxs）。比如傳統--現代，其實應該是在消解傳統的同時又重建傳統，形成傳統與現代的共生狀態。在后傳統社會（post-traditional society）的今天，傳統仍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系統，它是在時空中延續和變異的，存活于現代，連接著過去，同時也包蘊著未來。而對立是范式。再則就是第三種可能，如偶然性與必然性問題，除了歷史的偶合被理解成了歷史的必然或相反兩種之外，還有或然性。 非此即彼的二元對應模式的因果之箭，是由系統射向部分，而不是從部分射向系統。如此的來回騰挪，頭破血流，四顧茫然。

三、研究者素質問題

論及當前治史者的素質問題，一言以蔽之，即為滯后。 1、 視野--狹隘 歷史是以時間為主軸的，視野的放寬、視距的拉長會給人以新的啟迪。 大視野、大眼光是治史者所孜孜以求、積極倡導的，小處著手是以大處著眼為前提的。正所謂：中外雙鉤于筆下，古今一冶于胸中。 目前治史者最大的問題是受前蘇聯史學模式的影響，視野不開闊，邊界意識、自戀情結、戀地情結（topophilia）、我群（myself-group）與他群（other-group）之分泛濫成災，內向型(introversive)思維傾向十分明顯，缺乏反思型（reflexivity）的開放理念。 近代史研究者對17、18世紀歷史缺乏興趣和起碼的知識積累，要知道明清時期是漸變，而近代是劇變。鴉片戰爭就像一條楚河漢界，橫于前近代與近代之間，許多人終生未能逾越，甚而連想也不想了。圈地(enchsure)，各人有自己的圈地，其實這是庸人自圈，作繭自縛，坐井觀天。 不懂軍事學的，在研究著軍事史，而懂軍事學的，卻又不熟悉歷史。 知識結構過于單一化，研究領域過于狹隘化，極大地制約了治史者的視野，這使得科際整合顯得尤為迫切。其實，過去的文學院實際上就是史學院，這包括心理學、哲學、語言學、外國語言學、考古學、美學、文學、史學等，而今學者的知識面太笮了。 簡又文大學期間修業科目如下：哲學、社會學、倫理學、教育學、心理學、邏輯學、歐美文學、政治經濟學、自然科學、音樂藝術、歷史、經典文學（希臘、拉丁）、宗教等。由博而約，歸于專一，一以心，主業一生以求，副業間有所致，治學的通路。 我們在注重大的學科交叉的同時，也應該關注學科內部的小分支之間的交叉，如歷史學內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之間的交叉。 有偉大的接納才有偉大的創造，要擁有跨文化的學術視野，就像王國維那樣用叔本華的思想去評探《紅樓夢》。要強化問題意識（提出真問題），淡化學科意識，不必拘泥斷代、國別。從視野的角度看，中國史的發展方向是世界史。站在月球上俯瞰地球，中國只是地球的一部分而已。 當然，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ity）不等于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ity），要融會貫通。 當前已經進入網絡歷史的新時代，世界體系（the world system）、人文中心主義（humanocentric）的全球視野（globalist perspective）、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網絡論（network analysis）獨領風騷，如何亞偉等后現代主義者就特別強調"各種參差與相的力量之間的關系網絡"。 2、 思維能力--低下 解釋歷史有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心理環節，而治史者的主觀前提則呈現為：時代性、民族性、階級性、集團性、宗派性或任何其他的什么性，因此，沒有一個治史者能毫無偏見地書寫歷史。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們更傾向于歷史的非科學化、非理性化，歷史學其實就是歷史現象，如果一定稱之一門科學，那么也只能是一種"人性科學"，或人性學。歷史學作為科學不同于藝術，作為藝術又不同于科學。歷史學有實用的背景，這注定它不是"純科學"，因為純科學可以不考慮實用的背景，任何對史學研究的實用背景的忽略，都必然是全然荒謬的。史學研究一方面應著意于歷史上人們做了什么？還要著意于應該做什么？因為今天的人們會問：我們從歷史學家那里學到了什么？治史--一種創造性勞動，它需要思維的嵌入。 后文革時期大陸史學界除了80年代金觀濤提出"超穩定結構"外，沒有像法國學者一樣提出"肖奴--沃勒斯坦佯論"，黃宗智提出"內卷化"，mark elivin提出"高水平均衡陷阱"，英國李約瑟提出"李約瑟問題"等那樣的理論。表面上看是問題意識，實則反映了思維水平的低下。懶于深思，又秉性粗疏，書卷氣很重，乏見浪漫的玄想，張力、朗然的精神。 受主流意識的制約，學界缺乏自外于主流者，原創精神不足。蔣廷黻那薄薄的《中國近代史大綱》，是建立在理論與近代史基本認知之上的，融合了他對歷史的真實看法，而今近代史著作不知凡幾，又有幾本獨特的呢？真可謂是千年一面。 學術枯澀蒼白，如何激活我們的思維？ 史學研究在于別具一格，不具一格，即個性化歷史，思維母體重在深奧玄妙，廣闊無邊。所以，必須解凍歷史，復活思想，去除思維惰性，可以不敏于思考，但要勤于思考。歷史學需要沉思，也只有沉思才能生成新的希望。治史者需要在平靜中尋覓不平靜，要細究靜靜水面下的湍湍暗流。 清代學者焦循說：人各一性，不可強人以同于己，不可強己以同于人。有所同，必有所不同，此同也，而實異也，故君子不同也。 孤立無援的思想。 言路在思路中前行，史學研究是"思"的話語，不是說的話語，歷史必須用心去感悟。正如俄狄浦斯所說：自行戳瞎雙眼，就是讓自己走向光明。[5] 近代中國史料偽作之多，具備了形形色色的面目。況且，史料反映的是歷史的局部，以局部性史料研究歷史，需要充分發揮思維能力。史料不等于史識，史料加思維才等于史識。史料是數據，治史者的好惡是前提。 歷史是一塊玉，不是玻璃。歷史不是一道單純的風景，也不是文人雅士休憩的庭院，隨便看看就能領略其中的美感，歷史就像一個迷宮，布滿智力機關的迷宮，一不小心就找不到出口，這將導致你喪失游玩的興趣。歷史更多的是暗流。 歷史學顯得是那樣的復雜迷茫，研究者的智慧陽光為何是那么撲朔迷離？

3、書寫話語--欠規范 書寫話語欠規范是中青年治史者常犯的毛病，其表現是要么濫用詞匯，進行詞匯上的學科交叉；要么食洋不化，新名詞裝點，符號橫移，成為游離于西方主流史學之外的異數。 由本民族--全球，乃封閉走向開放、狹隘走向廣闊，史學呼喚國際化，學術話語需要國際化，這是一個與世界接軌的問題，我們需要建立起必須的對話體系，必須規范統一的對話話語。但西方精審概念，有特殊的、一般的之分，它們是經驗的，而非先驗的，移植這些概念，則如同天上飄過的云再多，也沒有一朵會下雨。 這是一種自蔽行為，如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與私性社會（private society）等概念，內涵性規范得很不夠，以至于橘越淮北而變枳。醫生可以按醫書給病人看病，而病人卻不會按照醫書生病。 其實，真的不必煞費苦心去向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中鉤沉抉微，尋求什么"市民社會"、"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而應努力建立自己的解釋學體系與話語體系，避免陷入西方體系中不能自拔，化約為公式表達法，要以我為主，自成一格。畢竟，土生土長的理論框架、話語體系少之又少。 歷史無言，只能等待邏輯來代解其意，后人不可隨意詮釋。 除了規范性問題之外，書寫話語還有一個問題是文學味道太淡，更談不上優美如歌了。要在考慮歷史書寫的線性特點及敘事學的基點之上，倡導歷史散文。 為什么歷史學影響不及文學，就是因為歷史學忽略了人們對美的追求。 史學成了在史學界范圍內流浪的幽靈，這是畫地為牢，作繭自縛。試想，歷史學如若失卻讀者，豈不就是無水之游魚、無根之浮萍？ 走出史學界。 4、史境（historical realm of thought）--不高 文革的強刺激影響太深了，以至于許多經歷了那個時代的治史者大都有難忘的文革情結。陳旭麓的作品在今天看來，所謂極富思想的哲言不過是對文革十年的劫余呻吟，我們讀后產生的感想更多的是同情，而非啟迪。為許多人所推崇的以新陳代謝來描述近代中國史的觀點，也不過就是認為歷史是發展的，以變來描述而已。陳旭麓尚且如此，何況他人？史學作品缺乏生命力--速朽作品。五十年、一百年后治學術史者將會把我們所處的這一段歷史命之為"過渡的"、"無意義的"時期。杞人憂天？危言聳聽？ 不是歷史無意義，而是治史者創造了無意義的歷史時期。本來，歷史所志惟在意義。 史學要自重，治史者要提高境界。 治思想史者，乃是與逝者的對話，其境界要等高于研究對象，這樣才能溶入思想者的境界中。陳寅恪指出："其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思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6]投身歷史之中，成為時代之一人，見如其所見，聞如其所聞，言如其所言，感如其所感。而以今人的認識和邏輯去對照探討前人的言行邏輯，以今人來衡量評價前人，這種庸俗的歷史情景化是行不通的。 學術與生命，可謂內外一貫，萬物同體，天人合一。 提高境界的要途是激情中溶入理性，將道德熱情與學理分析，貫穿于熱烈與冷靜之間。力避情有余而理不足，或理有余而情不足。史學研究需要深沉的歷史眼光，自我測位，氣定神閑，虛懷若谷，得失不念于人，喜怒不亂于神。詛咒現實的熾熱激情，結合務實主義。不以人取言或廢言，不以言取人或廢人。 與文革時代相比，后文革時代顯得理性一些。但走向理性之路，是漫長的靈魂洗禮。 史學家用心良苦，使得目前歷史的情緒化、缺乏理性問題仍形嚴重，如民族感情、道德義憤等等。評價標準上是道德取向還是價值取向？選擇的往往是后者，從而陷入道德批判的誤區、怪圈。 治史者生來具有無可排遣的民族情結，但這不能演化為對本民族的袒護。 中國近代史是用年代（dacade）做單位，而研究者卻用年（year），太急躁了。以至于爭論消失于激越卻愈發浮躁的喧嘩之中，消失于喧嘩背后的沉默之中。80年代思想文化史興起的同時，伴隨而來的是考據學（evidental in vestigation）的低迷，史學顯得很浮躁、無根。現在致力于考據的人不多了，成果多是輕騎式的，窮盡式的研究比較少。 對于李秀成被俘后的選擇，是學習韓信還是屈原？治史者的回答是：讓李秀成去死吧！史學家的道德使然。 史書中過分渲染"敵人"被殺的暢快，而忘了他們也是人，是犧牲品，沒有絲毫的同情。人道主義--歷史描述需不需要？ 看待歷史的方式多少有點成王敗寇的心態，無論你認可與否。 現在我們才意識到，疆臣如李鴻章、袁世凱等，在對外問題上軟弱的背后的風險意識是理性。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7]中說："頑固老輩之蔑視外國"，"喜言西學為中國所固有"；"輕薄少年之蔑視本國"，"必欲擠祖國于未開之蠻民，謂其一無學問，然后為快"。現在呢？這種現象還不是比比皆是？ 治學之第一要訣是"虛"，虛而靜，虛心有福。要去除成見、偏見、謬見，一本謙虛求真。萬不可移史就觀，削足適履。 治學立場，是自由獨立的學人立場，非左派、右派而是"正派"，"正"者，正當、正大、正確、正義、正氣之正也。 顯現治史者境界不高的信息很多，其一是變味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暮年的陳寅恪曾拷問自己的靈魂：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我們敢么？歷史學受現實的影響太大了，80年代以來，史學仿佛就是商品經濟這一汪洋大海中的一葉小舟，歷史學身上的許多問題，我們都可以從商品經濟中找到緣由。但是，歷史學對現實中高科技的利用則顯得很不足，這體現在手段、思維兩個方面。其二是學術的隨意性。風吹哪頁讀那頁，信馬揚鞭，號稱"海灘拾貝式"的闡釋。見異思遷，見難放棄，必一事無成。戴震說："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卻到地也"；荀子說："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精者也"。三是由于文章太多，造成版面緊張，帶來對研究史的輕視，及注釋中不引用他人的相關著述，引用了也不予以交代，日本人稱這種現象叫"孫引"。四是研究者心態失衡，自己的領地保不住，挖別的領域又擔心四不象。五是瞧不起乾嘉樸學。乾嘉史學的好傳統，年輕治史者有一個承繼問題，我們長期以來對乾嘉史學的批判應是在于他們應該不僅僅如此。現在的很活躍的青年學者大談章太炎，讀后給人的感覺是在思維上才華橫溢，筆頭上縱橫馳騁，但總讓人懷疑他點不開《訄書》，因為魯迅老夫子都說自己斷不開這部書。研究者（主要是中青年）之所以不懂傳統文化，主要是由于五四斷層、文革斷層及浮躁、喧囂、浮華的現實世界的影響。六是馬后炮史學。已經很難見到《甲申三百年祭》、《紅星照耀中國》這類既聯系現實、又有超前預測的名作了。七是學問不如"學"發達。低水平重復勞動多。八，史學研究以發現規律為使命，以找共性為職志。找共性時忽略了個性，找規律時忽略了特殊性，在二者發生矛盾時，我們所找到的還是共性、規律性么？可悲的規律、性質情節！九，常態--非常態表現。將非常態作為常態，以偏蓋全，如稱李鴻章為主戰分子等。十，典型論，以點代面。陳振漢總是教宓汝成須從紛繁的歷史現象中，要善于找典型，要學會抓那些最能代表某類事物所包含的本質特征的某個事物，以作為典型，進行深入的探索分析和論述；又很強調做個案研究，以求能夠取得管窺全豹的效果。這是典型論的集中體現，畢竟，典型只是典型，它不能取代整體，飛地上海能代表近代中國社會么？就義和團運動而言，其發源地--冠縣十八村，也是一塊飛地。十一，偽命題。如儒家資本主義。十二，時效性。許多文章放幾年發表，沒影響。十三，追求學位。區區"學位"二字，不是深邃、專門的知識之標識。十四，史學的宣教功能。借古諷今，影射現實，史學家成了宣傳家。十五，重思想家，輕實踐家。思必出位，行必素位，這是思想家與實踐家的一大區別啊。…… 論及境界低下的原因，一則由于個體空間的自由--群體空間的壓抑性之間的矛盾，二是功利主義。本應該不唯上，不唯書，更不迎風希旨，阿世媚俗，但現今的一些中青年治史者卻"文人無行"，缺乏"自重"，信奉"著書都為稻粱謀"。韋伯說：一個從事學術研究的人的生涯基本上以財富為前提，一個一貧如洗的年輕學者，要完全正視學術生涯的條件，需要超乎尋常的膽量。斯言不謬。

四、研究方法

上世紀80年代所謂的史學繁榮若與20年代相比，其實也不怎么樣： 20年代在方法上提出了歸納法、二重證據法、語言比較考據法、詩文證史法、推論源流法、歷史演進法、歷史統計法等，而80年代也不過就是新、老三論而已。 史學已經步入21世紀，但就研究方法而論，則乏新可陳，依然是穿舊鞋，走新路。城上已吹新歲角，窗前猶點舊年燈。 1、視角--多元化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目前流行的新視角有：大歷史視角，反向、解構、多側面的視角，后現代視角等。 攀山千條路，同仰一月高。轉換視角，提出的課題將大不相同。如中國視角，內部取向，可以重新審視西方對中國的影響。再，現代化浩浩蕩蕩沛然莫之能御，必須一往無前義無返顧，民族特色只是形式、風格，實質并無二致。但是，現代化是不是中國惟一的評價坐標？趙世瑜以廟會為切入點，別開一新天地。虎門銷煙之火與義和團的滅洋之火可否并列？這是一種物化的歷史，等等。 史學界對西學的關注從視角、側重點來看，分兩類：一是關注西學中得到了什么，一是關注西學中失去了什么，前者往往易于導致西化，后者則易趨向于中化，二者可不是殊途同歸。這就需要多視角透視，如從法學角度看商會；對傳統文化，既要看到其文化自衛，又要注意文化自戀；史學的人文取向與科學取向相結合；結構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和并發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的合流等等。 視角不同，導致我國出現多元史學：中國文化本位論者、近代化論者、韋伯學派者、馬克思主義史觀者等。 目前學界總體來看是就事論事、孤立羅列事實多，宏觀性探討（非表面概論）不夠，往往是單線性（線性發展模式，亦即單一線性發展觀），是一維而非多維；更多地強調并發分析而非結構分析；通史框架制約，治史者像采蘑菇的小姑娘一樣，到歷史上有目的地找，按照預先設定的框框填空。 此外，傳統歷史觀念的影響還四處彌漫：一字之褒，榮于華袞；一字之貶，嚴于斧鉞。 陳旭麓在1979年說除舊比布新更麻煩，到1980年又說立新也不易，前者依據的是上海城墻的修、拆及武科的罷廢，后者則依據于鐵路的修建爭論。除舊比布新哪個更難姑且不論，治史者應該全面看問題則是不爭的事實。 2、學術討論--推論 90年代學界進行了"人文意識"討論、學術規范討論、市民社會討論，以及現今的草根熱等，這應該說是有意義的，但總體感覺仍有許多問題存在，這突出表現在學術評論不足：首先是扶正不足。按照最低要求，書評能勾起人們的興味即可予以肯定，因為歷史名著為塵垢所蒙而暫時失去光澤者不知凡幾。但即使如此，仍覺得一部真正的好書缺乏品質接近的好書評，更多的是多栽花少栽刺式的吹捧（有些還是自己找熟人甚至自己的學生"幫忙"）。歷史研究遺忘了史學批評。其次是懲邪不足，學術打假不力。刊物如此之多，而版面依然珍貴，這究竟是為什么？如何對待重復勞動、泡沫史學、信息污染？看來，我們的學術機制存在問題。 圍棋講求的是連，這體現了1+1>2的哲學意義。治史者應手拉著手，肩并著肩，形成整體效應。歷史研究絕對不能成為孤獨旅者的遐思。 學術討論應力避兩種傾向：一是道不同，不相與謀；二是壓蹺蹺板，因為合而為一才是完善史學。 另外，當今學界是一種理論，多種旨趣，沒有學派乃大不足。要知道，解放前我們還有古史辨派、甲寅派、心潮派、食貨派、戰國策派等。我們需要的不是一百朵同樣顏色的花，而是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何時才能落到實處？ 歷史內容浩如煙海，因此對歷史的陳述必然是有選擇的，而選擇、取舍則受制于治史者的主觀意思，從這一層面、意義上講，一切歷史其實就是當代史。許多人不承認有過去，包括對過去的陳述，其主因即在于此。 歷史學并非對"客觀的"事件，而是對寫它的人投射了光明，它不是照亮了過去，而是照亮了現在。于是，就不必懷疑：為什么每一個時代都發現有必要重新去寫它的歷史了。 歷史學分主體與客體，這是指治史者與歷史本身而言的，同樣，歷史內容也包括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兩方面，對它們的描述只有近似而無復原。 考慮到歷史的不可還原性，再現歷史絕無可能，蘭克式的求真、還原歷史只是一個不滅的夢罷了，所以有些問題是搞不清的，如袁世凱告密問題，其實，告密與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結果：告密對戊戌政變起了什么作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內在邏輯上講，從唯物史觀出發，可以理解為必然，但結果是橫向拉動。這一時就很難說清。爭論一件無可證明的事，不會有結果，也無意義。畢竟，歷史研究的理由比歷史研究本身更重要。我們了解歷史的所謂原貌，是為了探尋原貌下潛藏的東西，即說出歷史沒有說出的話。 英國實證主義史學家艾克頓爵士說："只要把全部史料給我，我就能把整個歷史還原出來"。[8]這是虛擬語氣，也就是說說而已。 探究歷史的真相，就相當于計算圓周率，永無窮期。 弄清歷史的全部，既無可能，也不必要。歷史上有許多課題，可以寫文章，不能苛求答案。萬不可進行漫漫的無意義爭論，畢竟，這里還牽涉到一個史學成本問題。治史者共同研究的主體趨向，應該是未來學。透過歷史看現實、未來，這是化古，只知歷史就是歷史，這是食古不化。 再即，我們爭論的許多問題，許多是因政治因素而得形成（當然，史料不足者亦不少），如興中會改組為同盟會等，這是渣滓泛起式的爭論。因此，對政治干預剔除的越早，無聊的問題就會越少。 1924年商團事變是由英國和南北軍閥陰謀引起的說法早已產生，但迄今仍缺乏用力的證據。這是政治學范式的孑遺，是典型的政治干預學術、影響制約學術的范例；該問題作為商團史研究中唯一的亮點，其起因即是政治史研究的附庸，即從政治史學研究出發去研究之，而非從商團史學研究中去研究之。 歷史為現實服務與歷史為政治服務之不同在于，后者凸顯了政治的地位，盡管政治也容于現實之中。 高橋和巳在《孤立無援的思想》中說：假如這里有一個青年，比如說面對丘陵上層林盡染，一齊隨風搖曳，溪谷的水流淌，發出清冽的聲響，他佇立著，沉浸于某種感慨。那么，真的有堅定的倫理可以勸說這個青年，不要被大自然的美舒心消魂，要思考政治問題么？ 實證性研究+理論的推導，看來是現今史學研究中所必須的，但后者很不夠，很忌諱，結合歷史的不可還原性，則可知道后者的必要性。我們需要倡導邏輯推導，根據資料有時做出合乎邏輯的推理，不單是允許的，而且很有必要。歷史真相是以判斷的方式呈現的，而判斷依賴于前提、假設。歷史學的許多意義蘊孕于假設、推論之中，盡管歷史不能重演。 福格爾在1964年出版《鐵路與美國經濟增長》一書，假定1890年美國沒有鐵路，結果引起鐵路作用大爭論。 如若我們做出中國沒有奴隸制社會這樣的假設，則魏晉以前的歷史就必須重新解釋。 近代中國可不可以在落后的情況下依靠資源稟賦極差、發展主要靠自我剝削的內向型積累方式進行的超大型經濟體打贏一場局部戰爭，取得暫時的勝利？我們能不能在勝利的歡慶中冷靜下來，向失敗者學習？ 治史者有時需要膽量，試想：在傳統的價值判斷、忠奸模式下，誰還敢設想鴉片戰爭中國一定失敗呢？ 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那么，歷史學可以憑借努力直接影響社會么？ 如果民意是落伍的，我們是不是還要求順從呢？或引導？近代中國沒有給引導留下時間。 歷史可不可以假說（如波紋擴大式）？科學的歷史中能否容納哲學的玄思？ 歷史可不可以臆測？盡管我們反對憑空臆測。畢竟，否定憑空臆測并不意味著否定臆測啊！ 史無定法，擇宜而行。 3、宏觀--創新 歷史研究取徑有二：一是近距離微觀，二是遠距離、長時段宏觀。歷史研究要注意觀察的距離。 對宏觀、微觀任何一方進行高估、低估都是不可取的，二者的相結合乃不爭的事實，爭論這樣的問題，是可笑的，也是一種浪費。 但是，縱橫寰宇內，像湯因比、韋伯那樣著意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宏觀整體描述的哲人型史學巨匠太少了，多的是剝繭抽絲、精雕細刻、管窺蠡測的小工。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著有《白銀資本》("re orient")，致力于批判歐洲中心論的理論框架，肯定亞洲的活力，強調宏觀、共時性。 從解釋學的意義看，學界需要新式解釋框架--長程歷史觀式。年鑒學派需要借鑒之處，首要在于研究方法--長程史學研究。在私人敘事（private narrative）--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之間，我們更缺乏的是后者，因為目前學界是宏觀<中觀<微觀。 倡導宏觀的立足點依然在于創新，創新就是矯枉，即在過去自否定中找對，在肯定中找錯，其主渠道是懷疑論的方法論。就像胡適那樣不疑處有疑，而非像杜威那樣有疑處不疑。獨立思想是學術之基礎，而懷疑精神乃獨立思想的內在動力，但這也正是我們所缺乏的，所以必須加倍努力，既要疑古，又要疑今，培養創新意識和懷疑精神，以便對歷史進行"卻話巴山夜雨時"式的逆向考察。 就真理的顆粒--史料而言，創新則在于來源的多元化，如電影、文學等。陳寅恪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9]過去我們所關注的政治性文獻中的主觀見解，多類似于文學資料中的虛構。 當然，史料多元化要小心，都德《最后一課》給人的印象是亞爾薩斯和洛林人都講法語，參照恩格斯在《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10]一文中所論，可知：是當地上層說法語，下層說德語。 對史料要有三問：第一，是否吃透、消化了？第二，是否斷章取義？第三，所征引史料是否足夠證明問題？ 此外，還需注意史料的可靠性問題。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中《上清帝第五書》："遲之期月，事變之患，旦夕可致"，應為"遲之期月，事變或來，瓦解之患，旦夕可致"。 豐富的史料，可以幫助我們進行實證--詮釋，消除空疏的學風，難怪有一些學者要高喊：拿證據來。 方法創新方面，可不可以將模糊史學與計量史學交叉、靈活運用？可不可以將自然科學的方法引入到思想史的研究當中去？如何引入？等等。 再就是觀點創新。歷史是一條流淌的河，但我們的看法卻很呆板。如商會的性質，史學界有官辦、半官方機構、民間商人社團、官督商辦社團、商辦法人團體等；對商會性質所產生的爭議主要起因于視角上的差異：歷史作用--官辦、半官辦機構，國家和社會互動--官督商辦，法律--商辦法人社團，動態--官方色彩與民辦色彩的地位互換；其實，商會性質是不斷流變的，即由官辦、半官辦向商辦轉向，這需要動態審視，而非僅僅線性分析；從理性法律視角去分析而忽略了商會所處的非法制社會特征，得出的結論將不會客觀；忽視了地區差異，在缺乏對中西部商會研究的情況下，驟然對商會性質下定義，進行界定是否草率？是否忽略了歷史抽象的艱難性？ 以上我們從內容、理論、研究者素質及方法等四個方面對后文革中國近代史學進行了一番梳理、反思，總體看來，80年代是史學與西方理論、文化的蜜月期，進入90年代后，就結束了蜜月旅行；80年代流行的是自由主義，90年代是保守主義；80年代是理想主義，噴發著豪情，90年代是世俗主義；80年代有文化熱，90年代屬于商業社會，爆發了史學危機；80年代反傳統喊啞了嗓子，90年代文化保守主義乃一道清醒劑；80年代是動態、擴張，90年代是靜態、內斂等等。 時至21世紀的今天，史學的走向在此前的基礎上又該如何前行呢？向何處前行？[11] 歌德說：永恒之女神，引導我前行。 我說：青山有路，在晚霞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