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這是一篇對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隱：中國環境史》的評述，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分析了伊懋可的環境史概念、理論基礎和本書的分析框架，認為它是經濟史、科技文化史和環境史的有機結合。第二部分分析它的史料和方法論特點．史料方面引人注目的是詩歌、傳教士回憶錄和多種語言研究成果的吸收．在方法論上主要使用了跨學科研究、比較研究和綜合分析與案例研究相結合的方法。第三部分提出了三個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分別是人口增長與環境破壞的關系，介于文人環境意識和農業生產之間的農學知識，以及雙向比較方法的應用等問題。總之，《象之退隱》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瑕不掩瑜．它是一部誰也繞不開的著作，在某種程度上預示著中國史研究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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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環境史 高度平衡陷阱理論 環境感知

伊懋可教授的《象之退隱：中國環境史》于2004年4月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①，這是所有關注中國環境史研究的人期待已久的喜事。伊懋可教授縱橫國際中國研究學界30余年，享有崇高的聲望。早年即以提出分析在帝制時期非常發達的中國為什么不能自己轉向現代工業社會的“高度平衡陷阱”②理論而馳名中外，轉向中國環境史研究后編撰了《積漸所止：中國環境史論文集》③。這雖然是一本論文集，但卻從世界和亞洲的視野基本界定了中國環境史研究的定義、范圍和方法，為促進海外中國環境史研究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國內的中國環境史研究提供了國際通用的范式和啟示。從那時起，研究環境史和關心中國環境變遷的學者們和觀察家們都翹首期盼能有一部全面研究中國古代環境史的著作問世，《象之退隱：中國環境史》終于讓大家夢想成真。這是一部中國環境史研究中誰也繞不開的里程碑式的著作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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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London: YaleUniversity Press，2004， 592pp.

② 參看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③ 此書分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時在世界發行，兩個版本的內容稍有不同。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止：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Mark Elvin，Liu Ts’ui—Jung(eds．)，Sediments of Time：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New York：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8．

④ 環境史作為一個分支學科或跨學科的研究領域是196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大致上在1990年代傳入中國。在此之前，中國已有非常豐富的歷史地理學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許多環境史的研究內容．不管是中國的中國環境史研究還是海外的中國環境史研究，其主要成果都是專題或地域性研究，尚缺乏通史性的宏大敘事著作。

一 理論基礎和分析框架

環境史是正在成長的研究領域，尚未有一個公認的定義，所以美國著名的環境史學家唐納德·沃斯特曾斷定：“在環境史領域，有多少學者就有多少環境史的定義”②伊懋可也不例外。他在《象之退隱》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環境史概念，即環境史“主要研究人和生物、化學以及地質這三個系統之間不斷變化的關系，這兩者之間以復雜的方式互為支持和威脅．具體而言，有氣候、巖石、礦物、土壤、水、樹和植物、動物和鳥類、昆蟲以及差不多所有事物的基礎——微生物。所有這些都以不同的方式互為不可缺少的朋友，也互為致命的敵人。技術、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還有信仰、感知、知識和主張都一直與自然界在相互作用。在某種程度上，人類體系有自己的動力，但如果不涉及環境就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P．xx．以下凡引用書中內容皆如此注釋)這個定義顯然比他在《積漸所止》的導論中給出的要復雜具體得多。在那本論文集中，他認為“環境史不是關于人類個人、而是關于社會和物種，包括我們自己和其他的物種，從他們與周遭世界之關系來看的生和死的故事”③。盡管這后一個定義比前者要簡明，但并不是沒有價值，二者可以互為補充來看。仔細研讀可以發現，伊懋可的環境史概念包含下面幾層意思。第一，環境史研究人與社會和環境的相互作用的關系，這里既涉及單個的人、廣義的人類，也包括由人組成的社會。這里的環境也可分為三個系統，依次為生物系統、化學系統和地質系統，粗略地可以理解為有機界、無機界和非社會時間的地質界。第二，人只是環境中的一部分，環境內各因素之間是相互影響的。這種相互作用有時是友好的、支持性的，有時是致命的、破壞性的，另外還是動態的、一直變化的。第三，人類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都與環境發生了不可分割的關系，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之一。如果不研究這一部分，就不能寫出完整的歷史．反過來，如果研究了這一部分。寫出來的歷史肯定不是現在的這種純粹以人為中心的歷史。第四，結合伊懋可在其它地方表達的思想，可以看出他要從對人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的研究視角發現我們所處的世界為什么、如何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④。換句話說，他要利用環境史的研究方法寫出把人類及其社會與環境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新歷史。從以上解讀可以看出，伊懋可的環境史概念是多層次、全方位的，是注重環境整體性和有機性的新思維。但是眾所周知，伊懋可在轉向環境史研究之前是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和科技文化史學家，那么是什么促使他提出這樣的環境史概念呢7或者說他的環境史概念的理論基礎是什么?

伊懋可很早就對環境感興趣．他小時侯的鄰居、曾是“土壤學會”會員的凱伊就教會他做積肥堆，讓他了解了保持土壤肥力的一個關鍵因素——氮循環。他1970年在哈佛大學訪學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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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與美國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4期，第101頁。

③ 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止：中國環境史論文集》，第1頁。

④ 包茂宏：《中國環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訪談》，《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4年第1輯，第125頁。

受到當時環境主義運動的影響并認真閱讀了生態學家蕾切爾·卡遜的著作，激發了他重新思考歷史上的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的熱情．但是作為一個卓有成就的經濟史學家和科技文化史學家，他不可能完全轉向生態學。從經濟學轉向生態學和哲學并經常在這兩者之間徘徊的奧爾多·利奧波德的思想就順理成章地影響了伊懋可的環境史探索，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中表達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的環境價值觀．利奧波德認為，“直到機械化為我們提供了美味的早餐而科學又為我們揭示了它的來源和如何生長的故事之前，野生的東西幾乎與人類的價值無關。全部的沖突由此而凝聚成一個度的問題。我們少數人看到了在進步中出現的回報遞減律；而我們的反對派卻沒有看到”①。從這段話隱約可以看出伊懋可“高度平衡陷阱”理論與生態學原理的結合。

為了準確揭示他的理論與利奧波德思想的淵源，這里有必要回顧一下利奧波德的思想發展過程。利奧波德從耶魯大學林學院畢業后，就擔任了聯邦林業局的林務官，而這時主導美國林業政策的正是功利性保護主義的主要倡導者吉福德·平肖．毫無疑問，這時的利奧波德也對功利性保護主義深信不疑。在1933年出版的《獵物管理》一書中，他認為自然就是“資源”，為了提高經濟效率和適應社會的需求，自然就應該被重新組合和管理。而在管理之前，要對自然進行科學研究并發現適當的技術，通過實施科學的農藝方法使地球更加多產。這是典型的從經濟學看自然的進步主義環境思想②。但是在功利性保護主義大行其道的同時，另一種超功利的保護思想也在發展．鑒于不適當的技術和過度的管理在某些時候不但沒有提高效率反而造成了生態災難，生態學家逐漸認識到，生態系統中各因素不光具有經濟價值，還有美學和倫理的價值。1935年的德國之行也使他在客觀上看到密集的人工化森林管理的壞處，不久他就參與創建了旨在保護“荒野不受侵犯，并激發一種對它在情感上、知識上和科學上的多種價值的認識”的“荒野協會”并寫出了名文“土地倫理。許多人把“土地倫理”看成是他從經濟學完全轉向生態學和哲學的標志，但我認為由于意外的去世和轉變的不徹底性，把土地倫理看成是對待人與自然關系的經濟學、生態學和哲學思想的綜合體可能更客觀。土地倫理就是土地共同體(包括土壤、水、動植物、氣候和人)中的每令成員都有自己繼續存在的權利。在這個共同體中，人類不再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他變成了共同體中平等的一員和公民．它暗含著對每個成員的尊敬，也包含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尊敬③。但是共同體中的各成員并非享有完全平等的權利，它們按食物鏈組成了生物區系金字塔。有助于保護生物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的活動就是正確的，否則就是錯誤的。盡管他從生態哲學和美學的高度提出了一種生物中心論的、與占主導地位的對待土地利用的經濟學態度有所不同的公有倫理，但必須承認他從未完全脫離對自然的經濟學觀點。從很多方面來看，他的土地倫理僅僅是一種比較開明的長遠考慮，一種穩定的無限制的物質財富擴張的手段④。寫到這里，我們應該能夠明白伊懋可的環境思想與利奧波德思想的關系了，伊懋可的主要改變是把利奧波德道德判斷中的對與錯改成了更具震撼力的生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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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奧爾多·利奧波德；《沙鄉年鑒》，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頁。本文在引用時對照英文原書對譯文做了適當修改。Aldo Leopold，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 949，P．vii．

② 唐納德·沃斯特：《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320—321頁。

③ 奧爾多·利奧波德；《沙鄉年鑒》，第194頁。

④ 唐納德·沃斯特：《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第334、340頁。

在界定了概念和厘清理論基礎之后，讓我們來梳理《象之退隱》的分析框架。伊懋可從曾經廣布中國的大象現在只能在動物園和中緬邊界的保護區發現這一現象出發，提出問題即為什么中國人與自然界的其他部分是以那樣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如果要進一步探索的話，就要問這種方式在什么范圍內是獨特的?

為什么大象會從東北向南方和西南方持續退隱?不可否認，氣候變冷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大象難以適應北方的寒冷，但這不是唯一的原因，因為在氣候回暖、大象重返長江與淮河流域之間時，大象的數量并未恢復到原來的水平。人象之間的長期戰爭才是造成象之退隱的主要原因，因為象在時空上的退隱幾乎與漢人定居范圍擴大和農業生產集約化同步。人象大戰有三種方式：第一是為了擴大農田面積而清理大象生存的森林環境；第二是農民為了保護自己的莊稼免受糟蹋而消滅大象；第三是為了獲取象牙和象鼻，或者馴養用于戰爭、運輸和各種儀式而獵獲大象。在這三種方式中，毀掉大象的生境是最致命的．導致森林濫伐和植被被清理的原因有三：一是農耕和定居范圍不斷擴大；二是取暖、煮飯和象冶煉這樣的工業所需燃料持續增加；三是建筑、造船、修橋等所需木材持續增長。這三個原因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中華文明起源的新石器晚期和青銅時代早期，能夠首先有效占有和利用日見稀缺的人力和自然資源的部落和社會就能取得政治和軍事上的競爭優勢，進而攫取區域性霸權。發展農業就是為了滿足戰爭的需要，農業造成的自然環境轉型實際上就是這種戰爭和戰爭經濟的副產品．在帝制時期，為了剝削稅賦、征發勞力，國家把管理社會的手段應用于自然環境，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權力以不同的方式刺激、控制和監管經濟，國家成了發展經濟和環境破壞的驅動力．但這種國家驅動并不是國家掌管一切，尤其是在帝制后期，市場和利潤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在自然資源被商品化的時期，即使是國家也不得不依賴市場的運作，自然環境就會蒙受更大壓力。森林被毀會帶來土壤侵蝕，造成河流中下游的淤積和泛濫，這就需要對大型治水工程進行擴展和維修。水利工程起初主要用于爭霸的目的，后來逐漸成為農業和運輸的核心。從世界范圍來看，中國的水利工程似乎是成功的和可持續的，但代價非常高昂，不但因其內在的不穩定性和外部突發環境因素的影響而變得非常危險，而且需要投入大量勞動、資金、物料和技術來維修。發達的治水經濟因為代價太大不利于技術創新和應用，中國在18、19世紀出現了“技術閉鎖(Techno1ogical lock—in)”現象．“技術閉鎖”描述的是這樣一種現象，即“日益增加的回報率讓技術進步的慣性趨于閉鎖，已有的次好技術因為已被使用的優勢而持續占據主導地位，進而把經濟閉鎖在次好的發展道路上”①。如果人為放棄這個次好技術，就必然會導致生產、社會和自然環境的動蕩不安，甚至危及整個體系的存亡。雖然大型水利工程規定著經濟活動的許多重要方面。但是許多小型私有經濟單位也在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變遷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與大型水利工程的國家和政治導向相比，他們無疑是市場和利潤導向的．所以帝制后期中國經濟發展既受控制又自由，既分散小型化又龐大一體化。正是這兩種力量(集體的和單個的)導致了對環境的大規模和持續剝削(P．114)。

在經濟、政治、甚至軍事對環境施加壓力導致環境退化的同時，中國傳統環境文化在環境變化中發揮了什么作用呢?伊懋可認為，中國人認識環境是一回事，改變環境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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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W. B. Arthur， "Positive Feedbacks in the Economy"， Scientific American， 262.2(Feb. 1990)，P84—5.

后者與前者之間并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有時甚至相反．文學藝術中反映的環境認識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感受，他們對自然的謳歌有時只是對逝去的往昔的哀嘆(如“淮南子”中一段著名的描述)，有時是對現實中虐待自然的反抗(如《莊子》中對自然的憐惜)，有時反映的是限制自然剝削過程的不很有效的努力。文人的這些感知并不能化為普通中國人保護環境的行動，因為文人的環境觀并不能像西方的宗教那樣滲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產和生活中。中國傳統文化中并沒有上帝的概念，中國的景觀雖然都是被馴化和改造過的“第二自然”(直到1500年左右，謝靈運才在“山居賦”中提出了明確的環境概念。)，但文人把景觀看成是最高神秘力量的一部分，有智慧的人可以從中得到力量，所以中國的人、神和自然是相通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文人的感知完全與古代科學家的觀察沒有關系。謝肇淛的科學建立在“理”和“氣”的基礎上，他的觀察本應該是實證的和可以重復的，但是就他對龍的描述可以明顯感受到：科學和感知是不分的。他的龍形象除了想象的形狀(不同動物的大雜燴)之外，還有一些關于骨頭和角的描述．據考證，這些骨和角的形象似乎是根據已經滅絕的恐龍化石得出來的．另外，中國雖然沒有統一的自然觀，但官方的環境意識形態總是把文人的感知、準科學的觀察與道德鉗制結合起來，突出的是滿清統治者提出的人要為天氣負責的道德氣象學教條，即降雨多少、是否合乎農時都取決于人的行為是否道德。在影響天氣方面，皇帝、官僚和平民所發揮的作用依次遞減。顯然，這種意識形態雖然披著經驗觀察的外衣，是文人對活生生的自然的感受，但只是一個政治工具，主要服務于穩固統治(P．413—4)。當珍惜自然、保護環境的說法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進而增加賦稅維持封建集權統治時，它就會得到重視；當它不利于解決人口增加帶來的巨大糧食需求和統治階級增加賦稅的要求時，就會被束之高閣。總之，環境意識與環境變化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線型關系，而是非常復雜的關系。

伊懋可分析古代中國的環境變遷是想說明兩個問題：一是當代中國環境問題的歷史根源，二是為什么中國沒有自己走上象西歐一樣的工業化道路?前者顯然已經得到回答，后者尚需加以說明。首先要比較中國與歐洲哪個面臨的環境壓力更大。彭慕蘭認為，歐洲在1800年以前比中國遭受的環境壓力大①。但伊懋可在詳細研究了中國環境史后得出了相反的結論，他認為中國那時的環境壓力要比歐洲大(P．460)。主要論據有二：一是理論的分析．伊懋可從生態系統內各因素之間具有有機聯系和輸入與輸出之間并非總是線型關系的預設出發，找出了生態壓力(長周期的，必須考慮技術進步的影響)和相對壓力(短周期的，不必考慮技術因素)與把環境生產率恢復到以前狀態所需的成本之間的復雜數學關系，由此可以發現中國經濟是否可以持續。當然可再生與不可再生資源的計算方式是不同的。在其中兩個關鍵因素(大規模水利工程的維修和耕地地力的恢復)上，中國比歐洲的壓力要大得多。二是那個時代傳教士的記錄。他們認為，當時中國的森林面積比歐洲少，作物種植比歐洲密集，休耕地和輪耕地幾乎沒有，相反為了恢復地力而施肥的次數比歐洲頻繁許多，在歐洲自然本身可以恢復的在中國就需要投入大量勞動、技術和肥料．因此中國在自己的生態環境范圍內發展的潛力比歐洲消耗得更厲害。其次中國落在歐洲后面、沒有自己邁入工業化進程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彭慕蘭所言的在煤與鐵的地理位置及海外殖民地對生態束縛的緩解上與歐洲有所不同。中國也在不斷擴展自己的資源環境邊疆，煤與鐵通過運河運輸并不比英國通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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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三部分。

路運輸更困難①。導致中國沒有象歐洲那樣率先突破實現工業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處于“技術閉鎖”的“高度平衡陷阱”中，與當時中國資源環境相適應的技術及其各方面的影響因素已經走到了盡頭，如果沒有外來技術的沖擊，就不可能突破，也就無法帶動整個社會的轉型。由此也可以看出，伊懋可的環境史觀點實際上是他研究經濟史、科技文化史的延續，是利用自己的知識儲備優勢把環境與傳統的人類歷史的各個層面有機整合的結果，是超越了二元論、機械論和還原論而采用有機論和整體論的新型歷史。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人類歷史的建構和理解，反映了國際中國歷史研究的新趨勢。 二 歷史資料與研究方法

本書的一大突出特點就是經常引用大段的史料，梳理資料是它的一大成就。這種寫作方法與現在流行的歐美歷史撰述法頗為不同，但與中國的古代史敘述相當一致。約翰·麥克尼爾曾幽默地評論說：“伊懋可永遠不會把他豐富的知識用輕松的方式表達出來。”②伊懋可這么做自然有他自己的考慮：一是他想把這些原始資料介紹給西方的中國歷史研究者，因為中國古代史的資料雖然比西方古代史的豐富，但按現在的標準衡量還是很薄弱的。另外古漢語非常難翻譯，準確可靠的翻譯本身就是一個成就．大量的原始資料不但給自己所述歷史和分析提供了史料基礎，也給讀者提供了按不同思維重新構造歷史的機會。它還讓讀者能夠進入史料記錄者的內心世界和寫作情景，從而加深對歷史的盡可能真實的理解。二是這么多的史料需要仔細鑒別。作者引述的資料除了傳統歷史學常用的資料外，還包括人口學、流行病學、動物學、土壤學、水利學、園藝學、造林學、地圖學、神話、傳說和詩歌中蘊涵的可靠歷史資料。尤其引人關注的是他引用了大量的詩歌，從表面上看似乎與傳統歷史學大異其趣而打上了后現代主義的烙印，因為部分后現代主義學者就認為歷史學是詩歌藝術而非科學③。在后現代主義歷史認識論中，歷史只是以敘事散文話語為表現形式的言語結構，在構建歷史話語的過程中充滿著想象、虛構等認識特點，這說明歷史編撰只是一種“詩化”而非“科學化”的努力．但是如果以此斷定伊懋可采用了后現代主義的歷史思維就錯了，因為伊懋可盡管使用了大量的詩歌作為資料，也承認使用詩歌的冒險性，但他力求證實這些詩歌作為歷史史料的不可避免性和可靠性、客觀性。首先中國文人喜歡用詩的形式言物詠志，其中既有對自然環境的白描，也有對心靈感受的抒發，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基礎。這說明詩歌中既有對環境景觀的客觀表達，也有詩人的主觀感受。伊懋可主要使用前者。其次詩歌中包含著大量其他敘述形式中沒有的內容。中國古代科學記載中很少涉及自然景觀的變遷，正史中除了災異志和地理志外幾乎沒有涉及現代環境意義上的環境變遷，即使清代西北的環境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但地方志中的記載仍然很少④，相反詩歌內容非常豐富，一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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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茂宏：《中國環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訪談》，《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4年第1輯，第133—136頁。

② John R．McNeill，Review on Book“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Science，304，April 16，2004，P．392．

③ 參看海登·懷特：《舊事重提：歷史編撰是藝術還是科學?》，格奧爾格·伊格爾斯；《“學術與詩歌之間的歷史編撰：對海登·懷特歷史編撰方法的反思》，《書寫歷史》，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

④ 參看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區地方官員的環境意識：對清代陜甘兩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4年第1輯。

因素和自然現象都可以成為詩歌的素材．三是詩歌雖有自己獨特的寫作規范如壓韻和仄，但表現的內容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形式并不能完全決定內容的性質．從這些詩歌蘊涵的史料中可以觀察出特定時間特定地區的環境圖像。也就是說，詩歌由于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而成為必不可少的歷史資料，當然，它獨特的藝術原則和表現風格要求在使用這些資料時必須謹慎鑒別。辨析其可靠性。

在資料方面對傳教士回憶錄的引用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承認傳教士有宗教意識形態的傾向，但申明這并不影響他們對經濟和環境的部分觀察的可靠性。18世紀的傳教士既了解中國部分地區，也了解歐洲部分地區，既掌握歐洲文化，也對中國語言、歷史和文化有比較好的理解．雖然他們偶爾也以中國為參照物來批判歐洲，但對中國的理解在某些方面也不準確、甚至是錯誤的．所以引用這些資料不能僅抽出其中的只言片語進行字面上的理解，最可靠的辦法是從整體印象來判斷某些材料的可靠性．這樣謹慎鑒別出來的資料才是獨一無二和可信度高的史料。其次有些資料本身就是傳教士有意識進行比較的結果。例如16卷的《中國回憶錄》從一開始，就把中國與歐洲并列。這說明，傳教士在觀察和記錄時確實在進行比較。這種資料確實難能可貴、不可多得。

另外，由于西方學者得天獨厚的條件，伊懋可還充分利用了中國、日本以及西方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國學者的研究非常深入翔實，但由于種種原因中國環境史研究呈現出更注重自然科學的非人文化傾向。這一部分研究雖然從總體來看在中國更成功一些，但尚需與注重文獻的傳統歷史研究相結合。自然科學家應該向歷史學家學習怎樣評估資料。歷史學家也需要有更多的批判性，不能把部分失意文人的自然詠嘆美化為中國人的“自然觀”。日本學者對中國環境史的許多方面，尤其是水利機構史進行了深入研究，為我們理解中國環境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資料、新成果和啟示意義。伊懋可認為，在水利史研究中，日本學者已經遙遙領先，中西學者都要加緊工作才能趕上日本同行①。西方學者不論是美國人、歐洲人還是澳大利亞人，其研究與中日學者的最大不同就是注重理論分析。他們或許在窮盡史料和考證上不盡完美，但在生態學和環境科學理論的應用上更為大膽，成果斐然。這兩方面的研究成果正好可以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從書后所附的參考書目中可以看出，作者不但非常熟悉對外國學者來說幾乎是不可逾越的高山的中國古典歷史文獻，而且大量使用了英、法、德、漢、日等語種的研究成果。就中文研究成果來看，作者不但收集了中國大陸學者的論著，也沒有遺漏臺灣學者的成果，還充分利用了海外華裔學者的新成果。總之，作者盡可能收集到能找到的所有資料，同時也吸收了各派和各國學者研究成果的精華，為得出獨成一家之言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占有充分可靠的資料之后，研究方法就成為能否寫出好的歷史著作的關鍵。此書在方法論上比較突出的表現在三個方面：即跨學科研究、比較研究和綜合分析與案例研究相結合。跨學科研究是戰后歷史學普遍使用的一個方法，但環境史的跨學科更進一步，已經沖破了自然科學、工程科學與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分野。伊懋可受的雖然是歷史學專業訓練，但有足夠的科學知識與專業科學家合作。例如與他合作研究杭州灣環境變遷的蘇寧滸博士就是來自中國西北地區的水利專家；與他合作研究結核病史的張宜霞博士就是曾在中國結核病防治單位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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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k Elvin， H. Nishioka， K. Tamura， and J. Kwek，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water Control inChina；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4.

實驗微生物學家。他用現代遙感成像技術來研究古代中國海岸線的變化，用現代人口學方法分析歷史上人口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由此可見，不同學科之間雖然存在差異而且隨著學科分化越來越嚴重，但是這些差異和障礙并非絕對不可逾越，而是可以相互滲透的。交叉研究與固守一門得出的結論是不同的。歷史學的客觀性可以修正其它學科的歷史虛構，其他學科也能給史學以方法論的啟示和方便。對環境史學家來說，更重要的是與其它學科的交叉會改變歷史學的傳統思維，使之更接近于生態學中蘊涵的哲學。例如歷史的發展是從平衡到突破再到平衡的往復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變化的速度是不斷變化的。用這種思維分析環境史不是給原有的歷史簡單地加上環境維度，而是把環境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參數有機地融合為一個整體，渾然天成。

比較研究是研究外國歷史經常采用的一個方法。一般而言，比較包括縱向和橫向兩種。伊懋可用縱向比較厘清了中國環境的變遷，明確勾勒出大象退隱的歷史軌跡；用橫向比較發現了中國環境史不同于西方的特點，揭示出中國和西歐在近代初期走上不同發展道路的根本原因。4000年前，大象生活在今日中國的大部分地區，馴化的大象直到1662年還在中國軍隊中服役，但現在只能在動物園、馬戲團和中緬邊界的保護區才能看到大象．從時間維度來看，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對大象的生境破壞程度加重，生境范圍日漸縮小，大象逐漸成為需要保護的物種．生態環境退化背后隱藏的是農業生產日益集約化，甚至是過密化，進而陷入技術閉鎖的“高度平衡陷阱”。這也預示著在農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潛藏著同樣巨大的危機①。在分析中國文人對自然的認識時，作者使用的參照物是克拉倫斯·格拉肯的《羅得海濱的足跡：從古代到18世紀末的西方思想中的自然與文化》②。在這種比較中，作者得出的結論是前現代中國實際上缺乏一個西方式的超越宇宙的造物主上帝，廣義而言也沒有西方喜歡討論的宇宙目標、終極原因、或目的論的問題。中國人對自然的認識是一種“不被承認的宗教”(P．xx)。這與西方學術界把儒家文化稱為儒教的邏輯是一致的。在與西歐就因何走上不同道路進行比較時，伊懋可從環境史角度對西歐進行了分解．如果要就水利灌溉進行比較，西歐只能是荷蘭；如果就梯田進行比較，西歐就指西班牙和意大利；如果就運河進行比較，西歐只能是英國。在這一點上，伊懋可的比較確實比彭慕蘭的要具體準確③。顯然，運用比較方法比不用能看得更清楚，能發現獨特的問題，但是這只是一定程度上的，不能估計過高。

中國歷史悠久、幅員廣大，只有采用綜合分析與案例研究相結合的方法才能客觀反映它的相對統一性和多樣性．寫一部四千年的中國環境史，沒有綜合概括是難以想象的，但是要面面俱到也是不可能的，這就需要選取一個可以綱舉目張的切入點。伊懋可慧眼獨具，隊大象的退隱入手，逐漸深入到森林濫伐、土壤侵蝕、水利灌溉、農業過密化、軍事政治需要、文化的作用等領域，最后寫就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環境史．本書的第一部分是“模式”，分六章分別闡述時間與地域坐標、三千年的人象之爭、時空背景中的森林濫伐、戰爭和政治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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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oachim Radkau， " Exceptionalism in Europe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Bulletin of the GermanHistorical Institute， Issue 33， Fall 2003， P.41.

② Clarence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g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③彭慕蘭的《大分流》遭人詬病的一個重點是沒有準確界定歐洲，甚至忽視了西歐內部的差異性。參看 P．H．H．Vries，”Are Coal and Colonies Really Crucial?Kenneth Pomeranz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1．12，No．2，2001，P．409。

動的經濟、治水及其可持續的代價等。這是從現象到本質的層層剝筍式分析法，但是僅僅使用這一種方法容易出現簡單化或過度普遍化的問題。伊懋可在第二部分研究了三個“特例”，分別是遵化、嘉興和貴陽。這三個地方顯然是精心選擇出來的，他們是不同氣候帶、經濟帶和民族區域的代表。當然與這三個地區相關的也是三個不同的重點問題。遵化的問題是當地的婦女為什么比其它地方的長壽，嘉興的問題是農業過密化和園藝式經營，而貴陽的問題是漢族集約農業對苗族生產方式的替代。所有這些問題都與造成象之退隱的動力有關。這種解剖麻雀式的分析既突出了各地的特殊性，又給前面的概括提供了堅實的具體例證．第三部分是“感知”。文化研究很容易寫成抽象的玄妙思辯推理，但伊懋可把它與具體的人和文獻結合起來．在分析文學藝術中的自然時主要集中于謝靈運的詩文，在分析科學對自然的表達時主要應用謝肇淛的準環境科學，在分析帝國的教條與個人的看法時主要利用了《清詩鐸》。在這一部分，邏輯推理與實例舉證有機地結合起來了，抽象的思維與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總之，綜合分析是以實證研究為基礎，案例研究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這兩者的有機結合就會產生一部結構合理巧妙、有血有肉的著作。

三 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如同中國學者研究外國歷史一樣，外國學者研究中國環境史雖有自己獨特的視角，但也有一些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例如人口問題、農學思想問題和比較方法問題．

人口是中國經濟史和環境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作者在書中僅僅提到而沒有做應有的分析。作者承認確實存在著人口對資源的壓力，尤其是在帝制后期易于剝削的空間已經被占完時。但這種壓力受到了長期演化的習俗、意識覺醒和適當的行動措施的調節。中國并不是“馬爾薩斯型”的，中國環境史并不僅僅是以人類的過度要求為動力的(P．XViii—XiX)。盡管作出了這一判斷，但作者以篇幅和主題需要為借口繞開了人口因素，這是值得商榷的①。人口與環境的關系是歷久彌新的研究課題。從宏觀角度來看，存在著耳熟能詳的“西蒙／艾爾利西爭論”。艾爾利西認為，地球資源有限，人口增長是對環境的主要威脅。西蒙認為，人類的創造力可以持續改善技術，擴展地球的承載力。這兩種觀點實際上是馬爾薩斯和博色拉普觀點的引申和極端化。馬爾薩斯揭示了人口和資源的不同增長規律以及二者之間的深刻矛盾，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消極辦法。博色拉普正好相反，看到了人口壓力對促進技術進步的積極作用，從而調和了人口與生產和資源的矛盾②。就節育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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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懋可教授已經發表了兩篇專門探討中國人口死亡率和婚內生育限制的論文(Mark E1vin，”Bloodand Statistics：Reconstructing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from the Biographies ofVirtuous Women in Local Gazetteers，”in H．Zurndorfer，(ed．)，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New Perspectives．Brill：Leiden，1999．伊懋可等：《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婺源縣的婚內節育》，載張國剛主編，《家庭史研究的新視野》，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第299—346頁。)，但他認為現有的研究仍沒有完全弄清楚導致不同地區人口變化的不同因素，貿然進行普遍化的綜合是不適宜的。同時，他也認為，書中缺乏氣候史的論述也是類似原因所致．參見伊懋可教授2004年6月5日的來信。

① Ester Boserup，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Population Pressure，George Allen & Unwin，London，1965。

增長減緩的關系來說，存在著李伯重和陳意新的爭論①。就中國人口是否是馬爾薩斯型這個問題，也存在曹樹基、陳意新與李中清、王豐的爭論②。總之，人口壓力與“技術閉鎖”和“高度平衡陷阱”以及環境變遷都存在直接的關聯，缺少這個維度的分析是不全面的。

與森林濫伐和土地過度墾殖直接相關的文化應是農學知識，而不是文人的環境意識。企圖通過文人環境意識并不導致生產和生活中的環境保護來說明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似乎有點簡單化。至于農學知識是文人環境知識的具體化還是環境意識與行動之間的中介尚需深入研究。李根蟠對“三才”理論的研究值得重視③。根據李根蟠的研究，三才的說法始見于《呂氏春秋·審時》：“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意指農業生產是稼、天、地、人諸因素組成的整體，是農業生物、自然環境和人構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三才”理論是在長期農業實踐中對天地人等因素認識的升華和結晶，又反過來成為傳統農學和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的指導思想。從這個角度對農業與環境的關系進行研究已經起步了，李伯重從三才出發分析了江南的水稻生產④。相信今后還有更多這方面的成果問世。分析三才學說恐怕比闡釋天人合一更能切近農業經濟與環境的真實關系。

中國與西歐的比較雖然不是本書的重點，但這種以西歐為參照物的比較隱約時常存在，與其他比較研究的方法論突破相比，本書的比較研究尚有進一步發展的余地。以西歐為參照的背后隱藏著把西歐發展經驗當成是普世標準的潛臺詞，不好說這就是歐洲中心論，但肯定不是平等對待非歐洲的歷史。美國學者柯文提出了“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史”的理論⑤，這無疑是對歐洲中心論的直接反動，但這種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思維方式容易陷入“中國中心論”。近年來“加州學派”在中西歷史比較研究方法上的探索逐漸超越了以前的二元對立思維，其成果無疑值得借鑒。在“加州學派”的研究中，有三位學者尤其值得注意。王國斌提出，在進行中西比較時，在用歐洲經驗來評估中國歷史的同時還要用中國經驗來衡量歐洲歷史，通過互為主體來得出多元化的新結論⑥。這種方法似乎是二元的調和但與具體歷史研究結合后確實新見迭出。弗蘭克提出用一種整體主義的全球視野來觀察世界歷史。他認為，世界歷史的演變就是整個世界體系內部中心的轉移以及中心和邊緣周期性的置換。近代早期世界不是由歐洲所推動的，而是由一個早已運轉著的世界經濟體系所塑造的。這個體系如果有一個中心的話，那就是中國，其發展悠關當時的全球經濟。歐洲通過加入亞洲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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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看李伯重收錄于《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一書中的四篇文章，分別是“控制增長，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為”，“墮胎、避孕與絕育：宋元明清時期江浙地區的節育方法及其運用與傳播”，“唐初至清中葉江南人口的變化——答陳意新《節育減緩了江南歷史人口的增長?》”，“明清江南確實采用了藥物墮胎：四個實例及相關分析”；陳意新：《節育減緩了江南歷史人口的增長？》，《中國學術》，2000年第3期。

② 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1700—2000》，北京：三聯書店，2000 年。曹樹基、陳意新：《馬爾薩斯理論與清代以來的中國人口——評美國學者近年來的相關研究》，《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王豐、李中清：《摘掉人口決定論的光環——兼談歷史人口研究的思路與方法》，《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曹樹基、陳意新：《尊重中國人口史的真實——對<摘掉人口決定論的光環>一文之回應》，《學術界》，2003年第3期。

③ 李根蟠：《“三才”理論在中國傳統農學中的地位》，2002年提交中日韓農史研討會的論文；《(陳旉農書)研究》，《華南農業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中國農史研究概述》，《古今農業》，2003年第3期。

④ 李伯重：《“天”、“地”、“人”的變化與明清江南的水稻生產》，載《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

⑤ P·A·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華書局，1989年。

⑥ 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頁。

能夠從比他們更具生產力、更富裕的亞洲經濟中獲得好處①。彭慕蘭指出，世界經濟起源于各地經濟相互影響的結果，而不是“發達”的歐洲簡單強加于世界其他地區的。世界上人口稠密、商業發達的大多數地區所受生態制約，在歐洲因新大陸的有利條件與天然資源的優勢而成功避免。這兩項非歷史必然性的原因導致了必然性的結果，這實際上是回溯性分析方法和前瞻性分析方法有機結合的結果②。伊懋可已經注意到了中國在東亞甚至世界經濟中的特殊地位，但他并沒有展開。不從國內和世界市場來看待中國的有機農業經濟發展，就很難判斷這種斯密性成長的存在及其限度，很難判斷人口壓力與資源環境的矛盾的程度。伊懋可也非常推崇彭慕蘭處理宏大問題時采用的方法③，但他并沒有吸收，這是比較遺憾的。

這些問題無疑都是研究中國環境史必須涉及的關鍵題目。在比較方法和農學思想問題上顯然需要吸收最新研究成果，與時俱進。在人口壓力和世界市場問題上作者已然認識到并有一定研究，希望再版時能夠補充進來，使之體系更完整。需要說明的是，這本著作是作者在3年前完成的，由于出版問題沒能及時吸收最新研究成果。本文提出這些問題只是希望在將來有機會再版時能夠得到完善。

總之，《象之退隱》是一部學術力作，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會是經典著作。對不太了解中國歷史的人來說，它是一本必讀書；對已經了解中國史的學者來說，它可以開闊其視野④。《象之退隱》也是一本讓人興趣盎然而有時又晦澀難懂的著作⑤。因為他引用了大量語意微妙的中國古典詩詞，寫作語言也是典型的劍橋大學教授上課時使用的微言大義式的、類似廣告式的用語，另外還有大量即使在英語世界也不常見的動植物等稀奇古怪的專有科學名詞以及對人文學者來說有點惱人的數學公式。盡管這本書存在一些瑕疵，但瑕不掩瑜。它對理解整個世界環境史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沒有對中國環境史的研究，任何企圖形成世界環境史普遍理論的企圖都會受到挑戰。當然對中國古代環境史的研究也為理解中國目前環境問題和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了歷史基礎。伊懋可教授的下一個研究計劃是現代中國環境史，我們期盼他的新成果能早日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