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鴉片戰爭150周年，我們選擇了民族英雄林則徐在虎門焚燒鴉片的6月3日，在全國范圍展開一系列的紀念活動，以此弘揚賴以立國的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我就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化問題，略作論述。

一、鴉片戰爭前中國仍然是一個封建社會

鴉片戰爭前夕，以英國為首的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均已先后完成了產業革命，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在全世界的統治地位。誠如《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它那商品的低廉價格，就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滅亡的恐怖下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變為資產者。簡短些說，它按照自己的形象，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頁。)也就是說，當時的世界資本主義潮流，正在迫使所有落后民族走向近代化，亦即走向資本主義化。中國當然不可能例外。英國下決心發動鴉片戰爭，用大炮轟開中國閉關的大門，正是不自覺地充當了強迫中國走向近代化的歷史工具。

當時，中國仍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封建社會，仍然是一頭做著“天朝大國”封建美夢的睡獅，仍然閉關鎖國自絕于世界資本主義潮流。毛澤東說過：“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但是這個“緩慢”，還不知道要“緩慢”到何年何月？因為當時的實際情況是：

第一，中國仍然是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的封建自然經濟，在商品經濟發展基礎上，孕育著的資本主義萌芽，雖然擁有長達300年左右的歷史，遍及30多個手工業行業；但上升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諸條件，均未成熟，只有少數行業出現了手工工場，大部分行業仍停留在萌芽狀態。也就是說，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孕育著的資本主義萌芽，仍然不成氣候，對它不能作過高估價。

第二，明末清初以黃宗義、顧炎武、王船山為代表的反對封建專制、要求民主政治的呼聲，雖曾一度露頭，但仍然是中國古代儒家“民貴君輕”思想的延續和發展，并不反映近代民主的要求，而且很快遭到封建勢力所扼殺。中國社會始終沒有出現第三等級和市民階層等要求近代民主的新興勢力，封建專制結構，仍然牢不可破，原封未動。這一封建專制政權所采取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如重農抑商，橫征暴斂等等，嚴重摧殘著工商業，抑制和阻撓著新生的資本主義萌芽，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順利發展。

第三，在文化思想上，雖也出現了如古典小說《紅樓夢》中所反映的沖破封建禮教束縛等新因素，但畢竟很微弱，沒有出現西歐那里的文藝復興思潮。中國人的頭腦，仍然被“三綱五常”等封建傳統思想禁錮著，積重難返，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之風，一時還吹不進來。

第四，清政府繼續采取的閉關鎖國政策，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潮流，閉目塞聽，昏瞆無知，仍然以“天朝上國”自居；對外通商只限于廣州一口，而且還要通過十三行，不許外商直接貿易；不懂近代外交禮節，堅持外交使節靚見，要行三跪九叩首封建大禮；仍抱著康熙年代“上國物產豐富，無所不有”的老觀點，不重視對外貿易。這一政策，嚴重阻礙著東西之間的正式交往。

根據上述情況，如果僅僅依靠中國本身力量，要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近代化邁進，必然是十分緩慢的。

二、鴉片戰爭后中國才開始近代化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五口通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陸續輸入，才開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近代化邁進，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歷程，至19世紀末，中國近代化的基本情況是：

在經濟上：（一）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體制，已開始解體。1899年全國進出口貨值264748千海關兩，出口貨值195785千海關兩，兩筆共達460533千海關兩。這就是說，中國經濟已基本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二）使用機器的近代工礦企業陸續出現。據統計，1895年全國近代工礦企業總數達200家，資本總額5004萬元，工人總數91350～98060人。(黃逸峰、姜鐸：《中國近代經濟史論文集》第338頁。)（三）近代交通運輸業陸續出現，近代輪船公司約20家，擁有大小輪船約300艘，噸位總數約10萬噸。已筑成的臺灣鐵路及京奉鐵路天津至山海關段共364公里，蘆漢鐵路已開始興筑。電報及郵政等事業，已通達全國主要行省。（四）近代商業也陸續出現。外資在華開設的洋行總數達400余家。中國舊式商業，正在適應外資洋行經營進出口商品的需要，逐漸出現經營洋布、西藥、生絲、茶葉等新興行業。以上海為例，19世紀末，上海在舊有商業的土布、米、木材、糖、綢緞等行業的基礎上，又新興起洋廣什貨、五金、西藥、紙業、棉紗等四五十個行業。其中洋布公所全部同業一百三四十家；五金鋼鐵業58家，絲棧、絲號100家左右。(根據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商業史》編寫小組提供的材料。)（五）近代金融業也應運而生。外國在華的銀行保險業已近20家，包括總行設在中國、資金較為雄厚的英國匯豐銀行。中國本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也于1897年設立。舊式線莊業也開始轉向近代化。

在政治上：（一）原已走下坡路的清王朝封建政權，經過國外侵略勢力和國內農民革命的幾度沖擊，已無法照老樣子統治下去，在“滅亡”威脅面前，一部分封建統治階級，不得不轉化為洋務派，推行洋務運動，實施“同光新政”，于是，封建政權開始向資本主義近代化傾斜。（二）隨著近代企業的出現，不僅引進了西方的生產技術，同時還引進了西方的社會制度，政治民主化，開始提上了中國的議事日程，從洋務派中分化出來的早期改良派，率先提出設立議院，由君主專制向君民共主轉化，反映了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呼聲。（三）康梁為首的“百日維新”，把早期改良派君民共主要求，通過光緒皇帝的詔書，付諸實施，雖然中途夭折，以“六君子”壯烈犧牲而告終，但畢竟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企圖登上政治舞臺的一次嘗試。

在文化思想上：（一）西方資本主義的近代科學技術以及社會文化的書籍，逐步輸入。186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設的翻譯館，至19世紀末，先后共譯出各類西書160種，總數達1075卷，由江南制造局公開出版發行。譯書內容以介紹近代科學技術為主，兼及各國政治歷史。1867年開辦的北京同文館，對翻譯西書也比較重視，先后譯成《萬國公法》、《格物入門》《化學指南》等西書26種，由該館印書處刊印公開發行。這批西書都在1870年前后出版，成為當時知識界中學習西方知識的最早入門書，對傳播西學起了積極作用。梁啟超即曾稱贊這批西書，是光緒年間人們求知識于域外的“枕中鴻秘”。(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160頁。)（二）傳播西學的各種新式學堂陸續開辦，并開始派遣留學生出國深造。60年代后期北京、上海等地開辦的同文館和廣方言館，先后培養了300人左右翻譯和辦洋務的人才。從1872年開始，清政府采納容閎的建議，陸續選派了120名學生赴美國留學，目的是培養軍政、船政、步算、制造諸學科的人才。這批留學生雖于1861年后中途撤回，未能完成學業，但大部分已在美學習5年以上，對各種學科有一定基礎，回國后分配在陸海軍、各軍事工業及電報、鐵路等局任職，成為洋務運動的得力助手。其中有一些人后來還成為著名的官僚、軍閥和技術人才，如著名的鐵路工程專家詹天佑等。1866年創辦的福州船政局，一開始便設立了船政前后學堂，教習英文、法文、數學、繪圖等課程，專門培養造船和駕駛人才，陸續畢業的學生共628名，從1876年起，還先后派三批優秀學生68人赴歐洲深造，學習造船、駕駛、化學、冶金、地質等學科，培養高級技術人才。這批留學生學成歸國后，大都成為造船專家和海軍骨干。80年代，李鴻章在天津創辦的水師學堂和武備學堂，也培養了一批近代海陸軍人才，著名近代思想家和翻譯家嚴復，即曾擔任過天津水師學堂的總教習。到了90年代，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即相繼誕生，前者創辦于1898年，后者創辦于1896年。于是，中國的教育制度逐步實現近代化。沿襲多年，弊端叢生的八股科舉制度，不得不于1901年宣布廢除。（三）作為輿論工具的報刊雜志，陸續出版發行，沖破了封建統治的沉悶空氣，反映了要求政治民主的呼聲。舊中國歷史最久、規模較大的上海兩家大報——《申報》和《新聞報》，已先后創刊，前者創刊于1872年4月，后者創刊于1893年2月。特別在1895年維新運動進入高潮期間，各種報刊，如雨后春筍，紛紛創刊，如北京強學會創辦的《中外紀聞》，上海強學創辦的《強學報》和《時務報》，湖南南學會創辦的《湘報》等等，對推動維新運動起了號角作用。（四）隨著西方資本主義近代文明的逐步輸入，中國維持了幾千年的封建傳統思想，已開始從根本上發生動搖，人們的價值觀念，逐步在向近代化轉變。

中國近代化基礎，雖然十分薄弱，但畢竟已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近代化邁進，不再是一個原封不動的封建社會了，而且這一基礎，是進入20世紀以后，中國社會繼續向近代化發展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