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與友人閑聊，圍繞太平天國與中國近代思潮研究，無拘無束，議論評點。雖是信口說來，倒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且有些問題，問的尖銳，答的爽快，與時賢所見略有不同，似亦可為寂寞文苑增添幾分鬧意。耐不住友人的慫恿，記下要點，公諸于眾。如能博得新老朋友開心地或寬容地一笑，在下就要拱手說一聲"謝謝"!

洪秀全思想的特點

友：老兄研究近現代思想史多年，為什么不見你寫文章贊揚太平天國，是不是對這個革命有點有同的看法?

袁：正因為我是研究近現代思想史的，便不想給太平天國唱贊歌了。太平天國那么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當然應該好好研究。我念大學一年級時便讀遍了當時中山大學圖書館收藏的羅爾綱先生的著作，相當入迷。從那時開始我一直關注著這一領域研究工作的進展。有些著作的水平確實很高，真是人才輩出。可是，思想史的研究應該著眼于有沒有給一個國家或地區思想文化的發展增添什么新的內容。應該緊緊盯住時代風云造就的思想家們的活動軌跡，揭示其中蘊含的時代、社會和歷史的信息。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太平天國自然是文化學或社會思潮研究的不可忽視的課題，但從中國近代思想發展史的角度去考察，它能提供的東西是非常有限的。在我看來，在這塊瘠土上耕耘的人已經過于擁擠；而就自己說來，唱贊歌于心不忍，評頭品足又不合時宜，所以就三緘其口了。

友：難道洪秀全不是革命的思想家，建立了一套革命的思想體系嗎?

袁：洪秀全無疑是革命的領袖，且是唯一的與太平天國運動相始終的領袖。

不過，無論就政治或軍事上說，他都平庸無奇。前期實際的政治、軍事領袖是東王楊秀清。造反開始不久，在永安封王便規定"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永安封五王詔》，《洪秀全集》第182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天朝天畝制度》中規定的操作體制中，身為軍師的楊秀清，實際上處在總管一切的位置上。而且他有"代天父傳言"的特權，對洪秀全有所不滿也可設法治一治，后期也有他人代為策劃。至于說到思想家，只要花點時間翻翻他的詩文詔書，答案便不難找到。

你可能聽說過，洪秀全曾經幾次到廣州參加科舉考試都沒有考上。看來這些考官是公正的。莫看他做過塾師，花縣一直是經濟文化很不發達的地區，直至20世紀70年代，那里還相當落后，一百多年前的閉塞和缺少文化的狀況更不難想象。他的詩文的特點是語言貧乏，錯別字很多。整部《洪秀全集》包羅了現在收集到的他的全部詩文，翻一遍就會知道，文字通順的沒有幾篇。洪秀全是客家人，他的所謂詩實在沒有什么詩味。各個客家地區總有一些編山歌的能手，洪秀全的作品在這一類的歌謠中恐怕也屬下乘之作。你知道我是客家人，小時候聽過不少山歌，從語言表達的角度說，這位天王的大作實在不敢恭維。你看過他的《諭西洋番鎮齊認爺爹天堂通詔》及其他一些對外文書沒有?要是說用客家話編些歌謠告示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太平軍將士們還可以理解的話，對外國人也用方言寫些似通非通的東西又有什么道理呢?只有一個解釋，他的文化素養不高，文字表達能力相當差勁，難怪要年年落第了。

友：你老兄恐怕中毒太深，文章值幾分錢?文字不通順就不能成為思想家嗎?

袁：文化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劉項原來不讀書。"歷史上開國君主、大吏、名將不乏文化素養不高的人，甚至是文盲、半文盲；但思想家是以創造性的智慧為全人類或一個地區的人群推進了理論認識的杰出人物。很難想象，文化素質低下之輩能在這一方面有所作為。斗大的字不識幾個的工農有時也出語驚人，但這僅是吉光片羽，要成為系統的思想或理論，談何容易!，應該肯定，工農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們不能因此抹煞社會的分工，而且洪秀全本人也不是工農，而是低層的小知識分子。

我不認為洪秀全是什么思想家，更主要的根據在于他的思想貧乏。一部《洪秀全集》說了些什么呢?

第一，他上過天，見過天父、天兄，封他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154頁。他的這個天堂夢不過是重演篝火狐鳴的陳陟故智。

相應地，他從西方請來一個"皇上帝"，用以反對中國固有的各種偶像。搬來這個"上帝"有沒有什么進步意義呢?不久前，馮友蘭先生提出："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是主張向西方學習的，但所要學習的是西方的宗教，是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這就與近代維新的總方向和中國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馳了。"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第64頁，人民出版社1989年北京。這個看法是有道理的。宗教特別是基督教在從中世紀向現代社會轉型中的作用是復雜的。但洪秀全對基督教的了解極為膚淺。一個文化水平不高的農村青年，偶然得到一本也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中國人編寫的宗教小冊子《勸世良言》，后來又在英國傳教士羅孝全那里先后停留了約三個月，要他對基督教有深刻的了解是不切實際的。《太平天日》是他離開羅孝全以后所寫的主要神學著作之一。文中說到洪秀全上天，"天使扶真主坐轎"，"到天門，兩旁無數嬌娥美女迎接，主目不斜視"，上帝則"身穿黑龍袍"，"常教主坐裝衣袍要齊整，頭要軒昂，身要挺直，兩手要覆在膝，兩腳要八字排開。"《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150頁。一個農村青年想像力的極限不過如此。這與其說是師事洋人的心得，毋寧說是從傳統戲曲或鄉下草頭班那里學來的。他宣揚的是中國式的基督教，已經混雜了中國農村世俗文化中很多迷信佐料了。

第二，宗法專制思想。

中國古代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宗法關系，為專制統治體系服務。這在洪秀全那里保留得非常完整。他以太陽自居，是"日頭(客家話，意即'太陽')王"。他寫的《天父詩》說得很明白："只有媳錯無爺錯，只有嬸錯無哥錯，只有人錯無天錯，只有臣錯無主錯。"而且規定："硬頸不聽教"，"起眼看丈夫"，"講話極大聲"，"有喙不應聲"，"面情不歡喜"，"眼左望右望"都"該打"。《天父詩》，《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104、39頁。在他看來，如果違反三綱，即便死了也要聲討。以忠孝為基礎的封建倫理被完整地保存下來了。他的所謂"革命行動"之一，就是把受到群眾尊重的一對追求婚姻自由的戀人的塑像搗毀，斥之為："該誅該滅兩妖魔"，"到處男歌和女歌"!，《斥六烏》《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4頁。支撐他這些中世紀宗法觀念的是天命論思想。"總之貧富天排定"，《原道救世歌》《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9頁。"自古死生天排定，那有由已得成人。"《天父詩》《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37頁。這些話比比皆是，而從殷商起，統治者就已把這些話掛在嘴邊了。

因此，從總體上看，洪秀全雖然生活在19世紀中葉，思想上卻難于找到現代意義的先進思想。有些話孤立起來看似乎包含著民主平等，但在其思想中的位置或微不足道，或這種詮釋本來就與原意不符。例如，他說"天人一氣理無二，何得君王私自專!"其本意是論證"開辟真神為上帝"《原道救世歌》《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6頁。上帝是天上人間的絕對權威，而不是否定君主的民主思想。又如他說天上男女都是兄弟姐妹，這不是平等思想嗎?這是他早期寫的宗教文書《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中的話，確實重復了基督教的原始平等思想，并與中國古代烏托邦式的大同思想結合起來了。但起義開始后，這些思想已被等級森嚴的儒家思想和宗法制度所取代，平等幼芽已被扼殺。他還說過"天地之中人為貴"，這是不是現代意義的人的覺醒呢?不是。其原意在反對中國已有的其他崇拜偶像的宗教。"木石泥團紙畫各偶像，物也。人貴于物，靈于物者也，何不自貴而貴于物乎?"《原道覺世訓》《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19頁。這是宗派之爭而不是冀圖幫助人們從神的威懾下解放出來。何況宣揚君臣父子的儒家經典《孝經》早就明言："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圣治道第九。洪秀全的話淵源于此，與人的解放風馬牛不相及。曾被人們津津樂道的鞭撻孔丘、刪改儒家經典的行為也是教派之爭，而不是民主與專制思想的角逐。

友：給你這樣一說，洪秀全與曾國藩不是成了一丘之貉?

袁：別急，下面我就要說到他們的差別。但就堅持中世紀宗法思想這一點上，洪、曾確實是一致的。曾國藩大叫"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曾國藩：《討粵匪檄》，《曾國藩全集》詩文第232頁，岳麓書社1986年，長沙。從宣傳手法上是成功的，但極盡夸張之能事，并不符合實際。

造反，總要有激動人心的思想或口號才能調動千軍萬馬。太平軍縱橫大江南北15年，除了依靠上帝的權威證明自己是"真主"、"天主"以及依賴宗法專制紀綱約束隊伍之外，還有幾條包含新的歷史特點的東西起了重要作用。

《洪秀全集》的第三個重要內容是利用民族矛盾，以反滿相號召。滿族統治者"每年化中國之金銀幾千萬為煙土，收花民之脂膏數百萬為花粉。""奈何滿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國而強爭其兄弟之產耶!"《洪秀全集》第23頁以楊秀清、蕭朝貴名義發表的檄文說得更加明白："順逆有大體，夏夷有定名"、"概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眾，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為怪，中國尚得為有人乎!"楊秀清、蕭朝貴：《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近代之部)第67、65頁，中華書局。洪秀全及其伙伴還沒有現代民族觀念，有些話說得不那么恰當，甚至保留了陳腐的夷夏觀念。但是，當時整個統治機構已經相當腐敗，反對滿族統治者的實質是掃蕩阻礙社會發展的腐敗勢力。

第四，號召人們為眼前及未來的幸福造反。

在起義的頭一年，他便一再號召："眼前不貪生怕死，后來上天堂，便長生不死。"《諭眾兵將遵天令詔》，《洪秀全集》第179頁。給"同打江山功勛等臣"許愿："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答應讓造反者"在世則威風無比，在天則享福無疆"。《諭兵將立志頂天真忠報國到底詔》，同上第181頁。千百年來，當人民群眾無法在現有秩序下維持正常生活的時候，他們被迫鋌而走險，眼前和未來的一線希望都會鼓舞他們奮不顧身。因此，威風、享福等古老愿望仍然是洪秀全組織和維系太平軍的重要思想。太平軍所到之處，地主被迫減租，有的農民甚至抗交田租。農民得到實惠，對革命事業的鞏固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一個平均主義專制王國的藍圖。

1853年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不光談土地問題，而且總結了太平軍幾年來在長江中下游兩岸馳騁的經驗，制定了太平天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

從經濟上說，這是以平均和滅私產為特征的。平均指的是普通老百姓計口授田，有田同耕(這條因戰事頻仍，難于實行，有的地方公開代之以照舊交租納稅)。但當官的就不平均了，甚至公開規定老婆多少也以官位大小而定，從一妻至十一妻不等。消滅私產則部分實現了，建立了"圣庫"制度，"物物歸上主"，盡管它是不徹底和難于堅持到底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它規定整個社會都要按政教合一和軍事化的原則組織起來。規定25家為一基礎社會組織，設兩司馬管理他們的勞動、教育和婚育等一切活動。從基層至中央有軍政統一、政教合一、行政和司法合一的嚴密的軍事化組織體系，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即使部分名目有變化，這個軍事化的社會制度已部分付諸實施。《李秀成自述》中談到："天王駕入南京，后改為天京。開立軍伍，整立營規，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立法安民，將南京城內男女分別男行女行，百工亦是歸行，愿隨營者隨營，不愿隨營者各歸民家。……男與女不得交談，母子不得并言。嚴嚴整整，民心佩服。"《李秀成自述》，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二)第79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如此"嚴嚴整整"地"開立軍伍"，無疑是一個已經軍事化的社會組織。其他身歷者的記錄也與李秀成所述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它不是戰時的權宜之計，而是被視為天國藍圖的實現。加上這些來自窮鄉僻壤的下層人士和農民從建立政權之初起，就竭力模仿中國歷代帝王朝廷的體制和生活樣式，這個天國政權不但封建化程度很高。而且其對社會生活控制之嚴密，自中國中央集權專制政體建立以來罕有其匹。

第六，與各國平等相處的思想。

洪秀全自視為負有統治整個世界使命的"天王"，與歷代帝王一樣，他也在做著"胡越貢朝，蠻夷率服。任多版圖，總歸隸屬"《御制千字詔》，《洪秀全集》第35頁。的帝王夢。在好些詩文中，天朝大國的思想表露無遺。不過，他的思想也包含著平等對待洋兄弟的因素。因此，他一再發出詔書申明："中西永遵和約章"、"萬國一體，天下一家"。《御制千字詔》，《洪秀全集》第221、210頁。太平天國在處理對處關系中，既沒有卑躬屈膝，也不盲目排外。這是外來宗教在這支隊伍中產生的確有根據的正面影響。

上述六方面的內容除第二點外，都是太平天國領導者們的思想有別于清代統治者的地方。

百日維新，百年滄桑。百年前的戊戌變法既是系統改革的英勇嘗試，又是近代中國第一次啟蒙運動(維新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影響深遠的政治和思想文化運動仍有不少問題有待深入研究。竊以為甚至當前的一些思想文化爭議亦可從當年的成敗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是誰斷送了戊戌維新?這是史家們至今仍聚訟不已的問題。 政變是慈禧的斷然措施，老佛爺自然難逃罪責。 不過，百年來不斷有人為她辯解。史家們認為，沒有慈禧首肯，光緒皇帝根本不敢干這么大的一件事。包括《定國是詔》在內的不少“圣旨”，下達前都曾送慈禧審定。康有為呈遞的變法條陳和《俄彼得政變記》、《日本變政考》和李提摩太等撰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均曾由光緒帝“恭呈慈覽。”（孔祥吉：《百日維新失敗原因新論》，《戊戌維新運動新探》，360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曾12次專程赴頤和園朝拜慈禧，這些會見絕不僅是禮儀性的。越來越多人認為，把慈禧說成完全因反對維新而發動政變，最少是把復雜的歷史事件看得過于簡單了。 康有為是戊戌維新的領袖和主要策劃者。除了堅決反對變革的頑固派訾之為大逆不道外，在支持或同情維新的人士中，指摘康氏把事情辦壞了的也大有人在。對康氏的指摘集中在這么幾點： 1.不顧客觀條件，不分主次，冀圖短期內“全變”。百日維新期間發出有關的“上諭”竟達110多件，絕大部分成為各級官員奉而不行的具文。 2.重符號，輕實質，重形式，輕內容，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輕率地侵犯傳統的神圣符號，授人以柄。他認為，只要皇帝駕臨乾清門，召集各大臣在此宣誓，“令群臣簽名具表，咸去守舊之謬見，力圖維新。……重罰一人以懲其后……一日之間，風云俱變，更月得數詔頒下，則海內皆動色奔走矣。”（康有為：《請御門誓眾摺》，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292頁，中華書局1981年，北京。）服式、發式、紀元都是無足輕重的形式，但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卻一貫視為神圣不可侵犯乃至包含某種神秘意義的象征。清帝國建國之初，便有“留發不留頭”之說，那條辮子，尤其敏感。時至9月，維新事業已岌岌可危，康有為偏偏鄭重其事上書，請求“皇上先斷發易服，詔天下，同時斷發，與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壇太廟，上告天祖，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為維新元年”!（康有為：《請斷發易服改元摺》，《康有為政論集》，369頁。）他甚至鼓動皇帝，把國號改為“中華二字”。（康有為：《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摺》，同上，342頁。）這些雖未被光緒皇帝采納，已流言廣布，徒增阻力。諸如此類稚拙言行，無非表明他缺乏一個政治家應有的駕御全局的才能。 3.在康氏“以皇上之圣武行之，中國之強，可計日而待也”等取快一時的言詞鼓動下，光緒皇帝在條件不成熟之時，匆忙裁減和嚴厲處理官員，四面樹敵。沒有通盤籌劃和妥善安置、耐心說服，突然下令裁去一大批閑散衙門和冗員。有知情者寫道：“戊戌變政，首在裁官，京師閑散衙門被裁者不下十余處，連帶關系因之失職失業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一)，48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加上各地亦有不少官員面臨被裁的威脅，一下子把眾多官員推向反維新陣營。與此同時，因禮部主事上書受到壓制，把該部滿漢尚書和其他主要官員全予革職，新舊矛盾更加激化。本已勢孤力單的維新派，陷于日益孤立的困境。 4.熱衷于軍事政治投機，沒有切實做好基礎工作。 任何有顯著成效的改革，必然以思想變革為先導。甲午戰敗后，辦報、辦學、組織學會的熱潮雖然有助于一些官僚、士紳特別是年輕士人的覺醒，但這個基礎非常薄弱。康有為等人沒有以轉變觀念特別是“開官智”為中心環節，而把力氣花在無益大局甚至極其有害的事情上去了。 首先是混淆學術與政治，在并非必要的情況下主動去觸犯主流社會的大忌，嘩眾取寵地鼓吹“托古改制”、“三世”說、“偽經”說，疏遠了一大批有可能參與維新的大臣和士紳，引起革新派的沖突和分裂。（汪榮祖：《論戊戌變法失敗的思想因素》，《晚清變法思想論叢》，臺北聯經出版社1983年。） 再則致力于軍事、政治投機，開創了近代中國的惡劣先例。 與一些人的指摘相反，康有為及其追隨者也在積極組織武裝斗爭。通過譚嗣同、畢永年，他們與三合會結合，冀圖運用這一民間秘密組織的武力為政治斗爭的手段。利用民間秘密組織在中外歷史上屢見不鮮，問題在于是不是以思想教育為基礎，把這些民間會社作為組織下層民眾的手段。如果缺少切實的思想教育，這些舉動就不過是政治權謀。就現有史料看，康有為不過是打算利用他們作為拘禁慈禧的工具。 最足以體現康氏軍事活動性質的是他們對待軍事將領的態度。在改革遲滯不前之際，康有為等人不是冷靜地分析全局，而是把阻力完全歸結為慈禧一人。于是，一個鋌而走險的密謀付諸實施：勾結武將，兵圍頤和園，捉拿慈禧。民間武裝則作為輔助力量。拉攏的對象有三：淮軍首領聶士成、甘軍頭子董福祥、新建陸軍督練官袁世凱。要是說袁世凱參加過強學會，與嚴復時相過從，有過同情和支持改革的表現的話，董福祥可是忠實的頑固派。拉攏的手段是許以高官和其他利益。這些情況充分表明，他們已把賭注壓在軍事投機上了。實施的結果是眾所周知的：譚嗣同與袁世凱談判，袁氏虛與蛇委。慈禧接到密報，發動政變，悲劇結束。（畢永年：《詭謀直紀》，《近代史資料》第83號；胡思敬：《戊戌履霜錄》；王照：《關于戊戌政變之新史料》；《戊戌變法》(一)、(四)，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能輕視康氏這些作為的影響。翻一翻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史，人們不難發現康有為等人的這些活動方式(包括他們后來組織的自立軍和暗殺活動)一再為包括孫文、蔣介石等在內的后來者所仿效。不少“起義”靠的是綠林好漢或會黨，而在“國民革命”旗號下的頗多活動(不是全部)不過是縱橫捭闔的游戲。結局是一再高喊革命，一再“尚未成功”。 這些觀點不無道理，且認同者越來越多。不過，我們還應進一步追問：這些歷史現象背后蘊藏著什么?人們可以從中得到哪些不應忘懷的啟示?

無論怎么說總不能抹煞一個基本事實：政變是慈禧發動的。那么，慈禧究竟是維新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對歷史作全景式的觀察。 19、20世紀之交的清帝國接連發生了四件大事：甲午戰敗、戊戌維新、義和團、新政。這是密切相關的四件事，也可以說是一條因果鏈。 史家們已注意到，維新不是從戊戌開始的。（閭小波：《論“百日維新”前的變法及其歷史地位》，上海《學術月刊》1993年第3期。）甲午戰敗，人們痛定思痛，紛紛提出何以自處的問題。應向西方學習的呼聲在朝野上下迅速蔓延。最有代表性的說法出自順天府尹胡燏棻：“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之術。”（《順天府尹胡燏棻條陳變法自強之道》，《光緒政要》卷21，16頁。）這個奏章比康有為發動的“公車上書”稍晚一些。但“公車上書”的各項主張在同時期好些大臣的奏章中也提出來了(如劉坤一、袁世凱、盛宣懷等)。更值得重視的是清政府對這種主張不以為忤，且發出“上諭”，把應興應革各事歸納為16項，連同胡氏及張百熙、陳熾、康有為等人的七份奏章發給各大臣，要他們“悉心妥籌”、“實力講求”。（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廿七日上諭，《光緒朝東華錄》，3631頁，中華書局1958年。） 盡管有種種不足，但從甲午戰敗至戊戌變法前的三年間，清帝國在學習西方，除舊布新方面確實邁出了切實的一步。著重發展私營工商業開始成為朝野共識。與歐戰使列強無暇東顧才使中國資本主義乘機發展的流行多年的觀點相反，1894-1913年間中國的民族資本工礦業以平均每年15.3%的速度在增長。（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682頁，人民出版社1990年。）1897年，商營的中國通商銀行經清政府批準成立，中國從此有了國人自辦的現代銀行。各地正在逐步設立促進工商業發展的商務局。在文化教育領域，九十種報刊破土而出，并出現了舉辦新式學堂的熱潮。1895、1896年，清政府批準盛宣懷先后在天津、上海創辦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前身)、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中國人開始有了自己的現代意義的大學。科舉制度的改革日益成為大臣們議論的焦點之一，連以保守著稱的榮祿也說：“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習非所用，與文科舉時文試帖之弊略同。”（《光緒朝東華錄》，4015-4016頁。）要求逐步廢止原有武舉考試，以新式的武備學堂和京師大學堂取代。這個建議很快就被采納了。（同上，4044-4048頁。）大體說來，百日維新期間光緒皇帝打算推行的各項改革措施，除政治體制(如帶國會雛形的開勤懋殿、準各級官員和百姓給朝廷上書)和政府機構改革等內容外，大都已著手進行。同甲午戰爭前連要不要修鐵路都辯論十多年的狀態比，朝廷明確地把學習西方作為國策，主流文化正在悄悄地起著非同小可的變化，而這些變化是在慈禧卵翼下實現的。作為兒皇帝的光緒親政不久，對“圣母皇太后”奉命唯謹，大事都及時請示報告，沒有留下什么對抗的記錄。在和戰問題上兩人態度一致，說甲午戰爭中有帝黨主戰、后黨主和之爭的論斷，不過是特定歷史時期人們熱衷于編造路線斗爭史的又一案例。 有清一代施政的最大變化莫過于本世紀最初十年的新政。認真研究過這一段歷史的學者大都認為，戊戌維新的各項未能實現的改革大都已一一付諸實施，有些方面且已遠遠超過當年的預期，影響最為深遠的有兩項： 一是穩妥地廢除了科舉，為現代經濟、科學技術、文化、政治的發展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二是開始系統地進行現代法制建設。《刑律》、《民律》、《刑事訴訟律》、《民事訴訟律》都已編成，《刑律》且已頒布實行，加上《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的實施，中世紀的行政兼理司法的體制終于廢棄，邁出了司法獨立實行現代法制的第一步。這些法律包括已編好而尚未頒布的法律為辛亥革命后的政府長期沿用，影響極為深遠。更引人注目的是，《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商會簡明章程》、《大清銀行條例》、《商標注冊試辦章程》等等商事單行法律的實行，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制保障。 這些新政是慈禧“垂簾聽政”的成果。它意味著大清帝國古老的中世紀社會制度正在向現代社會蛻變。如果把慈禧生前已認可的預備立憲的有關措施包括在內，則困擾20世紀中國的最大問題——政治體制改革，也在設立資政院、咨議局及有關的請愿活動中露出曙光。這有力地表明，如果措施得當，慈禧可以支持向西方學習，促進國家的現代化，把她說成是維新變法的天敵沒有足夠的根據。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慈禧。 這個慈禧在發動政變后雖然在“實事求是”的口號聲中，仍然準許學習西方的“實學”——科學技術，批準把部分書院改為新式學堂，在經濟領域繼續支持發展資本主義甚至主動開放一些口岸，但是禁止言論自由，查封報紙；不準集會結社；不準一般官員和老百姓上書；不準改革科舉考試辦法，在思想文化領域大發專制主義淫威。 也是這個慈禧居然支持用最愚昧的神術“扶清滅洋”，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主動圍攻使館，主動向列強宣戰，把敢于非議其蠢行的五大臣立即斬首，闖下八國聯軍入侵，首都再次被占，賠付巨款，幾乎亡國的大禍。 后面這個慈禧逆歷史潮流而動，扼殺改革，殺戮志士。 兩個慈禧都是真實的。老佛爺為何有副陰陽臉?這既有社會制度性的原因，又有個性因素。前者是決定性的，但必然與偶然交錯，非常復雜。 慈禧不是孤立的個人，她是傳統文化和教育制度培育出來的社會上層人士的代表。與稗官野史的描繪相反，她生長在一個富有的滿族官僚家庭，養尊處優，入宮后也一帆風順。（徐徹：《慈禧大傳》，29頁，遼沈書社1994年。）雖然少年時代沒有受到足夠的文化教育，執政初期出現過錯別字連篇的笑話，但通過學習臣子為其編寫的總結歷代統治經驗的《治平寶鑒》，學習書畫，閱讀小說、聽說書和看戲，到了晚年，她居然敢自告奮勇給貼身女官補習中國文化了。無論在經典文化和通俗文化方面，她都具體而微地體現了中國士紳階層所傳承的中國文化。與此同時，在她身邊還有一大批大臣和親貴具體參與決策和施政，他們都是傳統文化孕育出來的官僚。這些都是制約慈禧言行的決定性因素。 當時的傳統文化已形成僵硬的體系和制度。知識內容固定化、信條化，自我更新機制非常薄弱，且缺乏與異文化平等交流的傳統。而它又是士階層榮辱沉浮的基本憑借，令他們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整個國家必然出現制度性的群體愚昧。在這樣的文化制度下，了解和吸收外來的先進文化通常是少數人的行為，且往往伴隨著或大或小的風險。對外來文化深閉固拒，甚至用義和團式的暴力去對抗，都是這個制度的必然產物。 癥結在制度，但制度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改變的。慈禧在她執政的大部分時間里沒能扮演這樣的角色，那就要從個人品格中去尋找答案了。 她同中國歷代多數帝王一樣，把維護個人的絕對權威和享受放在首位。為了享受不惜犧牲海防，這是眾所周知的。而為了維護個人的權威，她也干了幾件貽誤國家的大事：一是挑選幼兒做皇帝，二是既違反清代不讓女主垂簾的定制，又違反不準宗室參政的祖制，攫取最高權力，并把軍機處的大權接連交給幾位王爺，不管他們如何昏庸貪墨，只要忠誠恭順就行。戊戌政變的直接動因與其說是政策之爭，毋寧說是她察覺了康氏有針對她個人的舉兵奪權的計劃。事關最后決定權，她無法冷靜地區分少數人的輕舉妄動和關乎國家盛衰的改革。她大權在握，本來非常容易一面采取措施讓這幾個狂妄書生安靜下來，一面穩妥地繼續推進已經來得過遲的改革。 她不是安份守己之輩，不然就不會兩次發動政變奪權了。但權力到手后，她卻寧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運作。 當臣下把意見比較一致，阻力不是很大的新措施呈請批準時，她會點頭批準。從辦同文館、派幼童出國留學、建造船廠到清末新政都屬這一類。于是，一個支持改革的慈禧便出現在歷史舞臺上。 可是，就個人品格而言，她是不思進取的人物。她掌握最高權力近半個世紀，既沒有主動提出重大的施政措施，也沒有認真更新和補充自己的知識(在她那個位置上，有很多可供利用的渠道)。于是，她便不能不在歷史上留下一連串因愚昧無知而貽誤國家大事的記錄。 從60年代開始，有識之士一再呼吁要修鐵路，但在破壞風水等愚蠢的反對聲中，慈禧不敢支持。直至1881年才修成長約7英里的用于運煤的唐山至胥各莊的鐵路。而且“慮朝議禁駛機車，乃聲明以驢馬拖載，始得邀準”。（宓汝成：《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一冊，121頁，中華書局1963年。）最初也確實是用馬拖著車廂在軌道上跑，留下了世界鐵路史上令中國人臉紅的又一記錄。 70年代初，一些大臣已發現，官辦企業不在市場上求生存，是財政無法填滿的無底洞，一再建議走西方的道路把這些企業交給私商去經營。這個建議如被接受，19世紀中國史可能隨之改寫，不幸卻被束之高閣。 多年來不少有識之士都痛切地指斥過科舉考試內容的陳腐和不切實用。明治維新前一年，丁日昌在應詔陳言中談到士人“所用非所習，所習非所用”，建議把科舉考試改為八科：“一曰忠信篤敬以覘其品；二曰直言時事以覘其識；三曰考證經史百家以覘其學；四試帖括詩賦以覘其才；五詢刑名錢稻以覘其長于吏治；六詢山川形勢、軍法進退以覘其能兵；七考算學格致以覘其通，問機器制造以盡其能；八試外國情事利弊、語言文學，以視其能否不致辱命。”（《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5。）這個建議既照顧了科舉考試的原有基礎，又有適應時代要求的重大改進。一旦采納，晚清教育和人才選拔制度將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對整個社會的運作機制也會產生深遠影響。慈禧對這個奏章卻無動于衷。智慧之光一閃而過，愚昧的頭腦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在進一步探討之前，不妨再看一段慈禧召見盛宣懷的記錄：“上(慈禧)問：何謂學堂?奏對：是教習洋務之學堂，曾經奏過在天津、上海兩處開辦的。”（盛宣懷：《己亥年(1899)九月初二日奏對自記》，《盛宣懷未刊信稿》，279頁，中華書局1960年。）1895、1897年，盛宣懷先后創辦了天津大學堂和南洋公學，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兩件事都曾奏請朝廷批準，也就是說得過慈禧認可的。這次召見時在1899年10月6日，政變已一年多。這一年全國已有中國人自辦的學堂175所，遍布全國17省，且通常都曾上奏朝廷批準或知悉。此時此境老佛爺居然不知道“何謂學堂”!這不是把國事當兒戲嗎? 從幾次奪權斗爭的情況看，慈禧頗為果敢機敏。但從國家和歷史發展的全局看，她又非常愚蠢。她隨著潮流搖擺，沒有主動駕馭全局。她的心思主要用在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尊榮上去了。如果生在承平年代，她可以成為不壞的最高統治者。她的私欲也不比以“風流天子”著稱的丈夫(咸豐帝)和兒子(同治帝)更厲害。可是，她生不逢時，大轉變的年代要有觀念和知識的大更新，要有敢于沖破傳統思想文化羈絆并有足夠膽識的人物去開拓未來。她沒有成為這樣的人物。她的愚昧貽誤了民族生機。為什么不愿孜孜求知?專制制度的最高權力不受監督，沒有經久不息的挑戰，喪失了不斷改進自己的內在動力。決定統治者個人品格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和制度。沒有強大的外在壓力，很難改變專制統治者通常具有的不愿打破陳規、不求上進的惰性。對慈禧說來是每10年一次的外來戰爭，惹下八國聯軍入侵這樣的彌天大禍，才走上推行新政的道路。這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人為擺脫傳統文化體系帶來的愚昧所付出的代價。

統治者的愚昧是可怕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改革一定失敗。瓜分危機驚醒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西方了解的增加又提供了越來越清晰的參照系。機遇化為泡影不能簡單歸咎于客觀，康有為等改革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從公車上書到百日維新，康有為及其友人寫下非常輝煌的一頁。他們的歷史功績主要是推動了近代中國第一次群眾性的啟蒙運動。在四年中，這群來自民間的士人和中下層官僚組織學會、辦報、辦學、出書、演講、上奏章……終于匯合成為震動朝野的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除了歷史條件為這次中華民族的覺醒提供了客觀基礎外，康有為等維新志士的獻身精神和他們宣揚的思想的震撼力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推動力。這個思想震撼力來自何方?他的學生梁啟超認為是其師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書》等三部書是當時“思想界之一大颶風也”，“其火山大噴火也，其大地震也”。（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史學論著四種》，78頁，岳麓書社1985年。）但當時《大同書》尚未出版，其余二書則頗具爭議性。真正的震撼來自他們宣揚的西方先進思想。康有為的四次上書在社會上流傳甚廣，加上他的《日本書目志》以及梁啟超《變法通議》等著作，《時務報》、《知新報》等與嚴復等人辦的《國聞報》南北呼應，維新思潮形成席卷沿海波及內地之勢。 與此同時，他特地為光緒皇帝編寫了《日本明治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考》、《法國變政考》等書；用多位大臣名義上送了許多奏章，成為維新變法一系列“上諭”的直接淵源。 這些論著不失為一代中國人學習西方先進思想的總結。不少觀點和主張并非康氏首倡，但他集納成系統，反復呼號，職是廣為人知。一個維新領袖由是矗立于歷史舞臺。 但在戊戌時期還有另一個康有為。這個康有為冀圖創立自己的中國式的思想體系，把孔學推到國教的位置上，而自己則成為創立新孔教的馬丁·路德。戊戌年春出版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和再版的《新學偽經考》(1891年初版)就是這一活動的代表作。 從梁啟超到當代學者都對這些著作贊聲不絕。筆者卻寧可贊同一些學者的否定意見，確信其負面價值是主要的。 從學術層面看，這些著作牽強附會，可信程度很低。1889年后，受到廖平思想的影響，康氏改宗公羊學，這種學術思想的轉向是可以理解的。在清代，公羊學的復興是儒學內部的一個重要動態，當時的士人亦以平常心看待這一學術歧見，并未視為洪水猛獸。可是，康氏沒有以學人應有的嚴肅態度去論證自己的觀點。例如，他認為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獨得孔子大道的真傳，“然則是皆孔子口說之所傳，而非董子之為之也。”（康有為：《春秋董氏學自序》，《康有為全集》(二)，63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宣布一部書是孔子口說的記錄，這是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證據何在?康氏似乎認為沒有認真論證的必要，仿佛是口含天憲的圣人，他說是就無不是。他的《孔子改制考》等書一再引用荒誕不經的緯書為證，以早已確認為偽書的今本《列子》為論據，對一個以反“偽經”的旗手自居的康氏說來，這又是極不嚴肅的。 也許有人會為之辯護，認為這些著作不能在學術上苛求，主要應從思想層面上去理解其在社會轉型中的巨大意義。那么，是不是這些論著提出的觀點體現著超前的眼光，人們雖為世俗所囿，一時無法接受，但從長遠看卻有震聾發憒的巨大作用呢? 這些著作確實是刻意為現實斗爭服務的。它無疑包含著為當時的變革及現代政治制度尋找依據的內容。如說：“惟《堯典》發民主義……辟四門以開議院……素王之巨制，莫過于此。”（康有為：《孔子改制考》卷十二，288頁，中華書局1958年。）托古改制，企盼民主，溢于言表。但這些著作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冀圖建立一個以孔教為中心的思想文化專制王國。 首先，康氏鼓吹要絕對服從孔子。他說：“無教者，謂之禽獸；無道者，謂之野人。道、教何從?從圣人。圣人何從?從孔子。”（康有為：《春秋董氏學》，《康有為全集》(二)，62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也就是說，任何人不想做禽獸，就要追隨孔子。“蓋天不能言，使孔子代發之。”于是，人們對孔子只能“服從而已”。（同上，774頁。）這個思想文化王國是不容許各家各派并存的。 其次，他要從上到下建立一個國教系統。他建議清政府下令信仰諸天神佛的“鄉落淫祠，悉改為孔子廟，其各善堂會館俱令獨祀孔子……扶圣教而塞異端。”且向國外“派設教官，立孔子廟”，實現“用夏變夷”的盛舉。（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康有為政論集》，132頁，中華書局1981年。）除勸牖愚民外，士紳治學亦“皆以孔子經學為本”，（康有為：《上海強學會章程》，同上，175頁。）且每十日要舉行一次拜經會。 再次，把“保教”提到根本目標的高度。從1895年組織強學會到1898年的保國會，都念念不忘“保教”。在《保國會章程》中五次提及保教，而且“保全國地、國民、國教”三個目標是并列的。（康有為：《保國會章程》，同上，233頁。）這個教雖然不是古代孔學或公羊學的簡單復活，但總的說來沒有超出傳統文化的范圍。 最后，在這個國教系統中，康有為是順應天意闡發真理降世救民的教主。他斷言，孔子被貶低，“降孔子之圣王而為先師，公羊之學廢，改制之義湮，三世之說微，太平之治，大同之樂，闡而不明……而中國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中國貧弱的根源在沒找到孔學真傳。不幸之中大幸的是：“天哀生民……予小子(康有為)夢執禮器而西行，乃覘此廣樂鈞天，復見宗廟百官之美富，門戶既得……不敢隱匿大道”，（康有為：《孔子改制考》敘，中華書局1958年。）于是，救世主康有為銜命降臨人間，小民合該頂禮膜拜!章太炎就留下這樣的實錄：“康黨諸大賢，以長素為教皇，又目為南海圣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巖下電，此病狂語，不值一笑。”（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8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所謂宣揚孔子思想，其實是宣揚康氏自己，神化孔子歸根到柢亦無非是神化自己。 康氏要建立的是與現代思想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專制制度。它不但不能祛愚掃暗，反而要扼殺生機，閉目塞聰。這是與歷史行程背道而馳的。 再從實踐的后果去看看這套理論吧。利用傳統典籍資源，無非是尋求合法性的依據，減少阻力；或是尋求智慧啟迪，弘揚民族原創精神。在康氏那里，后者失敗了，前者又如何呢? 他宣布：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儒家主要經典都是不可信的“偽經”。這等于把整個士階層賴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立即炸毀。反對改革者找到了最好的口實，攻擊康氏離經叛道，是當代少正卯，要求連同康氏的其他正確主張立予禁毀。一般的守舊者也視若寇仇。而損害最大的是支持改革的中堅力量也因此心存芥蒂甚至“背盟”。 翁同龢作為光緒皇帝的老師和軍機處大臣，是連結維新派與朝廷的重要樞紐。康氏《新學偽經考》給他留下的印象卻是“真說經家一野狐也，驚詫不已”。（《翁文恭公日記》第33本，43頁。）管學大臣孫家鼐“頗言變法”，曾面請康氏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也“上摺劾《孔子改制考》，并謂康某才氣可用，以為宜如漢文之待賈生，老其才折其氣而后大用之。”（《康南海自編年譜》，48頁，中華書局1992年。） 地方大員中，維新不遺余力的湖南巡撫陳寶箴亦“奏薦我(康氏)而攻《改制考》。”湖廣總督張之洞曾多方聯絡維新人士，強學會的活動和《時務報》都曾得到他強有力的支持。但張氏“不信孔子改制，頻勸勿言此學”，（《康南海自編年譜》，31頁，中華書局1992年。）并堅決反對康氏用孔子紀年，康氏不聽，最終“以論學不合背盟”，（同上，52頁。）從而使維新派失去了最具實力的支持者。 在民間，康氏的這些言行也導致本已薄弱的維新勢力的分裂。章太炎與康氏門人相遇，“論及學派，輒如冰炭”。（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42頁，中華書局1979年。）“章太炎不同意康有為‘倡言孔教’。康有為門徒竟至‘攘臂大哄’，章太炎憤而離開《時務報》”。（同上，43頁。）此事發生在1897年上半年。 作為維新領袖的康有為與裝扮成孔教教主的康有為存在著深刻的內在矛盾。前者是宣揚先進思想的啟蒙者。后者卻把人們引向蒙昧。康氏是介于傳統士紳與現代知識分子之間的過渡型人物。當他以當代孔教教主自居時，西方的耶教是他模仿的對象。可是，牢固的傳統專制思想，使之成了逾淮之枳。他和洪秀全殊途同歸都在模仿耶教中走向思想文化專制王國。 人們也許會感到奇怪，為什么康氏在維新中會兩眼只盯著沒有實權的皇上?為什么他會那么魯莽滅裂?說到底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在他頭腦中作怪。他不是現代政治家，沒有想到改革的最可靠的基礎是民眾的覺醒。按照傳統文化的思維模式，只要皇上“乾綱獨斷”就能使全國面貌大變，妨礙皇上攬權的是慈禧，因此他就要密謀圍捕。按照傳統，他的位置是國師或“大傅”，是教育皇上和出謀畫策的，于是，頻頻上書就成了他推進維新的主要手段。康有為的維新事業被落入傳統思想文化窠臼的另一個康有為親手葬送了。

百年過去了，非常沉重的百年。慈禧母子、清帝國、康梁……都已成了歷史陳跡。戊戌維新給我們留下的最主要的教訓是什么?歷史悲劇的主要根源在僵化、封閉、缺乏自我更新機制的傳統文化教育制度。那是陰陽兩面的慈禧、自相矛盾的康有為以及層出不窮的陰謀、陽謀賴以存在的思想文化基礎。因此，國家長治久安的最可靠的保證之一是建立以開放、自由交流和與世界接軌為基本特征的現代文化教育制度，把中國人從中世紀的臣民提升為具有現代文明素質的公民。 不幸，中國人有健忘的習性。誰不相信，請細聽一下思想文化領域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話語。 “文明只有不同，而沒有優劣之分。”對中國這樣有悠久文明史的落后國家說來，這是可以滿足民族虛榮心的非常中聽的一句話。可是，文明除了民族性以外，有沒有時代性呢?如果不承認16世紀以還，中國已經落后于西方，從徐光啟開始，特別是鴉片戰爭后百多年來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百折不撓學習西方文明不都成了庸人自擾嗎?承認一定歷史時期的不同國別的文明有優劣(先進落后)之分，指的是那時這些國家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有先進落后之差，而非人種上的優劣。承認落后，旨在改革和趕上。籠統說文明沒有優劣之分，比慈禧之流高唱的“中華文明教化遠非蠻夷可比”的高論自然略勝一籌，但其實質并無差別：在國家落后的年代，拒絕學習海外的先進文化。 反對“文化侵略”或“文化殖民”。近代中國列強侵略中國主要在軍事、政治和經濟領域進行。在文化領域則并非所有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和所有外來文化的進入都是侵略。兩者在時間上的重合，不過是中國傳統文化體系自我封閉和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的惡果。把文化交流與侵略混為一談，正是晚清權貴和士紳鼓吹狹隘民族主義貽誤社會轉型和無知愚民的義和團情結產生的重要基礎。在國家主權已有充分保障的今天提出反對文化“侵略”或“殖民”，這意味著什么?是反對那些充滿暴力和色情的下流文化嗎?這在西方也受到批評乃至法律管制；同時在我們自己的傳統中也不乏這類貨色，沉渣泛起，不能全怪洋人。是反對來自別國的價值觀念嗎?此事卻頗為復雜。任何現代國家其公民的價值觀必然是多元的，只能讓公民在自由交流中自行選擇，“反侵略”在這里沒有任何意義。至于學術領域只存在是非之分，而不管提出者的國籍；反“侵略”、“殖民”云云，不過是利用狹隘民族情緒嘩眾取寵的游戲。 “傳統文化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必要條件”。竊以為這是一個頗具迷惑力的假問題。提出這個論斷的背景是針對所謂“全盤西化”的危險。而這樣的所謂“危險”不過是唐吉訶德想象中的敵人。任何非西方國家都不可能“全盤西化”。因為傳統文化可以蛻變但不可能“全盤”消逝，除非有關民族“全盤”斬盡死絕。不管提倡者主觀意圖如何，這個論題的必然后果是構筑起某種文化封閉的堡壘。在全球一體化趨勢日益強勁的年代，這種中體西用論的新變種有可能延誤而不是加速現代化事業。 這樣說不等于反對人們研究和運用中國文化。但是，也必須同時一視同仁地讓人們自由研究和運用西方文化、不中不西文化及其他文化。應該讓各種文化和平共處，自由交流，自由競爭，由公民自由選擇，各適其適。就傳統文化的所謂現代化而言，也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中才能去偽存真。 總結戊戌以來的歷史經驗，在思想文化領域只有一項是現代化事業絕對不可缺少的，這就是現代文化教育制度。基礎在健全的義務教育制和全民終身教育體系，核心是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現代大學制度。還應有國內外都暢通無阻的信息傳播和交流體系。有了這樣的制度和體系，中國的文化和科學技術才能具備不斷自我更新的機制；中國人才不會在全球一體化的信息時代被淘汰。這是根絕國民群體愚昧現象的保證，也是防止在社會管理階層中再出現慈禧這樣的陰陽怪物和康有為式的不新不舊的政治家的基礎。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現代化離不開這個條件，更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