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期間中共與蘇聯關系

佚名

CPC-Soviet Relation in China's War of Liberation

內容提要：1945到1949年的中國解放戰爭期間，中共和蘇聯關系的發展是坎坷的，問題主要出在蘇聯一邊。斯大林基本上是以蘇聯的國家利益來決定其對華政策，開始時對中國革命勝利沒有信心，而當中國革命勝利的趨勢明顯時又對中國革命產生矛盾心理。但在中共領導人的積極努力和工作之下，斯大林終于順應歷史潮流的發展，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建立起對中國革命的正確態度，為后來的中蘇關系打下了較好的基礎。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PC-Soviet relation was rough in the China’s war of liberation(1945-1949).Stalin framed his China policy basically on Soviet’s interests in China. At first he did not believe Chinese revolution can success and had a complex mind to the revolution when the revolution was clear to success. But under the CPC leaders’ efforts， Stalin accepted the fact of Chinese revolution succession and found a sane attitude to Chinese revolution at last. These made a good start for New China- Soviet relation.

關鍵詞：解放戰爭中共蘇聯

1945年8月到1949年10月是中國革命迅速發展的時期，也是中國政治格局劇烈變化的時期。由于中國在戰后世界上的重要戰略地位，中國內部的這種劇烈變化自然會引起外部力量的關注和干預，而這種外部力量的作用又會對中國內部局勢變化產生影響。本文就這段時期中共和蘇聯的關系進行探討。

一、抗戰勝利初期中共和蘇聯政策上的矛盾

眾所周知抗戰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發展成熟時期。通過領導敵后抗戰，中共在人民群眾中建立了崇高威望，并建立起一只強大的人民武裝，另一方面通過思想和組織上的建設，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具備了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能力。到抗戰末期中共建立的抗日根據地遍布19個省區，面積100萬平方公里，人口一億多，控制縣城100多座，軍隊達100多萬，民兵220余萬。[①]因此中共有理由認為抗戰勝利后中國革命也將迅速走向勝利，至少是建立一個中共發揮主要作用的聯合政府。早在1944年12月20日，毛澤東就在一份報告中批示到：“這次抗戰勝利，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②]同時毛澤東對在抗戰后獲得蘇聯的援助，加速革命勝利充滿信心。因為毛澤東認為在中國革命史上蘇聯曾多次在中國革命困難時期給中國革命提供過幫助，在抗戰勝利后革命形式高漲的時期蘇聯更會向中國革命提供幫助。另一方面二戰末期蘇聯在東歐幫助各國共產黨掌握政權，毛澤東有理由認為蘇聯在東方也會實行同樣的政策。因此在七大的報告中毛澤東說；“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一定要來的，不然馬克思注意就不靈了。”[③]

然而實際情況和毛澤東的預料相反。首先，蘇聯雖然在二戰中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強國，但其本身的力量也受到了巨大損失。蘇聯在二戰中死了2606萬人[④]（占戰前蘇聯人口的八分之一），西部大片的領土化為廢墟。戰后的現實使蘇聯只能把力量集中在歐洲，在東亞只能施加有限的影響。第二，在二戰結束前后蘇聯的主要外交目標是維持和西方的戰時友好關系，因此避免對西方勢力范圍內發生的革命進行公開援助，而雅爾塔協議中中國的大部分被劃入美國的勢力范圍。第三，在抗戰期間，特別是蘇德戰爭爆發后蘇聯和中共之間就中共如何幫助蘇聯的方式有分歧，使斯大林對中共領導人產生了懷疑和偏見。因此蘇聯把戰后的中國劃入社會主義陣營的勢力范圍之外，支持美國關于由蔣介石政權統一中國武裝部隊和政權的政策。但蘇聯也不希望戰后的中國完全倒向美國，希望中共能進入戰后中國的聯合政府，維持在中國的一定影響力，維持中國內部的勢力均衡，使之在美蘇之間保持某種程度的平衡，正如后來斯大林在和蔣經國的會談中說的“一個國家不能有兩個政府，兩支軍隊，但如果蔣介石考慮讓共產黨管轄幾個省還是可行的。”[⑤]因此蘇聯在戰后的中國政策是承認蔣介石的統治地位，以換取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中獲取的在中國東北的利益，而其對中共的政策是為其整個中國政策服務的，但也是有最低限度的，即不允許中共被消滅，由蔣介石在整個中國建立倒向美國獨裁統治。

中共和蘇聯自在戰后政策上的矛盾在日本投降后迅速表現出來。日本投降時中國的形式對中共是很有利的：當時國民黨軍隊還都龜縮在西南、西北，遠離日占中心城市，而這些城市大都處于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包圍中，因此中共主張迅速占領這些城市，以壯大自己的力量。如果占領這些主要城市，既可以在內戰爆發時增強中共的力量，也可以在談判組建聯合政府時增加中共的談判實力，因此毛澤東的主張使利用日本投降的機會迅速控制淪陷區的大中城市，1945年8月11日毛澤東在《關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黨任務的決定》中寫到“迅速加強城市工作，特別是我黨可能奪取與必須奪取的那些城市的工作，派大批有力的干部到那些城市里去，迅速學會管理城市中財政金融經濟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參加城市工作，解決城市問題。”[⑥]8月16日在為新華社寫的評蔣介石發言人前一天談話的評論中說“這是蔣介石公開發出的全面內戰的信號”，制止內戰的唯一辦法是“堅決迅速努力壯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敵占大城市和解除敵偽武裝。”[⑦]8月20日毛澤東復電華東局說“你們發動上海起義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其他城市如有起義條件，照此辦理。”同時有又給晉察冀等分局發電說“對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莊應迅速布置城內人民武裝起義……奪取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⑧]對于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毛澤東是不抱幻想的。[⑨]對于蔣介石的和談邀請，毛澤東出于對當時形式的考慮和血的歷史教訓也是不想去的，這倒不是處于對自己安全原因的考慮，而是因為這和當時中共大舉出擊的戰略是矛盾的。正當中共準備全面出擊時沒想到斯大林在8月間兩次致電中共中央，稱中國不能再打內戰，如果再打內戰，這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又說蔣介石以再三邀請毛澤東去重慶協商國是，再此情況下一味拒絕，國內國際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內戰，戰爭的責任誰擔負？[⑩]蘇聯的態度表明一方面蘇聯不相信中共有贏得內戰的實力，不愿意公開支援中國革命，同時又不愿意看到中共在內戰中被消滅的矛盾心理，因此勸說中共和國民黨政權妥協。蘇聯的態度使中共處于尷尬地位，中共不得不放棄了占領城市的計劃，把勝利果實拱手讓給國民黨，在實力對比不利的情況下和國民黨進行談判，使自己在談判中和后來內戰爆發時處于不利地位。對此毛澤東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后來他回憶說“斯大林在最緊要的關頭，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在這一點上，他犯了很大的錯誤，與季諾維也夫是一樣的。”[11]此后中共開始冷靜的考慮蘇聯戰后的中國政策，打消了對蘇聯不切實際的幻想，回到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道路上來。二、中共和蘇聯在東北問題上的關系

中共雖然放棄了迅速占領大城市的計劃，但對奪取東北的計劃沒有絲毫動搖。1945年8月11日，朱德發布了延安總部第二號命令，命令華北八路軍部隊向東北進發，隨后華東新四軍一部也開赴東北。而蘇聯在東北的主要戰略目的是維護雅爾塔協定規定的其在東北的利益，即對中東鐵路和旅大地區的控制權。對于蘇聯來說中共控制東北當然要比國民黨控制東北要好，但國民黨背后有美國支持，蘇聯相對于美國處于弱勢地位，因此蘇聯不敢公開對中共的支持以破壞蘇美關系。同時蘇聯對中共在東北活動的支持和蘇聯在東北的利益相比是次要的，如果國民黨能保障蘇聯在東北的利益，那么蘇聯也可以不支持中共在東北的活動。因此蘇聯在對東北對中共的支持是以國民黨政府對蘇聯利益尊重的程度所決定的，當國民黨對蘇聯態度緩和時，蘇聯對中共的支持就會減少，而當國民黨和蘇聯關系強硬時，對中共的支持就會加強。

當中共開始進入東北時，蘇聯的態度是模糊和不定的，但總的說來出于階級感情，蘇軍上上下下對同是共產黨的中共的行動是支持的。但到了1945年9月14日蘇聯明確了在東北對中共的態度，要求八路軍不要進入東北，已進入的要退出蘇聯占領區。然而當其后國民黨軍隊在美國的支持下大批進入東北后，蘇聯不僅阻止國民黨軍隊的登陸，而且表示支持中共奪取東北。10月初，蘇軍向中共東北局和中共中央建議，抽調20萬至30萬軍隊進入東北，由蘇軍提供武器裝備，10月下旬，蘇軍代表進一步鼓勵東北局“放手些干”，“速派排人接受工業中心城市及工業”，蘇軍可協同中共軍隊同國民黨軍隊作戰。[12]然而當11月國民黨當局表示可以在東北問題上做出讓步時，蘇聯又改變了態度，限制中共在東北的活動。11月20日，蘇軍代表通知東北局中共軍隊撤出長春鐵路沿線50公里以外，不得與國民黨軍隊交戰，甚至不惜用武力驅逐中共軍隊。此后蘇軍又要求中共交出已獲得的政權。12月初，蘇聯還禁止中共在旅順的活動。[13]而到了1946年春蘇聯和國民黨在東北問題上的矛盾激化以后，蘇聯的東北政策又發生變化，特別是蘇聯在國民黨和美國的壓力下不得不撤出東北后，蘇聯不甘心把東北留給國民黨和美國，又開始積極支持中共在東北的活動。1946年3月蘇聯在突然撤離東北時允許中共軍隊接管長春，哈爾濱等東北主要城市，并且向中共提供了部分武器。

在東北和蘇聯打交道的過程中，中共開始是滿懷希望，認為在蘇聯的支持下很快會在東北站住腳跟，控制整個東北，但經過幾次反復之后，蘇聯搖擺不定的政策卻使中共陷入了很大的被動。伍修全回憶說：“……部隊陸續到達東北，我們正要蘇軍實踐自己的諾言，辦理接交手續時，卻意外得到一個相反的通知。他們說那批武器要另行處理，不能按原計劃給我們了。這一下子弄得我們十分被動，出關的部隊已將自己的武器留在原地，預定給的新武器卻一件也得不到，成了一只徒手部隊，從戰士到干部都很不滿意。” [14]由于到達東北較晚的部隊是來自山東的八路軍老部隊，很多是徒手的，到了東北卻拿不到武器，或只得到一些破舊武器，形成“新兵新槍，老兵老槍”，甚至“無槍”的局面。中共逐漸意識到蘇聯的政策并不是以支持中國革命為出發點的，而是以蘇聯在東北的利益為出發點的。對此，當時主持東北工作的陳云委婉的指出：“保持遠東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蘇聯這一政策的基本目的。某一時期由于國際國內條件的變動及斗爭策略上的需要，蘇聯對于執行中蘇協定的程度，及對我援助的程度會有所變化。但蘇聯這些政策的本質，是一貫的，不變的”，因此中共要“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蘇聯的援助上，以蘇聯對我們援助一時增減而發生盲目的樂觀或悲觀失望的情緒。[15]中共在行動上也改變了跟者蘇聯轉的被動局面，開始獨立自主的處理東北問題，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東北的廣大農村。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對東北局指示到“蘇聯由于條約限制，長春鐵路沿線各大城市將交給蔣介石接受。我企圖獨占東北，已無此可能……目前你們應以控制長春鐵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鐵路和廣大鄉村為工作重心。”[16]當蘇軍撤離時，中共又抓住機會迅速控制了東北大部分地區，為東北的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蘇聯對中共態度的轉變

從抗戰勝利到1947年上半年蘇聯的對華政策的重點是放在和國民黨政府的關系上，但1947年以后，蘇聯對華策的重心發生了轉變，[17]這是國際形式和中國國內形式都發生了變化所造成的。首先1947年3月，杜魯門宣布要向土耳其和希臘提供援助以抵制蘇聯的“外來壓力所施行的征服活動”，并宣稱全世界已分裂為“自由制度”和“集權政體”兩個陣營。杜魯門主義的提出標志著“美蘇戰時同盟的正式破裂和美蘇冷戰的全面爆發”，[18] 斯大林原來維持蘇聯和西方關系的設想破滅。另一方面隨著解放戰爭的深入，國民黨的頹勢和中國革命勝利趨勢日益明顯，斯大林開始相信中國革命可以取得勝利，而國民黨也無意改變附美反蘇的政策。1947年5月20日，蘇共和中共簽署了《哈爾濱協定》，蘇聯承諾在外交和軍事上支持中共。[19]從1947年到1948年蘇聯增加了對東北解放區的軍事援助，1947年蘇聯與東北民主政權的貿易額為9300萬盧布，1948年增加為15100萬盧布。1948年6月應解放區民主政權的請求，蘇聯政府派出一個有科瓦廖夫領導的蘇聯鐵路專家小組，包括工程師50名，技師52名，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220名，配備有必要的技術設備，到1948年12月15日為止修復了東北最重要的鐵路線15000公里，總長為9000多米的120座大中型橋梁。[20]從1948年夏天起蘇聯開始向中共提供軍事援助，在此之前只有在抗戰勝利初期向中共移交或默許中共獲得了一些繳獲的日本武器。然而蘇聯向中共提供的軍事援助遠沒有蘇聯后來宣稱的那么多。蘇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宣稱向東北民主聯軍提供了步槍70萬只，機槍12000－14000挺，各種炮4000門，坦克約600輛，飛機800余架。[21] 事實上至1946年5月，東北我軍先后建立10個炮兵團及一個高射炮大隊，共有火炮百余門。到1947年冬季攻勢結束后，我東北野戰軍共裝備戰防炮，步兵炮，迫擊炮1600余門，大口徑山，野，榴炮和加農炮660門，高射炮116門。[22]總共只有兩千多門而且一部分是繳獲自國民黨軍隊。坦克方面，1947年10月東北我軍只有坦克32輛，到1949年1月有坦克124輛（其中繳獲接受之國民黨軍隊60輛），裝甲車37輛；到1949年11月全國解放軍共有坦克375輛（內含美式水陸坦克68輛），裝甲車272輛，其中很大部分是繳獲自國民黨的美式坦克。[23]至于800架飛機，更屬子虛烏有。由此可見蘇聯的數據是難以另人相信的，當然也可能是蘇聯把一些曾經是坦克飛機的廢鐵運到了東北，造成了統計上的錯誤。在解放戰爭中蘇聯向解放軍轉交的絕大部分是繳獲自日本的輕武器，其數量也遠遠小于美國對國民黨軍隊的援助。

在中共方面，到1947年夏毛澤東判斷國民黨大勢已去，開始考慮戰后問題，因此也加強了對蘇聯的工作。1947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毛澤東訪問蘇聯的建議，斯大林表示同意。同月15號斯大林從巴黎獲悉國民黨散布的“八路軍在陜北受挫折”，“潰不成軍”的謠言，信以為真，通知中共中央，邀請毛澤東訪蘇，后中方告知上述消息純屬捏造。而在7月1日斯大林又致電蘇聯駐中共聯絡原奧爾洛夫要求推辭毛澤東訪蘇。[24]1948年4月中國革命勝利已成定局，毛澤東再次要求訪蘇，4月29日斯大林復電毛澤東表示同意，但5月10日又致電毛澤東，建議推遲訪問。7月毛澤東再次表示了訪蘇意愿，斯大林又以聯共（布）中央負責同志分赴各地開展糧食收購工作，要持續到11月為止，要求毛澤東把訪蘇推辭到11月底。[25]然而到了11月底，由于國內形式的迅速發展，毛澤東沒有實現在新中國成立前訪問蘇聯的愿望。

毛澤東訪蘇問題之所以一波三折，其根本原因是蘇聯的戰略重心是歐洲，中國還不是蘇聯主要考慮的問題。蘇聯盡量避免因公開的支持中共，形成在中國和美國的對抗，分散蘇聯在東歐的注意力。蘇聯的這種態度一直維持到新中國的建立。

四、“一邊倒”政策的形成

蘇聯對中國革命的影響是深遠的。中國共產黨從建立開始的目標就是以蘇聯為榜樣，最終在中國建立起蘇聯式的社會制度，這一最終目標在二十多年的革命中從沒有改變過。和當時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包括二戰中的南共）一樣，在中共領導人心目中斯大林是無可置疑的世界革命領袖，蘇聯和共產主義是一個概念。還在1940年毛澤東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表示過：“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要獨立，決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的援助”，“處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殖民地辦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漢們，要就是戰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成世界反革命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局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26]因此中共在革命勝利后施行“一邊倒”的政策是順理成章的，而解放戰爭中美國“扶蔣反共”的政策只能使中共倒向蘇聯更加徹底。但問題卻出在蘇聯一邊。

對于中國革命，斯大林先是不相信能獲得勝利，當革命勝利成為定局時又對中國革命的性質產生懷疑。當時在國際上美國先是施行分裂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又開始在德國西占區建立西方控制的德國政權，引發了第一次柏林危機，造成了冷戰第一次高峰。面對這種形式斯大林既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使社會主義陣營擴大而高興，又擔心蘇聯公開支持中共會導致美國對中國革命的直接干涉，造成蘇聯腹背受敵。1948年2月。斯大林同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談話中說：“我已經在這樣一件事情上做錯了，這就是中國。當時我不相信中國共產黨會取勝。我那時認為美國會全力以赴破滅撲滅中國的起義”，“中國沒有發展起義的條件，中國同志應當同蔣介石維持正常的暫定條款，并解散自己的軍隊……在中國這個例子上，我們犯了錯誤。情況表明，正確的是中國同志，而不是蘇聯同志。”[27]，然而直到新中國建立以前，蘇聯對美國直接干涉中國革命的擔心始終沒有消除，為此強調和中共關系的秘密性，一直沒有公開支持中共，也沒有讓毛澤東訪蘇，甚至在1949年4月還把蘇聯大使館隨國民黨政府遷到廣州，其目的就是想把戲演到底，結果造成了過猶不及的效果，[28]當然這也和斯大林多疑的性格有關。另一方面東歐發生的南斯拉夫事件也使蘇聯對中國革命產生懷疑和顧慮。本來斯大林對南和鐵托是很器重的，有意讓鐵托擔當社會主義陣營的第二位領導人，因此南斯拉夫事件對斯大林的打擊是相當大的。同時斯大林的確也有理由懷疑中共有步南后塵的可能，因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南斯拉夫革命一樣是靠自己的力量實現的，蘇聯對中共的控制力很弱，毛澤東也是在中國革命中自我產生的領導人，而且在歷史上中共和蘇聯在一些問題上也是有分歧和矛盾的。特別是斯大林對毛澤東特別缺乏了解，赫魯曉夫回憶說：“（斯大林）總是翻來覆去地問：‘這個毛澤東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我對他一無所知，他從未來過蘇聯。’”[29]因此斯大林對即將勝利的中國革命的態度是矛盾的，1949年1月斯大林派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華，對中共的態度進行全面了解。

對于斯大林的這種矛盾心情，中共多少是了解的。當1月31日米高揚到達西柏坡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最高領導人向米高揚詳細介紹了中共的政策方針。毛澤東用了兩天時間向米高揚介紹了中國革命史和黨內歷次路線斗爭的情況，[30]以消除蘇聯方面長期的誤解。對于蘇聯在東北的利益，中共表示會有所考慮，中共也不要求蘇聯在旅順的駐軍迅速撤走，而是當“中國十分強盛，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再撤走。對于中東鐵路問題，中共也采取了模糊的態度。同時中共積極請求蘇聯對未來的新中國進行經濟援助。毛澤東在會談中強調了加強了蘇聯關系的重要性，他特別強調說：“在分析中國革命性質問題時，他根據的就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的論述和他最近關于中國革命性質的著作”，尤其是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一部分的指示，和斯大林對南斯拉夫民族主義的批評，對他非常具有啟發性。[31]以此表明和南共劃清界限，而站在蘇聯一邊。這次訪問的重要意義在于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進一步明確地表明中共和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親蘇立場，而米高揚也進一步許諾對中共和新中國予以更多支持援助。[32]

為了進一步明確中共的態度，在新中國建立前夕的1949年6月中共派出以黨的第二把手劉少奇為首的代表團秘密訪蘇。中共在給斯大林的報告中詳細介紹了中國目前的形式和新中國的建國方針和政策以及新的中蘇關系，表示在國際事務中和蘇聯及個新民主主義國家站在一道，反對新的戰爭危險，保衛世界和平與民主。斯大林基本贊同中共的建國方針和政策，表示愿意對新中國建設提供幫助。同時在國內毛澤東在6月30發表了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向中國和全世界公開表明了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在莫斯科，劉少奇在7月4日向斯大林特別解釋了“一邊倒”政策，指出毛澤東在回答黨外人士時明確地說：“我們的政策就是要向蘇聯一邊倒，如果不與蘇聯一起站在反帝國主義的陣營，而企圖走中間路線，那是錯誤的。”對此，斯大林表示極為贊賞。[33]對于斯大林來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已經是擺在面前的現實，而自己的顧慮也被證明是多慮了，因此斯大林也設法改善和中共的關系，增加兩黨領導人之間的感情。在7月11日的會談中斯大林表示新中國一成立蘇聯就會承認，同時承認了1945年的中蘇條約是不平等的，在新中國成立后要解決這個問題，在7月27日的會談中斯大林高度評價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并對歷史上對中國革命的阻礙進行了自我檢討。[34]新中國和蘇聯的同盟關系就這樣在新中國成立前確定了下來。

五、總結

在解放戰爭期間，中共對蘇聯的態度是一貫的，那就是爭取蘇聯的援助和支持，同時堅決站在蘇聯一邊。而蘇聯對中共的態度是隨著局勢變化而變化，開始是不支持中共的全面革命，后來隨者國際形式的變化和中國革命形式的快速發展，才逐漸增加對中共的支持。面對中國革命的勝利斯大林的態度也是矛盾的，在支持的同時又有所顧慮。因為中國作為一個東方大國，新中國的成立不僅將改變社會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陣營間的實力對比，也將改變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實力平衡。中國革命勝利前夕斯大林既擔心美國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直接干涉中國內戰，使蘇聯出于兩難的局面，另一方面又出于歷史恩怨對中共的態度，特別是毛澤東對蘇聯的態度沒有把握。由于中共的不斷努力和斯大林能夠順應歷史的發展，中共和蘇聯終于在1949年化解了雙方間的誤解和猜疑，為新中國和蘇聯的關系打下了一個較好的開端。

[①] 軍事科學院歷史研究部編著：《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498－499頁。

[②] 《毛澤東在董必武十月關于大后方工作報告上的批示》，1944年12月20日。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9頁。

[③]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199頁。

[④] （俄）H.A.舍福夫：《俄羅斯最重要的戰爭和戰役》，中國財經出版社，2003年，第620－621頁。

[⑤] 劉彥章，項國蘭，高曉惠編：《斯大林年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91頁。

[⑥]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選（內部版）》，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1年，第269頁。

[⑦]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7頁

[⑧]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9頁。

[⑨] 參見《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

[⑩] 劉彥章，項國蘭，高曉惠編：《斯大林年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86頁。

[11] 毛澤東：《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322頁。

[12]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