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格律詩可以傳唱，是大家熟知的事實，但是否都可以傳唱?則至今存疑。其實，只要我們弄清楚唐代格律詩是如何寫成定稿的，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入樂歌唱是中國古典詩歌的本質特征，因此詩與歌一體，才有了詩歌之名，三代以來便是如此。周代又細化為樂語與六詩相區別，也就是后來說的聲詩與徒歌，但是徒歌并不是 真正的歌，只類似于后來的誦讀，《周禮》中的徒歌六式興道諷誦言語，則是根據內容形態分的，如道是述古，講述過去的事情，諷就是委婉地提出建議等。六詩是四種形態，就是文字的詩、音樂的詩、歌唱的詩，舞蹈的詩，可以獨立存在，大合樂時又四位一體。這種方式延續至今。

據鐘嶸《詩品序》，建安以后，詩樂開始分離。具體地說就是三曹以后，從魏明帝開始逐步分開，詩可以入樂，也可以不入樂，不舞不唱。魏明帝《議定廟樂及舞詔》說:“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云門》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廟樂未稱，其議定廟樂及舞，舞者所執綴兆之制，聲歌之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為‘太樂’”。

顯然，樂舞與聲詩在三國時期的明帝時代已經分離，但聲詩還是要依據樂器協調律呂，歌唱和音樂仍然要連成一體，之后聲樂才逐步分開來。

那么在此之前，古代的音樂與歌唱是如何融合的呢?《尚書·堯典》說得很概括:“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尚書》告訴我們，用律來和聲，就是先定音，確定標準音，叫均。傳說黃帝時代用銅管定陽律，用竹管定陰律。到周代定音用編鐘，全國統一，后來的禮崩樂壞，根據出土楚墓曾侯乙鐘的記載，樂壞是說天子禮樂不能號令天下，諸侯定均改用自己的樂器編鐘，全國不再統一，有的還用絲竹，所以出現了地方禮樂。古人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禮樂的統一正是國家一統的標志。漢代統一以后，漢高祖讓人定律，又統一了律呂。而詩歌的寫作常常是先有文字，然后協調韻字和聲律關系，達到和諧一致以后，再按照詩歌的定式修改寫成，所以之前的古詩都是可以歌唱的。《詩經》為了協調聲韻，把好多的詞序顛倒過來，如家室作室家等等。這在《禮記》等書中也都有具體說明。后來的樂府就是按照曲調來填詞，詞也是這樣。假如要創新，如新樂府、新詞等也是先定音，樂器和弦，所謂絲竹更相和，然后和聲，修改定稿，再進行演奏傳唱。《周禮·大司樂》說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就是這個意思。也有先有樂再作詞的，如秦始皇的《仙真人》詩、《琴女之歌》和司馬相如的《鳳求凰》等，是將音樂精神翻成歌詞表述。中國古典詩歌入樂的方式就是這兩種途徑。

唐代的歌詩形成方式繼承了古代的傳統，也是唐太宗興禮樂教化的結果。《新唐書》卷第二十一說:“自漢以來，歷代莫不有樂，作者各因其所學，雖清濁高下時有不同，然不能出于法數。至其所以用于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歡，其金石之響，歌舞之容，則各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所由。”所謂法數就是定樂聲律的過程。白居易在《與元九書》里說，“圣人知其言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矣。”指出因為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也很清楚地說明，協韻以后再來協聲。這就是音樂、文字之間表達的順序規律，唐人采取的就是這樣的方式。

杜佑《通典》卷二十五太常卿說:“協律郎:漢曰協律都尉，李延年為之。武帝以李延年善新聲，故為此官。……大唐因之。掌舉麾節樂，調和律呂，監試樂人典課。”顯然，唐代詩歌繼承了傳統的方式，說明古今是一樣的。又《全唐文》卷三八八獨孤及《唐故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說:“至(唐代)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沈宋體就是格律詩，所謂沈宋就是唐代格律詩沈宋體形式的確立的人物，他們的格律詩寫定的方式當然就是唐代格律詩統一的范式了。這段話明確告訴我們唐代格律詩的形成過程。

在沈宋之前，六朝出現了永明體，提出了“四聲八病”之說，主要著眼于聲，形式上雖然是近似格律詩，但畢竟不是，不僅不是，還增加了詩歌創作的難度，因此沒有流行。永明體和格律詩之間的區別在于，永明體在于聲，與格相似，而格律詩以律為本，首先在音律，因此叫格律詩。著眼于律就是說先調整好律，將律與音韻和諧，再進行歌唱，歌唱時聲律形成節拍，以兩字為單位，就是平平仄仄的規律，也就是詩格，至是格律乃備。與《尚書》里說的前面有聯系，后面有差別。所以，自古以來詩歌入樂采用的是同一方式法數，就是現在的歌曲創作也是如此，那么毫無疑問格律詩當然都可以歌唱了。也正因為如此，“旗亭畫壁”時，詩人們等待歌女唱詩，但是并不知道是那一首，因為都是可以歌唱的。

當然，格律詩可以唱，也不是一個或者幾個面孔，就是那些老調子，永遠沒有變化。北宋陳旸《樂書》卷184云:“樂曲諸曲，自古不用犯聲，以為不順也。唐自天后末年，劍器入渾脫，始為犯聲之始。剣器宮調，渾脫角調，以臣犯君，故有犯聲。”又《唐會要》卷三十四中大和九年，“教坊副使云朝霞善吹笛，新聲變律。”元稹:“能唱犯聲歌，偏精變籌義。”也有單舞的，如公孫大娘的舞《劍器》，就是宮調的曲子的樂舞。犯聲有時指整個調，就是犯調，有時候指音節的，就是犯聲。所以白居易的新樂府就強調要順而肆，認為犯聲不合適。杜甫的拗句實際上從音樂上就是犯聲之作。或者說不合格律，宋代人稱為拗救，拗救也可以說就是不合格律。從上述即可看出，唐代的格律詩到武則天時代開始出現變化，也就是新聲，新聲的變化在詩格，但傳唱的特性沒有改變。

正因為格律詩、樂府詩都要協律調韻，聲韻定式，所以詩人在寫作時要修改定稿，也很辛苦，如白居易手肘成胝，未老而齒發早衰白，由苦學力文之所致!時人還見過他有很多草稿。其他亦皆如此。至于即席之作，例子也不少，但相當于依聲填詞，由此我們認為，依律調韻，聲韻定格是格律詩的寫作過程與規律，決定了格律詩都可以傳唱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