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很獨特的時代。由于元朝政府在宗教和文化方面采取了比較寬容的政策，各民族之間呈現出相互交融局面。

政治治理：蒙元政權是一個多民族利益集團聯合體

蒙元政權是一個多民族利益集團聯合體。中統政權（1260--1264年）初期，忽必烈重用漢臣，中書省宰相半數以上是漢人官僚。山東世侯李璮叛亂（1262年）后，忽必烈疑忌漢臣，開始起用西域人，回族和畏兀兒人在國家經濟、軍事及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顯。

回族人善理財，正投合蒙元貴族搜刮、揮霍財富的心理。阿合馬，中亞費納喀忒（今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西南、錫爾河右岸）人，在世祖時期當了近20年宰相，主掌財政，是忽必烈進行統一戰爭期間倚賴的經濟大臣。畏兀兒人廉希憲文武雙全，是朝廷重臣。他的漢學修養很深，“與諸儒講求事君立身大義，品評古今人物是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時人稱他為“廉孟子”。另一位回族人賽典赤?贍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在這個少數民族聚集地區，他興修水利，創辦學校，深受當地人民擁戴。明永樂初年開始下西洋的鄭和也是回族，出生云南，想必是遷徙云南的回回的后裔。忽必烈政權后期，還謹慎地起用了一些南人，如宋宗室后代、大書畫家趙孟頫。此外，朝廷中很可能還有一些歐洲人充職。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他那本《馬可?波羅游記》中就自稱曾在揚州做過三年地方官。

這些來自不同民族的優秀人才在政府各部門中工作，他們在中原生活多年，學習吸收漢文化養料，同時也將本民族的語言、習俗帶到中原漢地，從而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宗教信仰：元代奠定了中國五大宗教并存的格局

在元朝中后期，朝廷（特別是后宮）里有不少高麗人，這給元廷帶來些許異域風情。高麗曾被視為元朝的一個行省，許多方面受中原的影響。忽必烈手下儒臣郝經寫過一首詩，形容這種影響：“高麗立國千余年，跨山連海東北偏。文物制度慕漢唐，衣冠禮樂如中原。”

除上所述，各民族文化的交融還特別表現在宗教信仰方面。蒙古族信仰薩滿教，但在民族擴張和遷徙過程中，蒙古人并不排斥其他宗教信仰。馬可?波羅稱，忽必烈把佛教的釋迦牟尼、伊斯蘭教的穆罕默德、基督教的耶穌和猶太教的摩西稱為四大先知。可見蒙元貴族對各大宗教采取了寬容態度。

蒙古時期伊斯蘭教徒進入中國主要是由于蒙古西征引發的。一方面在中亞的各蒙古汗國后來大都伊斯蘭化，另方面蒙古軍西征東返時帶回大批伊斯蘭教徒，他們多是商人和工匠。元初大都有回族三千戶，有“元時回族遍天下”之說。據張國剛、吳莉葦著《中西文化關系史》，元滅南宋后，開封的猶太人在朝廷支持下建猶太會堂，面積達一萬余平方米。到明朝時，開封猶太人約4000—5000人，有人還經科舉考試進了衙門做官。也里可溫、羅馬天主教在元朝也有一定的傳播，元中央機構有掌管也里可溫的崇福司。忽必烈曾派馬可?波羅父子作為信使與羅馬教廷進行聯絡。忽必烈死后，教皇的特使意大利方濟各會士孟德高維諾的約翰來到大都，并在大都建立第一個天主教傳教區。元時，南方的泉州是天主教徒較多的城市，他們從海路來到中國。

南宋宮廷琴師汪元量寫過一首《自笑》詩：“釋氏掀天官府，道家隨世功名。俗子執鞭亦貴，書生無用分明。”意思是說，佛教（藏傳佛教喇嘛教）在當時得到官方的大力扶植。忽必烈曾讓藏僧八思巴傳授灌頂，讓他造蒙古新字，又任他為帝師，兼領全國佛教及藏族地區僧俗事務。蒙古族文化中藏文化元素居多。帝師在朝中地位尊貴，《元史?釋老傳》形容這種尊貴說：“百年之間，朝廷所以禮敬而尊信之，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正因為這種尊貴的地位，使得后來在漢地的僧徒越來越腐化霸道，造成了不良影響。位于北京西城、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元朝建筑白塔寺（妙應寺）就是一座喇嘛塔，設計者是尼泊爾人阿爾尼格。元時道教也有很大發展，如果說丘處機不遠萬里赴西域拜見成吉思汗頗具傳奇色彩，那么以內丹修煉為主的全真道進入全盛期，就是實實在在的事了。

宗教信仰是代表民族文化特色的最為重要的因素，它是一個民族精神世界的象征。在元代，世界各大宗教及中國本土的各教派共存共榮，自由傳教，相互影響，可以說奠定了今日中國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并存的格局，也證明了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寬容大度的民族。

文學藝術：“元西域人天資學力，不讓漢人也”

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漢文化博大精深。元時許多從西域來的回族和畏兀兒人經過長期學習，積淀了深厚的漢文化修養，他們中間不少人成為當時著名的詩人、畫家。大學者陳垣先生在《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書中感嘆：“元西域人天資學力，不讓漢人也。”

高克恭，回族人，字彥敬，號房山，元初著名畫家，代表作有《春山晴雨圖》、《林巒煙雨圖》。他住在燕京，做過刑部尚書。薩都剌，回族人，字天錫，號直齋，元末著名詩人。他的《上京即事五首》描寫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正藍旗）草原風情，極具特色，其中一首寫道：“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風沙似雪，家家行帳下氈廉。” 薩都剌的祖父曾在朝中做官，留居中原。他本人漢學造詣深，考中進士，又歷任淮西、河北道廉訪司官員，晚年住在杭州，被人稱為“南國名家”。像高、薩這樣的一批人是元時西域人中的佼佼者，他們為中華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蒙古人中也有一些漢文化修養較深的人。這是元文宗圖帖睦爾作的一首七言：“穿了漠衫便著鞭，一鉤殘月柳梢邊。兩三點露滴如雨，五六個星猶在天。犬吠竹籬人過語，雞鳴茅店客驚眠。須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元文宗崇漢學，通詩文，在元朝皇帝中獨具一格，這首詩就很有名。

中國文化的發展歷程及其形態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參與的結果，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與傳播的結果，這應當成為研究中國文化史時須堅持的基本觀點。少數民族詩人、藝術家乃至建筑師、工匠，他們創造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是中華文化寶庫中的瑰寶。研究他們的人生經歷和藝術創作，不僅具有文化傳播學價值，同時也具有民族傳播學價值。或可說，系統研究中國文化的多民族元素構成，應是民族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民風民俗：文化是在它傳播過程中形成的

元代時蒙古人主要居住在漠北、漠南兩大聚集地區，漠南指遼陽行省南部和中書省北部，江南的蒙古人很少。西域人居住得比較廣泛，除西北地區外，云南、河北、河南、山西、浙江、安徽等地，均有他們的聚居區。東北地區居住的主要是女真人、高麗人。實際上各民族雜處是元代社會的一大特點，這一特點集中體現在城市里面。在古代社會傳播媒介不發達，文化的傳播主要通過人口的流動遷徙完成的，因此各民族雜處使得不同民族的語言和風俗習慣相互影響交融。元朝實行兩都制，每年春秋季節宮室及政府大員、隨從等要往返于大都和上都之間，據說有“數十萬眾”，這無疑會帶來蒙漢兩地的信息流動和生活方式的傳播。

忽必烈時代宮廷里已經飲茶、吃米飯，還有從中亞傳過來的葡萄酒，而蒙古的馬奶酒也為漢人所接受。明朝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胡蘿卜“元代始自胡地來”。史書還記載回族蔥，“其形如扁蒜，層疊若水精蔥”。史衛民在《元代社會生活史》中說，回族蔥大概就是現在的洋蔥，是回族工匠喜愛的菜蔬，由他們帶來并傳向各地。民族雜處必然引出婚姻關系，而婚姻則是文化交融的最重要紐帶。元時各民族通婚，政府并不限制，但婚俗各不相同，依彼依此，自然要有個說法。至元八年（1271年）二月，忽必烈頒旨，同民族人結婚，按本民族習俗舉行婚禮，不同民族的人通婚，按男方民族習俗舉行婚禮，但蒙古人不受此規定限制。從這一規定可以看出，當時不同民族通婚是頗普遍的事。據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載，杭州有一回族富人辦婚禮，街巷之人摩肩接踵前來看新奇，結果踏翻樓屋壓死了人。此外，各民族文化的交融還表現在服飾、喪葬、日用品以及娛樂等方面。在民族文化交融過程中，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往往會因相互結合而生出新的特點來，從而形成民族文化中的新元素，這恰恰說明一種文化是在它傳播過程中形成的，傳播過程引起文化的交流、變異、更新，并最終形成它的一定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