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史
關于淺論朝鮮早期折沿盤與元代瓷器的關系
內容摘要:朝鮮早期白瓷中折沿盤以當時金屬器的樣式為基礎,受到元朝瓷器的影響,并在高麗時代開始制作。但兩國的胎土以及審美感的差異,使得底足的形態和大小上有所不同。本文考察了其與元代折沿盤的關系,分析了朝鮮早期的折沿盤起源及其發展樣式。關鍵詞:朝鮮早期 折沿盤 元代朝鮮早期白瓷中折沿盤在高麗時代開始制作。①朝鮮的折沿盤比起一般盤子來數量要少,只是以高檔白瓷和青花瓷器來制作。同時期的粉青沙器以高麗末期青瓷盤為模板,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形態,但朝鮮早期的折沿盤則以金屬器為母體并高度模仿其形態上的特征。朝鮮早期折沿盤的內底較淺、較平,口沿有微小突出的邊沿,但越到晚期,平內底逐漸隆起,器皿的高度也隨之增加。②朝鮮折沿盤器型的淵源可以進行兩種推測:第一,從器型方面看,很有可能是模仿了金屬器;第二,在新安遺物中發現了幾件被認定為是元代中期遺物的元代折沿盤,與元代折沿盤器型非常類似,這不能排除從中國傳入的可能性。其中韓國新安遺物青白釉雙葉釉里紅詩文盤的器型是折沿盤稍微變形后的橢圓形,但其基本型還是折沿盤,尤其“詩文紋”是16世紀朝鮮初期青花白瓷最普遍的紋樣,有
分析繪畫材質之變與元代山水畫觀念和技術之變
[論文關鍵詞]繪畫材質;元代山水畫;藝術觀念和技術;文人化和人格化;變革[論文摘要]在中國美術發展史上,由繪畫材質的應用變化而引起藝術表現風格形式大變與創新的莫過于元代。本文力圖通過對元代山水畫家流行在紙地,特別是在生紙上作畫的量化分析和現象學定性研究,揭示繪畫材質(生紙)的廣泛運用是如何引發了元代山水畫藝術觀念和技術之變,從而又引發了元代山水畫文人化、人格化的巨大變革。中國山水畫藝術發展到元代又一大變,是山水畫的文人化、人格化。山水畫的文人化、人格化,除表現文人士大夫遁世的情懷、抗俗的人格氣節之外,在藝術表現形式上也有獨到的創新與創造,那就是他們擅長干筆效擦,水墨渲染,逸筆草草,悠率寫意,這是元代文人寫意山水畫大變的重要風格形式特征。而風格形式之變的一個關鍵因素,是繪畫材質的變化引起文人水墨寫意山水畫在觀念和技術上的巨變。綜觀元代文人寫意山水畫名作,從元初趙孟順的《鵲華秋色圖》、《水村圖》、《秀石疏林圖》、《雙松平遠圖》,到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丹崖玉樹圖》、《富春大嶺圖》、《快雪時睛圖》,吳鎮的《松泉圖》、《洞庭漁隱圖》,倪珊的《六君子圖》、《
淺談宮音串孔商律譜孟——論元代雜劇對八股文的影響
論文關鍵詞:雜劇 八股文代言 起承轉合論文摘要:明清的科舉文體八股文與元代的雜劇有著潛在的歷史關系,具體表現在八股文的創體特征、八股文制定者對雜劇的喜好、兩者在代言體與起承轉合結構等方面的相似。探討戲曲與八股文之間關系是古代文學研究中的一個嶄新的視角。對于兩者之間的微妙關系,前人學者關注的不是太多,周作人在《論八股文》一文中從音樂角度立論八股,盧前《八股文小史》一書中將八股與戲曲的結構比較,錢錘書先生在《談藝錄(補訂本)》中亦提及兩者關系。此外,黃強師發表在《文學遺產}1990年第2期的《八股文與明清戲曲》一文,可謂這方面的力作。但諸家都沒有對兩者之間的關系作過多深入的論述。所以,本文力圖對元代雜劇與明清八股文之間的潛在歷史關系,作一深入的探討。一、八股文的創體特征江國霖《制藝叢話》序日:“制藝指事類策,談理似論,取才如賦之博,持律如詩之嚴。”這是指出了八股作為一種特殊的考試文體,它綜合了前代策論、詩賦的種種文學上的特征,然而它作為時代的產物又有自身的特殊性。焦循的《時文說》日:“御寬平而有奧思,處恒庸而生危論,於諸子為近;
淺談元代民族文化的交融與傳播
元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很獨特的時代。由于元朝政府在宗教和文化方面采取了比較寬容的政策,各民族之間呈現出相互交融局面。政治治理:蒙元政權是一個多民族利益集團聯合體蒙元政權是一個多民族利益集團聯合體。中統政權(1260--1264年)初期,忽必烈重用漢臣,中書省宰相半數以上是漢人官僚。山東世侯李璮叛亂(1262年)后,忽必烈疑忌漢臣,開始起用西域人,回族和畏兀兒人在國家經濟、軍事及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回族人善理財,正投合蒙元貴族搜刮、揮霍財富的心理。阿合馬,中亞費納喀忒(今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西南、錫爾河右岸)人,在世祖時期當了近20年宰相,主掌財政,是忽必烈進行統一戰爭期間倚賴的經濟大臣。畏兀兒人廉希憲文武雙全,是朝廷重臣。他的漢學修養很深,“與諸儒講求事君立身大義,品評古今人物是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時人稱他為“廉孟子”。另一位回族人賽典赤?贍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在這個少數民族聚集地區,他興修水利,創辦學校,深受當地人民擁戴。明永樂初年開始下西洋的鄭和也是回族,出生云南,想必是遷徙云南的回回的后裔。忽必烈政權后期,還謹慎地
元代衡制單位“分”考查
【摘要】 通過對《傷寒圖歌活人指掌》中衡制單位“分”使用情況的考查,認為在元朝初年,衡制單位“分”并存著兩種不同的含義,同時文獻中的衡制單位“分”的使用有時是出于筆誤。進而說明,對古代方藥文獻數字化過程中,按機械對應的方式將古代文獻中的衡制單位“分”強行統一地折算成某一固定值的做法是極其不合理的。【關鍵詞】 元朝方劑藥量度量衡分在中醫學進行數字化、信息化處理的今天,有一些傳統的、基本的問題容易被簡單化、機械化地對待。如果不能正確地解決這些基本問題,必將為中醫學的數字化、信息化發展埋下隱患。本文僅對《傷寒圖歌活人指掌》中的衡制單位“分”的使用情況進行考查,以求說明將古代方藥劑量轉化成現代劑量時,進行簡單的一次性替換的解決方案是不合理的。《傷寒圖歌活人指掌》[1]一書,題為吳蒙齋先生著。查《中國醫籍考》,吳恕,號蒙齋,元初至元(1264~1294年)中錢塘人。該書系《李氏活人書括》及《吳氏傷寒活人指掌圖》兩書“匯合為一”。李氏即李知先,為南宋隴西人。李氏書的內容是以歌訣形式收括病癥。通過對書中衡制單位“分”的使用情況的考查和分析,有助于我們理
元代“禮樂戶”考
摘要:樂戶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一種賤民,專門從事吹彈歌唱以及戲曲、舞蹈等表演,多來自犯人家屬、戰爭俘虜或貧困賣身之人,無論其身份、社會地位及所從事的職業,在封建社會里均被認定為輕賤,因而飽受社會的歧視與不公正待遇。這是樂戶的一般情況。但是,在元代,出現了一類不屬于賤民的庶民樂戶,叫“禮樂戶”。他們不僅享受著正常人的權利,可以應試、做官,甚至還有免去賦役的特權。關鍵詞:樂戶 戲曲 音樂Abstract: The musician households were men of humble birth, who undertook singing, dancing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s etc as their occupation. Some of them came from families that were involved criminal actions, however the others were the common people who came down in the world
論元代花鳥畫“不施彩,而純以墨色者”的原因
內容摘要 :文章從元代畫家社會經濟地位和精神狀態的變化、審美思想的變化、繪畫風格的變化三個角度出發,揭示在社會和人文背景影響下元代花鳥畫風格水墨獨放異彩的原因。關 鍵 詞 :元代畫家 審美意境 花鳥畫 水墨 在元代花鳥畫中,繼承宋工筆重彩花鳥畫一路的作品很少,而水墨花鳥畫卻形式多樣,大有勃興之勢,隨后在畫壇上占主流地位。無論是興盛至極的梅蘭竹菊四君子題材,還是原本色彩艷麗的牡丹、錦雞等都用水墨來表現,呈現出一派“不施彩,而純以墨色者”的繪畫風貌。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一、畫家社會經濟地位和精神狀態的變化 元代統治者對漢人有極其強烈的戒備之心,不僅取消了科舉取士,而且從日常生活到政治文化等都有一系列的限制。兩宋所設的畫院是歷史上畫院最隆盛的時期,畫家可以通過考試進入畫院,朝廷給予固定的俸祿和一定的官銜使他們衣食無憂,專門從事繪畫創作。到徽宗時“畫學”的興盛在兩千年的封建社會里更是空前絕后,畫院的畫家們待遇和地位又有了更進一步的提高,繪畫甚至成為科舉的一部分。而元代卻廢除了畫院制度,畫家們不僅喪失了原先優厚的待遇,經濟上必須自謀出路,而且社會地位空前降落,蒙古
元代皇室繪畫活動及其影響
元代立國之初,統治者在文化藝術素養等方面,與中原士大夫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為了鞏固統治,遂重視漢文化,從儒家經典中學習治國之道。元代統治者中不乏熟悉翰墨、提倡藝術的皇帝,他們揮毫染翰,設立機構管理繪畫,對繪畫藝術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本文擬對元代皇室的繪畫活動及其影響進行探索,以期加深對元代美術研究和理解。一、皇宣繪畫機構元朝立國之初,元世祖“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①,和金朝一樣取消了畫院。元代雖未設立專職畫院,但也仿效金代建制了元代宮廷繪畫機構。元代與皇室繪畫有關的機構可大致分為三大類:一、皇室的秘書機構,即翰林兼國史院和集賢院。二、掌管繪畫鑒賞、收藏的機構,如奎章閣學士院、宣文閣、端本堂和秘書監。三、為皇室服務的專職性繪畫機構。元朝皇室的秘書機構主要是翰林兼國史院和集賢院,這里云集了來自各地的文人,其中有許多是文人畫家。天歷二年(1329年),元文宗為了銘記“祖宗明訓”,設立奎章閣學士院。奎章閣學士院除了專為皇帝收藏古代書籍之外,還收藏歷代書畫名跡。供職于奎章閣的臣僚多為當時名儒,其核心畫家是鑒書博士柯九思。流傳至今的許多藝術珍
為心學一辯——元代吳澄的心學觀
(1)孔子 要論證儒學是“以心為學”,不能不考察作為儒學創始人的孔子的思想。 然而,遍觀《論語》,很難找到孔子有關“心”的言論。吳澄當然無法否定這一事實,但是他作出了兩點解釋。首先,《論語》中雖然沒有記載孔子有關“心”的言論,但孔子教導弟子在日常事物上處理得當,其中正體現了“心”的作用:“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于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仙城本心樓記,26:10a)易言之,“圣門之教,各因其人,各處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王學心字說,5:27b)其次,《論語》中沒有記載,并不代表孔子就從來不言心,事實上,孔子言心之語就見于《孟子》之書:“‘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于《論語》之所記,而得之于孟子之傳。”據此,吳澄結論說:“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言,而言之有所未及爾。”(仙城本心樓記,26:10a) 前一個解釋難免有附會之嫌。后一個解釋倒是提供了文本根據,但與孟子原文小有出入:“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孟子·告子上》)。孟子只說“操舍存亡”是孔子之言,“惟心之謂”則是
塵埃落定話凄涼―從《青樓集》看元代演員生存狀況
內容摘要:《青樓集》是中國戲曲史上最早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記載演員,特別是女演員生活的專著。它和鐘嗣成的《錄鬼簿》分別從演員和作曲家兩方面對元曲進行了介紹,兩者相互補充,以姊妹篇的形式向世人展示了元代戲曲的整體情況。關于《青樓集》的戲曲文學價值、演員的專工與師承、色藝觀念、名角意識等一系列的專述,已不在少數。本文試從元代女演員的最終歸屬及她們的婚姻狀況分析元代演員的整體生存狀況。關鍵詞:《青樓集》 夏庭芝 生存狀況元朝是少數民族入住中原后建立起來的大一統社會,此時中國的疆域“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進遼左,南越海表”(《元史 ·地理志》),國土空前遼闊。蒙古鐵騎是帶著奴隸制時代的野蠻習性進入中原地區的。它對廣大漢族地區的占據和統治,明顯具有民族掠奪性質。政治上,元朝統治者始終奉行民族壓迫政策,他們把國民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級,蒙古人最尊,南人最賤。然而,野蠻之于文明不管他們的力量有多強大,最終都會被逐漸同化而仍走上文明之路。可在這一段被同化的過程中,或者說在這一過渡階段是要經歷一段混亂,付出一些代價的,而文藝文化往往是首當其沖的。而作為文藝、文化載
從《元史·列女傳》析元代婦女的貞節觀
關于元代婦女的貞節觀問題,學術界一直比較關注,有學者認為元代“提倡貞節之極致”[1]第七章,“元代婦女貞節觀念得到了強化”[2]第二章等。元代婦女的貞節問題真的如此嚴重嗎?筆者試就《元史·列女傳》進行考察,并結合元代婚俗、政府的有關法令條文和元代理學的傳播等方面,對此問題進行探討,以求教于方家。 一、《元史·列女傳》中貞節婦女的分類簡析 《元史·列女傳》[3]所載烈女187人,其中161人為貞節烈女,可分為兩類:(1)殉烈女性:烈婦(為守節付出生命代價的已婚女性)和烈女(為守節付出生命代價的未婚女性);(2)守節女性:節婦(守節的已婚女性)和貞女(守節的未婚女性)。詳見下表: (一)殉烈女性 《元史·列女傳》中,殉烈女性被收錄了131人,占總數81.4%。其中,16人是遭殘忍殺害,其余115人則是以各種慘烈的方式自殺。考其殉節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慘死于戰火亂世。 1.遭盜賊、亂兵或擄掠的官兵殘酷殺害身亡。《元史·列女傳》所載有16人。如俞士淵妻童氏,拒污而被擄掠的官兵斷臂剝面皮而死;周婦毛氏,被賊刳其腸而死;陳淑真,被亂賊射殺;也先忽都與妾玉蓮
元代文化轉型與古典文學
【內容提要】 元代文化轉型主要表現在:一、多元文化并存取代了儒家文化獨尊;二、俗文化取代雅文化上升為社會思想文化之主流。從文學自身的發展規律來說,元以后的傳統詩文已經呈現出不可挽回的頹勢,后世的努力也缺乏根本意義上的創新。而戲曲、小說之所以能夠上升為文學發展的主流,最主要的原因正是作家掙脫了傳統束縛而走上了藝術形式創新的道路。認識到中國古典文學由此截然分為前后兩個部分,對于文學史分期研究來說具有獨特的意義。而促使文學史發生如此巨變的,歸根結蒂,還是與元帝國建立過程中的思想文化大轉型有關。 【關鍵詞】 元代 思想文化 轉型 中國文學史文學的發展與社會文化密不可分,治文學史不能脫離文化史大背景。今天看來,這已經成了十分淺顯的道理。然而,從公元13世紀蒙古軍事貴族崛起到元帝國建立這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事件,在中國史上恐怕不僅僅標志著第一次由少數民族掌握了全國政權,思想文化方面還應具有特殊意義,于時代文學之發展亦應有其獨特作用。長期以來,學術界在涉及這方面問題時,要么沒有予以應有的重視,要么過多談論民族矛盾和社會變革,孤立看待元曲及元代文學,而對元代思想文化轉型以及這種轉型對整
元代河南三先生文集敘考
【內容提要】 元代河南籍詩文作家群星燦爛,最著名者為許衡、王惲、姚燧、馬祖常、許有壬、孛術魯翀等六家。茲以許衡、孛術魯翀、馬祖常三先生及其文集為研究對象,分別敘其行實,評其價值,考鏡其版本源流,以解決些三家的基礎研究問題。【關鍵詞】 元/許衡/孛術魯翀/馬祖常/別集 元代河南籍詩文作家群星燦爛,最著名者為許衡、王惲、姚燧、馬祖常、許有壬、孛術魯翀等。明成化七年(1471),姑蘇劉昌提學河南,輯六家文為《中州名賢文表》。劉昌序云,六家之文于元代“如河洛淮濟之行地,無有御之”①。 就有元一代詩文觀之,許衡為理學宗師,姚燧為古文宗匠,王惲上繼元好問,亦堪稱蒙元之初一文學巨擘;馬祖常、許有壬、孛術魯氏繼起,孛術魯翀以古文稱;馬、許為同年進士,其詩文縱轡并行,雄視天下,成為元中期北方文派之大家;謂“無有御之”,并非虛語。劉昌編纂此集時,孛術魯翀之《菊潭集》已佚,其他諸家之集雖存世,尋覓已很費周折。今見六家別集,王、姚、許三家集,高文大冊,傳世甚豐,筆者將專文論及,本文以許衡、孛術魯翀、馬祖常之三先生及其文集為論考對象,分別敘其行實,評其價值,考鏡其版本源流,為進
元代及明前期社會變動初探
內容提要:元代及明前期社會面貌出現了某些與漢唐兩宋異質的東西:南北經濟政治反差與中央地方關系的新格局;推行紙鈔,官營工商業和海外貿易等擴張;全民服役和君臣關系主奴化;突破羈縻傳統,改行直接治理的邊疆政策;社會層級、文化的多元復合建構與儒學邊緣化。中國社會在沿襲唐宋社會基本形態的同時又發生了局部的變態發展。“內蒙外漢”二元體制下兩種文明的相互沖突、相互影響,是元代及明前期社會“走上一變型”的根源所在。關鍵詞:元代 明前期 變態發展 內蒙外漢 數十年來,唐宋社會變遷一直是隋唐史、宋史和經濟史同仁們討論的熱門話題。這是頗有理論意義的討論,確實能給古代史學者(特別是元明清史學者)提供很多有益的啟示。 稍有遺憾的是,關于元代及明前期的社會變動,幾乎沒有人問津。國內外元史學者研究具體問題較多,但對元王朝給予中國古代后期社會的深重影響注意不夠。即使有所涉及,也只限于軍制、分封制、對外關系等具體問題。而明史學者除了吳晗、王毓銓、鄭克晟等,很少涉及元代。三個月前,承蒙陳春聲教授告知:著名明清史專家傅衣凌生前曾經說,他不喜歡明朝,不喜歡朱元璋。傅先生的兩“不喜歡”披露出:元明之際似乎存
元代鹽政及其社會影響
三 鹽的產銷與元代社會鹽的產銷過程和鹽的生產者(貧苦鹽戶)以及鹽的消費者(廣大群眾)有著極密切的關系。對于貧苦鹽戶來說,從事鹽業生產的結果是他們的生活日益貧困化,這不能不激起他們的反抗斗爭。對于廣大人民來說,鹽的流通意味著鹽課的不斷加重,從而使他們的生活更為困苦,因而大大加深了他們與封建國家之間的矛盾。與此同時,國家對鹽的產銷過程的控制,又必然導致私鹽販賣的盛行和鹽徒的大批出現,這使得元代社會矛盾更加復雜化。下面,我們就上述三個方面分別加以說明。(一)貧苦鹽戶的日益貧困化和他們的反抗斗爭貧苦鹽戶承擔著沉重的封建義務。繳納額鹽是封建義務的主要部分。封建國家為了增加鹽課收入,不斷提高各鹽司上繳的鹽額。從世祖末年到延祐、天歷時,前后不過三四十年,全國鹽產量增加了75%強[108]。如以延祐、天歷時各鹽司鹽額與全國統一前后的鹽額比較,可以發現,四、五十年內,除了兩淮鹽司因為原來鹽額太高,增長比例不大(但絕對值仍有很大增長。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為五十八萬余引,天歷二年(一三二九年)為九十五萬余引)外,其他鹽司普遍增加了一倍、數倍甚至數十倍[10
元代稅糧制度初探
元代賦稅,主要有二項,一是稅糧,一是科差。在我國封建社會,農業是主要的生產部門。因此,糧食是封建國家用賦稅形式向編戶齊民征收的主要物資。元代的稅糧,就是指以征集糧食為主的稅收;其項目在南北有所不同,北方是丁稅和地稅,南方則是夏、秋二稅。元代稅糧制度是很復雜的,不僅南北異制,而且官、民田也有所不同。此外,有關的一些文獻資料的記載存在不少錯誤,也增加了了解這項制度的困難。本文對這個問題作初步的探索,特別著重于對《元史·食貨志·稅糧》(這是關于元代稅糧制度最基本的史料)的記載作必要的考辨和補充。目的是想通過對這一制度的解剖,從一個側面來說明元代的社會經濟和階級關系狀況。一 北方的稅糧制度元代北方的稅糧制度,分為丁、地稅兩種。《元史·食貨志》敘述北方稅糧之法,大體如下: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戶科粟二石。后又以兵食不足,增為四石。至丙申年,乃定科征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征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
元代泉州舶商
元代泉州是當時世界聞名的海港城市。許多外國商人來到這里,經營各種進出口貿易,不少中國商人也由泉州去海外經商。但在現存文獻中,有關中國舶商的記載甚少。元末明初人王彝所作《泉州兩義士傳》,為此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據王彝文中所記:“孫天富、陳寶生者,皆泉州人也。天富為人外沉毅而含弘,寶生性更明秀,然皆勇于為義。初,寶生幼孤,天富與之約為兄弟,乃共出貨泉,謀為賈海外。……兩人相讓,乃更相去留,或稍相輔以往。至十年,百貨既集,猶不稽其子本。兩人亦彼此不私有一錢。其所涉異國,自高句驪外,若阇婆、羅斛,與凡東西諸夷,去中國亡慮數十萬里,其人父子、君臣、男女、衣裳、飲食、居止、嗜好之物,各有其俗,與中國殊。方是時,中國無事,干戈包武庫中,禮樂之化煥如也,諸國之來王者且*[馬+風]蔽海上而未已,中國之至彼者如東西家然。然以商賈往,不過與之交利而競貨,兩人者雖亦務商賈,異國人見此兩人者為人有特異也。……異國有號此兩人者,譯之者曰泉州兩義士也。中國之賢士大夫聞之者,亦皆以為然云。天富字惟善,寶山字彥廉,今居吳之太倉,方以周窮援難為務。(下略)”按,王彝此文作元順帝至正二十五
元代江南稅糧制度新證
稅糧是元代重要賦稅項目之一。顧名思義,這是一種以征收糧食為內容的稅收項目。元代的稅糧制度頗為復雜,南、北有很大的不同,官、民田又有明顯的差別。過去我寫過《元代稅糧制度初探》,對此有所論述。由于資料的欠缺,還有不少問題有待作進一步的研究。近年我讀到《上虞縣五鄉水利本末》一書,其中記載,對于認識元代江南稅糧制度,頗有幫助。此書迄今尚未引起治元代經濟史者的注意。現將有關記載,結合其他資料,說明如下。一關于《上虞縣五鄉水利本末》一書,《光緒上虞縣志》36《經籍志》有介紹:《上虞五鄉水利本末》二卷,陳恬著。有劉仁本、楊翮二序。嘉靖間邑令張光祖重刊。國朝朱鼎祚續刻。是書分上、下二卷,上卷乃陳恬所著,……。下卷乃朱鼎祚所增刻。歷敘三湖興廢事跡暨堰琪成規,足備考鏡。近時枕湖樓連氏有重刊本,連蘅又附刊《續水利》一卷。按,此書劉仁本序云:“縣舊有三湖,曰夏蓋,曰上妃,曰白馬,五鄉受田之家實蒙其利,疏治圍筑之規,啟閉蓄泄之法,自東漢逮今,既詳且密。間有擅為覆奪更易者,賴載籍明白,持以證據,于是乎得不泯。鄉之人陳恬又懼其久而或訛也,裒集古今沿革興復
元代司農司和勸農使的建置及功過評價
[摘要]元朝重視農桑。司農司、勸農使,編寫農書和勸農文,推廣農業生產知識和技術,檢查縣級官員勸課農桑的成績,編造農桑文冊等,對元初農桑發展有所裨益。實際上,勸農工作中也產生了一些弊端,如勸農實為擾民、統計農桑數量和考核官員政績中的弄虛作假等。元朝農業發展還存在許多制約因素,如人力不足、畜力不足、粗耕粗作、農時被耽誤、農具質次價高購買不便等,這都影響了農業發展的實效。[關鍵詞]元朝;司農司;勸農使;功過評價 關于元朝農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者們已經做了相當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許多論著。這些論著主要研究以下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元朝的農書及其代表的農業水平[1],二是元朝農業的發展狀況,包括農具、精耕細作技術、土地開墾與利用、糧食產量、區域開發等[2]。農業的主體是農民,由于農民文化和地位低下,研究農民存在文獻不足的困難。不過,司農司和勸農使,是涉農部門和官員,元人文獻中有關于司農司和勸農使設置、職責和功過的記載與評價,使研究元朝司農司和勸農官員的建置及功過評價成為可能。本文從三個方面研究這個問題:司農司和勸農使的設置與職責、司農司勸農使的工作內容、
元代兩淮地區屯田考
淮河流域自曹魏以來,一直是封建政府重要的屯田區域。元代屯田規模之大、組織之嚴密,超過以前任何一個時期,而兩淮屯田地位尤為突出。元朝人曾稱,“國家經費,糧儲為急,今屯田之利,無過江淮”(《元史·兵志三》,中華書局1976年版)。兩淮屯田不僅在整個元代屯田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也推動了淮河流域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一 兩淮屯田的建立元代在兩淮地區屯田,始于窩闊臺統治后期。金元之際,淮北地區經過長期戰爭,人口流移,“土曠民貧”(《元史·劉敏傳》),蒙古駐軍糧餉全靠河北淇州(今河南淇縣)、衛州(今河南衛輝)、汴梁等地轉輸。順天(今河北保定)萬戶張柔總兵河南,“分遣部下將千人屯田于襄城”,以解決糧餉問題.(《元史·張柔傳》)其后宗王忽必烈主持漠南軍事,“布屯田以實邊戍”(《元史·姚樞傳》),置河南屯田經略司于開封,以趙璧、史天澤、楊惟中等為經略使,“俾屯田唐、鄧、申、裕、嵩、汝、蔡、息、亳、潁諸州”(《元史·楊惟中傳》)。并在鄧州(今屬河南)建置屯田萬戶府,專管各處屯田。河南屯田經略司的存在雖不過四年,然“積谷七十余萬”(姚燧:《牧庵集》卷一八《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試論元代中國與高麗的貿易
【內容提要】本文利用中外歷史學、語言文學、考古學等資料、特別是以往不太為人注意的原始材料,考查論述元代中國同高麗經過海、陸交通進行的多種渠道、不同形式和規模的貿易往來,種類豐富的進出口商品,及商業活動對雙方社會風習和民眾生活的影響與滲透。元麗民間商人的交往更生動的反映了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 中國與朝鮮直接山水相連,自古以來經濟文化交流非常密切,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源遠流長。近年來已有不少相關的著述,(注:樸真奭《中朝經濟文化交流史研究》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其中論述了《十三世紀后半期至十四世紀元與高麗人民的往來和科技交流》;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陳高華《從〈老乞大〉〈樸通事〉看元與高麗的經濟文化交流》《歷史研究》1995年第3期;韓國全海宗《中韓關系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中朝關系通史編寫組《中朝關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陳尚勝《中韓交流三千年》中華書局1997年;蔣非非等《中韓關系史古代卷》社科文獻出版社1998年等。皆或多或少地述及元麗貿易,可備參考。)但是對于元代中國與高麗之間的商業貿易,仍留有進一
論元代浙江的商品經濟
內容提要:就區域社會考察.浙江的商品經濟在元代仍取得了較好的發展.并在全國范圍內處于領先地位,主要表現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及眾多市鎮商貿活動的頻繁和海外貿易的發達諸方面。關鍵詞:浙江 元代 商品經濟 一 對于元朝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評價,長期以來在史學界眾說紛紜,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是進步,還是倒退?是緩慢發展,還是停滯不前?客觀地說,蒙古與南宋對峙四十余年,兵燹所及。必然給當時的社會經濟帶來嚴重的破壞。滅宋前后,元朝政府又實行殘酷的民族歧視政策.將原來南宋統治 地區的“南人”視作法律地位最低的第四等人。落后的統治觀念和游牧民族舊有的野蠻習俗,都在一定程上損害了原來比較先進的南方經濟。但是,就其具體地區和影響而言,作為元朝江浙行省的浙江全境,所受損害卻相對要輕得多。究其原因,一是南宋末年,宋蒙戰爭在浙江地區進行得并不激烈,包括臨安府、紹興府、慶元府(今寧波)、溫州、婺州(今金華)、秀州(今嘉興)等經濟發達的州府,并未遭到兵火的嚴重摧殘;二是入元以后,蒙古貴族在漢族官員的輔佐下,推行“漢化”政策,注意扶助農桑,鼓勵商品交換,減輕賦稅剝削,它與浙江經濟的許
元代都城史研究概述——以上都、大都、中都為中心
二 大都大都位于今天的北京,是元朝建立的第二座都城,也是有元一代最為重要的一座都城。元朝建立后,因統治重心南移,忽必烈在繼續擴建上都的同時,于至元元年(1264)八月,將原金朝首都燕京定名為中都,開始正式確立兩都巡幸制度。至元四年,因中都舊城殘破不堪,忽必烈決定在中都的東北建筑新城,至元九年二月,改中都名為大都,到至元十三年,新都建成。元朝統治期間,大都不僅是全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也是當時在世界上享有盛譽的國際大都會。元大都的考古調查工作,主要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配合北京城市建設進行的。當時,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先后勘查了大都的城郭、街道和河湖水系等遺跡,發掘了十余處不同類型的建筑基址。經實地勘測,元大都全城呈南北略長的長方形,周長約2.86萬米.北面的城墻和東西兩面城墻的北段,雖在明清被廢棄,但地面上仍存有遺跡,即今天北京市北郊所謂的“土城”;東西兩面城墻的南段,與明清北京城的東西墻一致;南面城墻的位置,在東西長安街的南側。南墻在靠近慶壽寺雙塔(即海云、可庵二師塔)的地點,稍向外彎曲,以便繞開雙塔。大都11個城門中,肅清門與
元代漢水流域農業和工商業發展初探
摘要:元代漢水流域經濟得到持續發展,其重要因素是因為農業發展為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原材料和商品流轉,龐大約水陸交通網為全國大小城鎮之間的商品流轉、貿通有無以至經濟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前提。與此同時,世祖忽必烈用漢人,行漢法,在進攻南宋時,告誡統帥伯顏不“殺人”,并詔諭士農工商“各安己業”。其采取的各項具體措施為漢水流域地區的社會穩定,民眾安居樂業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使之達到“一方安之”。關鍵詞:元代;漢水流域;經濟發展漢水(亦稱漢江)發源于陜西行省興元路沔州(今勉縣)以西(今寧強縣),自西北向東南流經河南行省的襄陽路(治今湖北襄樊市)而達湖廣行省的漢陽府(治今湖北武漢市)。它的兩岸還有不少支流和眾多的湖泊網絡。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漢水自古以來在我國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流域內自然資源豐富,工農業物產眾多,是我國經濟比較發達的富饒地帶之一。歷來,對元代經濟發展的研究,史學界已作過深入研究.但對元代漢水流域一帶經濟領域的考祭,迄今為止,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明顯不足。有學者認為,元朝統治期間,破壞性很大,諸多方面(包括經濟)不可能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