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元代及明前期社會面貌出現了某些與漢唐兩宋異質的東西：南北經濟政治反差與中央地方關系的新格局；推行紙鈔，官營工商業和海外貿易等擴張；全民服役和君臣關系主奴化；突破羈縻傳統，改行直接治理的邊疆政策；社會層級、文化的多元復合建構與儒學邊緣化。中國社會在沿襲唐宋社會基本形態的同時又發生了局部的變態發展。“內蒙外漢”二元體制下兩種文明的相互沖突、相互影響，是元代及明前期社會“走上一變型”的根源所在。

關鍵詞：元代 明前期 變態發展 內蒙外漢 數十年來，唐宋社會變遷一直是隋唐史、宋史和經濟史同仁們討論的熱門話題。這是頗有理論意義的討論，確實能給古代史學者(特別是元明清史學者)提供很多有益的啟示。 稍有遺憾的是，關于元代及明前期的社會變動，幾乎沒有人問津。國內外元史學者研究具體問題較多，但對元王朝給予中國古代后期社會的深重影響注意不夠。即使有所涉及，也只限于軍制、分封制、對外關系等具體問題。而明史學者除了吳晗、王毓銓、鄭克晟等，很少涉及元代。三個月前，承蒙陳春聲教授告知：著名明清史專家傅衣凌生前曾經說，他不喜歡明朝，不喜歡朱元璋。傅先生的兩“不喜歡”披露出：元明之際似乎存在某些與漢唐兩宋中原王朝異質的東西。這更增加了筆者探討元代及明前期社會變動的興趣。 元代及明前期的社會是否發生過較大變動?如果發生過，其表現如何?對當時社會整體結構和發展軌跡是否產生影響?對中國古代后期社會的影響又如何? 本文分六個問題，予以初步探討和闡發。 一 元代及明前期社會變動表現之一：南北經濟政治反差與中央地方關系的新格局。 自南北朝開始，古代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持續了將近七個世紀。北宋滅亡以后，形成了又一次南北對峙。以淮河及大散關為界，北方是金、西夏和后來的蒙元政權，南方是南宋。北方中原地區過去是非常先進的，特別是漢唐時期。從唐后期到北宋，北方的經濟已受到一定的破壞。元朝統一前后，由于女真、蒙古入主中原和戰亂頻仍，北方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對于前朝，相對于南方，顯著落后了。原南宋占據的廣大地區經濟繼續得以發展繁榮。不僅江浙地區經濟富庶發達，湖廣、江西地區的經濟也得到了長足的開發和進步。據初步統計，包括今河北、山東、山西和內蒙古的元代腹里地區，其年度稅糧數為2271449石，江南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年度稅糧數為6496018石，江南相當于腹里的2．86倍(不包括江南三省130103錠的夏稅)。北方腹里地區年度商稅額數為303368錠，江南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年度商稅額數為400383錠，江南比腹里多出近1／4。①就經濟發展水平來說，元統一以后的南、北區域差距更為明顯。 中原經過長期的戰亂，殘破比較嚴重，戶口凋零，經濟發展緩慢，國家的財賦不得不進一步仰賴東南。從元世祖朝開始，因為依賴江南糧食供給，大都城內居民吃的糧食也由粟麥改為稻米為主。于是就有了每年上百萬石的稻米海運北上，就有了對南方的過度榨取和所謂“窮極江南，富夸塞北”②，最終成為80年后南方的大規模反叛的重要原因之一。 與經濟上北方依賴南方形成反對應的是，政治上北方支配南方。元朝國都自漠北和林南移到上都和大都，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而經濟命脈卻遠在江南。于是，在南北關系上，元朝便呈現了經濟上北依賴南，政治上北支配南的新配置和新格局。 這種南北格局一直延續和影響到明朝及以后。鄭克晟先生講到明朝南方地主與北方地主的對立③，很深刻，對筆者很有啟發意義。從明初的政治格局中，我們大體可以窺知，朱元璋嚴厲打擊蘇松地主，起碼他不搞江南本位，不把江南當作主體來依靠。建文帝則依靠江南文臣，搞的是南方本位。朱棣“靖難”起兵燕京，最后定都燕京，他奉行的無疑是北方本位。同時朱棣又不得不依賴東南財富，依賴自南到北的漕運命脈。稍有變化的是，明朝大運河漕運取代了海運。在經濟上北依賴南、政治上北支配南方面，明成祖以后與元王朝如出一轍。清代和近現代中國，也與此驚人地相似。 這種肇始于元王朝的政治上北支配南、經濟上北依賴南的北南關系的新格局，幾乎延續了近八百年。 元代在中央與地方關系方面，有兩個新動向：分封制的死灰復燃，創立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權。 以血緣紐帶和家產分配為基礎的宗室分封，曾經是先秦西漢君主制的重要輔助。時至隋唐，分封制基本上名存實亡。到宋代，已經元所謂分封制了，政治方面宋朝宗室的待遇也不高。正如顧炎武所說：“唐宋以下封國，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④而元朝時期，包括草原封國、中原食邑和投下私屬等內容的分封制度，又重新抬頭，大體和元帝國共始終。元分封制余波還蕩及明朝。明初朱元璋共封皇子23人為王，多數出閣之國，不僅直轄三護衛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卷九四《食貨志二》，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版。北方腹里年度商稅額包括大都和上都商稅。 ② 《草木子》卷三上《克謹篇》，中華書局1983年版。 ③ 參閱鄭克晟《明代政爭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④ 《日知錄》卷一四《封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兵，燕王、晉王等北邊諸王還能號令鎮兵，且有“清君側”特權。無論是明前期的宗王出鎮總兵，還是明后期的宗室優厚廩養，都有元朝分封制的遺留和“陰影”。① 元代的一項積極的建樹，是創立了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權。元世祖忽必烈統一全國后，先后設立陜西、四川、甘肅、云南、江浙、江西、湖廣、河南、遼陽、嶺北、征東十一行省。就職司和性質而言，舉凡錢谷、兵甲、屯種、漕運等軍國重事，行省無所不轄。十一行省猶若十一大軍區，又兼為中央與地方間的財賦中轉站和行政節制樞紐。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同樣以行省為樞紐。行省具有兩重性質，又長期代表中央分馭各地；主要為中央收權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權力；所握權力大而不專。行省分寄為朝廷集權服務，朝廷集權始終主宰著行省分寄。元行省制創建了13、14世紀中央與地方權力結構的新模式，對明清和近代影響至深且重。 明清兩代，名義上廢除了行省制，但省的區劃并沒有大的改變，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仍然構成省一級官署。只是省的數目略有增多，省級官署又裂為二、三，分掌行政、財政、司法及軍事，以收相制于外和強化中央集權之效。由于布、按等司鼎立，缺乏應有的協調配合，明后期和清代又另設總督、巡撫，充當統轄一省或數省的封疆大吏，布、按二司則隸屬其下。顯然，明清的三司督撫大體上沿襲了元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權的模式。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