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鹽政及其社會影響

陳高華

三鹽的產銷與元代社會

鹽的產銷過程和鹽的生產者(貧苦鹽戶)以及鹽的消費者(廣大群眾)有著極密切的關系。對于貧苦鹽戶來說，從事鹽業生產的結果是他們的生活日益貧困化，這不能不激起他們的反抗斗爭。對于廣大人民來說，鹽的流通意味著鹽課的不斷加重，從而使他們的生活更為困苦，因而大大加深了他們與封建國家之間的矛盾。與此同時，國家對鹽的產銷過程的控制，又必然導致私鹽販賣的盛行和鹽徒的大批出現，這使得元代社會矛盾更加復雜化。下面，我們就上述三個方面分別加以說明。

(一)貧苦鹽戶的日益貧困化和他們的反抗斗爭

貧苦鹽戶承擔著沉重的封建義務。繳納額鹽是封建義務的主要部分。封建國家為了增加鹽課收入，不斷提高各鹽司上繳的鹽額。從世祖末年到延祐、天歷時，前后不過三四十年，全國鹽產量增加了75％強[108]。如以延祐、天歷時各鹽司鹽額與全國統一前后的鹽額比較，可以發現，四、五十年內，除了兩淮鹽司因為原來鹽額太高，增長比例不大(但絕對值仍有很大增長。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為五十八萬余引，天歷二年(一三二九年)為九十五萬余引)外，其他鹽司普遍增加了一倍、數倍甚至數十倍[109]。隨著總的鹽額數不斷提高而來的是各家鹽戶的“課額歲以增”[110]。當許多鹽戶因生活困苦被迫逃亡時，官府又將他們留下的鹽額加攤到現存戶頭上，“勒令帶煎”[111]。而在“逃亡戶率令見戶包納其鹽”時，照例是“豪強者以計免，而貧弱愈困”[112]。課額日增，結果是“煎戶日困窮”[113]。

其他封建義務也加深了貧苦鹽戶的苦難。例如浙西一帶鹽戶承擔雜泛差役，“役又不得休，坐是敗產者眾”[114]。

除了沉重的封建義務之外，封建官僚機構的腐化營私也大大加深了貧苦鹽戶的貧困化。貪污腐化是封建官僚制度的先天屬性，元代此風更甚，鹽政系統也不例外。發放“工本”是鹽政系統官吏舞弊的主要目標。“亭民歲給工直，恒半入奸吏”，已成為元代的普遍現象[115]。而已被“主給者掊克于上”的“工本”，再經與官吏相勾結的“富強者包領于下”，貧困的“細丁罔有濡潤”[116]。這樣，在多數場合下，貧困的鹽戶連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代價都得不到。

貧苦鹽戶的身份具有強烈的封建依附性質，社會地位近似農奴。鹽政系統的官吏不僅作為封建皇權的代表，而且作為生產者的監工出現。他們的統治手段較之一般行政系統更為殘酷兇暴。他們對待鹽戶“如圈置兔，狼殘隼虐，無毫毛隱痛”[117]。每當征收額鹽時，“追收急星火，犴獄常糾紛”；鹽戶繳鹽不能滿額時，便“往往死鞭扭”[118]。總之，貧困的鹽戶不僅在經濟上受到苛重的剝削，而且人身受到種種凌辱。

元代貧苦鹽戶所受壓迫是十分深重的，他們的命運是極其悲慘的。元末詩人王冕曾在一首詩中描述了浙東一家貧苦鹽戶的不幸漕遇，而這也正是所有貧苦鹽戶命運的深刻寫照：

清晨度東關，薄暮曹娥宿；草床未成眠，忽起西鄰哭。敲門問野老，謂是鹽亭族。

大兒去采薪，投身歸虎腹；小兒出起土，沖惡入鬼箓。課額日以增，官吏日以酷；不為公所干，惟務私所欲。田園供給盡，鹺數屢不足。

前夜總催罵，昨日場胥督；今朝分運來，鞭笞更殘毒。灶下無尺草，甕中無粒粟；旦夕不可度，久世亦何福。夜永聲語冷，幽咽向古木。天明空啟門，僵尸掛荒屋。[119]

殘酷的壓榨使廣大貧苦鹽戶瀕于死亡線上。這種悲慘的境地必然使得他們起來反抗。貧苦鹽戶反抗斗爭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主要有下列三種：

一、鬻賣私鹽。元政府嚴禁鹽戶私自賣鹽。為了杜絕鹽戶私自賣鹽的途徑，元政府在鹽坊周圍設置巡防軍隊，嚴密糾查。但是，“鹽萌依私榷為命”[120]，為了維持生活，他們不顧統治者的禁令，出售私鹽。例如至正十一年淮東一次捉獲私鹽四起，其中兩起便是由鹽戶手中賣出的[121]。這是最常見的一種反抗形式。

二、逃亡。為了保證勞動力，鹽戶被固定在鹽場上，不得離開。這就迫使他們用逃亡的辦法來擺脫悲慘的命運。山東地區，“十家村落逃亡五”[122]。兩浙地區“各場元簽灶戶一萬七千有余，后因水旱疫癘，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余”[123]。廣東鹽司的“灶戶鹽丁，十逃三四”[124]。

三、武裝斗爭。貧苦鹽戶的反抗斗爭更進一步發展，便采取武裝起義的形式。世祖時，福建鹽夫就曾參加黃華領導的反元起義[125]。元末農民戰爭中，崛起于淮東的張士誠部起義軍，主要是由“苦于官役”的鹽丁組成的[126]。福建長樂、福清一帶的鹽丁，也曾策劃起義，但沒有成功[127]。

必須指出，貧苦的鹽戶由于他們受剝削被壓迫的階級地位而不斷進行反抗斗爭，而富有的鹽戶則積極支持元朝政府鎮壓這些反抗斗爭。這在元末農民戰爭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張土誠部起義軍初起事時，立刻遭到丁溪鹽場大姓劉子仁的反動武裝堵截[128]。而在他進軍浙西時，元嘉興守將繆思恭曾使他遭受相當大的損失[129]；這個繆思恭“世居[淮東]拚茶場”，正是鹽戶中的上層富戶[130]。

(二)苛重的鹽課大大加深了元政府與廣大人民之間的矛盾

元政府取得巨額鹽課收入的辦法，除了對貧苦鹽戶進行殘酷的壓榨外，便靠對消費者(廣大人民)的剝削。

在第一部分第三節中，我們已經指出，元政府付予鹽戶的“工本”只相當于鹽價的五、六分之一，甚至是十分之一。其余除了部分用來支付鹽政機構的管理費用外，便都成了封建國家的純收入。這一純收入中包括有對貧苦鹽戶的剝削，同時又是對廣大消費者進行掠奪的結果。鹽的價格與成本之間巨大差額的存在，是元政府獲得巨額鹽課的關鍵所在。

元朝政府財政收入經常不敷支出，統治者便用濫發紙幣作為彌補虧空的手段，其結果是紙幣不斷貶值，物價上漲。鹽價也不例外。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全國統一之初，每引鹽售價為中統鈔九貫[131]；到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年)，增為每引一百五十貫[132]。四十年間，增加了十六倍強。人民群眾為物價的增長遭受了巨大的損失，政府則從中得到了很大的收入。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上面所述的只是官定價格，實際價格要遠遠超出官價。如至元十八年時，官價一引十五貫，而潭州賣到一百八十兩(貫)，江西賣一百七十兩(貫)，大都也要一百二十兩(貫)[133]。皇慶年間鹽價一百貫一引，“官豪商賈，乘時射利，積塌待價，又取五百文一斤。市間店肆，又徼三分之利。故民持一貫之鈔，得鹽一斤，賤亦不下八百”。據此，則實際售價為官價的三、四倍。因此，“瀕海小民，猶且食淡；溪山窮谷，無鹽可知”[134]。

鹽價的高昂及其不斷飛漲，已使“民財困竭”；“食鹽”法的推行，給廣大人民帶來了更大的痛苦。

在“食鹽”法下，國家對廣大人民進行著直接的、赤裸裸的掠奪。購買食鹽成了每個編戶齊民必須承擔的封建義務，就連在襁褓中的嬰兒亦不得免[135]。在分攤鹽額時，不管戶口有無減耗，只依原額樁配。逃亡死絕人戶的鹽額，便落到四鄰人戶頭上。如昌國州，“遞年以來，逃亡事故，民戶比元數已虧，而鹽額如故。多是里正、主首及見在戶口，代為閉買；年復一年，包皆靠損”[136]。不僅如此，各地鹽司在積鹽過多時，還不斷遞加樁配額。山東在世祖時每戶月樁配三斤，年三十六斤。成宗大德時，“口歲至五十斤”[137]，以每戶四口計，則增六倍。昌國州大德元年攤派一千六百另四引一百十四斤；第二年，“運司以鹽課壅滯，遂于額外增二千五百六十引”[138]。增加額較原額更多。定海當延祐時，“縣民包買食鹽，三倍于元會計之數”[139]。不僅如此，官吏們還往往利用“樁配”的機會，進行敲詐。如山東，“鹽勝而食弗盡，盡誣以私粥”[140]。因此，“食鹽”法引起人民傾家蕩產之事，層出不窮。如福建，“鹽法……行樁配，民至破家鬻產以償”[141]。陜西人民“糶終歲之糧，不酬一引之價。緩則輸息而借貸，急則典鬻妻子”[142]。兩廣地區，“食鹽害民，所在皆是；而嶺海之間，其害尤甚。……民至破家蕩產猶不充。”[143]

總之，無論是商旅販鹽，或是“食鹽”法，都給人民帶來了很大的苦難，從而大大加深了廣大人民與元政府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有時激化，引起了武裝起義。順帝至正初年福建漳州人民起義便是由樁配食鹽引起的[144]。而苛重的鹽課和其他封建賦稅一起，更使得元末浙西一帶“民間破家蕩產，不安其生”，因而“入海為盜者有之”[145]。

(三)私鹽販賣的盛行，鹽徒及其與農民起義的關系

為了保證鹽利為國家所專有，元政府采取各種措施，嚴禁私鹽。這些措施主要包括：嚴格防止鹽場與外界交通[146]、在各地設立巡鹽軍和緝拿私鹽的吏役[147]、制定嚴厲處置私鹽販賣的律令[148]等。

但是，官鹽價昂，一般百姓食用不起，勢必設法買食低價的鹽；而貧苦鹽戶生活十分困苦，也需要私下出售一部分鹽，用以維持他們低下的生活水平。這兩個方面都是元政府嚴密控制鹽的產銷、對生產者和消費者進行殘酷剝削的必然后果。只要封建國家繼續對貧苦鹽戶和廣大群眾進行剝削，私鹽販賣就必然存在。政權強力不可能消除私鹽販賣現象，因為封建國家不能放棄鹽課收入，也就不能不對貧苦鹽戶和廣大群眾進行剝削。同時，由于封建官僚制度必然具有的腐化貪污這一先天屬性，又使得元政府的各項防范措施往往轉向它自身的反面：官吏和軍人都憑借權勢從事私鹽販賣，從而更為大規模的廣泛的私鹽買賣提供了條件和可能。

元代稱私鹽販賣者為鹽徒[149]。鹽徒的聲勢極盛。內地的鹽徒“搆集人眾，執把器杖，再行趕喝驢馬，動者不下百十頭匹。販賣到私鹽，……公然販賣食用”[150]。“每遇巡捕，拒傷官兵。”[151]僅河東鹽司地面，每年捉獲的私鹽販即“不下千百余起”[152]。沿海的鹽徒則駕駛“在海大船，每歲入場，通同場官、灶戶人等，公然買賣。……每船少者買數百引，多者千余引。運至揚州路崇明州地區石牌鎮揚子江口轉賣。此間邊江撥腳鐵頭大船，結腙運至上江發賣。拒敵巡哨軍船，殺官人等，歲歲有之”[153]。

從社會身份來區分，鹽徒有兩類。一類是豪強大姓，他們為了牟取暴利而從事私鹽買賣[154]。例如浙東紹興，“有余大郎者，私鬻盜鬻，招集亡命之徒，動以千百。所至強人受買，莫敢誰何!”[155]另一類是貧困的下戶，他們中間有的為饑寒所迫，不得不以販賣私鹽作為謀生的途徑[156]；有的則因買不起官鹽，便組織起來私煮私販，解決自身的食鹽問題，元末福建福寧州地區流傳的一首歌謠，便反映了這種情況：“大男終歲食無鹽，老婦蒸藜淚盈掬；阿男辛苦學弄兵，年年擔鹽南海濱。擔頭有鹽兵一束，群行大隊駑四鄰。”[157]

在統治者看來，販賣私鹽，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已是不可容忍；武裝走私，更是“背法欺官，莫甚于此!”[158]因而經常出動軍隊剿捕。這樣，私鹽販與官軍之間便經常發生武裝沖突，“私鹽漸多法漸密，隩里干戈攘白日”[159]。鹽徒們“拒捕斥后懦，爭彊夸直前”[160]，官軍往往不是他們的對手。有時這種沖突還導致了大規模的武裝斗爭。世祖時，廣東鹽販陳良臣起事，“眾至萬人”。陳敗后，歐南喜“復嘯聚其黨，至十萬人，僭稱名號，偽署官職，攻陷城池，戕猨吏民”[161]。順帝初年，山東益都鹽徒郭火你赤等起事，“擁旂鼓，入城邑，掠人民，篡囚徒，共益其黨。火廬舍，劫府庫，爭取其材(財)。橫行曹、濮、滑、濬、相、衛諸郡，西抵太行，由滋(磁?)、洺而歸”。他們把山東、山西、河南都鬧了個天翻地覆，使得“廟堂”也“以為憂”[162]。

在元末農民戰爭中，大量鹽徒參加了起義軍。由于他們一般均具有較豐富的斗爭經驗和社會閱歷，因而往往很自然地成為起義軍中的一部分重要骨干力量。浙東的方國珍出身“魚鹽負販”[163]，淮東張士誠出身亭戶，但也“兼業私販”[164]。江陰起義軍領袖朱定的出身也是“販鹽無賴”[165]。福建鹽徒在起義斗爭中起了重要作用：“眾盛稱十二支，……攻破閩侯官、懷安、閩清、永福、長樂諸縣及福清州。”[166]就是南系紅軍徐壽輝集團中，鹽徒也不在少數；在這一支起義軍向長江下游發展過程中，鹽徒起了重要的作用：“江州在江南，舒州在江北。……私鹽船上插紅旂，下江攻城如翦急。前年江州李侯死，余侯今歲舒州沒”[167]。

必須指出，鹽徒并不全是農民戰爭的積極參與者。他們中間有很大一部分往往站在統治者一邊，是舊王朝的積極擁護者；還有一部分雖然參加了起義，但極易反復動搖。前一種情況的例子如全國農民戰爭前夕，集慶花山有一股起義武裝，數量不多，“官軍數萬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后來元政府招募鹽徒，才將它消滅[168]。后一種情況的例子是元末浙東的方國珍，他雖然曾參與反元斗爭，但很快就變節降元。

在階級斗爭風暴中，鹽徒中間有著不同的政治態度，這是很自然的。鹽徒包括兩種身份截然不同的人，一種是豪強大姓，一種是貧民下戶。豪強大姓從事私鹽販賣，既與封建國家有矛盾，但又往往與官吏相勾結，互為奸利。他們在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可以起來反抗官府，但其根本的階級利益是與封建王朝一致的。因而他們在階級斗爭高潮中不是堅決與元皇朝站在一起，便是在參加起義后動搖變節。而一般貧民下戶出身的鹽徒，除了少數受蒙蔽參加反動陣營一方外，絕大部分則是農民起義的堅決參與者。

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元代，鹽課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封建國家之所以能夠獲得巨額的鹽課收入，主要是由于它嚴密地控制了鹽的整個生產過程和運銷過程。

封建國家對鹽業生產基本生產資料的占有，以及它對勞動力的嚴密編制，是它對鹽業生產實施嚴密控制的前提。在這個前提之下，封建國家對生產過程進行監督，并強迫生產者承擔沉重的封建義務，從而保證了對全部生產物(鹽)的占有。而全部生產物(鹽)的占有，又正為國家控制運銷過程提供了條件和可能。無論在商運商銷方式下，或是官運官銷方式下，鹽的銷售都具有國家專賣性質，只是在程度上兩者有所差別。

鹽的產銷過程是封建國家對鹽的生產者(貧苦鹽戶)和消費者(廣大群眾)進行殘酷剝削和掠奪的過程。因而，這一過程必然日益加深封建國家與鹽戶和廣大群眾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表現為多種形式。當它進一步深化時，便激發為武裝斗爭。

鹽的產銷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矛盾是封建社會基本矛盾——地主階級及其政權與人民群眾之間矛盾的一種表現形式、一個方面。而它的深化，反過來又大大促進了這個基本矛盾的尖銳化。

注釋：

① 《元典章》卷二二，《鹽司人休買要鹽引》，沈刻本，第57頁下。

② 解放前劉雋寫有《宋元官專賣引法的創立與完成》(《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6卷第2期)，一般地敘述了元代鹽的運銷制度。日本田山茂寫有《元代の榷鹽法について》(廣島史學會編：《史學研究》第9卷第2期，1937年)，原文我未曾見到，只在其他地方看到其主要論點的介紹。解放后，還沒有人就這個問題發表過論著。

③ 《元史》卷九四，《鹽法》，百衲本，第9頁上—下。

④ “(福建)所轄十場，除煎四場外，曬鹽六場。所辦課程，全憑日色曬曝成鹽。”(《元典章》卷二二，《禁治砂鹽》，第57頁上)

⑤ 王諱：《重修鹽池廟碑》，《河東鹽法備覽》卷一二，乾隆刊本，第30頁上。

⑥⑧ 這個數字是根據《元典章》卷九，《鹽場額辦引數》條統計得出的。此條為沈刻本所無，見陳垣：《沈刻元典章校補》，第51頁下—54頁上。

⑦ 這個數字是根據《元史》卷九四，《鹽法》統計得出的。

⑨ 據《元典章》卷九，《鹽場額辦引數》條(此條所記系世祖末年情況)，全國產鹽額為一百七十一萬余引(第51頁上)。但據《元史》卷九四，《鹽法》門所列至元二十六一二十九年間各鹽司鹽額統計，則為一百七十七萬余引。

⑾ 成宗時，明令：“罷民間鹽鐵爐灶。”(《元史》卷一九，《成宗紀二》，第6頁下)后來四川一度開禁，但不久又禁止，見《元史》卷三六，《文宗紀五》，第3頁下—4頁上；《順帝紀一》卷三八，第19頁上；《順帝紀二》卷三九，第2頁上。

⑿ 《元史》卷九四，《歲課》，第1頁上。

⒀ 《元典章》卷二二，《新降鹽法事理》，第31頁上。

⒁ 陳椿：《熬波圖·鑄造鐵柈》，《上海掌故叢書》本，第38頁上。

⒂ 元初北方簽發民戶為鹽戶之事見《元史》卷九四，《鹽法》門。招募舊戶復業之例見《長蘆鹽法志》卷一四，《越支場重立鹽場記》，雍正刊本，第11頁下；同卷，《三乂沽創立鹽場舊碑》，第5頁下。

⒃ 《元史》卷一一，《世祖紀八》，第8頁下。

⒄ 黃潛：《沿海上副萬戶石抹公神道碑》。《黃學士文集》卷二七，《四部叢刊》本，第6頁下。又見唐元：《松江府判致仕呂公墓銘》。《唐氏三先生集·筠軒文稿》卷一二，明成化刻本，第3頁下。

⒅ 它們是：兩淮、兩浙、山東、福建、河間、河東、四川、廣東、廣海。大都路曾設鹽運司，大德元年并入河間。遼陽地區至元初立“開元等路運司”(《元史》卷九四，《鹽法》，第14頁上)，但《元史·百官志》內不列此司，可能不久即廢，待考。興和路寶昌州有鹽池，中統時“置鹽使司”(《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第8頁下)，張德輝在他的《記行》中亦提及昌州(即寶昌州——引者)有“鹽司”(《秋澗文集》卷一○○，《四部叢刊》本，第6頁下)。此司于至元二十年廢，見《元史》卷一二，《世祖紀九》，第18頁下。

⒆ 陳椿：《熬波圖·各團灶舍》，第2頁上。

⒇ 元代每“灶”戶數已不可知，宋代“一灶之下，無慮二十家”(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四，《淮浙鹽》，光緒增刻武英殿本，第8頁下)，料想元代相去不遠。

[21] 陳椿：《熬波圖·筑壘圍墻》，第3頁上。

[22] 危素：《翰林侍講學士黃公墓志銘》，《危太樸文續集》卷二，《嘉業堂叢書凈本，第19頁上。

[23] 《元史》卷一○四，《刑法·盜賊》，第12頁上；卷一○四，《食貨》，第1頁下。

[24]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章，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頁。

[25] 劉敏中：《益都路總管李公去思記》，《中庵集》卷二，北京圖書館藏鈔本，第3頁上。

[26] 黃潛：《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王公墓志銘》，《黃學士文集》卷三一，第11頁下。

[27][31][53] 陳椿：《熬波圖·日收散鹽》，第47頁上。

[28] 如煎鹽每引“工本鈔”為五貫時，曬鹽為四貫；煎鹽增為八貫時，曬鹽亦相應增為六·四貫。見《元典章》卷二二，《添支煎曬鹽本》條，第56頁。

[29] 陳椿：《熬波圖·樵砍柴薪》，第31頁上。

[30] 王惲：《順德路同知寶坻董氏先德碑銘》，《秋澗文集》卷五五，第8頁上。

[32]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37章，第828頁。

[33]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47章，第1033頁。

[34] 此類事例如《元史》卷九六，第26頁下、第28頁上；《元典章》卷三，第6頁上。

[35] 如“右諸場工本，較之浙東，每引減楮泉五緡者，以有涂蕩供菹薪也。繇亭戶稍耕之，遂收其稅，既而又加重焉”。(陳旅：《運司副使東潁李公去思碑記》，《兩浙鹽法志》卷二九，清嘉慶刊本，第19頁上)

[36] 《均賦役》，《元典章》卷三，第2頁下—第3頁上。

[37][39] 《運司副使東潁李公去思碑記》，《兩浙鹽法志》卷二九，第19頁上。

[38] 《元史》卷二八，《英宗紀二》，第13頁下。

[40] 蘇天爵在《齊文懿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九，《適園叢書》本，第4頁上)中，吳海在《故翰林直學士林公行狀》(《聞過齋集》卷五，《嘉業堂叢書》本，第5頁上)中，都提到福建大戶“妄稱煮鹽避役”的現象，可見當地鹽戶是免役的。

[41] 元代役法問題頗為復雜，這里所述只是一些初步看法，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42] 《元典章》卷三，《息徭役》，第11頁下。

[43] 鹽丁“是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很多鹽丁，不得不靠販賣私鹽為活。他們冒著很大危險，才能賺得一升半合，因而他們的生活很不安定，作為一個階級來說，……可劃為游民無產者。”(王崇武：《論元末農民起義的發展蛻變及其在歷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歷史研究》1954年第4期，第96頁)這個論斷是不正確的。鹽丁絕大多數并非“失去了土地的農民”，而是為國家強制征調被迫依附于土地(鹽田)之上的民戶。販賣私鹽，固然可以作為“生活很不安定”的一個證據(其實也不盡然，豪強大姓也販賣私鹽，見下)，但根本不能用來作為劃分階級的標志。

[44] 《元典章》卷二二，《新降鹽法事理》，第31頁上。

[45][47] 楊瑀：《山居新話》，《知不足齋叢書》本，第48頁下。

[46] 宋濂：《元知婺州路總管府事致仕趙侯神道碑銘》，《宋文憲公全集》卷四二，《四部叢刊》本，第2頁上。

[48] 楊果：《繆氏二賢祠記》，《兩淮鹽法志》卷五四，清嘉慶刻本，第26頁上。

[49] 蘇伯衡：《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周公墓志銘》，《蘇平仲文集》卷一二，《四部叢刊》本，第21頁上。

[50] 吳萊：《李仲舉、岑尚周哀誄辭》，《淵潁集》卷六，《續金華叢書》本，第14頁上。

[51] 徐一夔：《黃灣馬公墓表》，《始豐稿》卷一三，《武林往哲遺著》本，第20頁下。

[52] 陳旅：《運司副使東潁李公去思碑》，《兩浙鹽法志》卷二三，第19頁上。

[54] 宋代鹽戶有上、中、下三等之分。“上戶為下戶發本，此不可無者也。中間上戶為官司催鹽，亦尚可留者也”。(黃震：《浙東提舉到任榜》，《黃氏日抄》卷八○，清乾隆刻本，第2頁上)可見南宋的“上戶”，即元代的“富戶”。但上、中、下戶三等鹽戶之分，元代不復見。

[55] 陸居仁：《運司判官戴官章德政碑記》，《兩浙鹽法志》卷二九，第23頁下。

[56] 元代鹽引通常歸各鹽司發賣。但大德十一年武宗初即位時，曾“權時制宜，從戶部鬻鹽引八十萬”(《元史》卷二二，《武宗紀一》，第18頁下)。又據劉敏中記：“壬午，權奸阿合馬死。朝廷驛召公(劉楫——引者)，議罷鹽轉運，戶部發引收課，以公為尚書統之。公言：歲已過半，恐誤課計。若及今告戒，始自來歲正月改行，為可。堂議是之而止。”(《尚書左丞商議尚書省事劉公墓銘》，《中庵集》卷八，北京圖書館藏鈔本，第2頁上)，但后來未實行。

[57] 兩淮鹽司原來由鹽商買引，自行赴場支鹽；大德四年，“改法立倉，設綱攢運，撥袋支發，以革前弊”。(《元史》卷九七，《鹽法》，第16頁上；參見《元典章》卷二二，《新降鹽法事理》，第27頁下—30頁下)

兩淮改制后，兩浙于延祐年間也設立鹽倉，見《元史》卷二六，《仁宗紀三》，第17頁下；《元史》卷一七六，《曹伯啟傳》，第2頁上。山東于順帝時立鹽倉，見《元史》卷三九，《順帝紀二》，第14頁。

北方河間鹽司“積鹽而席其鈞石之所”，稱為“堝”。各鹽場出產的鹽，都要運至“堝”集中。可知“堝”即鹽倉。見姚燧：《金行都統萬戶事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二，《四部叢刊》本，第10頁下—11頁上。

[58] 日本田山茂將“入中”法和“計口賣鹽”法說成是“官賣”法(“食鹽”法)的兩種形式，而以“官賣”法與“通商”法(“行鹽”法)并列，由《元代の竹の專賣とその施行意義》一文轉引，《東洋史研究》第一六卷，第二號第152頁注⑨)這是不妥的。從上所述，可知“入中”法是客商販鹽的一種形式，它的基本程序與“行鹽”法相同而與“食鹽”法(即“計口賣鹽”法，見后)完全不同。

[59] 《元史》卷一七三，《崔斌傳》，第2頁下。

[60] 姚燧：《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一五，第7頁下。

[61] 姚燧：《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牧庵集》卷三○，第5頁上。

[62][64][66] 柳貫：《送劉宣寧序》，《柳待制文集》卷一六，《四部叢刊》本，第7頁上。[63] 《元史》卷一四○，《鐵木兒塔識傳》，第9頁下。

[65]蘇天爵：《郭敬簡侯神道碑銘》，《滋溪文稿》卷一一，第8頁上。

[67] 此類事例甚多，如《元史》卷二二，《武宗紀一》，第17頁下；卷二二，第23頁上；《文宗紀二》卷三三，第8頁上。

[68] 如：“甲午(太宗六年——引者)之秋，受旨煎造。……河路通便，商販往來。”(王鶚：《三乂沽創立鹽場舊碑》，《長蘆鹽法志》卷一四，雍正刊本，第5頁下—6頁上)

[69] 《元典章》卷二二，《立都提舉司辦鹽課》，第25頁下。

[70] 權衡：《庚申外史》卷上，《學海類編》本，第11頁下。

[71] 《元典章》卷二二，《鹽司人休買鹽引》，第57頁下；參見《元史》卷二一，《成宗紀四》，第2頁下—3頁上。

[72] 《元史》卷一五，《世祖紀一二》，第23頁下。

[73] 《元典章》卷二二，《設立常平鹽局》，第23頁上。

[74] 余闕：《兩伍張氏阡表》，《青陽集》卷一○，《四部叢刊》本，第11頁上。

[75] 楊維楨：《鹽商行》，《鐵崖先生古樂府》卷五，《四部叢刊》本，第3頁上。

[76] “水程”是一種填明引數、鹽商姓名、運銷地區的運鹽憑證。

[77] 《元典章》卷二二，《提調課程》，第81頁下。

[78] “行鹽各有郡邑，犯界者減私鹽一等”，見《元史》卷九四，《鹽法》，第9頁上。

[79] 《元史》卷九七，《鹽法》，第19頁下。

[80] 《元典章》卷二二，《新降鹽法事理》，第35頁下—36頁下。

[81] 《元典章》卷二二，《改造鹽引》，第50頁下。

[82] 《元典章新集》，《鹽法》，第17頁上—下。

[83] 《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傳·附史楫傳》，第12頁下。

[84] 《元史》卷九四，《鹽法》，第9頁下。

[85] 《元史》卷九七，《鹽法》，第5頁下。

[86] 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議》，第10頁下；《中庵集》卷二，《益都路總管李公去思碑記》，第12頁下；《元史》卷九七，《鹽法》，第11頁下—12頁下等有關記載。

[87] 《元史》卷九七，《鹽法》，第13頁。

[88] 《元史》卷二○五，《阿合馬傳》，第2頁上；參看《元史》卷五，《世祖紀二》，第20頁上。

[89] 姚燧：《提舉太原鹽使司徐君神道碑》，《牧庵集》卷一八，第14頁下。

[90] 《元史》卷九七，《鹽法》，第14頁下。

[91] 陳旅：《王經歷惠政記》，《安雅堂集》卷九，北京圖書館鈔本，第4頁下。

[92] 《大德昌國州志》卷三，《食鹽》，《煙嶼樓刊宋元四明六志》本，第6頁下。

[93] 元中葉，王艮反對浙東“食鹽”制度，提出的理由之一是浙西某些地區沒有行“食鹽”法。據陳旅記載，他說：“夫蘇、杭，商旅之所集也；它郡口會，蘇、杭未嘗會也。”(《王經歷惠政記》，《安雅堂集》卷九，第4頁下)據黃溍記載，則是“且浙右大都，商旅輻輳，未嘗以口計也”(《淮東道宣慰副使王公墓志銘》，《黃學士文集》卷三四，第15頁下)。《王艮傳》大體據墓志銘，作：“浙右之郡。”(《元史》卷一九二，第8頁下)

三者之中，應以前者為是。(一)《王經歷惠政記》作于王艮生前，是同時代人的記述，自然比較翔實；后二記載，作于王艮死后，難免失真。(二)從其他記載來看，除了蘇、杭之外，浙西其他地區，包括松江(《松江府志》卷五○，《古今人傳·費案》，嘉慶刊本，第27頁上)、嘉興(俞鎮：《盧侯頌德詩序》，《嘉興府志》卷八二，光緒刊本，第68頁下—69頁下)都實行過計口食鹽制度。籠統地說“浙右大都……未嘗以口計也”，自然是不確切的。

[94] 《元史》卷九七，《鹽法》，第23頁上。

[95] 由《永樂大典》卷一一九○七，《廣字部》轉引，中華書局影印本，第200冊，第60頁上。

[96] 《元史》卷一八，《成宗紀一》，第9頁下。

[97] 姚燧：《江東宣慰使珊竹公神道碑銘》，《江蘇金石志》卷一九，江蘇通志局刊本，第49頁下。

[98] 《元史》卷九四，《鹽法》，第14頁。

[99] 《元典章》卷二二，《新降鹽法事理》，第32頁上。

[100] 《元史》卷四一，《順帝紀三》，第3頁上。

[101] 《元史》卷四一，《順帝紀三》，第4頁下。

[102] 柳貫：《嘉興鹽運分司紀惠頌》，《柳待制文集》卷九，第24頁。

[103] 《元典章》卷二二，《設立常平鹽局》，第23頁上—25頁上。

[104] 《元史》卷九七，《鹽法》，第5頁下。

[105] 《元史》卷九七，《鹽法》，第5頁。

[106] 劉敏中：《益都路總管李公去思碑記》，《中庵集》卷二，第3頁上。

[107] 世祖晚年(至元二十六—三十年間)，全國鹽產為一百七十余萬引(見第一部分第一節)，此時鹽價為每引中統鈔一錠，鹽課收入應為一百七十余萬錠。至元二十九年，“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元史》卷一七，《世祖紀一四》，第14頁上)。以此計算，鹽課占“天下所入”57％—60％左右(我認為這里所謂“天下所入”并非全部財政收入，而是財政收入中的錢鈔部分，不包括實物。從下面元中葉的數額可以證明這一點)。元中期的財政收入只有文宗天歷二年有記載，計鈔九百二十七萬七千八百錠，糧一千余萬石，此外有幣帛、金、銀、絲綿等項(《元史》卷三四，《文宗紀二》，第25頁上)。同一時期鹽課收入為七百六十六萬余錠(《經世大典序錄·鹽法》，《國朝文類》卷四○，《四部叢刊》本，第21頁上)，鹽課應為財政收入中錢鈔部分的十分之八左右。

日本井ノ崎隆興說：“至元二十六年度鹽課二百萬錠，和至元二十九年的總歲辦額相比，占67％強。……到元中期以后，鹽課收入常占財政收入的七八成，這是可以斷定的。”(《元代の竹の專賣とその施行意義》，前引雜志，第146頁)從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他的結論是不很準確的。

[108] 參看本文第一部分第一節：《鹽業生產的一般情況》。

[109] 《元史》卷九四，《鹽法》各有關記載。

[110][113][118] 王沂：《傅夢臣淮漕使遺愛詩》，《伊濱集》卷一，《四庫珍本叢書》本，第16頁上。

[111] 《元史》卷九七，《鹽法》，第24頁下。

[112] 《元史》卷一七六，《謝讓傳》，第12頁上。

[114] 陳旅：《運司副使東潁李公去思碑記》，《兩浙鹽法志》卷二九，第19頁上。

[115] 貢師泰：《送朱元賓赴南靖縣尹序》，《玩齋集》卷六，清乾隆刊本，第9頁上。

[116] 陸居仁：《運司判官戴官章德政碑記》，《兩浙鹽法志》卷二九，第23頁下—24頁上。

[117] 楊維楨：《兩浙鹽使司同知木八刺沙侯善奴碑記》，《東維子文集》卷二三，《四部叢刊》本，第1頁上。

[119] 王冕：《傷亭戶》，《竹齋詩集》卷一，清嘉慶諸暨王氏刻本，第10頁下。

[120] 楊維楨：《送蘆瀝巡檢范生序》，《東維子文集》卷四，第4頁上。

[121] 《元南臺備要·建言鹽法》，《永樂大典》卷二六一一，中華書局影印奉，第32冊，第4頁下。

[122] 郭五常：《憫灶丁》，《山東鹽法志》附編，清嘉慶刊本，第40頁上。

[123] 《元史》卷九七，《鹽法》，第18頁下。

[124] 《元史》卷九七，《鹽法》，第24頁下。

[125] 《元史》卷一○，《世祖紀七》，第11頁下。

[126] 葉子奇：《克謹篇》，《草木子》卷三上，中華書局，1959年，第53頁。

[127] 吳海：《故翰林直學士林公行狀》，《聞過齋集》卷五，《嘉業堂叢書》本，第5頁下。

[128] 《洪武實錄》卷二○，江蘇國學圖書館影印本，第6頁上。

[129] 姚桐壽：《樂郊私語》，《學海類編》本，第17頁下—18頁下。

[130] 楊果：《繆氏二賢祠記》，《兩淮鹽法志》卷五四，第26頁上。

[131][132] 《元史》卷九四，《鹽法》，第9頁上。

[133] 《元典章》卷二二，《設立常平鹽局》，第23頁上。

[134] 葉知本：《減鹽價書》，《兩浙鹽法志》卷二七，第10頁上。

[135] “長兒五歲方離手，小女三周未能走，社長呼名散戶由，下季官鹽添兩口。”(王冕：《江南婦》，《竹齋詩集》卷二，第10頁上)

[136][138] 《大德昌國州志》卷三，《食鹽》，第6頁下。

[137][140] 劉敏中：《益都路總管李公去思記》，《中庵集》卷二，第3頁上。

[139] 黃溍：《中興路石首縣尹曹公墓志銘》，《黃學士文集》卷三三，第6頁下。

[141] 蔣易：《送韓士敏從尚書行部還朝序》，《鶴田文集》卷下，北京圖書館藏鈔本，第9頁上。

[142] 《元史》卷九七，《鹽法》，第13頁下—14頁上。

[143] 鄭元祐：《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高昌普達實立公墓志銘》，《僑吳集》卷一二，明弘治刊本，第14頁下。

[144] 《元史》卷九七，《鹽法》，第23頁。

[145] 朱德潤：《平江路問弭盜策》，《存復齋續集》，《涵芬樓秘籍》本，第40頁下。

[146] 陳椿：《熬波圖·各團灶舍》，第2頁上。參看《元典章》卷二二，《新降鹽法事理》，第32頁下—33頁上。

[147] 世祖中統年間，令各地設巡禁私鹽軍(《元史》卷五，《世祖紀二》，第12頁上)，平南宋后，在江淮一帶設置了一支五千人的巡鹽軍(《元典章》卷二二，《鎮守軍人兼巡私鹽》，第59頁)。成宗時江浙以船五十艘，水工千三百人，沿海巡禁私鹽(《元史》卷一九，《成宗紀二》，第6頁)。此外，各地鎮守的軍隊，地方上的弓手，都有緝拿私鹽的職責。

[148] “諸犯私鹽者，杖七十，徒二年，財產一半沒官”(《元史》卷一○四，《食貨》，第1頁上)。按：元代私鹽，“不計斤兩”，一體處刑，與唐、宋之制不同。后來明代繼承了元制而又加重，見沈家本：《鹽法考》，《沈寄簃先生遺書》，1929年刊本，第9頁。

[149] 王崇武先生將鹽徒、鹽丁混為一談(《論元末農民起義的發展蛻變及其在歷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歷史研究》1954年第4期，第96頁，注⑤)，這是不準確的。元代官私文獻中都將兩者嚴格區分開來，前者指私鹽販，后者指鹽業勞動者。

[150][152] 《元南臺備要·建言駝贓馬匹》，《永樂大典》卷二六一一，中華書局影印本，第32冊，第14頁下。

[151] 《元典章》卷二二，《私造酒曲依匿科斷》，第68頁下。

[153] 《元南臺備要·建言鹽法》，《永樂大典》卷二六一一，中華書局影印本，第32冊，第6頁上。

[154] “而私鬻盜販者，皆猾民豪室”。(王沂：《送李舜舉轉運判官序》，《伊濱集》卷一五，第19頁上)

[155] 王棉：《紹興讞獄記》，《王忠文公集》卷八，《金華叢書》本，第34頁上。

[156] “鄉鄰有以阻饑而與旁縣民私鬻鹽者，類輩數十百人。”(蘇伯衡：《韓君墓志銘凈，《蘇平仲文集》卷一三，《四部叢刊》本，第15頁下》

[157] 《福寧州謠》，《元詩選》癸集，壬卷下，清康熙刊本，第35頁下。

[158] 《元典章》卷二二，《私造酒曲依匿科斷》，第68頁下。

[159] 王逢：《憂傷四首》，《梧溪集》卷二，《知不足齋叢書》本，第42頁下。

[160] 劉基：《感時述事十首》，《誠意伯文集》卷一三，《四部叢刊》本，第33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