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賦稅，主要有二項，一是稅糧，一是科差。

在我國封建社會，農業是主要的生產部門。因此，糧食是封建國家用賦稅形式向編戶齊民征收的主要物資。元代的稅糧，就是指以征集糧食為主的稅收；其項目在南北有所不同，北方是丁稅和地稅，南方則是夏、秋二稅。

元代稅糧制度是很復雜的，不僅南北異制，而且官、民田也有所不同。此外，有關的一些文獻資料的記載存在不少錯誤，也增加了了解這項制度的困難。本文對這個問題作初步的探索，特別著重于對《元史·食貨志·稅糧》(這是關于元代稅糧制度最基本的史料)的記載作必要的考辨和補充。目的是想通過對這一制度的解剖，從一個側面來說明元代的社會經濟和階級關系狀況。

一 北方的稅糧制度

元代北方的稅糧制度，分為丁、地稅兩種。《元史·食貨志》敘述北方稅糧之法，大體如下：

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戶科粟二石。后又以兵食不足，增為四石。至丙申年，乃定科征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征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

[中統]五年，詔：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儒人，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軍、站戶除地四頃免稅，余悉征之。……

[至元]十七年，遂命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參戶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稅。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

上面幾段記載，帶給我們一連串問題。歸結起來，集中到兩個問題上。一個是民戶到底負擔什么稅?另一個是，丁、地稅的稅額到底是多少?

先討論第一個問題：民戶負擔什么稅?

元代戶籍問題十分復雜。封建國家按不同的職業以及其他某些條件，將全體居民劃分為若干種戶，統稱諸色戶計。各種戶對封建國家承擔的封建義務各有不同，例如，軍、站戶主要服軍、站役，鹽戶主要繳納額鹽，其他賦役就可以得到寬免或優待。儒戶宣揚孔、孟之道，各種宗教職業戶宣揚天命論，對維護統治秩序有用，在賦役方面也得到優待。因此，戶、地稅對各種戶來說是很不相同的。從《元史·食貨志》的敘述來看，有幾種情況：

(1)工匠、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儒人等，都是“驗地”，也就是按占有的地畝數，繳納地稅。

(2)軍、站戶占有土地在四頃以內可以免稅，四頃以上要按超出的數額繳納地稅。

(3)官吏、商賈“驗丁”，即按每戶成丁人數繳納丁稅。元代法定的成丁年齡沒有明確記載，估計可能是十五歲①。

以上幾種情況，交代的比較清楚。但是，對于占居民大多數的民戶應該繳納什么稅，記載卻是含糊不清的。太宗丙申年(1236)的規定，既說“驗民戶成丁之數”收稅，則應是民戶負擔丁稅。可是接著又說：“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征焉。”則民戶納的應為地稅(以牛具計數，是按地征稅的變種)。上面兩種說法顯然是矛盾的。下文還有一段：“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這兩句話常被人們引用作為元代北方稅糧的原則。但只要認真一想，就會產生許多問題：“少”和“多”的標準是什么?如果“丁”“地”二者都“多”或都“少”又怎么辦?像這樣奇怪的沒有統一標準的稅制，在我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從來沒有過，而且事實上也絕不可能行得通。

《元史·食貨志》是根據元代政書《經世大典》節錄而成的。《經世大典》早已散佚②，無法窺見原文。我們只能根據元代其他記載，對北方民戶的稅糧負擔問題，作一些探索。

元末，危素曾不止一次談到南、北賦役原則的差別。他說：“大抵江、淮之北，賦役求諸戶口，其田(南)則取諸土田。”又說：“國朝既定中原，制賦役之法，不取諸土田而取諸戶口，故富者愈富，貧者愈貧。”③南方賦役是按土田征收攤派的，北方賦役則是按戶口征收攤派的。這是元代南、北賦役根本差異之所在(當然，這里是指占人口大多數的民戶說的)。

元秦定帝泰定元年張珪等人的奏議，說的也是一樣：

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鐵木迭兒為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并科糧。又以兩淮、荊襄沙磧作熟收征，徼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征丁稅，其括勘重并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稅，悉除之④。

北方原來只征丁稅(前面危素所說的“取諸戶口”，實際上就是指的丁稅)，中期以后，雖有變化，亦僅限于兩淮、河南括勘所得田土。正因為民戶已征丁稅，而括勘田土又征地稅，故張珪等稱之為“重并稅糧”，主張“除之”。

除了上面幾條材料外，我們還可以找到一個有力的旁證。太宗丙申年詔令全文已不可見，但保留下來的文字中有一句話，說是“依仿唐租庸調之法”⑤。唐代租庸調，正是按丁征收的。

既然北方民戶負擔的是丁稅，那末，為什么《元史·食貨志》的記載，會如此混亂呢?原來，元代北方各種戶的丁地稅負擔各不相同，早已造成了很大混亂，以致當時有很多人已不很了然了。請看元代前期的官僚胡祗通的敘述：

近為民戶張忠買到軍戶王贊地二頃五十畝，又令張忠重納重稅事。……地一也，而曰軍地、民地；稅糧一也，而曰丁糧、地糧；是蓋因人以立名，因名以責實，因人以推取，義例甚明。當丁稅者不納地稅，當地稅者不納丁稅。自立此格例以來，未有并當重當者也。

近年以來，破壞格例。既納丁糧，囚買得稅之地，而并當地稅。或地稅之家，買得丁糧之地，而并納丁糧。如此重并，府、司屢申，終不開除，反致取招問罪。不惟案牘繁亂，名實混淆，軍民重并，使國家號令不一，前后失信。……

所以名曰丁糧、地糧者，地隨人變，非人隨地變也。今日隨地推收，先自先(當作食)言。合曰丁糧、地糧，隨人推收，則不待解說而事自明白，政自歸一。民賣與軍地，除四頃之外，納地稅；軍賣與民地，不問多寡，止納丁糧。豈不簡易⑥。

胡祗通是一個精明強干的地方官，他這篇文字很重要，幫助我們弄清了如下問題：(1)根據元朝政府規定的格例，當丁稅者不納地稅，當地稅者不納丁稅；軍戶地在四頃以上納地稅，四頃之內免，民戶只納丁糧。這和上面我們所得出的結論完全一致，說明所謂“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是不正確的。(2)由于只納丁糧的民戶和只納地稅的軍戶(還有其他戶)之間相互買賣土地，因而在征收稅糧時出現了混亂和糾紛，往往同一戶并納二者。元世祖忽必烈時如此，到了后來，一定更加混亂。(3)由于格例遭到破壞，“案牘紊亂，名實混淆”，以登錄案牘為主要內容的《經世大典》，肯定也是混亂的。明初《元史》的編者，都是一些南方的文人，還有一些理學家，他們對元代制度(特別是北方)本來就不很清楚，對《經世大典》的文字任意刪削，于是就在《元史·食貨志》中留下了許多矛盾牴牾之處。

為什么元代北方民戶稅糧采取按丁征取的辦法?原因很簡單。在連年戰亂以后，北方農業勞動人手大大減少了，地廣人稀。農業生產普遍采取廣種薄收的辦法，每個勞動力耕地往往達百畝之多⑦。在這種情況下，控制勞動力的意義更為突出。所以統治者采取按丁的辦法。

第二個問題：丁、地稅的稅額是多少?

先說地稅。《元史·食貨志》沒有說太宗丙申年(1236)的地稅數額是多少。據有的記載說，丙申年規定，“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⑧中統五年(即至元元年，1264)，改為白田每畝三升，水田每畝五升。到了至元十七年(1280)，干脆連水田和旱地的區別也取消了，地稅每畝三升。元朝政府逐步取消了地稅的等級差別，主要是因為在地廣人稀、廣種薄收的情況下，劃分土地等級，意義不大，不如采取一個平均數，較為簡便易行。

再說丁稅。丁稅在北方稅糧中所占比重較地稅大得多。《元史·食貨志》的有關記載好些是不清楚或過于簡略的，需要加以說明，有的還要訂正。

《元史·食貨志》說：“初，太宗每戶科粟二石。后以兵食不足，增為四石。”但均未言具體時間。據《元史·太宗紀》：“(元年)命河北漢民以戶計出賦調，耶律楚材主之。”則確立以戶征稅原則，在太宗元年(1229)⑨。戶科二石，亦應在此時．又太宗五年(1233)詔令，沿河置立河倉，“其立倉處，差去人取。辛卯(三年)、壬辰(四年)年元科州府每歲一石，添帶一石，并附余者撥燕京”⑩。“每歲一石，添帶一石”，即增一倍。可知戶稅由二石增為四石，應即太宗五年之事。當時南宋派到北方的使節，也提道：“米則不以耕稼廣狹，歲戶四石。”⑾

太宗六年(1234)，蒙古政權在北方括戶口。太宗八年(1236)，在括戶基礎上，“始定天下賦稅”⑿。《元史·食貨志》說，這一年“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可見，從這一年起，按戶征稅糧變成了按丁征取。

但是，《元史·食貨志》這一段記載，卻有值得討論的地方。原來每戶粟四石，現在改成每丁粟一石。如果每戶平均四丁，那末丙申年前后稅額相當。但是，每戶平均四丁的現象，在我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從未出現過。而根據這次括戶的統計，平均每戶五口強⒀，除去老幼和婦女，絕不可能每戶平均四丁，只可能有兩丁左右。這樣，只有兩種解釋，一是蒙古統治者減輕了剝削，另一是記載有錯誤。前一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蒙古統治者在控制中原后，千方百計進行搜刮，哪里有自動減輕剝削之理．因此，只可能是《元史·食貨志》的記載有問題。估計，“每丁歲科粟一石”應是“粟二石”之誤。因為：后來忽必烈時代丁稅就是粟二石[詳見下文]；再者，以每戶二丁計，一丁二石，正好與原來一戶四石相當。

又，“驅丁五升”，亦疑有誤。元代賦稅通常以驅口為良人的一半。丙申年的規定不應相去如此之遠。此外，當時北方農業生產中大量使用奴隸，如果對驅丁(奴隸)征稅如此之低，勢必大大影響蒙古政權的財政收入。估計，“五升”應為“五斗”。

丙申年規定中的“新戶”，系指蒙古滅金后由河南遷到河北各地的民戶而言。他們顛沛流離，生活很不安定。蒙古政權為了誘使他們定居下來，所以在賦役方面暫時有所放寬。太宗十年(1238)六月二日的“圣旨”中提到的民戶，也有新戶、舊戶之分。建立站赤時，“舊戶二百一十七戶四分著馬一匹，新戶四百三十四戶八分著馬一匹；舊戶一百九十六戶二分著牛一頭，新戶三百三十八戶四分著牛一頭。”⒁新戶的負擔為舊戶的一半。由承擔站赤牛馬的情況，可以推知“新戶丁驅半之”的記載是正確的。

《元史·食貨志》中關于至元十七年戶部諸例的敘述中，提到“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也是有問題的。估計亦應為二石之誤。我們的根據是：

(1)文中說：“減半科戶每丁粟一石。”既云減半科戶，則其丁稅自應為全科戶之半。由減半科戶的稅額可以推知全科戶丁稅應為二石。

(2)文中列舉新收交參戶每年遞增丁稅數，除第二年脫漏(疑應作一石)，自第三年至第五年，每年遞增二斗五升。據此數推算，則第六年人丁稅時，應為二石。

(3)文中云：“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而據《元史·桑哥傳》：“協濟戶十八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輸半賦。”協濟戶“半賦”為一石，則全賦為二石無疑。

(4)延祐七年(1320)的中書省咨文，其中說：“腹里漢兒百姓無田地的每一丁納兩石糧，更納包銀、絲線有。”⒂包銀、絲線屬于科差。這篇咨文明確指出了丁稅為兩石，和上面的分析完全一致。

總之，我們的結論是，蒙古政權先以戶定稅，每戶稅糧開始為二石，不久增為四石。太宗丙申年起，改為以丁定稅，稅額為每丁粟二石，驅丁、新戶一半。

在討論北方稅糧制度時，還必須討論一下窎戶的問題。《元史·食貨志》載：“至元三年，詔窎戶種田他所者，其丁稅于附籍之郡驗丁而科，地稅于種田之所驗地而取。”政府專門為之頒布詔令，說明窎戶的數量是不少的。

窎戶的涵義是什么?這個問題從來沒有人討論過。窎戶亦稱窎居人戶，指的是離家到他鄉生活的民戶。上引至元三年詔書中所謂“附籍之郡”，指窎戶的本貫，即戶籍所在地；“種田之所”，即窎戶現在生活勞動的地方。在當時，這種情況有時也稱之為僑寓、客戶等。山東益都元代《駞山重建昊天宮碑》的碑陰，有“管寧海州窎戶崔千戶”一名⒃。這個崔千戶管理的就是本貫寧海州、現窎居益都的人戶。

武宗至大三年(1301)的一個賑濟災民的文書中說：“亦有窎居人戶正名下曾申告災傷賑濟，其各管頭目人等，代替申報，各州縣并不照勘取問，便行移文元籍官司倚除。”元朝政府認為這樣不妥，決定“今后……窎居者亦依上例，令各戶親赴見住地面官司陳告，體復保勘是實，各用勘合關牒，行移原籍官司，以憑查勘移除”⒄。以這份文書和《元史·食貨志》中有關窎戶的記載相對照，就很容易理解。“見住地面”即《元史·食貨志》中的“種田之所”，“原籍官司”即“附籍之郡”。而“各管頭目人等”即上述《昊天宮碑》中的崔千戶之類．這份文書說明，一直到元代中期，仍有窎戶之稱，而且繼續采取另行設官管理的辦法。

《元史·食貨志·稅糧》中說，“其(窎戶)丁稅于附籍之郡驗丁而科，地稅于種田之所驗地而取”。這樣的說法含糊不清，容易使人誤會窎戶既納丁稅又納地稅。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窎戶中也有各種不同的戶計，規定應納丁稅的戶計(如民戶)，因為戶籍在本貫，所以丁稅在原籍交納；規定納地稅的戶計(如軍、站戶等)所種土地在見住地面，所以地稅要“于種田之所驗地而取”。上舉賑濟災民的文書規定窎戶受災，由見住地面官府行移原籍官府倚除，正好說明窎戶一般均是納丁稅的民戶，他們要在原籍繳納稅糧。

上面我們討論的是元代北方的正額稅糧，實際上百姓的負擔決不以定額為止。《元史·食貨志·稅糧》說：“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則每石稅糧須加納七升。這也是官方的法定數。據胡祗通說：“鼠耗、分例之外，計石二、三可納一石谷”，而且都要“精細干圓”；到倉庫交糧時，“人功車牛，往反月余，所費不淺”。不僅如此，許多倉庫“并無厫房”，于是又強行“借之與民”，“秋成征還加倍”。經過這樣層層剝削的結果，“是國家常稅本該一石，新舊并征，計以加耗，而并納三石矣”⒅。忽必烈的親信謀士劉秉忠也曾提出“倉庫加耗甚重”，要求統一度量衡，以免上下其手⒆。正額之外的附加名目往往超過正額，這是封建賦稅制度的一種普遍現象。我們在研究封建賦稅制度以及勞動人民負擔時必須注意這個問題。

二 江南稅糧制度

元代江南稅糧之法，與北方大不相同。“取于江南者，曰秋稅，日夏稅，此仿唐之兩稅也。”北方的稅糧，包括丁稅和地稅；南方的稅糧，則專指土地稅而言。

江南兩稅之中，以秋稅為主。秋稅征糧，夏稅一般是按秋稅所征糧額分攤實物或錢。所以我們的討論就從秋稅開始。

秋稅每畝土地征收多少?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問題。《元史·食貨志》對此沒有記載。有的同志以為“江南田賦，也是每畝三升，與中原同”。并進一步推論：“宋代田賦，每畝遠在三升以上，今元代改為每畝三升，總是要比宋代輕得多。”⒇這種說法，是靠不住的。

我們試舉數例：

徽州路共一州五縣。其中歙縣田分四色，上田秋苗米三斗三升二合二勺三抄，休寧縣上田秋苗米二斗四升七合四勺八抄。祁門縣地分上、中、下、次下、次不及凡五色，上田秋苗米二斗一升六合一勺。黟縣田分五色，與祁門同，上田秋苗米九升七合二勺九抄。績溪上田秋苗米三斗五合六勺二抄。婺源地分六色，上田秋苗米一斗八升九合五勺八抄[21]。

鎮江田分四等：上、中、下、不及等。上等秋苗米每畝四升五合或五升，不及等秋苗米一升[22]。

婺州蘭溪“州凡十鄉，南鄉之田畝稅二升有畸，北鄉倍之”[23]。

常熟田土“悉以上、中、下三等八則起科”[24]。

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出：(1)元代江南并不存在統一的田賦稅額。地區之間，差別很大。同一地區內也有若干土地等級，承擔數量不等的秋糧。(2)有的地區秋糧稅額在三升之下，但也有不少地區，遠在三升之上，甚至有高達十倍者。因此，所謂江南每畝三升之說，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元代官方文書中說，江南“田地有高低，納糧底則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勻一般”[25]。這是符合江南實際情況的。宋代江南各地田土稅就很復雜，“元之下江南，因之以收賦稅，以詔力役”[26]，也就是說，元沿襲了南宋的制度，并沒有制定新的辦法。各地稅糧和宋代一樣，是很不一致的，有的低到一、二升，有的高至二、三斗。

其次，關于江南夏稅的問題。

《元史·食貨志·稅糧》云：“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余獨征秋稅而已。……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征江南夏稅之制，于是秋稅止命輸租，夏稅則輸以木綿、布、絹、絲綿等物，其所輸之數，視糧以為差。糧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文、一貫七百文。”

按，成宗元貞二年征科江南夏稅的決定，見于《元典章》卷二十四《戶部十·租稅》。為了討論方便，抄錄如下：

元貞二年九月十八日奏過事一件節該：江南百姓每的差稅，亡宋時秋、夏稅兩遍納有。夏稅木綿、布、絹、絲綿等各處城子里出產的物折做差發斟酌教送有來，秋稅止納糧。如今江浙省所管江東、浙西這兩處城子里，依著亡宋例納有，除那的外，別個城子里依例納秋稅，不曾納夏稅。江西的多一半城子里百姓每比亡宋時分納的如今納稅重有，謂如今收糧的斛比亡宋文思院收糧的斛抵一個半大有，若再科夏稅呵，莫不百姓根底重復么!兩廣這幾年被蘋賊作耗，百姓失散了有，那百姓每根底要呵，不宜也者。浙東、福建、湖廣百姓每夏稅依亡宋體例交納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欽此。

關于夏稅，有三點需要考辨。

(1)江西有無夏稅?據陳垣先生校改，上面所引《元典章》文書中，“江西”系“江南”之誤。有的同志由此立論道：“不征夏稅者應指所有用現行斗斛納糧之處，并不專指江西各地。”[27]其實，陳垣同志這條校改是否可信，很值得懷疑。第一，《元典章》文書中明言元貞二年起浙東、湖廣、福建三地起征夏稅；《元史·成宗紀二》亦云：“征浙東、福建、湖廣夏稅。”兩者完全一致。江西并不在起征之列。如將“江西”改成“江南”，那末，“浙東、湖廣、福建”都應包括在“江南”之內，這樣，全文前后顯然是講不通的。第二，有一份材料可以和《元典章》文書相印證，那便是方回的《紹興路嵊縣尹佘公遺愛碑》[28]。碑文說：“元貞二年丙申秋下車。越歸職方二十一年矣，未科夏稅。上司科夏稅，自明年丁酉春始。公建言：□(都)省咨，元行初江西以省斛，較文思院斛，民多納米叁斗奇，故免夏稅。”都省即中書省，“都省咨”應即《元典章》所載奏章。據此可知確為江西無疑。也就是說，江西在元貞二年增加夏稅的命令中，仍屬于免征之列．此外，兩廣也免征。除了原來已納夏稅的江東、浙西外，這一次在浙東、福建、湖廣三地增征夏稅。

這里需要說明一下省斛和文思院斛的比例大小問題。《元史·食貨志·稅糧》說：“其輸米者止用宋斗斛，蓋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所謂“宋斗斛”就是文思院斛，它的一石相當于省斛七斗。元代江南多數地區都是用文思院斛征收稅糧的，例如，《大德昌國州志·田賦志》所載秋糧額，有文思院斛數，有省斛數，其折合就是這個比例計算的。《至正金陵新志·賦稅》也說：“米用文思院斛，當今七斗。”但也有些記載，如《至順鎮江志》說，文思院一斗五升折合省斛一斗，一石折合省斛六斗多。前面所引元貞二年征收秋糧文書中所說“此亡宋文思院收糧的斛抵一個半大有”，以及方回文中所說“多納米叁斗奇”，顯然是后一種折算比例。看來，這兩種折算比例都是存在的，分別在不同地區使用。從上面所引一些元代方志記載來看，江東(金陵，即南京)、浙西(鎮江)、浙東(昌國州)輸納稅糧都以文思院數折合省斛數，但折合比例略有不同。只有江西多數地區則不加折算，按文思院斛原額用省斛征，這樣，實際上已多征了三分之一，所以才獲免夏稅。

(2)夏稅按什么標準征收?征收哪些東西?

對這個問題可以分兩類地區進行討論。一類是原來就征收夏稅的地區，即江東、浙西。夏稅大體上是按南宋原有辦法征收的，一般是按土地等級攤派實物，如《至順鎮江志·賦稅》載，鎮江“上等、中等者田則夏有綿，……地則夏有絲、綿、大小麥”。有的地區還征布[29]。也有些地區實物折合成錢，如徽州因為“絲、綿實非土產”，經過批準，“每歲絲、綿折納輕赍寶鈔”[30]。

另一類是元貞二年起征夏稅的地區，即浙東、福建、湖廣。元朝政府規定，也是“依亡宋體例交納”。為了確定各地的夏稅額，元朝政府還下令“追尋亡宋舊有科征夏稅版籍志書一切文憑，除文思院斛抵數準納省斛及已科夏稅外，但有未科去處，自元貞三年為始照依舊例比數定奪科征，務要均平。[31]

但是，在根據宋代記載定奪夏稅時，到處都存在實物與貨幣的折價問題。宋代的物價與元代物價不同，折算起來，到底以什么為據，大有上下其手的余地。以浙東紹興路為例，方回《嵊縣尹佘公遺愛碑》[32]中說：

上司科夏稅自明季丁酉春始。公建言：……絹壹匹該米叁斗奇，準時價中統鈔可兩貫奇。亡宋景定四年癸亥內批，以越罕蠶，夏絹壹匹折納十八界會拾貳貫，永遠為例。故碑具存。時十八界會壹貫準銅錢貳伯伍拾文，拾貳貫計銅錢叁貫。向者欽奉先皇帝圣旨：亡宋銅錢叁貫準中統鈔壹貫。今欽奉圣旨浙東等處夏稅依亡宋例交納，則絹每匹合準中統鈔壹貫爾。……省割下，酌公請，越夏絹壹匹準中統鈔兩貫，它郡率三貫。

宋代征夏稅曾以實物(絹)折會子(紙鈔)，當時的實物(絹)、會子、銅錢之間有一定的比例關系，即絹一匹＝十八界會子十二貫＝銅錢三貫。元初，又規定銅錢三貫等于中統鈔一貫，亦即絹一匹等于中統鈔一貫。但是到了元貞二年，這個比例關系隨著物價的上漲遭到了破壞，絹一匹時價中統鈔二貫多。要重征夏稅時，就發生了問題。這個官員主張按元初的比例征收，元朝政府當然不肯吃虧。結果是，對這個官員所在的紹興地區作了點照顧，夏稅絹一匹折合鈔二貫，其他地區折合鈔三貫。這正好說明，在大多數地區，實際上元代所征夏稅比宋代要重。

在有些地區，還實行按秋糧定夏稅的辦法。如浙東慶元路所屬昌國州，“至大德元年(元貞三年改)，始以民苗為數，每石征中統鈔三兩，以為夏稅焉”[33]。這種辦法似乎是按秋稅糧額決定夏稅額的，它與宋代夏稅之間的關系，尚不清楚。當時昌國州官價米一升鈔六分半，一斗應為六錢五分。三貫合米四斗六升強。秋糧每石征夏稅錢三貫，則夏稅約相當于秋糧的一半。

(3)關于湖廣門攤和夏稅關系問題。《元史·食貨志·稅糧》說：

初，阿里海牙克湖廣時，罷宋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余錠矣。

大德二年，宣慰張國紀請科夏稅，于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詔罷之。

三年，又改門攤為夏稅而并征之，每石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為差重云。

按，中原所謂“門攤”，系指征稅時按戶攤派之意。如中統五年(即至元元年，1264)五月中書省奏準宣撫司條款中云[34]：

今年照勘定合科差發總額，府科與州，驗民戶多寡，土產難易，以十分為率，作大門攤均科訖。

《元典章》卷廿二把“門攤”列于“雜課”一門，其中所載至元廿九年(1292)湖廣行省札付中說：“每戶一年滾納門攤課程一兩二錢”，“驗各家實有地畝均科，許令百姓自造酒醋食用。”顯然，湖廣門攤也是按戶攤派之意，攤派時按各戶實有地畝數“均科”。征收門攤是作為“許令百姓自造酒醋食用”的代價，換言之，就是一種酒醋稅。因此，它與夏稅之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此后的一些記載也完全證明這一點。大德五年(1301)九月，“江陵、常德、澧州(均屬湖廣)皆旱，并免其門攤酒醋課。”大德六年(1302)三月，“以旱、溢為災，詔赦天下，……江淮以南夏稅、諸路鄉村人戶散辦門攤課程并蠲免之”[35]。大德十一年(1307)七月，“江浙水，民饑。詔賑糧三月，酒醋門攤課程悉免一年。”[36]又，延祐六年(1319)元朝政府討論私酒處理辦法時，曾引用湖廣行省常德路的申文：“酒醋課程，散人民間恢辦，諸人皆得造酒。有地之家納門攤酒課者，許令造酒食用。”中書戶部同意這種“認納門攤，許令釀造飲用”的辦法[37]。可見，門攤就是酒醋課，這是不成問題的。而且，門攤并不限于湖廣，江浙也有。另外，有一點需要注意，上所引“(大德)三年又改門攤為夏稅而并征之”的說法是不可信的，在此以后，門攤仍然存在。如前所述，湖廣夏稅，應該是元成宗元貞二年決定、次年起征的，此后夏稅與門攤并存。

上面所講的是江南夏稅的一般情況，還需要指出的是：(1)元代江南兩稅不斷加重。元朝政府在延祐七年(1320)下令：“凡科糧一斗上添答二升”，即增加百分之二十[38]。(2)和北方一樣，繳納稅糧時，要加以鼠耗分例，“江南民田稅石，依例每石帶收鼠耗、分例七升”[39]，以鎮江為例，“秋租正米十一萬七千余石，鼠耗米為五千三百余石”。實際上，要繳納稅糧的各種額外支出，名目繁多，決不限于鼠耗分例七升。如湖南郴州，“受納秋糧，石加五斗”[40]。(3)繳納兩稅時，豪強地主可以少交甚至不交，他們欠下的份額就由官府強行轉加到農民頭上，如浙西平江(蘇州)，交稅糧時，“初限皆細民，其輸糧也石加五、六斗不能足。豪右至末限，什僅納二、三，卻用細民多輸者足之”[41]。因此，南方一般農民的稅糧負擔，比法定的數額要大得多。“前年鬻大女，去年賣小兒；皆因官稅迫，非以饑所為。”[42]稅糧“科征之際，枷系滿屋，鞭笞盈道，直致生民困苦，饑寒迫身”，殘酷的賦稅剝削，把廣大勞動人民逼得無法再照舊生活下去，或者死亡，或者逃亡，更多的則走上了反抗的道路[43]。 三 官田稅糧

上面所說南、北稅糧制度，都是就民田而言的。現在我們來討論元代官田的稅糧制度。

《元史·食貨志·稅糧》云：

其在官之田，許民佃種輸租。江北、兩淮等處荒閑之地，第三年始輸。大德四年，又以地廣人稀，更優一年，令第四年納稅。

凡官田夏稅皆不科。

按，江北、兩淮荒田召募開耕之法，見至元二十二年(1285)九月詔令，其中規定：“若有前來開耕人戶，先于荒閑地土內驗本人實有人丁，酌量標撥，每丁不過百畝”；“三年外依例收稅”[44]。《元史·世祖紀十》記此事，亦云“免稅三年”，則應是第四年起科。但大德四年(1300)十月詔令：“江北系官荒田，許給人耕種者，原擬第三年收稅；或恐貧民力有不及，并展一年，永為定例。”[45]《元史·成宗紀三》同。則似在至元二十二年后，已將“三年外依例收稅”改為第三年起科，但后來又改了回去。

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朝政府招募農民開墾耕種江南官府“荒蕪田土”[46]。二十五年(1288)正月規定，耕種江南公田荒閑田地，“第一年不要地稅，第二年要一半，第三年……三停內交納二停。種的百姓每根底不交當別個雜泛差役”[47]。其收稅之法比起江北、兩淮來，有所不同。

官田的所有者是封建國家，租佃者便成了國家的佃戶。因此，官田的地稅，不同于民田的地稅，實際上是一種地租。

除了荒閑田土之外，還有另一類官田，在《食貨志·稅糧》中卻被忽略了。那便是兩浙特別是浙西一帶的官田，多數是比較好的土地。它們是宋、元兩代通過沒收罪人的資產和向民間強行收購等方式得來的。例如有宋末年賈似道行公田法，在浙西六郡強行收買民田三萬五千余頃，后來雖曾退還民間，但到元代仍被收為官田[48]。元成宗沒收浙西豪門朱清、張碹的田土，每年稅糧即達十余萬石[49]。這一類官田的總額雖不可知，但僅鎮江一地即達九千余頃，為全部田土的四分之一強[50]；而平江、松江等地官田數更遠在鎮江之上。由此也足以推知官田為數之巨了。

兩浙官田，有的由地方官府管理，有的由元朝政府設立專門機構如江浙財賦都總管府、江淮財賦都總管府等管理。官田土地有的直接租給農民，有的由官僚豪強承佃，再轉租給農民。例如松江大地主瞿霆發家，有“當役民田二千七百頃，并佃官田共及萬頃”[51]，足見其包佃官田達七千余頃之多。

這類官田的稅糧就是地租，通常都照入官前租額起科，為土地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惟豪民私占田取其什之五以上，其矣其不仁也。而近世公田因之，亦十五以上。”[52]浙西官田有的每畝“歲納稅額須石半”[53]；浙東上虞官田最高“畝歲輸谷二石二斗”[54]。所以當時有人說：“公租視民所輸且二十倍”[55]，確非虛語。和民田的情況一樣，官田稅糧交納時，同樣也加上許多額外的費用，例如鎮江官田，“畝納五斗之上，及至秋成，催租勾擾，赴倉送納，又有船腳、加耗、倉用，得米一石上下，方可輸納正米五斗”[56]。

還要指出的是，有的官田也要交夏稅，鎮江、湖州等地區江淮財賦總管府所轄官田就收征絲、綿、大麥、小麥等物作夏稅[57]。這也許是根據各類土地的出產物不同而征收不同的東西。這個問題還值得研究，但《元史·食貨志·稅糧》所說：“凡官田夏稅皆不科”，則肯定是不確切的。

官田租額很高，“輸納之重，民所不堪”[58]；而且“不問兇荒水旱歲”，都要如額征收[59]。當佃戶“終歲勤苦，盡田內所得籽粒，輸官不敷，拖及無納”時，官府便將其“父子妻女，累累禁系，枷扒拷打，抑逼追征，十戶九空”；使他們只好“將家業變賣無資產者賣子鬻妻。或棄生就死者有之，拋家失業者有之”。因此，浙西農民，“言及公田，孰不怨恨!言及公田，誰肯耕作!”[60]殘酷的封建剝削，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至于官僚地主包佃的官田，也交納地稅，但性質有所不同。這是他們與封建國家之間瓜分地租收入。在這些包佃人控制下的佃戶，要受雙重剝削，其遭遇之困苦，更是可想而知。 四 附論：代役田

《元史·食貨志·稅糧》最后談到助役糧問題：

泰定之初，又有所謂助役糧者，其法命江南民戶有田一頃之上者，于所輸稅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具書于冊，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費。凡寺觀田除宋舊額，其余亦驗其多寡，令出田助役焉。民賴以不困，因并著于此云。

按，助役糧又名義役，始自宋代。元代部分地區仍然施行。見于元朝政府法令，則自英宗至治三年(1323)四月始。《元史·英宗紀二》：

詔行助役法。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與。

可見“泰定之初”說法不確。原來民間義役之法，各地有所不同。有的是“分戶九等，各出助田若干，……每歲以三、兩戶應充里正、主首，即收義粟與之”[61]。有的是“眠物力之薄厚，各捐已橐，得錢七千五百緡為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贏，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常勿絕”[62]。助役法頒布后，不少地區都采取按比例抽田入官的辦法，有的地方“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于官，為受役者之助”[63]。有的地方達到“田畝什抽一以助役”[64]。

原來民間所行義役，無論田產或是錢，都掌握在地主豪強手里，他們可以從義役田的地租或義役錢的利息中得到很大好處。助役法推行之后，助役田由官府掌握，得到好處的主要是官吏。

助役田主要為了解決差役問題。里正、主首是元代差役的重要項目，元朝政府用差役的辦法來建立自己的基層政權組織。助役田就是元朝政府從經濟上加強其基層政權的一項措施。但助役田上的收入除交納二稅之外，按規定應專門用作津貼差役之用，并非封建政府的賦稅收入。因此，將它列入稅糧名下是不恰當的。

注釋：

① 當兵以十五歲為成丁，見《元史·兵志一》。工匠“拾伍歲已上為大口。”見《通制條格》卷一三，《錄令》。

② 部分篇目和各篇序錄保存了下來。

③ 《休寧縣尹唐君竅田記》，《危太樸文集》卷二。《書張承基傳后》，《危太樸文續集》卷九。

④ 《元史》卷一七五，《張珪傳》。

⑤ 《經世大典序錄·賦典·賦稅》，《國朝文類》卷四○。

⑥ 《丁糧地糧詳文》，《紫山大全集》卷二三。

⑦ 《匹夫歲費》，《紫山大全集》卷二三。

⑧⑿ 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國朝文類》卷五七。

⑨ 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記太宗六年(1234)，蒙古統治集團曾圍繞著是否“以丁為戶”展開激烈爭論，疑應為太宗元年事。

⑩ 《大元倉庫記》。

⑾ 彭大雅、徐霆：《黑韃事略》。按，徐霆至燕京，應在太宗七、八年之間。

⒀ “七年乙未，下詔籍民，自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戶八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

⒁ 《大元馬政記》，《經世大典·站赤》，《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六。

⒂ 《元典章》卷二一，《戶部七·錢糧》。又見《典章新集·戶部差發》。

⒃ 《益都金石記》卷四。

⒄ 《元典章》卷一七，《戶部三·戶計》。

⒅ 《論倉糧》，《紫山大全集》卷二三。

⒆ 《元史》卷一五七，《劉秉忠傳》。

⒇[27] 《元代賦役制度考略》，《文史哲》1958年第2期。

[21] 《嘉靖徽州府志》卷七，《食貨·元歲征之式》。

[22][48][56][60] 《至順鎮江志》卷六，《賦稅》。

[23] 胡翰：《吳季可墓志銘》，《胡仲子文集》卷九。

[24] 《嘉靖常熟縣志》卷二，《鄉都志》。

[25] 《元典章》卷二四，《戶部十·租稅》。

[26] 蘇伯衡：《覈田記》，《蘇平仲文集》卷六。

[28] 《越中金石記》卷七。

[29] 《吳興續志》，《永樂大典》卷二二七七，湖字門引。

[30] 《嘉靖徽州府志》卷七，《食貨·元歲征之式》。楊翮：《送李復之郡曹調寧國序》，《佩玉齋類稿》卷六。

[31] 元貞二年九月科征夏稅文書，見《元典章》卷二十四，《戶部十》。

[32] 《越中金石記》卷七。

[33] 《大德昌國州志》卷三，《敘賦·田糧》。

[34] 《元典章》卷二五，《戶部十一·差發》。

[35] 《元史》卷二○，《成宗紀三》。

[36] 《元史》卷二二，《武宗紀一》。

[37] 《元典章新集·戶部·酒課》。《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酒課》。

[38] 《元史·英宗紀一》。《元典章》卷二四，《戶部十·租稅》。

[39] 《元典章》卷二一，《戶部七·倉庫》。

[40] 黃溍：《參知政事王公墓志銘》，《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一。

[41] 鄭元祐：《前平江路總管道童公去思碑》，《僑吳集》卷一一。

[42] 王冕：《悲苦行》，《竹齋詩集》卷二。

[43] 朱德潤：《平江路問弭盜策》，《存復齋續集》。

[44][45][46] 《元典章》卷一九，《戶部五·荒田》。

[47] 《元典章》卷一九，《戶部五·種佃》。

[49] 王艮：《議免增科田糧案》，《嘉慶松江府志》卷二○，《田賦志上》。

[50] 《至順鎮江志》卷二，《田土》。

[51] 楊瑀：《山居新話》。

[52] 吳澄：《題進賢縣學增租碑陰》，《吳文正公文集》卷二八。

[53] 朱德潤：《官買田》，《存復齋文集》卷一○。

[54] 貢師泰：《上虞縣竅田記》，《玩齋集》卷七。

[55] 鄧文原：《刑部尚書高公行狀》，《巴西文集》。

[57] 《至順鎮江志》卷六，《賦稅》，《吳興續志》，《永樂大典》卷二二七七，《湖字門》。

[58] 吳師道：《國學策問四十道》，《吳禮部集》卷一九。

[59] 朱德潤：《官買田》。

[61] 陸文圭：《陸莊簡公家傳》，《墻東類稿》卷一四。

[62] 黃溍：《鄞縣義役記》，《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一○。

[63] 黃溍：《禮部尚書干公神道碑》，《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七。

[64] 鄭元祐：《長洲縣達魯花赤元童公遺愛碑》，《僑吳集》卷一一。